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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艾特瑪托夫誕辰90周年暨逝世10周年，在頗有紀念價值的年份重新推出作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一日長于百年》，別有一種深長意味。

這位出生于吉爾吉斯斯坦的作家曾先后三度榮獲蘇聯國家獎金，他的作品被譯成多種語言，在100多個國家發行。在德國，據說幾乎每個家庭都至少有一本他的作品。他對中國本土作家有著深遠的影響，深受路遙、張承志、王蒙等作家的推崇。

近日，“艾特瑪托夫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傳播——‘一帶一路’視域下的民族文學暨《一日長于百年》新書研討會”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開。研討會上，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阿達諾夫·拉何曼表示，艾特瑪托夫是吉爾吉斯斯坦的文化象征，他的文學作品讓全世界的讀者領略到了吉爾吉斯斯坦的風土人情和精神傳統，是銜接吉爾吉斯斯坦與世界各國的文學橋梁。

這種銜接和溝通的能力，源于艾特瑪托夫用具有濃郁鄉土氣息和鮮明民族色彩的元素，詮釋人類普遍存在的困境，探討人類共同關心的話題。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貝文力特為本刊撰文，探討艾特瑪托夫的文學貢獻以及在“一帶一路”視域下研究民族文學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文學評論焦點

積淀民族特色、同時又包含寬闊全球視野的文學作品，既為我們了解這個民族的生活、性格和精神的獨特性提供途徑，又能賦予我們一種神奇和寶貴的體驗：情感、思想、追求得到呼應的體驗。

吉爾吉斯斯坦作家欽吉斯·艾特瑪托夫奉獻給世人的就是這樣的作品。

哈薩克斯坦學者С·卡斯卡巴索夫把艾特瑪托夫稱作是一位具有全球影響和意義的杰出人物：“其創作給不同時代千百萬人提供道義支持和精神財富”。

在20世紀最受歡迎作家的行列里，艾特瑪托夫毫無疑問地占有一席之地。他早期創作的中篇小說甫一問世就被列入文選。上世紀80年代，他的作品被翻譯成150種文字，出版量達4000萬冊。評論家М·卡里姆寫道：“艾特瑪托夫是那些為數不多的突厥語作家中的一個：他讓其他國家的，尤其是西方的讀者接觸到他作品中的人物，讓讀者愛他們、恨他們，和他們悲喜與共。”他始終是世界文學評論界關注的焦點。“艾特瑪托夫研究學”也應運而生。

艾特瑪托夫致力于對民族生活進行全面深刻的描繪，與此同時，又努力展現屬于全人類的東西。從“具體的現實”遞進到“普泛的現實”，結合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前景，在作品中對有關生命和生活的意義、人與自然的關系、代際傳承、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傳統人倫的繼承、宗教的價值等話題進行探索，并與讀者進行盡管是隱形的、但幾乎無處不在的對話。通過自己的作品，他對社會意識產生持續不斷的影響。

反映時代問題

艾特瑪托夫1928年出生在當時作為蘇聯組成部分的吉爾吉斯的基洛夫區塔拉斯谷地的舍克爾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經歷跌宕起伏。父親橫遭鎮壓，家鄉父老向他們孤兒寡母伸出援手，提供庇護。他由此深切地感受到世態炎涼和古老道德傳統的驚人力量。衛國戰爭爆發后，還是少年的他挑起了工作的重擔。多年后他回憶道：“現在我自己都無法相信，14歲時，我已經擔任了村蘇維埃秘書。我必須解決與一個大村子生活有關的眾多問題，而且是在戰爭期間。”但也正是這段生活成了他日后創作的 “圣潔的源泉”：“你可以經常從中汲取思想、場景和人物場景”。

后來，艾特瑪托夫成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1978年）、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院士，1963年獲得列寧獎，1968年、1977年和1983年三次獲得國家獎金。

在成就眷顧艾特瑪托夫之前，他勤奮而緊張地工作著：探尋自己的主題、自己的主人公和自己的敘述風格。走上文壇伊始，他的作品（《査密莉婭》（1957）、《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1961）、《駱駝眼》（1962）、《第一位教師》（1963））就呈現出主題深刻、戲劇性強、解決問題方式多樣的特點。作家自己曾經表示：“在《第一位教師》中，我想確認我們對文學中正面人物的理解……我努力用我們當代人的眼光來回顧這個人物，我想提醒現在的年輕人不要忘記自己不朽的父輩。”教師竭力讓村里的孩子們擺脫愚昧。這樣一位教師的形象，特別具有現代性：今天教師們的使命，他們的人生追求也在于此。俄羅斯評論家В·潘金感慨：“尊重教師——這門學問不知為什么要比其他學問更難。”

