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學史概念，“20世紀中國文學”被賦予一種常態的時間意義，從而能夠包容更加豐富的內涵和更加復雜的文學形態。“新文學”和“現代文學”兩個研究階段①都含有強烈的排他性和斗爭性(“新文學”反對的是傳統的“舊文學”；“現代文學”含有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學”的屬性，排斥了特定政治立場下的“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文學)。但是，我們在現代化進程的基礎上構筑起常態的時間意義的“20世紀中國文學”，就是要避免各種排他性的內耗，搭建一個多層面的平臺，將各類不同觀念和形態的文學現象并置于同一個文學史平臺之上，比較客觀地來評價其價值得失，以此來闡釋20世紀文學發展中懸而未決的各類問題。

這當然只是一種理想的文學史狀態。現代文學的內在沖突是客觀存在的，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就是在排斥形形色色的舊文學的論戰中發生的，現代文學學科也是在維護“新文學運動—左翼文藝運動”的核心價值上建構起來的，現在要淡化歷史形成的鴻溝，把各種不同甚至對立的文學現象并置在一起給以客觀評價，必然會構成文學史敘述的困難。因此，如何克服價值觀互相矛盾的拼湊式的文學史敘述，建構新的文學史理論話語，是文學史寫作面對的最大挑戰。本文僅就20世紀中國文學史編寫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就教于方家，大致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

在晚清到民國的文學大潮中，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以及如何看待新文學傳統與整個20世紀文學的關系?

以往新民主主義革命為核心價值的文學史敘述中，“新文學運動—左翼文藝運動”具有毋庸置疑的權威性，它既是現代文學史螺旋型發展的起點，也是價值判斷的基本標準；“新文學運動—左翼文藝運動”對立面的文學，均受到排斥和批判，現代文學史敘事正是圍繞這些斗爭而展開的。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現代化進程逐漸成為文學史敘事的核心價值，晚清西學東漸思潮逐漸成為現代文學史的發生起點。海外漢學對于晚清接受西方影響的文學翻譯、通俗小說、戲曲改革以及其他各種現代文化因素，做了大量的有價值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在晚清到民初之間構成了新文學以外的另一個文學場域，它一直延續到抗戰以前的市民大眾文學和戰爭期間的淪陷區文學。這個文學場域與新文學場域之間存在著長期的沖突和互動，彼此消長，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雙翼并飛和諧發展，而是在不同審美觀念的沖突中向對方轉化，達成部分的融合。如：民國時期市民大眾文學②不僅繼承了晚清文學的許多現代性因素，而且也從新文學那里認同了反對強權、尊重人權等因素；而新文學在排斥通俗文學的同時，也努力采取大眾化的手段來吸引市民讀者。到了抗戰發生、民族危亡之際，新文學排斥通俗文學的傾向逐漸收斂，在民族形式討論以后，兩個文學場域達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在這樣一個從沖突到融合的過程中，新文學一方始終占據了話語主導權。這是不容懷疑的。

那么，當文學史敘述放棄了昔日的批判思維和斗爭模式，以客觀的態度把以往不見諸文學史或者僅僅扮演了被批判角色的某些文學現象，諸如傳統舊文學形式(舊體詩、文言文等)、市民大眾文學與新文學一起展示于現代文學史，人們不禁要問：新文學當初的斗爭意義在哪里?它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發展上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新文學運動與從傳統自然發展而來的文學現象構成了怎樣一種關系?這是本文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為此，本文先引入兩個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關鍵詞：先鋒與常態③。

“先鋒”，指的是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中產生先鋒意義的文學因素，首先是體現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先鋒文學是20世紀初的世界文學現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意大利首先出現未來主義(Futurism)文學思潮，后來又蔓延到俄羅斯；緊接著，法國出現了達達主義(Dadaism)、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等先鋒詩歌，德國出現了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的文學，等等。先鋒文學區別于19世紀末流行的后期象征主義(Symbolism)、唯美主義(Aestheticism)、頹廢派(Decadence)等文學思潮，更加強調對現實的批判和斗爭，企圖通過對文學自律的調整達到文學推動社會生活的目的。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先鋒文學不惜采用批判、否定傳統文化的強硬態度，以及夸張變形的現代藝術手法。先鋒文學的政治態度是激進的，往往自覺地與現實中的激進政治團體相結合，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在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進入成熟階段的特定環境中，西方的先鋒文學思潮必然是短暫的，它很快就發生分化，最激進的部分融入到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去。從中國20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政治環境來看，一方面是晚清激進主義革命余波的回蕩，另一方面是民國初年顢頇混亂、烏煙瘴氣的共和政治，兩者沖撞激蕩起思想文化領域的先鋒思潮，有其必然的原因。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包含了先鋒性的特征，它起先來自社會下層的激進主義思想，與主流政治團體和權力階層沒有太深的聯系，所以才能夠形成對社會政治的深刻批判和對傳統文化的全然否定。新文化運動又是不完全的先鋒運動，它的思想內涵具有復雜的知識淵源和文化背景，但是其主導思想，尤其是由此派生的新文學運動，體現在語言革命、文體形式革命以及思想內容的尖銳性和批判性，構成了先鋒文學的主要成分。

