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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作家、詩人馬洛伊·山多爾的長篇小說《燭燼》，從主人公亨里克接到來信、安排晚餐、點燃蠟燭迎接客人康拉德開始敘述，到蠟燭燃盡、送走客人收尾。兩個四十年沒有見面的老人——某一個女人的丈夫與情人——在燭光里回憶青春、友誼、一個時代、一場情變，相互審視和辨析。但“一個活下來的人，沒有權利提出指控”，“誰活過了別人，誰就是背叛者”。

顯然，這是一部追憶之書——追憶，讓往日繼續成為現實和未來，是每個作家乃至每個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像普魯斯特那樣寫出屬于自己的《追憶逝水年華》。

當然，所有文學作品都可以視為回憶錄，關于理智與情感、經驗與幻象。但普魯斯特的書浩蕩如長河，我站在岸邊望而生畏，翻了翻，沒有讀完，更喜歡他的《駁圣伯夫：一天上午的回憶》。仍是回憶。連駁斥文學權威圣伯夫、為巴爾扎克等天才們辯護的這部論著或者散文，也可以通過回憶和敘事來完成——他真夠累的，也真夠狠的——那落實到了一個個情節和細節的駁斥，事實確鑿，難以顛覆。這部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追憶逝水年華》的反光，部分章節形成互文關系，像一張施工草圖與一座已經落成的建筑物。

馬洛伊耐心地讀完了《追憶逝水年華》，并坦承受其影響。

一九〇〇年，馬洛伊生于一個奧匈帝國貴族家庭。性格叛逆，反復轉學，師生關系緊張。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寫新聞稿、詩、長篇小說。翻譯卡夫卡。戀愛，結婚，幼子早夭。顛沛流離，從慕尼黑、巴黎到布達佩斯。因寫作的真實性而以“毀譽罪”之名遭到審判、處罰。拒絕新政府、新社會的任職邀請，出走瑞士、意大利。定居美國。書籍在祖國遭禁。上世紀七十年代解凍期來臨后，馬洛伊拒絕回國。妻子、弟弟、養子相繼離世。一九八九年，一顆子彈像最后一個句號，被他的手槍寫在自己的頭顱上，波瀾壯闊的長篇人生結尾了。

一個作家的生成，需要復雜的個人史來支持。反之，作家的流域和影響力，也源自書桌一角墨水瓶的洶涌不息。

馬洛伊的寫作主題集中于婚姻、愛情、階級、文化之間的沖突與攻守，行文水靜流深，筆墨暗含深淵。出版著作達五十六部，與茨威格、托馬斯·曼、卡夫卡齊名，成為二十世紀東歐歷史的觀察者、省思者、批判者。受其影響的當代匈牙利作家，有凱爾泰斯·伊姆萊、艾斯特哈茲·彼得、納道什·彼得等等。

在自傳《一個市民的自白》中，馬洛伊寫道：

我走在亡人中間，必須小聲說話。我的面孔是外祖父的翻版，手是從父親家族那里繼承的，性格則是來自母親那一支的某位親戚。在某個特定時刻，假如有誰侮辱我，或者我必須做出某種決定，我所想和所說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曾外祖父在摩爾多瓦地區磨坊里的行為一模一樣。

一個作家就是走在亡靈中間的人，用語言的勃勃生機來復蘇它們。

在一九四二年完成的 《燭燼》中，作家用詩性的莎士比亞式語言，表達了對于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渙散的奧匈帝國時代的眷戀，思考“友誼與階級”“愛與恨”“忠誠與背叛”等等命題。在等待早年友人、對手康拉德來訪之際，看著莊園走廊里陳列的一代代自家供養的畫師作品——玄祖父、祖父、父親、母親、各種親戚、朋友、戰友，甚至仆人的舊畫像，亨里克自言自語：“那代人確實很棒，但是稍微有點孤獨。他們不能幸運地融入世界，他們雖很高傲，但心存相信：相信正直，相信男性品德，相信沉默，相信孤獨和諾言，還相信女人。”

走廊一系列畫像中間，有一處醒目的四方形空白，“看得出來，這里曾經也掛過畫”——亨里克的亡妻、與康拉德有過隱秘情感的女子克里斯蒂娜，這一處空白里，保持著自己的存在感和質疑。

已經進入暮年的亨里克，還擁有上述種種的“相信”嗎？他有些遲疑，他等待答案。燭光下的交談在延展：少年軍校、關于肖邦的四手聯彈、莊園晚餐、服役、異乎尋常的狩獵、一間似乎充滿秘密的公寓、熱帶的出走、四十年的沉思與等待……蠟燭燃盡。告別。亨里克與康拉德——乃至懷著種種感傷和隱秘而死去的克里斯蒂娜——都似乎沒有得到確切答案。像傷害者與被傷害者都回到現場，卻無法在時間這個老警察面前，復原當初的動機與真相。