艾特瑪托夫始終不懈地追求在創作中反映時代尖銳問題的實質。隨著時間的推移，作品所描寫的矛盾、沖突越來越具有張力。敘述方式也越來越豐富，民間口頭文學成分的作用不斷加強，作者的描述與神話、傳說、民歌以及主人公的思索、內心獨白融為一體。由此，人物形象獨特的象征性和作品的哲理性也日益凸顯和強化。

評論界傾向于把艾特瑪托夫的創作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獲得國際性影響的《査密莉婭》等構成。第二階段以 《母親的土地》（1963）和《永別了，古利薩雷！》（1966）為代表。第三階段從《白輪船》（1970）開始，包括《早來的鶴》、《花狗崖》和《一日長于百年》等。與此對應的是作家在創作中提出并思考的三組關系：生活與尊嚴、人與歷史、存在與良知。這三組關系彼此關聯并在內涵上不斷深化。生命-自由-革命-建設-和平-和諧-人類的未來，這一切，如同一個個臺階，構成一個完整的階梯。艾特瑪托夫筆下的主人公，沿著這一階梯，不斷攀登。這是一個掌握自己命運、務實的創造者，也是一個進行著緊張思索的人，他審視過去，也展望未來。他感到對一切都負有責任：以往、現在和將來，人類、地球和宇宙。

身為雙語作家

對艾特瑪托夫的創作及其對當代文學和文學家影響的研究，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他作為雙語作家的身份和溝通本民族與外部世界的橋梁的角色，始終是被關注的重點。

艾特瑪托夫首先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民族的歷史、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全面而深刻的體現。同時，他又深受俄羅斯文學和其他文學傳統的熏陶與影響。他仿佛是一座橋梁，連接起吉爾吉斯斯坦和世界，將民族的圖景融入世界社會的進程。

像蘇聯時期的許多民族作家一樣，艾特瑪托夫同時掌握民族語言和俄語，并用它們進行創作。俄羅斯文學給予他的影響是巨大的。作家不止一次地強調過這一點：“在俄羅斯文學廣袤無邊的世界里，我喜愛托爾斯泰的智慧和他對人物復雜心理的描寫，喜愛肖洛霍夫扣人心弦的緊張情節和鮮明的人物性格，喜愛高爾基和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浪漫主義，喜愛契訶夫深厚的人道主義和布寧對世界的細膩感受，喜歡法捷耶夫的共產主義精神、特瓦爾多夫斯基詩歌遼闊深遠的意境和列昂諾夫作品中的哲理性……但這一切還不是全部。”評論家К·阿薩瑪利耶夫指出：艾特瑪托夫“……把他前輩的高超成就作為起點，通過全面掌握世界上最強大的文學的偉大經驗，加快了自己通向文學頂峰的道路。”

作為一個新出現的書面文學的代表，艾特瑪托夫用吉爾吉斯語創作了他的早期作品。中后期作品是用俄語寫的。與此同時，作家強調：“作為一個使用俄語的作家，我自然附屬于俄羅斯文學。但……同時，我依然是從自己的民族特性出發。不管我寫什么，吉爾吉斯語和我的民族世界觀始終不可分割地存在于我的自我表達之中。”

在艾特瑪托夫的創作中，很容易感受到雙語作家的一個典型特征，即把神話故事、民間傳說當作“民族元素”（別林斯基語）加以運用。艾特瑪托夫作品里的神話及其荷載的象征，在思想、審美和民族身份的表達等方面發揮著顯著的功能。這也使他的創作融入上世紀60年代“神話流派”中。這一文學流派的作家在作品中探索災難的根源：這些災難威脅人民的物質生活和道德原則，并借助神話、傳說的力量，與所謂現代文明的理性主義和實用主義抗爭。

艾特瑪托夫把道德和倫理置于首位。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強調他作品的主題是“良心”，始終呼吁選擇善而拒絕惡，精神力量決定著他筆下人物的命運。

事實上，艾特瑪托夫的道德倫理主題與19-20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尤其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學和思想非常接近，盡管在創作風格上他與兩位大師有明顯差別。艾特瑪托夫的創作與肖洛霍夫的創作也有聯系。評論界經常把《永別了，古利薩雷！》與《被開墾的處女地》進行比較并不是偶然的。吉爾吉斯斯坦作家延續了肖洛霍夫的主人公在“被暴風雨擊碎的世界”中尋找道德港灣的傳統，并在此基礎上有了自己的創新。

思想的宇宙主義

艾特瑪托夫認為，文學創作的意義在于“認識世界無限的美和無盡的矛盾性”。幾乎艾特瑪托夫的每部作品，都會因其飽滿的藝術性、鮮明的政論性和深刻的哲理性，給讀者帶來情感和思想上的沖擊。《一日長于百年》更是直接撞擊并且拷問讀者的靈魂。