五四新文化的先鋒性決定了現代文學史發展進程不再是依據社會生活的現代化進程漸進演變，它是通過對自身處境的深刻反省和歷史追問，造成文化傳承的斷裂，從而把被認為是先進的外來文化揳入其間，建立起一個文化發展的新坐標。新文化運動中大量西方文化的輸入和引進，迅速改變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發展模式，同時也迅速改變了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模式，包括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一般社會主義思潮在內的西方先進文化直接推動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也推動了中國革命，使之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文學運動不僅普及了現代世界文化知識，而且以其自身的先鋒性，通過歐化語言改造了傳統中國人的語言模式和思維習慣；通過引進西方文學新形式，激活了現代漢語的表達和抒情能力，營造符合現代人精神需要的審美觀念；通過嶄新的為人生的文學內容，使文學批判與社會生活的進步緊密相關。文學不再是被動地因循社會變化而變化，而是走到了生活的前面，引領和推動社會進步，成為一面英姿颯爽獵獵作響的風旗。

新文學運動是由各種社會進步力量組合起來的統一戰線，它以先鋒性因素為核心，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樹立旗幟、引領風氣、推動進步，成為整個20世紀文學發展的核心力量。新文學的先鋒性因素與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學現象(也包括新文學自身的非先鋒性因素)的關系，構成一種先鋒與常態的關系。所謂“常態”的文學，也就是隨著社會生活發展而逐漸發生演變的文學現象，它包含了傳統文化因循沿革的傳承(如舊體詩詞、古典白話小說、文言文、駢體小說、傳統戲曲的改良等等)、相隨現代物質更新而出現的新文學形式(如電影、新劇、副刊、翻譯等等)、以及與大多數市民和農民的審美習慣相符合的通俗文藝，甚至包括這些文學所隱含的權力運作下的意識形態的宣傳。常態的文學是大多數人能接受的文學，常態文學的對象包含了多層面的接受者，常態文學也是多層面的，它的最高層面與新文學是同一的。這也就是說，新文學與作為一種先鋒的新文學運動還是有所區別的。新文學的核心是超前的先鋒文學，但它也包含了常態的文學因素，如新文學也追求大眾性和普及性，也有一部分新文學創作并不是那么激烈和超前，尤其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先鋒文學逐漸被社會的主流體制所接受，或者被都市時尚文化所容納，新文學的先鋒性漸漸地為大眾性所取代。這時候，要么出現更加激進的文學思潮來更新先鋒的意義——譬如左翼文藝運動，要么就使原先的先鋒因素消融于常態的大眾文學。永遠站立在先鋒立場上不斷擊進的大勇者終究是少數的先驅者，譬如魯迅。魯迅參與了20世紀上半葉的兩場文學先鋒運動，并且發揮了引領的作用。

常態文學表現出來的是文學的常態，它以多層面的形態出現于文學史。除了最高層面的常態文學屬于新文學的一部分(如市民文學的杰出代表老舍的小說，抗戰時期無名氏、徐訏的言情小說，淪陷區張愛玲的小說，以趙樹理為代表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小說等)外，大部分常態文學還是與新文學保持了距離，有的還相去甚遠。雖然在現代性框架下，各類文學都有可能展示于文學史體系的不同層面，但是從內涵來說，畢竟還是五花八門、百鳥齊鳴，豐富而復雜。民國都市通俗文藝和新媒體文藝(如電影廣播、報刊連載、說書、戲曲改編、連環畫等等)代表了市民大眾文化市場的主要產品，是常態文學的主體部分；在國統區和淪陷區(包括偽滿洲國、日據臺灣在內等地區)體現統治者權力意識的官方文藝也是常態文學的一個特殊層面；還有距離新文學更遠的如前清遺老遺少的舊文學創作(舊體詩詞、筆記小說等)，多樣的文學內容，構成了常態文學的多層面性，也決定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豐富復雜的多元形態。

20世紀前半葉，中國是一個后發展國家，在兩千年帝制被推翻、民國剛剛建立、民族資產階級利用世界大戰的機會努力發展資本主義的時候，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危機，其自身內部產生的社會主義思潮和現代主義思潮，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叛力量。西方先鋒文化正是產生于歐洲社會矛盾劇烈沖突之中。歐洲資本主義的危機與社會矛盾的沖突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俄羅斯十月革命的勝利。世界大戰的結果給中國資本主義帶來了“公理勝過強權”的自信，十月革命的勝利又給中國帶來了社會主義信仰。于是，中國的先鋒文化思潮毫不猶豫選擇后者，推動了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這是作為亞洲后發展國家特有的現代化道路。“五四”先鋒文化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命題，既包含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也隱含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中國革命的雙重意義和前沿性質，使得資產階級政治力量(國民黨)始終無法不受挑戰地單獨推行自己的社會理想和革命目標(三民主義)。先鋒文化的徹底批判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使得整個中國社會在進取現代化的過程中彌漫著激進主義的爆發力，吸引了大量熱血沸騰的優秀青年投奔到時代的革命潮流中去。這種作為核心力量的先鋒性的存在，就成為常態文學或明顯或潛隱的榜樣，凝聚了常態文學中最高層面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市民階級抒情文學的理想性。由于激進的社會批判包含了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必然要求，即使受到猛烈批判的市民階級及其文化也不能不受其正面影響，逐漸地發生自身的蛻變，以迎合時代的要求。這就是中國市民大眾文學所呈現出來的進步性。現代文學以新文學的先鋒性為核心，批判、吸引、影響常態文學的多層面發展軌跡，帶動了現代文學的整體發展。

