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主持語：

這一組文章專題研討青春寫作，作者根據在培文杯全國青少年創意寫作大賽組委會今年初舉辦的“培文三人談”第一期的發言大幅度整理而成。楊慶祥認為，“青春文學”并非是一種年齡的標志，而是洋溢著某種道德的熱情和對整個人類關愛的偉大品質，所有的偉大作品都有一種“青春性”。李宏偉指出：青春文學是唯一由讀者、出版方、作者三方力量推動，主流文學界加以事后追認的文學命名。文珍期盼有一天“青春文學”這個被用舊了的詞被重新擦亮，變成“青春性的文學”。青年學者、青年作家談青春文學，文筆活潑、犀利，有一種可貴的反思意識。

——劉川鄂

青春文學這個事情怎么說呢？其實在中國甚至在世界文化的譜系里面，對青年的崇拜是一個很晚近的事情，近代以來，隨著啟蒙運動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才有了“青春”和“青春文化”的誕生。在中國的文學觀念中，更常見的是崇老。當然中國文化很有彈性，它在崇老的同時對青年也很贊賞。比如“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但整體上還是一個農業社會形態下的崇老文化。倒是當下的文化存在一種偏執，就是我們會彼此妖魔化對方。比如說年紀大的人說年輕人做事完全不靠譜，不可信任。然后年紀小的人覺得年紀大的人老朽。這個實際上是一種正常的交流渠道沒有建立起來。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青春文學其實有兩次比較大的浪潮。一次是“五四”時期，另外一次實際上就是2000年以來。但是這兩次的“青春文學”區別甚大。“五四”那一代人的青春文學，附著于一個巨大變動的社會背景，有鮮明的歷史意識。鳳凰涅槃、娜拉出走之后怎么辦、革命加戀愛等等，涉及到家庭、婚姻、民族、國權、個人建設很多復雜的問題，所以這一股青春文學就變得特別厚重。

舉個例子吧，巴金的《家》，這是當時很典型的青春文學，也是當時的暢銷書。五四那一代作家往往同時身兼數職，既是出版人，又是編輯，又是專欄作家或暢銷書作家，同時還是一個革命者，或者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所以我覺得那一代人生命存在的狀態本身比較多元豐富。所以導致他的作品，哪怕他是在一個簡單的維度——比如《家》寫的就是一個離家出走的故事——依然攜帶著很多的意義，里面有很多復雜的內涵。但是2000年以來的青春文學，雖然是我的同齡人寫的，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我是瞧不起這些寫作的。我在一段時間基本上沒有受過他們任何影響。

如果抱著研究者的心態去觀察2000以來的青春文學思潮，會發現它是一個“虎頭蛇尾”的文化現象。它開始的出發點是特別好的，比如新概念作文。其目的是為了尋求一種更新的自我表達和書寫的方式，建構一個更有別于我們上一代人的價值觀念，甚至是生活方式，這一點我在《80后，怎么辦》里已經有過詳細的論述。但是我覺得這一代人，包括我自己在內，說得刻薄點就是“爛泥巴扶不上墻”，我們背叛了這一初衷。因為2000年以后中國的歷史變化太大了，尤其是資本的運作，當資本一介入，嚴肅地寫作和嚴肅地表達，就變得困難起來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無奈的事情，恰恰是我們這一代人缺乏頑強的抵抗力。環境的變化是外因，任何一個時代都是有其誘惑。但是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被媒體和雜志推到時代前臺的那些人，最后都放棄了堅持，一部分人甚至變成了投機者。他們甚至都不愿意留在文學行業里，因為文學所能帶來的利潤極少，所以他們會去拍電影、開飯店、做APP、做民宿，就是哪個能賺錢就做哪個，把自己拿出來做商業廣告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不太相信某一個時代或者是某一個時間結點上突然有一大幫人，都成為偉大的作家，或者成為很優秀的作家，我覺得不會。人類歷史上沒有這種情況出現，未來也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最近媒體又在熱炒“90后寫作”，這和當年助推“80后”寫作一樣，都是拔苗助長的行為。沒有經過長時間的錘煉，沒有長時間的觀察，沒有漫長地對生活的感受和經驗，怎么可能一下就出來一個天才？歷史上有特例，但是非常非常少。比如說《靜靜的頓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一直是一個公案，到底是不是他寫的？因為大家不相信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能寫出這么好的作品，所以這個是非常少的特例。我記得以前看過一篇汪暉寫的文章，其中講到達芬奇的名畫《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上有一個沒影點，為了找到那個沒影點的準確位置，達芬奇畫了大量的草圖，達芬奇我們都知道是文藝復興的天才，即使這樣的天才，也是經過無窮無盡的刻苦練習和反復失敗之后才獲得那最有創造力的瞬間。