發表于1980年的《一日長于百年》，是艾特瑪托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的主要思想——包括他的“全球性思維”——和他的寫作特色，都在這部作品中得到呈現。從內涵而言，作品規模宏大，體現了作者思想中的宇宙主義。與此同時，地球、自然作為人類的祖先和賴以生存的環境仍然是作家作品中的思想核心和主要形象之一。

故事發生在一個位于草原深處的會讓站里。隨著火車的轟鳴、火箭的發射，一個暴風驟雨的時代闖入了原本寧靜有序的生活。主人公葉吉蓋是站上一名普通工人。他關心、珍視周圍的一切。小說開始，老職工卡贊加普去世了。葉吉蓋運送自己好友的遺體回老家，準備按祖先的遺訓來安葬。一路上，他回憶起了自己和卡贊加普以及小鎮其他居民們的人生經歷，仿佛經過了一個世紀。等到了墓地附近，他發現，在原本是祖先長眠的地方，已經建起了一個被鐵絲網包圍著的航天發射場。門口站著的哨兵不讓葉吉蓋進去。作為歷史記憶象征的古老墓地遭到踐踏。故事就圍繞著這一沖突展開。

艾特瑪托夫認為，個人和全民的歷史記憶，是道德和精神價值的基礎。民族性格也是在此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作家把神話傳說編織進敘述當中，賦予隱喻和哲學的含義。其中，最驚心動魄、寓意深刻的，是關于曼庫特的傳說：敵人給曼庫特戴上獸皮頭套，把他留在驕陽底下，曬干的頭套越收越緊，使曼庫特失去了記憶。此后，他變成了一個沉默而順從的奴隸。母親在歷盡千辛萬苦之后找到了他。但他已經不認得母親，也不記得任何東西，盡管母親一再提示，還為他唱他童年時的歌謠。敵人來追殺母親。母親逃脫了。敵人給了曼庫特弓和箭，授意他殺死母親。第二天早晨，當母親來到他身邊勸他一起逃跑時，他用毫不顫抖的手，把箭射進了母親的心臟。這時，從母親頭上掉下的白色頭巾化成一只鳥，一邊飛一邊呼喊：“想想，你是誰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父親是杜年拜！杜年拜！杜年拜！”從此以后，草原上空就有了一種叫杜年拜的鳥。埋葬母親的墓地，稱為母親安息地。葉吉蓋正是把自己的朋友運到這里來安葬。作家借助這一傳說，將自然（故鄉的土地，天上的飛鳥）、人及其記憶聯系了起來。無視其中任何一個因素會導致另一個因素的消亡。而通過現實與傳說富于隱喻性和哲理性的結合，艾特瑪托夫塑造了一個盡管是隱形的、但卻是力量巨大的形象——“警示”的形象。作家使我們認識到人類普遍的價值觀是我們時代的道德支柱。作家令人信服地展現了普通人豐富的精神世界，他們對于人類生存問題的看法。

在小說《一日長于百年》中，存在著幾個空間：鐵路會讓站，薩雷-奧捷卡大草原，國家，地球，地球的周圍和遙遠的宇宙。而在時間維度上有過去、現在和幾乎是想象中的未來。每個空間又都有時間。這些結構產生的相互關系強化了作品的隱喻性和作者藝術概括的表現力。

與讀者保持共時性

在論及艾特瑪托夫的創作在蘇維埃時代的價值和作用時，艾特瑪托夫研究專家加切夫強調指出：艾氏作品“具有極高的藝術性和深刻的哲理性，并且引發對人類生活、文化和認識的當代問題和永恒問題的思考。艾特瑪托夫的作品成了我們過去幾十年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們通過思想滋養精神，通過感受滋養心靈，通過美滋養想象力，使我們得到升華。”

斗轉星移。加切夫所說的時代已成為歷史。艾特瑪托夫作品問世至今已過去了數十年，作家離開我們也已10年了。人類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我們重溫艾特瑪托夫的作品時，我們會發現，它們的生命力和現實意義絲毫沒有減退，它們仿佛是作家在今天為我們所寫的。

這是因為，艾特瑪托夫是位始終進行著具有宇宙的廣度和哲理深度思考的作家，也是一位“傳道者”。他在作品中，尤其是在上世紀末的作品中，環視被種種矛盾沖突撕裂與切割的世界，描繪、呼吁愛、理解和團結，并將此視為人類文明生存與發展之路。

艾特瑪托夫的每部作品都涉及全人類利益的話題，都蘊含著喚醒人類的意識、良知和愛的內在力量。通過鮮活的、充滿戲劇性和象征性的畫面，向讀者揭示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有機聯系，個體與群體間的密不可分以及記憶作為連接代際傳承環節的重要性。