所以，以先鋒/常態模式來描述現代文學的發展軌跡，是以先鋒性因素與社會先進文化的結合為前提的。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這只是針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特殊背景而言的。從一般的社會發展與文學創作的關系而言，常態文學是最普遍的現象，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里，穩定而正常的發展，文學所呈現出來的都是常態；只有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環境里，政治革命與文學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文化建設和文學運動才會被一波又一波的先鋒運動所刺激和激活，形成動蕩相激、新舊更替、否定之否定的運動軌跡。但先鋒性因素給現代文學創作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明顯的，由于強烈的政治情結和過于迅速的新舊更替觀念，現代文學始終停留在青春文學的熱情傷感以及二元對立思維的粗暴狀態里，很難產生真正的偉大創作。何況先鋒性因素也不是天然與思想的先進性聯系在一起，在強烈批判傳統因襲的社會弊病時，也可能滑向另外一些反理性的社會思潮。歐洲未來主義思潮的分化，以馬里內蒂(F.T.Marinetti，1876-1944)為代表的意大利未來主義運動轉向法西斯主義，便是著名例子。

馬里內蒂是意大利詩人、文藝批評家，1909年在法國《費加羅報》發表了《未來主義創立和宣言》，是未來主義的右翼代表。

二、

晚清到民國的文學大潮中，如何看待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文學運動與日據臺灣的殖民地文學之間的關系?

以往現代文學研究局限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日據臺灣文學基本上被排除在研究視域之外。1949年以后，國民黨政府遷臺，海峽兩岸處于近半個世紀的軍事對峙狀態，兩岸文學經過短暫交往后又被隔絕，這就導致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包括1949年以后的文學)中臺灣文學始終不在場。近三十年來兩岸關系日趨緩和，文化交流也越來越頻繁，文學史著作嘗試拼接兩岸文學。但是文學史體系的建構是需要文學史理論支撐的，拘泥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為范疇的現代文學史理論，則無法把臺灣文學完整納入現代文學史體系和框架，只有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理論視域下，研究者才有可能梳理中國大陸文學與臺灣文學之間的有機聯系。對此，本文還需要引入一個理論視角：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殖民地文學。

筆者在研究中嘗試把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起點設定在甲午戰爭后的乙未割臺事件(1895)。中國在鴉片戰爭(1840)以后一再受到西方列強的軍事侵略，而且每一次軍事抵抗失敗總是伴隨喪權辱國的割地賠款，香港被迫淪為英國殖民地，還在更早時期，北方大片土地被俄國沙皇所掠奪。但是所有這些失敗都不如甲午戰爭的失敗那么強烈地在中國人(尤其是士人階層)的文化心理上構成刺激。1895年4月17日，日本帝國與清政府正式簽訂《馬關條約》，清政府在日本的強勢壓力下被迫割讓與戰爭毫無關系的臺灣、澎湖列島，形成日據臺灣特有的殖民地政治、經濟、文化的格局，由此派生出特殊的殖民地文學。

甲午戰敗和乙未割臺讓清廷統治下的中國士大夫階級受到了極大震驚，緊接著發生了在京舉人公車上書事件，維新救亡的思想廣為傳播。1898年，光緒召見變法運動的領袖康有為，頒布“定國是詔”，宣布新政變法，開始了總共才103天卻深刻影響中國命運的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流亡者(梁啟超為代表)逃亡日本，創辦《新小說》等刊物，鼓吹新思想和文學改良。同時，一批被變法所牽累的官員相繼南下，毅然放棄傳統仕途，開始了新的人生選擇：嚴復閉門翻譯，陸續譯介《天演論》等西方社會科學著作，推動思想文化領域的啟蒙；張元濟加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開創了現代出版的發展道路；蔡元培先后進入紹興中西學堂、上海澄衷學堂、南洋公學等處從事教育，提倡新學等等，現代思想的譯介傳播、現代出版、現代教育等一系列知識分子的民間崗位開始被確立，一部分接受了先進思想的傳統士大夫開始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以啟蒙為特征的新文學運動也由此而起濫觴。

