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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著《伊斯坦布爾》

當夕陽西下，乘坐渡輪航行在伊斯坦布爾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時，我難掩心中的悸動。蔚藍色的海面上，壯麗的博斯普魯斯懸索大橋跨越海峽，像一條紐帶將伊斯坦布爾東西兩岸拴連在一起。夕陽給兩岸城市鍍上一層恢宏的金色，大大小小的清真寺點綴在這層金色中，挺拔筆直的宣禮塔林立，勾畫出一幅壯闊的城市天際線。

這是博斯普魯斯海峽最迷人的時刻，也是伊斯坦布爾這座橫跨歐亞大陸的城市最迷人的時刻。獨特的地理位置讓這座城市不同凡響。正如土耳其的名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所說：“伊斯坦布爾最大的優點，就是其居民能夠同時透過西方和東方的視角來看這座城市”。

我的家中有帕慕克簽名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那是我的好友、作家夏榆去土耳其采訪帕慕克時捎回來的。最早我對伊斯坦布爾感興趣也正是因為這本書。帕慕克200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時我還沒有去過伊斯坦布爾，對這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城市不甚了解。帕慕克獲獎后，《伊斯坦布爾》一書熱銷，讀完我才對這座城市充滿了向往。

與中國一樣，土耳其有著悠久古老的文明歷史，是一個從不缺乏神話和傳說的國度。伊斯坦布爾作為舊都，幾千年來，歐亞大陸的征服者們輪番在這里上演“我來，我見，我征服”的戲碼，不同文明紛紛在這片土地上涂抹著自己的色彩，造就了今日伊斯坦布爾“混搭”的風格。

帕慕克無疑是對這種文明的“混搭”最了解的人之一。他自幼生活在伊斯坦布爾，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真正的伊斯坦布爾人”。他眼中的故鄉，是一座充滿帝國遺跡的城市。這里是“兩個世界的邊界”，“中西房間的橋梁”。歷史上的戰火，將這里變成一處文明的熔爐，它的三個名字“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對應著三個帝國時代。文化變遷、宗教更迭，給這個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散落在草叢中的純白色大理石石柱、神廟祭壇、宏大的圓形劇場，展示著古希臘城邦文明曾經的輝煌；密布的清真寺、精美的土耳其細密畫、旋轉的蘇菲舞，又是奧斯曼帝國文化的寫照。在伊斯坦布爾最著名的宗教建筑圣索菲亞大教堂，更能感受到不同文明的沖突和碰撞：這座東羅馬帝國時期偉大的教堂，在奧斯曼帝國時期被改為清真寺，宏大建筑的四周，豎起了四根宣禮塔，穹形頂壁上巨大的奧斯曼帝國大勛章、講道壇和用來指示麥加方向的圣龕無不訴說著文明征服的無奈與滄桑。

歷史賦予了伊斯坦布爾多彩的底色，以至今日的伊斯坦布爾依然在其中糾結。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宗教與世俗化，此消彼長又相互糅合——這既是這里的優勢也是它的尷尬。在帕慕克的作品中，獨特的歷史文化境遇、現代化進程中的西化影響，使他還是受到了文化的碰撞、文明的沖突所帶來的心靈的震撼。也正是憑借對此的書寫，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在頒獎詞中說，他在追求故鄉憂郁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的沖突和交錯的新象征。

而與帕慕克同時期還有另一位享譽國際的人物，同樣了解伊斯坦布爾。

2017年，我曾受邀參加土耳其安塔利亞國際電影節。在一次電影放映后，與影展主席聊天時我提到了土耳其著名攝影師阿拉·古勒，他被譽為“伊斯坦布爾之眼”，也是備受帕慕克推崇的人。出乎我意料的是，影展主席起身將我引至一位坐著輪椅的老人面前——我就如此意外地見到了阿拉·古勒。帕慕克曾說過：“沒有哪兒的伊斯坦布爾能比在阿拉·古勒的照片里保存、記錄和保護得更好了。”在《伊斯坦布爾》一書中，帕慕克選用的照片也大部分是阿拉·古勒的攝影作品。他甚至說“挑選這些照片使我重溫了寫這本書時經歷的激動與困惑。”帕慕克以文字記錄伊斯坦布爾，阿拉·古勒則以鏡頭記錄下伊斯坦布爾曾經的記憶。

“古勒的伊斯坦布爾照片提醒我，這座城市已歷經多少的滄桑巨變，同時又有多少仍然亙古長存。”帕慕克說：“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也看到了秩序、紀律及權威的觀念與因貧窮而生的無序無助、技術匱乏之間的對立。這些是古勒許多伊斯坦布爾照片的核心要素。”

阿拉·古勒的照片與帕慕克的記憶一樣，是充滿細節的。金角灣的大清真寺、博斯普魯斯海岸邊的咖啡館、漁民、鵝卵石街道、馬車夫……鏡頭中，奧斯曼帝國時代的余暉和共和國的新建筑處于同一畫面中，勾勒出這個城市經歷了帝國時代、由盛而衰后的一聲嘆息。憂傷的斜陽俯視著這片土地，帕慕克在《伊斯坦布爾》一書中寫道，“奧斯曼帝國瓦解后，世界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兩千年的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她對我而言一直是個廢墟之地，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

奧爾罕·帕慕克和阿拉·古勒帶著獨特的歷史感，記錄下的文化鄉愁，或許將成為幾代人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