在作品中，時間通過各種傳說和神奇事件的棱鏡得到再現。這些傳說和事件開始于過去，展開在當下，趨向于明天，總是與讀者保持一種共時性。

艾特瑪托夫的作品，故事的線索都很豐富，它們相互交織，由作品中提出的問題的共性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仔細研讀，可以發現，這些問題始終是關于精神和道德的。艾特瑪托夫提出的關于存在的最基本問題一次又一次在他的作品中出現：“人怎樣成為一個人？”這個問題不會沒有答案，因為每個有良知的人都有義務理解他的個人命運與人類命運、與宇宙命運之間的聯系。

上世紀70年代，艾特瑪托夫曾寫道：“那些‘大眾藝術’，試圖作用于我們的本能，常常表現殺戮、酷刑、流血……它總是令人不安、使人恐懼……但我相信，真正的藝術應該來自正常的人類生活。”

作為對艾特瑪托夫的呼應，吉爾吉斯斯坦學者A·阿克馬塔里耶夫強調：“藝術地反映善良、人性、高尚的道德是作家的真正信條。”

而人及其善行，勞動和良心，愛和希望，為地球上的生命、為未來做出自我犧牲——正是艾特瑪托夫創作的永恒主題。

對中國作家的影響

艾特瑪托夫作品中的人道關懷，使他得到中國作家的廣泛認可和喜愛。

張承志便是其中之一。他曾說：“回憶起來，若是沒有讀過他，可能人生不至于因之殘缺，但是那將太可惜了。沒有那樣度過簡直不算讀書，沒有那種在閱讀中被美好感覺浸泡的經歷的人，簡直太不幸了！”張承志本人的寫作經驗便與艾特瑪托夫有諸多相似，其代表作《黑駿馬》與《一日長于百年》的結構線索相似，在老馬、土地、偏遠的火車站中穿插往昔的回憶與現實的道路，倒敘、穿插間富有參差的美感。

作家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就曾寫到孫少平閱讀《白輪船》時的感人場景：“孫少平一開始就被這本書吸引住了。那個被父母拋棄的小男孩的憂傷的童年；那個善良而屢遭厄運的莫蒙爺爺；那個兇殘丑惡而又冥頑不化的阿洛斯古爾；以及美麗的長角鹿母和古老而富有傳奇色彩的吉爾吉斯人的生活……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劇烈地顫動著。當最后那孩子一顆晶瑩的心被現實中的丑惡所摧毀，像魚一樣永遠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淚水已經模糊了他的眼睛……”

旅法學者趙越勝也曾動情地寫過第一次閱讀《白輪船》時的情景：“初讀《白輪船》，是在一九七四年初的冬夜。那時我還在懷柔的深山中做工。是夜，大雪彌漫，山中闃無人跡。我伴著熊熊爐火，滿懷顫栗讀完這部薄薄的小書，當時，我幾乎被這小書驚呆了。只覺心中有如許欲吐而未可以吐之物，如許欲語而莫可以告語之處，恨不能奪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然四圍山色，漫天迷雪，青燈孤影，無傾訴之人，惟聽窗外寒溪嗚咽。于是，奪門而出，在野風飛雪中對群山慟哭。”

艾特瑪托夫年表

1952年，開始發表作品。

1958年，莫斯科高級文學培訓班畢業后，在《新時代》雜志發表中篇小說《查密莉雅》，開始躋身蘇聯文學界。

1961年，發表中篇小說《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

1962年，發表中短篇小說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次年因該書獲列寧獎金。

1966年，發表中篇小說《永別了，古利薩雷！》。

1968年，《永別了，古利薩雷！》獲蘇聯國家獎金，同年獲“吉爾吉斯人民作家”稱號。

1970年，發表中篇小說《白輪船》。

1971年，獲列寧勛章。

1977年，《白輪船》獲蘇聯國家獎金，同年發表中篇小說《花狗崖》。

1980年，發表首部長篇小說《一日長于百年》。

1983年，《一日長于百年》獲蘇聯國家獎金。

1986年，發表長篇小說《死刑臺》。

1995年，發表長篇小說《卡桑德拉印記》。

2006年，發表長篇小說《崩塌的山岳》。

2008年6月10日，欽吉斯·艾特瑪托夫在德國紐倫堡病逝，享年80歲。吉爾吉斯斯坦將這一年命名為“艾特瑪托夫年”，6月14日為國悼日，巴基耶夫總統對國家電視廣播公司下達總統令：“對人民作家的葬禮進行現場直播。”普京和梅德韋杰夫也致唁電，普京稱他的去世是“我們所有人巨大的無可彌補的損失”，“我們會記住這位偉大的作家，思想家和人道主義者”。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7年的統計，艾特瑪托夫的作品已被譯成多種語言，在100多個國家發行，甚至總共只有4萬多人的民族——薩阿米人也用本族語言出版過他的小說，而在中國，除了漢語，還有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和柯爾克孜語的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