鴉片戰爭后，中國的豐富資源和廣闊市場就一直成為西方列強覬覦的對象，中國屢蒙列強軍事侵犯，國土和主權一再淪喪，直到1900年的庚子事變，八國聯軍侵犯北京，清廷不得不簽下城下之盟《辛丑條約》，中國最終完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其結果導致半殖民地體制下喪失主權的清政府也完全喪失了民心，從此革命、立憲兩股政治力量此起彼伏，直接動搖了愛新覺羅氏的專制政權；另一方面，半殖民地的經濟形態破壞了閉關鎖國的自然經濟，外資不斷投入中國市場，促使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中國在經濟上蒙受列強的剝削與掠奪，但因為打開了國門，思想文化上開始吸取資本主義文明的進步因素，用來批判自身落后的封建文化。在日本由明治天皇自上而下推行并獲得成功的維新運動，在中國則是由一批被迫與廟堂分離、凝聚在民間的思想啟蒙者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封建專制的政治秩序由此動搖，一場與傳統的替天行道、取而代之的農民起義有著根本區別的革命——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的思想革命勢不可擋地產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產生的新文化思潮及其重要一翼新文學運動，與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的殖民地文化及其文學，構成了現代文學史視域下的巨大張力。兩者有相通的一面，但在不同的社會形態構成的環境下，也形成了各自的特點和差異，甚至是緊張的對立。本文企圖描述的兩岸文學，正是中國現代文學領域的半殖民地社會與殖民地社會的兩種不同文化、文學思潮雙重變奏的發展過程。

第三世界國家，無論是殖民地社會還是半殖民地社會，都是殖民主義者全球擴張和野蠻統治的產物，都面對了殖民主義宗主國的侵略和奴役，因此，兩種社會形態下的文學在本質上都具有反帝性質。但是在表現形態上還是有較大的不同。在中國大陸，隨著半殖民的資本主義因素發展，封建自然經濟逐漸解體，從這個角度來看，半殖民是促進封建瓦解的直接原因，也即是馬克思所說的殖民的“雙重的使命”④。所以，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從西方先進國家獲得的現代文明，是摧毀封建傳統文化的有力武器，新文學運動的主要任務是反封建的啟蒙使命。但是面臨國破家亡的被殖民的日據臺灣，反帝反殖就成為文學更重要的主題。兩者的結合，使中國現代文學反帝反封建的性質體現得更加完整。如果將兩岸文學置于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系統里加以比較的話，可以看到文學史呈現的豐富性和差異性，超出了單一社會形態下的文學狀態。

臺灣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時期就有大量漢人移民墾殖，中原漢文化隨之輸入。明末愛國文人沈光文流亡臺灣，支持明鄭政權抗清復明，寫下大量感時憂國的詩篇。清廷征服臺灣以后，沈光文留在臺灣，組織遺老文人建立東吟社，繼承明末文人結社的愛國精神，開創了臺灣漢文化傳統。⑤經過清廷近三百年的統治，漢文化通過科舉功名培養出一個臺籍士紳階層，加上赴臺官吏文士的來往交流，逐漸滋養了本土的漢文化傳統。乙未割臺，瞬息之間臺灣割讓給日本，這對于深受儒家傳統熏陶的臺灣士紳來說，無異是亡國滅族。于是一部分臺灣士紳毅然發動起義，采取各種措施，號召民眾自發進行武裝抵抗，“全臺除臺北臺南兩城不戰而降外，各地(后山除外)都曾激烈抵抗日軍之入侵，死傷無數”⑥。臺灣民間自發的抵抗活動連綿不斷，一直到1915年西來庵事件被鎮壓以后才算平定下來。但原住民的抗日活動一直延續到1930年的霧社事件。在漫長的被征服的歲月中，臺灣文學創作中的民族主義情緒非常強烈，臺灣詩人們(洪棄生為代表)用寫實筆法記錄了整個抗日過程中可歌可泣的真實事跡，抗議臺灣被割讓，謳歌抗日戰斗中死難烈士，揭露和嘲諷日本占領臺灣后推行的政治制度改革、經濟掠奪、城市規劃、風俗教育、醫療衛生等等，成為這一時期臺灣詩文創作的重要題材。可以說，詩人們用詩歌記錄了一部臺灣被殖民的痛史。⑦這部分愛國詩人的抗日寫實詩歌與另外一批流亡內地、思念臺灣故鄉的愛國詩人(丘逢甲、許南英為代表)的詩歌創作，構成了臺灣被割裂以后的反殖民文學的第一樂章。

中國的近代文學中，從鴉片戰爭失敗到甲午乙未慘變再到庚子事變，也不乏文人痛斥列強侵略的愛國詩作，但是從晚清文學發展趨勢而言，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新民啟蒙的文學大潮洶涌而起，救亡主題很快轉向了啟蒙主題，大量西方思想文化被引進介紹，推動了以提倡西方文明為目標的新思想的傳播。從批判官場腐敗到鼓吹反清革命，以及混雜在市民大眾文學里的人的自我意識覺醒、追求人性解放的潮流，逐漸成為文學發展的主流。帝國主義通過控制半殖民地的政權來掠奪資源，中國大陸民眾遭受本國政權和帝國主義雙倍剝削，首先激化的是國內的階級矛盾，所以，清政府以及后來的歷屆民國政府無不成為中國革命的頭號對象。啟蒙文學也必然把批判鋒芒首先指向本國統治階級以及維護其政權的封建儒家意識形態，而不是像臺灣文學那樣，首當其沖的是殖民者的侵略和統治。中國現代作家比較直接、尖銳地表達反帝意識，大約是在1925年“五卅”事件。1931年日本軍隊入侵東三省，扶持偽滿洲國，中華民族的危亡又一次迫在眉睫，現代文學的反帝意識才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這是繼日據臺灣反殖文學以后的第二個反帝反殖文學的高峰。

