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個夏天，俄羅斯和它的世界杯成為了高頻詞，吸引了諸多人的目光，很多媒體推出了“帶一本書去俄羅斯”之類的書單。如何接近這個國家，如何了解它的歷史、文化和人，這確實是一個難題。俄羅斯的歷史不長，但它在20世紀的經歷之豐富，變遷之巨大，恐怕沒有哪個國家可與之相比，而它的國人以不會微笑著稱于西方，以戰斗民族揚名東方，更是驗證了別爾嘉耶夫關于俄羅斯性格之兩極性的論斷。若想深入這個民族的內核，探知它在20世紀的歷史，可以去讀歷史、文化和哲學，亦可以通過文學作品、文學想象和虛構的文學空間，這或許是我們探索這個民族的更加感性的方式。

《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是俄羅斯作家烏利茨卡婭最為重要的作品，于2001年獲得俄語布克獎。俄國評論者稱該作品是一部“家庭史詩”，是一部“遲到了將近20年之久的、智慧得不可思議的小說”，迄今為止，它已被翻譯成將近20種語言，引起了俄羅斯和西方文學評論者的密切關注，成為當代俄羅斯文學風貌的微縮體現。烏利茨卡婭和很多當代俄羅斯女性作家一樣，喜歡寫家庭，她于2005年短暫訪問中國的幾天里，也不忘找機會去看看中國人的家是什么樣的，中國人是如何生活的。但她筆下的家庭不是一個狹窄的、僅關乎個人情感的場域，而是交織著國家與個體、歷史與現實、傳統價值觀和反叛精神的空間。《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的情節發展跨越了幾乎整個20世紀的維度。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衛國戰爭、戰爭初期蘇軍的撤退、蘇聯時期國家對遺傳學以及遺傳學者的壓制、在生育政策方面的種種不合理現象、斯大林的去世以及在莫斯科規模壯大的葬禮場面、上世紀60年代蘇聯年輕人的生活、爵士樂在彼得堡和首都的興起……烏利茨卡婭在小說中還原了很多俄羅斯人在生活中曾經親歷、并且永生難忘的場面。事實上，正是國家的整體命運造就了每一個俄羅斯人的個體命運，對于作品中的人物也不例外，他們的個人生活就是俄羅斯上世紀社會生活的一個側影。

小說圍繞其中心人物，婦產科醫生庫科茨基，記錄了兩代人、兩個大家庭的命運變遷。作家曾說過：“作為學生物的，我對人的身體生理感興趣；作為一個作家，我研究人的一些較深層次問題——人的心理、人生經歷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在這部小說中，庫科茨基和戈爾德伯格的專業為烏利茨卡婭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專業特長的機會，她以自己豐富的醫學和生理學知識，在小說中增添了很多令人回味的細節描寫，如人在母體中的形成、精子和卵子的相遇，此外還有許多借助拉丁文勾勒出來的性愛畫面，冷冰冰的科學術語在作家筆下散發出溫暖而有詩意的味道。此外，小說第二部分的非現實主義描寫，也是作品中引起評論界爭議較多的地方，主要描寫的是葉蓮娜病中的幻覺，而作家卻在非現實的場景中表達了她對宗教、死亡、愛情等永恒問題的深入思索。

小說名字中的“病案”（казус）一詞在俄語中有“令人費解之事”、“復雜病案”之意，這個詞也構成了小說中所有主題的核心。首先，“病案”是就20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命運而言的。小說男主人公庫科茨基是一名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人，除了精湛的醫術，他還有超自然的“內視力”和直覺來幫他解決科學理性無法做出判斷的問題。雖然他一生沒有自己的孩子，但有很多新生命經過他的雙手來到世間，他也給很多已經喪失希望的夫婦創造了享受天倫之樂的機會。二戰剛一結束，他就為國家制定了促進人口增長的規劃，但是由于官僚主義和一些人的愚昧無知，這個規劃久久沒有實行；他積極推行人工流產的合法化，被妻子和家里的女傭稱為“殺人犯”，他也因此和她們失去了相互理解的可能；他和統領科學院的偽學者做無果的斗爭。面對荒誕的蘇維埃現實，他用酒精麻醉自己。而庫科茨基的好朋友、被他稱之為“聰明的腦袋長在了傻瓜身上”的戈爾德伯格卻是一個永遠的樂天派，他和庫科茨基一樣正直善良，尊重科學和良知，對國家的命運懷著一顆永恒的赤子之心，永遠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清醒的智慧，卻一樣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流放、監禁、被排擠、被陷害……他們倆的命運就是蘇聯知識分子在20世紀命運的集中體現。小說中兩位好友在爭論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哪些品質給個體的生存提供更大的機會？智慧？天賦？誠實？自尊感？堅強的精神？不，所有這些品質都妨礙生存。擁有這些品質的人或者拋棄了祖國，或者被有計劃地消滅了。而哪些品質有助于生存呢？謹慎，封閉，虛偽，道德上的隨機應變，沒有自尊感……”這或許并不僅僅是兩位主人公共同面對的難題和病案，也是所有人在社會生存中難以進行的抉擇。究竟是放棄良知來求生，還是繼續保持道德上的純潔來迎接災難，兩位主人公都給出了對這份病案的解答。