小說結尾，亨里克吩咐自己的乳娘、九十多歲的老仆人，把克里斯蒂娜的畫像重新掛上那一空白處。他說：“沒那么嚴重?！比槟镎f：“我知道?！?/p>

中國的李商隱說：“蠟炬成灰淚始干?！惫挪ㄋ沟聂斆渍f：“看看這熄滅的蠟燭殘燼，它就像是某個從善與惡、榮與辱的對立中安全逃出的人?！焙嗬锟耍@個用一生來拼圖、還原真相的老人，終于平復了痛苦和屈辱，像燭燼，像燭燼之后微明的天光……

讀完《燭燼》，回視個人生活，我也“稍微有點孤獨”。在上海，在新時代，一個人所相信的事物還剩下什么？友誼？愛？我起碼還能相信漢語的美感與力量。只要漢語存在，總能得到救贖和安撫。而語言的本質是人性。相信漢語，就是相信人性的美與力，即便這“相信”顯得有些脆弱、遲疑和膚淺。

《一個市民的自白》這一部書結束于父親去世的情節。那一年，馬洛伊二十四歲。此前，他把青春期消磨、揮霍在萊比錫、法蘭克福、柏林、巴黎、倫敦等城市，穿父親寄來的棉衣，花家里匯來的錢?！半x開一個熟悉的地方，比抵達一個陌生之地更重要。這種復雜的不忠，就像一種疾患，決定了‘我的人格’，決定了既讓我痛苦又使我成為‘我’的缺點和能力。不忠者不僅對愛情不忠，還對城市不忠，對河流不忠，對群山不忠?！边@些話，似乎也在回應《燭燼》的主題。

厭倦于熟悉的日常生活與風景的人，都是不忠的人——滿大街、滿世界不忠的人，揣著護照和機票，想著遠方。作家的責任就是對陳舊的思想與表達不忠，從而保持對內心和記憶的忠誠。

任何一個父親的死，都會讓兒子的世界頓然成為陌生之地。馬洛伊說：“父親下葬了。我感覺自己通過了一次評審，晉升了一級。我被一種十分特別、令人窒息的自由感所捕獲。只有他無私對待我，以他自己有教養的可悲方式。我必須盡可能活下來并寫作。這非常困難。我要把留在內心深處和個人世界里的人性，全部珍藏在文字中?！焙ε卤贿@全新的陌生所吞噬，就是寫作的發生學原理——在紙上，嘗試重新回到熟悉的地方和親人們中間去。

二〇一七年秋，在寧波“國際文學周”，我與這部書的翻譯余澤民相識。我也姓余。在瀕臨東海的南方小城散步，晚風也是海風，似乎有隱秘的一波一波律動，影響我們談話的節奏。余澤民披散長發，著黑色大衣。他本科習臨床醫學，碩士、博士在中央音樂學院攻讀美學，與某位后來日益著名、擁有世界影響力的女歌唱家是同學。移居布達佩斯近三十年——那是一個由山崗“布達”和平原“佩斯”組成的美麗古城。他先后做過導游、醫生、家庭教師。與一個匈牙利女子結婚。

復雜的種子和泥土，才能開出美麗花木——從人類，到語言。翻譯家就是傳遞精神之種的花信風。

也是在這次國際文學周活動中，遇到布羅茨基的散文集《文明的孩子》《悲傷與理智》的翻譯者劉文飛先生。與他交談，是在論壇茶歇間隙的幽暗走廊里。周圍是李敬澤、謝有順、張清華等作家、批評家以及海外嘉賓。我當面向劉文飛的勞動致謝，是他把布羅茨基帶到了我及其他同代人面前，從而為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散文文體實驗，提供了一部分勇氣和資源。

那天晚上，在翻譯家、詩人高興先生主持的寧波文學青年沙龍活動中，我發言，表達了對翻譯家們的敬意：優秀的翻譯家，是異國作家在漢語中的轉世靈童——通過他們，漢語中才能涌現出一個又一個文學新人，比如，劉文飛或者說布羅茨基，余澤民或者說馬洛伊·山多爾。

回到《燭燼》。在這部書開篇，亨里克回憶幼年時代，與年輕的乳娘在海邊有一段對話，富有意味，抄錄如下：

“我要當詩人。”他說，歪著腦袋仰臉看她。

她望著大海，金色的發縷在熱風中飄舞，透過半垂的睫毛窺視遠方。

乳娘把他摟到懷里，讓他的頭貼近自己的胸脯，說：“不，你要當軍人?！?/p>

“跟爸爸一樣嗎？”孩子搖了搖頭，“爸爸也是詩人，你不知道嗎？他腦子里總在想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