與反殖民意識相關的問題是如何看待隨殖民而來的現代文明。現代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隨著人類科學技術進步而達到的物質和精神的文明程度，它透過具體生活方式和內容表現出來，與人民大眾發生密切關系。現代文明是一種人類文化選擇，也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任何國家隨著社會進步和生產力提高，或快或慢都會接受現代文明，實施現代化教育、衛生、交通、媒體以及其他現代生活方式。但是隨著殖民主義興起，殖民者用槍炮占領被殖民地區以后，為了掠奪資源而在被殖民地區修建鐵路、投資工業以及強行推行現代生活設施，“現代性”往往被輿論渲染成殖民者的屬性。這種輿論把人類文明簡單劃分成“現代文明”與“野蠻文化”的對立，被殖民地文化被渲染成“野蠻”文化，只有殖民者才能給“野蠻”地區帶來“文明”。用福澤諭吉的話說，日本在甲午戰爭戰勝清廷，是因為“文明戰勝野蠻”⑧，在侵略者的眼里，整個漢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是野蠻的。這一論述本身就充滿了帝國主義的野蠻性，它在經受慘痛失敗的臺灣知識分子心理上造成的傷害尤其為大。日據臺灣的早期詩文里，詩人們一方面以新奇的眼光描寫大量西方器物和現代科學的成果，表明臺灣士人接受世界新事物并不保守，但另一方面，對日本殖民當局推行的各種現代殖民制度(警察、教育、衛生等等)進行了冷嘲熱諷和尖銳批判，表達了臺灣詩人們對帝國殖民政策的抗拒。日據時期的臺灣主流文學里，作家們是把西方現代觀念和文明成果，與殖民當局推行的現代管理制度區別對待的，因而懷有復雜的感情和心態。上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加緊推行皇民化運動，進一步把現代文明與日本文化劃上等號，鼓吹用所謂的“文明進步”來“改造”臺灣。當時許多臺灣作家在被迫表現“文明”與“野蠻”沖突時，也都流露出復雜的心態。⑨但是這樣的文化認同的痛苦，在中國新文學發展中是很少見的。在中國半殖民地的大環境下，民眾對來自西方的現代文明(包括現代管理制度)沒有反感，尤其是知識分子(大多數經過留學而熟知西方現代生活的作家們)，都是把實施現代文明、改變中國傳統陋習視為社會進步。魯迅曾在小說《肥皂》里辛辣諷刺那些有意歪曲現代生活觀念的內心骯臟的中國紳士。在新文學一代作家看來，拒絕現代生活是落后保守的民族劣根性。抗戰爆發以后，新文學的主流意見都是強調堅持在抗戰中推進五四新文學傳統，在戰爭中改造自身民族的陋習，學習世界先進國家的現代生活觀念和方式，這是中華民族在現代戰爭中鳳凰涅槃的必然途徑。不同的環境不同的處境，導致文化價值和認同上很不一樣的結果。

熱烈擁抱現代文明，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特點。但是殖民地臺灣受到宗主國日本的控制，在話語權上，現代文明成了侵略者自己給自己貼上的標記，這才給臺灣文學帶來了某種屈辱的陰影。同樣的問題也反映在批判封建性的傳統文化風俗上。臺灣新文學運動在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對傳統文化與舊文學發起猛烈批判，這個批判運動雖然時間不長，卻包含了比半殖民地中國更復雜的內涵。日本明治維新并非是完全“脫亞入歐”，日本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是不徹底的，天皇專制的封建政治形態，以儒學為精神支柱的專制化意識形態，都沒有改變。只是把儒家忠君愛國的傳統觀念偷梁換柱，改造為“忠”天皇制，“愛”日本國。日本殖民者用野蠻手段鎮壓臺灣民眾的反抗運動，又利用了臺灣漢學傳統中與日本傳統文化相通的部分，進行文化侵略和征服。日據時期臺灣漢學教育被廢除，日語教育(公學校)取代漢文教育(書院)，但是因為日語里含有大量漢字，日本文化也含有漢詩形式，所以殖民統治者仍然鼓勵臺灣士紳建立詩社，創作漢語舊體詩詞。在淪陷的最初20年里，臺灣文人的舊體詩詞創作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吊詭的是，漢詩既能夠與殖民當局進行文化溝通，也保留了漢民族的文化記憶。因此，這種舊文學形式具有雙重的含義：一方面它被殖民當局文化侵略所利用，但同時又因為保存了漢民族記憶而成為一種抵抗侵略的形式。臺灣民間風俗(包括迷信宗教活動)也同樣如此，在現代文明的觀照下，它確實有迷信、落后的一面，但是在保存臺灣民間文化傳統方面，民俗民風又展現了臺灣民眾對于殖民當局文化政策的疏離與抗拒。以此考察臺灣新文學運動對舊傳統的批判，必須對這樣一種復雜現象采取雙重的評價標準。以賴和為代表的臺灣新文學作家的創作，都呈現出雙重的意義。⑩