我覺得這些年中國愈演愈烈的所謂網紅、大資本、打造大IP，幾乎都是反文化的行為。這些打造的是文化工業，文化工業不等于文化，文化工業的重點是工業，就是可以為了賺錢copy，可以無限復制，在短時間內產生巨大的利潤，跟文化的養成沒有太多的關系。最后會發現我們的文化工業越是好，文化越是差。這是我自己的觀察，或者說也是我的偏見。

當然，也確實提供了很多的機會。但是，有時候我覺得機會太多了，未必是好事情。亂花漸欲迷人眼，機會太多了，這里去嘗一下，那里去試一下，發表、出版、變現都那么容易，就沒有人愿意去老老實實從事創造性的工作了。

目前所有文化最大的問題就是心智不成熟。電影、話劇、文學算是比較好一點的。讓一群心智不成熟的人通過媒體和資本的炒作，把他們推到前臺，讓他們來引領一個民族的思考，或者是引領更多的年輕人朝他們的方向努力，這個豈不是很糟糕。魯迅寫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時35歲，他那個時候心智已經很成熟。所以他的作品，我們讀了以后，確實帶給我們思考，提供路徑。現在則讓一群心智不成熟的人，或者是一群生意人——甚至還不是做大生意的人，而是做小生意的人——來引領我們思考，用“批發”的方式來制造所謂的文化和文學產品，這不是文化的邏輯，這完全是商業的邏輯。我以前寫過一句詩叫做“一個商業和網紅聯盟的國度是沒有希望的”，重工業燒烤，輕工業喊麥，那就沒有什么希望。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文化轉型時期，其實文化承擔著很重要的使命和作用。所以我要批評那些打著文化的旗號做反文化的事情的行為，當然，在目前的語境下，這種批評不影響資本和商業繼續去運作他們的“文化工業”邏輯，但通過這種批評，我們至少應該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東西、有價值的東西。

我一直很欣賞當年明月，他是個暢銷書作家，但是他很有自知之明，他曾經在公開的場合說：“《明朝那些事兒》賣得確實好，但是并不意味著這是一個多么好的歷史著作。錢穆先生的著作，每年只能賣掉幾百冊，但是過了一百年，他每年還能賣幾百冊。但是再過一百年，我的《明朝那些事兒》就不會有人來買了。”這是清醒又警醒之語，但這樣的人并不多。我們很多的戲子或者商人，他們甚至覺得自己就是文化領袖，這是最糟糕的狀況。

前一段時間有一個活動見到了黃燦然。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翻譯家，我讀了很多他翻譯的作品，但沒想到他那么窮，非常窮。在香港住不下去了，就跑到深圳一個鄉下住。他沒有被資本同化，他一直就認認真真地搞翻譯，那天他在現場說了一句話，我覺得特別好，叫“死后見”。他說現在你根本就不知道哪個作品是最好的，也許寫得最好的作品還沒有出現。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進行判斷。我贊同他的說法，我自己寫詩，我永遠覺得我下一首詩會超越我前面的那一首，我也不清楚我接下來還會寫出什么樣的詩歌。如果我們僅僅是浮在時代的表面看時代，我們其實是看不清楚的，文學、文化還是需要有恒久的耐心。技術再怎么變化，有些東西是不會變的。所以這就是“死后見”。所以不要以時代的名義來輕易地原諒自己，是你自己不行，就不要說時代的壞話了，這個時代就是這樣，關鍵看你怎么選擇。

回到青春性這個話題上來，我最近把莫言新發表的一些作品看了一下。我以前一直批評他，覺得寫得不是很好。但現在反而覺得他有很多可取之處。為什么？就是他的“青春性”問題。莫言依然保持著他年輕時候的那種狀態，就是那種固執，他還是固執地寫，固執地用他的語言表達，固執地寫他們家鄉的那點兒事。我覺得這就是一種“青春性”。青春性就是一條路走到黑，就是瞄準一個方向不管不顧。為什么現在我們真正有質量的“青春寫作”反而少了呢？就是大家都變得善變，因為機會太多了嘛，這條路走不了，走那條路，最后發現其實你什么路都走不了。

所有的偉大作品都有一種“青春性”，也就是說，“青春文學”并非是一種年齡的標志，而是一種品質，即洋溢著某種道德的熱情和對整個人類的關愛。我們中國人喜歡講《紅樓夢》，《紅樓夢》寫人情世故，但是《紅樓夢》讀到最后我們會發現是一個很青春的小說，賈寶玉、林黛玉，幾乎都是以一種偏執的方式來完成對暮氣沉沉的文化的反對和叛逆，這，其實是文化生生不息的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