“病案”的另一重含義是就家庭而言的。或許幸福的家庭、完滿的愛情是作家筆下每一個人物的追求，然而，即便在虛構的空間中，這種追求也常常無果而終。作者并沒有制造幻覺，而是非常現實地刻畫了家庭生活的真實景象。在烏利茨卡婭筆下，理想的家庭是夫妻間擁有靈與肉結合之愛情的組合，而完滿的愛情則是精神和肉體的完美契合。作家借虛構的列夫·托爾斯泰的形象充分表達了對靈與肉之愛的看法。較之于追求純精神世界、戒絕欲望的經典作家，烏利茨卡婭認為兩個身體的結合是無罪的、高尚的、幸福的。理想的性愛是肉體和精神高度和諧之結合，二者缺一不可。庫科茨基和葉蓮娜最初10年的婚姻生活幸福得毫無瑕疵，可稱得上是完美婚姻，但這僅僅是他們漫長生命中的短暫一瞬。對人工流產的不同意見、對家里冒出來的養女的不同看法使他們無法填平橫亙在二人之間的鴻溝，那是誤解、是相互的傷害、是極度的自尊造成的無法彌補的隔閡。葉蓮娜生病后，他們更無法進行正常的交流，妻子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個庫科茨基所無法理解的世界。他們的“家庭生活只保留了一個大概的形式，保留了舊日家庭幸福的空殼”。

庫科茨基的女兒塔尼婭經歷了曲折的生活道路后找到了靈與肉結合的愛情和精神同道：“塔尼婭和他的世界觀完全吻合，無論是思維過程還是感情變化都吻合。”與謝爾蓋的結合改變了塔尼婭的世界，她感受到了完滿的幸福，“在這個夏天之前 ，她從來沒有感受到這種非人類的愉悅，那是任何一種生物，從蚯蚓到河馬，都能感受到的激越”。關于塔尼婭和謝爾蓋相愛的段落或許是整部小說中最飽含激情的部分，有那么一瞬間甚至讓人以為他們的幸福會彌補父輩感情生活的蒼白。然而，無論是靈與肉結合的理想境界，還是由這種愛情構成的理想家庭，在烏利茨卡婭筆下都是短暫而易碎的，塔尼婭最后客死他鄉，和謝爾蓋的家庭生活也戛然而止。在作家筆下，比起維護家庭幸福，破壞它更加容易；比起相愛，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寬容更難，幸福往往短暫，而不幸卻悠久漫長。更為悖論的是，那種靠責任與利益，或曰靠理性維系的家庭，比如托瑪的家庭，比靠情感維系的家庭持續的時間更為長久。盡管如此，烏利茨卡婭依然把傳統文化所推崇的家庭幸福當作她的一種追求，雖然這或許是任何一個清醒的作家都能認識到的難以實現的理想。

最后，小說的“病案”還是就兩代人世界觀的差異而言的。不難看出，巴維爾·庫科茨基和塔尼婭是小說中最為重要的人物，各占據了小說前后兩部分最為主要的篇幅，他們是20世紀同齡人和40年代生人的代表，同時也代表著不同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成長在醫學工作者家庭的塔尼婭，從小就形成了反對他人意志暴力、向往自由的個性。在醫學院做實驗員、解剖嬰兒尸體的經歷，讓她徹底放棄了對科學的熱愛，她認為那里充滿了對世界的物質層面的解讀和對生命的不尊重；老院士甘索斯基對塔尼婭的猥褻，讓她輕易地把童貞獻給了一個路遇的男孩，同時也堅定了離開虛偽科學殿堂的決心。塔尼婭放棄了學業、放棄了每個人都要重復的那種循規蹈矩的生活，“她培養起了一整套否定世界的理論，否定愚蠢、荒誕、可惡的世界，她堅定地拒絕按照這個世界的那些法則生活”。之后的塔尼婭過起了波西米亞人的生活，她隨遇而安，享受著自由，以自己的方式感知起眼前的世界。

塔尼婭對自由的體驗是全方位的，這不僅表現在她放棄學業和工作，做起了富有創造性的手工藝品上，也表現在她解放自己的身體，讓身體充分享受自由上。她和不同的人同居，甚至同時和戈爾德伯格家的兩兄弟同居，以至于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是誰的。塔尼婭對性的態度，似乎也是她對抗秩序和體制的一種方式，是對蘇聯社會那種回避性、把性看作不道德的虛偽態度的反擊。塔尼婭成長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與作者烏利茨卡婭幾乎是同齡人），她和她那些流浪藝術家和音樂家們是飽受斯大林獨裁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壓抑的一代人，聚攏這一代人的“不是社會出身，也不是民族屬性，不是職業，也不是教育水平，而是某種不可捕捉的東西，它部分地與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悅有關，但是并不會局限于此。為了成為我們的人，應該能體驗到一種隱約的不安心情，要對所有命令和許可不滿，對整個現存的世界感到不滿，從字母表到天氣，直到把一切都創造得如此糟糕的上帝”。性愛是塔尼婭宣泄不滿、追求自由的方式，也是反抗制度的方式。“她小的時候，大人的世界和小孩的世界、好人的世界和壞人的世界的這種分化是非常自然的。現在，她面前展示著另外一種劃分——聽話人的世界和不聽話人的世界”。她努力做的是一個“不聽話的人”，也就是體制外的人，這一點與她父親——庫科茨基醫生有著天壤之別。父親能夠去寬容地對待她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然而在內心深處卻無法理解。

有的時候，藝術家只負責提出問題，但并不負責對其進行解答。烏利茨卡婭在《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中給出的一個個含義頗豐的“病案”，其實并不僅僅屬于庫科茨基，也屬于我們每一個沉浮于生活和命運之漩渦的人。我們和作家一樣，未必能給主人公們找出“藥方”，也是因為生活本就充滿了各種矛盾和悖論，根本無解。然而，透過作家精彩的藝術世界和她對生活、人、情感和家庭的深刻觀察，我們對這些問題會有更多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