殖民地文學的語言特征與半殖民的文學也不一樣。新文學運動作為一種先鋒運動，其語言特征是大膽破壞傳統漢語的純粹和規范，引入大量外來語新詞和陌生語法，包括外語單詞的植入、西方語法的引進、文言文的戲謔化、口語方言的直接使用等等，形成了一種讀者感到陌生、難讀的歐化白話。歐化白話是西方外來影響進入中國的產物，但這種白話文有力地區別于傳統口頭白話(古典小說使用的說書人的白話)，造成了對中國傳統思維習慣的強力沖擊，雖然不通暢，但有革命性，在長期的運用實踐中起到了改造國民舊思維的功效。現代漢語創作就是在歐化白話的自覺實踐與自我否定的辯證發展中慢慢形成了新的規范。而臺灣文學語言則是在殖民者鐵蹄下艱難、畸形發展起來的。日本殖民當局是把臺灣作為其領土的一部分來經營的，除了強行推行殖民政策、掠奪經濟資源外，還實行文化“同化”政策，強行推行日語和日本文化的教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1937年4月1日起)，殖民當局廢止報刊漢文欄，中文寫作幾乎沒有空間。而第二代作家在日語教育下成長起來，基本上能夠用日語創作。也有少數作家(郭秋生、蔡秋桐為代表)為了維護臺灣主體性而進行臺灣話文創作，因此，漢語(文言和白話)、臺灣話文、日語三者互相交雜、逐步交替的關系，形成了雜糅的日據臺灣殖民地文學的語言特征。直到戰后光復，這種殖民地語言的創作才被扭轉過來。因此，我們在討論中國現代文學史框架時引進殖民地文學的概念，就意味著不僅僅面對漢語文學創作，還要面對一部分日語創作的文學現象。語言沒有階級性，任何民族語言都是人類長期生活實踐的產物，只是在殖民侵略的時代，語言的使用被打上了民族霸權和民族壓迫的烙印。日語文學傳統本身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內涵，臺灣新文學第二代作家在日語教育下也能迅速掌握日語的表達，創作了優秀的文學作品(如楊逵、呂赫若等)。

日本統治臺灣的時間并不很長，只有半個世紀就隨戰爭失敗而告結束，所以，臺灣被殖民的文學可以被理解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框架中的一個特殊的部分。臺灣經近三百年漢文化的浸淫，士紳階層早就融入了漢文化傳統，日本雖然軍事上占領臺灣，但在文化上要徹底隔斷中國文化的影響并非易事。割臺以后，大陸與臺灣的文人之間交流相當頻繁(梁啟超與林獻堂的交游，張我軍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劉吶鷗與穆時英、施蟄存等人的結社活動，李萬居與章太炎、胡風、黎烈文的往來，吳坤煌與東京左聯雷石榆等人的文學活動，以及胡風從日語翻譯臺灣、朝鮮作家的短篇小說集《山靈》在上海的出版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刊物和左翼刊物上大量引進大陸作家的作品(11)，而且日本殖民當局雖然在大傳統上企圖隔斷漢文教育，推行日語教育，但在小傳統領域卻并無作為，也沒有能夠禁止中國文學的輸入。據臺灣學者研究，即使是日本殖民當局主辦的媒體如《臺灣日日新報》(包括《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的約三千篇漢文通俗短篇小說里大約三分之二以上來自傳統中國的文言筆記小說和通俗故事。更遑論其他民間通俗刊物以及宣傳儒教的刊物上轉載的內地文人的作品。(12)從民間立場來看，臺灣與內地在文化上的聯系與影響并沒有被完全隔斷。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殖民文學并非限于日據臺灣文學，它是一種動態的文學現象。甲午戰爭后，臺灣、澎湖列島被割讓，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野心沒有因此被遏止。從歷史的角度看，1915年強迫中國政府簽訂21條不平等條約和1919年巴黎和會上要求轉讓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殖民權益，都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的變相侵略；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7年侵華戰爭等等，都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延續。戰爭期間形成的偽滿洲國文學，汪偽控制下的華北、華東淪陷區文學，也都是未完成的被殖民文學，與日據臺灣文學同屬于日本侵略政策下的“大東亞文學”，有著既相通又不同的特征及其運作規律，這是現代文學史的一個連續性的現象。只有我們引進了殖民地文學的概念，才能對這一文學現象作完整的考察和研究。

三、

為什么把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分期?如何理解戰爭對20世紀中國文化以及文學發展的影響?

筆者以前曾經專門論述過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重要分期(13)。當本文引進日據臺灣的殖民地文學以后，抗戰對于現代文學史分期的意義就變得更加重要了。因為在全面抗戰之前，臺灣的殖民地文學與中國大陸的半殖民地文學之間雖互有聯系，總體上還是各行其道，呈現出比較豐富的文學無名狀態。而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后，戰爭全面爆發，兩岸文學都進入了戰爭的共名狀態，都被強制性地置放在同一個戰場空間。這時候文學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兩者之間出現了對峙的關系。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兩岸的文學發展軌跡非常接近。日據臺灣文學50年被殖民的歷史，按照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步驟而言，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895-1931)是殖民地文學內部的沖突蛻變時期，從被殖民到反殖民，促成了以反殖與啟蒙為主旨的新文化(1920)與新文學運動(1923)。這個時期臺灣文學經歷了由士紳階級為主體的傳統詩社向現代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新文學轉換過程。1920年，臺灣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刊物《臺灣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民族自決理念鼓舞下創刊，公開發表思想啟蒙的言論，幾乎是步了《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的后塵。1923年以后，五四新文學運動提倡白話文的主張在臺灣獲得響應，臺灣新文學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從張我軍猛烈批判臺灣舊文學到臺灣新文化陣營不斷左傾化，逐漸催生出激進的左翼文化運動。這個過程也重復了五四新文學運動到左翼文藝運動這兩個先鋒思潮相交替的過程。中國大陸的先鋒運動導向了文化運動朝政治革命發展，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第三國際的介入以及國共兩黨合作發動北伐戰爭，新文學的骨干紛紛參與了這場革命戰爭。而同一時期以蔣渭水為首的臺灣知識分子成立臺灣文化協會(1921)，向殖民政府提出爭取民族自決、地方自治和議會制度等權利，同時反對殖民主義經濟壓迫的勞工運動、農民運動也此起彼伏，各種思想傾向的政治團體紛紛崛起，分裂組合，百家爭鳴，1928年作為日共支部的臺灣共產黨成立，成為臺灣最激進的政黨。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當局加緊對殖民地的控制，臺灣所有政治團體都被取締，所有的政治活動都被鎮壓。這形勢與早幾年(1927)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國共分裂、“清黨”以及革命進入低潮的形勢也多有相似。中國大陸的新文學也是在政治陷入白色恐怖以后才轉向了左翼文學運動，通過文學創作來延續新文學的先鋒精神，于是文學創作進入繁榮階段，各色各樣的文學實驗和文學流派都出現了；新文學第二代作家胡風、巴金、沈從文、老舍、曹禺、丁玲、蕭紅、艾青、夏衍等，迅速成為文學的中堅力量，開創了“三十年代”民國文學的黃金時期。這時期，臺灣文學的第二階段(1931-1937)也同樣由政治運動轉向文學創作，同樣進入了政治高壓下的文學創作繁榮時期。當時文學運動所發起的許多討論，諸如鄉土文學、臺灣話文、文藝大眾化等對文學史產生深遠影響的議題，都是在這一時期展開的。臺灣的新文學第二代作家用日語創作，并且在日本和中國大陸文壇上都產生了影響(如楊逵、呂赫若、龍瑛宗的小說)。這時期臺灣新文學也出現了多種風格并存的現象，楊逵等人的激進左翼書寫，巫永福、翁鬧等人的現代主義意識的寫作，楊熾昌為首的風車詩社的超現實主義，劉吶鷗在中國大陸的新感覺派以及龍瑛宗、張文環、王昶雄等人的創作，構成了豐富多元的文學格局。所以說，1937年戰爭全面爆發之前，兩岸文學的發展基本上是協調與同步的。

但是戰爭改變了一切，首先是兩岸都結束了豐富多元的文學無名狀態，進入戰爭時期的共名狀態。作為侵略者日本的殖民地，臺灣文學被納入戰爭體制，殖民者需要被殖民地的奴隸充當戰場上的炮灰，就提倡皇民化，讓臺灣人民頂了“皇民”的資格去送死。臺灣文學的第三階段(1937-1945)進入了喪失反抗能力、被“皇民化”的時期。尤其在太平洋戰爭(1941年底)爆發以后，日本當局在臺灣施行法西斯戰時體制，任何自由反抗的空間都被封閉，文學只有一條出路，就是“皇民化”(14)。這一時期的臺灣文學中，除了潛在寫作以外，幾乎所有能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哪怕是違心的、被迫的、不得已的，都只能被納入支持戰爭的皇民化文學。這一時期，唯一能夠在文學寫作中稀釋、消解甚至悄悄抵御日本殖民主義的同化政策的，是一批堅持寫實的文學作品包藏了民間的隱形結構：書寫臺灣現實生活場景和民族風俗、以及臺灣人在國族認同上的極其痛苦的內心意識。應該補充的是，日本當局把文藝納入戰爭、成為侵略戰爭工具的文藝政策，不僅僅是針對臺灣的，當時日本國內的文藝政策也是如此，許多日本作家，不管是左翼作家還是唯美作家，都被納入“筆部隊”的編制，參與了侵略戰爭。(15)抗戰期間被日本占領的中國淪陷區，也發生類似的情況。只是日本軍事占領各地區的情況不一樣，掌控的程度也不一樣而已。如在上海、北平等地區的中國作家中，還是有很多人用潛在寫作或者回避戰爭政治來保持文學的藝術獨立性。

同樣，在中國大陸，全面抗戰也改變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發展方向。如果說，新文學運動是一個具有先鋒因素的文學思潮，那么，在其近20年的發展中，由于逐漸融入各種各樣的文學因素和文學潮流，進而在匯集成為文學主流的過程中，原有的先鋒精神也逐漸地被消解和喪失了；從“五四”初期的新文學運動到左翼文藝運動是一個文學先鋒精神的式微過程：從社會的、文化的緊張對立關系進入到政治的、黨派的緊張對立關系以后，其內在的先鋒文學因素也開始衰亡。對于這種變化來說，抗戰是一個分界，外來情勢劇變促使文學的先鋒性迅速轉換為民族主義的政治激進態度。五四新文學是一種先鋒運動，它的主體是思想解放、沖破了傳統文化觀念的先進知識分子，由知識分子推動思想啟蒙和民族救亡運動；而在抗戰全面爆發以后，一個新的偉大的民族主體覺醒了，千百萬中國農民走上了戰場，成為抗日救國的主要力量。隨著農民階級在政治上軍事上地位急劇上升，他們在文化上的自我解放的要求也被激發出來，成為當代文化建構的重要內容。戰爭使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啟蒙文化開始瓦解，文學與戰爭、與戰爭的主體農民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變化，先鋒運動消失了，知識分子精英獨占主流的現象受到遏制，民間文化形態進入了當代文化建構。原來由知識分子精英對廟堂統治者的斗爭和對國民性的改造同時展開的文化沖突，轉向了廟堂意識形態、民間文化形態和知識分子精英傳統三者有條件的妥協與溝通，取得了對外抗戰的一致性。“三分天下”并存的局面由此形成。文學與戰爭緊密結合，充當宣傳工具，與“抗戰無關”的文學受到了抵制和批判。當代文化建構中的戰爭文化心理在此時被普遍接受。(16)

抗戰對現代文學史的影響還不僅僅表現在戰爭期間，在這一場戰爭結束以后，戰爭因素已經深深揳入民族文化心理。抗戰勝利后，中國大地上的戰爭沒有結束，國共兩黨之間的戰爭、世界范圍內的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一直影響著民族文化建構中的戰爭文化心理。因為戰爭的關系，文學與政治、政權、國家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尤其是1949年后海峽兩岸軍事對峙的格局下，兩岸的文學都被納入到戰爭思維模式中去，都在政治意識形態支配下運作；而在香港，除了市民大眾文學格外繁榮外，美元操作下的文學創作和“左”“右”兩派文學的對峙，也都形成了文學運作的基本格局。但是，戰爭思維的大格局中仍然存在著多層次的創作現象，可以分出主旋律的、現實批判主義的、偏重藝術與內心的、以及潛在寫作等等層面。在中國大陸，經過了數次政治運動，以魯迅為偶像的先鋒精神在現實層面基本上已經消失，但是新文學作為一種新傳統被納入國家意識形態的建設，進入了被學科化、文獻化、經典化的階段，新文學的精神傳統通過學院的教學和研究轉化為一種學科形態，保存在大量的歷史文獻與文獻敘述中，并得以傳播；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也被樹立起來，在教學和研究中獲得延續。五四新文學的先鋒精神隱隱約約地隱藏于新文學傳統的大敘述中，通過師承的學術血脈依然在慢慢流淌，延續，薪盡火傳。

抗戰的規模幾乎蔓延到整個中國的東部和中部，太平洋戰爭以后甚至蔓延到東南亞和南洋地區。大規模的戰爭使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的地圖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文學地圖也隨之發生了變化。1937年以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自然也波及全國各地，但文學集中繁華之地基本上不離京滬沿線；全面抗戰打破了這種狹小的分布格局。先是東三省的淪陷促使一批作家流亡內地，加入了新文學的隊伍。1937年戰事爆發，戰爭裹挾了作家們被迫遷徙和流亡，武漢、香港、桂林、重慶、延安等等，相繼成為中國文學的精英薈萃之地，形成了多元的文學中心。戰爭中政治軍事地圖的不斷變化，促使作家藝術家們漸漸地相應分布在不同政治性質的三個區域：國民黨統治下的大后方、共產黨控制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以及侵略軍占領的淪陷區。這三大區域構成了戰后中國的政治版圖，也構成了戰后的文學版圖。如果我們將中國版圖視為一個整體的話，那么，不難認識到這三大版圖始終存在于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土地上，只不過區域面積和土地上的主宰者在不斷的變化之中。首先是國共兩黨的大規模戰爭改變了中國政治領導權的比重。原先占有大部分領土的國民黨政權最后退守到臺灣，維系著國統區的政權命脈；原先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隨著戰爭的勝利漸漸擴大解放區，直至在全中國大陸建立新政權；其次，日本在戰爭中終遭失敗，退出了在中國的殖民地，滿洲國已經覆滅，臺灣省被國民黨政府占有，但作為近代中國被殖民的國土并沒有完全收回主權，還留有英國殖民地香港和葡屬澳門。香港在戰前文學并不繁榮，但隨著1949年的戰事，南下北上的大流徙造成了文學的畸形繁榮。英國在二戰以后經營殖民地香港與日本統治臺灣有很大的不同，但仍然具有鮮明的殖民地文化的特征；1949年以后的香港文學構成了不同于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文學特點。戰爭造成的三大區域的文學面貌直到上世紀90年代，隨著兩岸政治變化以及關系緩和、香港澳門回歸等因素，才漸漸發生了新的變化。

以上三個問題的提出，都是為了更好地理解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規律：先鋒與常態的關系是考察1937年以前現代文學運行發展的一個視角，以抗戰為分界是考察1937年到世紀末中國文學版圖的文學狀況，而殖民地文學的提出，可以更全面地考察中國20世紀文學運行的狀況及其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