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區文化館歷經改革源于“人民的內在需求”,館長徐偉—— 四十年,他持續定義文化館
徐偉和文化館里的老物件展。本報記者 饒強攝
2007年朝陽區文化館舉辦的“我們身邊正在消失的老物件”展覽。
上世紀80年代朝陽區文化館全景。
早晨七點,徐偉照例推開朝陽區文化館一層“書屋”的門,將電腦、前一晚閱讀的書和厚厚的書摘筆記放在書桌上,戴上眼鏡在工作開始前學習英文。九點,這個擺滿各種藏書和老物件的書屋迎來一天當中最早的一批參觀者。日頭漸高,文化館地下一層的排練室里響起了大鼓隊整齊有力的鼓聲,“非非小劇場”里飄出青年激情澎湃的話劇臺詞。
一切正如徐偉所說,“文化館就應該是一座公園。”從端著全額撥款事業單位鐵飯碗的“衙門”,到提供優質公共文化產品的開放式文化館,再到成為深刻介入民眾教育、產業孵化、民生需求的文化“巨輪”,朝陽區文化館經歷了一次次脫胎換骨的蛻變。而這一切變化,徐偉說,“是融入改革開放大潮中的一部分。”
青春思索
文化館就是唱歌跳舞嗎?
1977年,20歲的徐偉畢業后被分配到朝陽區文藝宣傳隊。那會兒文化館已變成文藝宣傳隊的活動場所。在大家的認識中,“文藝宣傳隊就是文化館。”從工作的第一天起,徐偉心里就種下了一個巨大的疑問:“文化館是干什么的?”
物資的緊缺、文化生活的匱乏,是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主色調。在那個計劃體制、工作分配的年代,徐偉懷著年輕人“戰斗”的激情去擁抱一切安排,無論是去煉鋼打鐵還是吹拉彈唱。這支存在時間不到十年的文藝宣傳隊排練的大多是京劇《紅燈記》《沙家浜》等樣板戲,后期排演過話劇《紅色聯絡站》《甜蜜的事業》以及一些舞蹈、曲藝節目。
徐偉是許多人眼中的“能人”,譜曲、唱歌、彈鋼琴都不在話下。在隊里,他的創作和演出的才華初露鋒芒。1979年文藝宣傳隊解散,徐偉自然而然來到了朝陽區文化館,負責輔導培訓各街鄉文化骨干。
在一張1983年的老照片里,我們依稀可以看到昔日朝陽區文化館的模樣。這個在今天看來矮小簡陋的文化館,當時建有影劇院和小禮堂,而電影院在國內其他文化館是少有的。人們騎著二八式自行車聚集在文化館門前的小院,聽著大喇叭觀看“五講四美”宣傳隊的演出,文化館外墻上還展示著日本電影《華麗的家族》的海報。
二十來歲的徐偉騎著車走街串巷,在雙橋、金盞、東壩、將臺等街鄉留下他一路采風和培訓的身影。在與村民和文化骨干的交流中,他一直沒有忘記那個縈繞心頭的問題——文化館應該做什么?
“文化館就是唱歌跳舞的嗎?那還要專業院團干嗎呀?是培養人才的嗎?那還要藝術院校做什么?”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徐偉發現,文化館這些功能全都能被社會上的其他機構代替。
文化館很忙。從“五月的鮮花”群眾歌詠活動,到“金色的秋天”群眾藝術節,再到春節花會表演……組織“老老少少、蹦蹦跳跳”,是民眾甚至是文化館工作人員對文化館工作的真實寫照和定位。然而,許多投入成本巨大的“送文化”活動,群眾并不買賬。由于公共文化產品的同質化、效率低、質量差,文化館的許多活動成了“自我繁忙、空轉式的繁忙”。
文化館很老。這個從1958年起就已存在的區級文化館擁有“七部一室”,連著片兒的辦公室讓步入其中的民眾感覺像是進了衙門。徐偉感受到,文化館逐漸變得暮氣沉沉,在政府包辦的安逸搖籃里不愿面對潛藏的危機,在虛假繁榮里慢慢退化著自己的四肢。
“中國文化館要有‘向死而生’的勇氣。”在徐偉看來,一次自救式的改革已勢在必行。
不惑之年
拆除“圍墻”把空間留給百姓
1996年,朝陽區文化館新館在朝外小莊落成,39歲的徐偉競聘成為文化館館長。
新館長上任,徐偉拿出一份從內到外改造文化館的計劃:與體制“斷奶”,將文化館從全額撥款單位轉為差額撥款單位。同時,把非職能部門的辦公室全部改為文化活動空間。
這項在今天看來都如同壯士斷腕的徹底改革,當時給館內職工帶來的沖擊可想而知。回憶起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徐偉波瀾不驚:“沒有什么阻力。”但老員工們都會記得“鐵飯碗”被拿下時館里不安與焦慮的氣氛,和失去在辦公室喝茶看報悠閑時光的憋悶。館里的百十口職工怨聲載道,找館長要說法。
在一間會議室的角落里,當時正在辦公的徐偉面對職工的憤懣,堅定地說道:“咱們既然是文化館,就得盡可能把空間留給百姓!活動開到哪兒,職工就應該跟到哪兒。”見館長把自己的辦公室都撤了,職工們也沒了脾氣。
這場改革中,為領導來訪準備的貴賓休息室也被一并裁撤,變成公共文化活動的場地。墻上領導視察照片和科室牌子不見了,親切的老物件展覽吸引了一撥撥群眾進來觀看。“衙門”做派的圍墻被紛紛拆除,朝陽區文化館涌入了清新的空氣。
體制改革后,館里上上下下干起活兒來腳下生風,但如何自力更生搞好經營仍是個難題。文化館也曾經試圖做點小買賣,出租場地開舞廳、臺球廳。但徐偉很快意識到,設施外租比例過高將導致文化館文化主業丟失,格調不高的活動多了,更是對文化館發展的一種傷害。
徐偉決定砍掉這些經營性場所,把目光瞄準了小劇場。2004年,在民營劇場寥寥無幾的情況下,朝陽區文化館“9劇場”石破天驚,推出開幕話劇《青春禁忌游戲》。短短兩年多的時間,“9劇場”憑借優質的話劇贏得社會聲譽,與北京人藝、東方先鋒劇場三足鼎立。
新館成立之初還干過一件大事兒。上世紀90年代末,文化館對面光華染織廠的女工遭遇了下崗潮。徐偉組織女工們成立大鼓隊,用鼓聲振奮精神。從用鼓聲宣泄訴苦,到用鼓聲追求新生,這支由下崗女工組成的隊伍不僅名氣越來越響亮,每年還創收數十萬元。“把社會的焦點問題、個人的生存問題納入文化館的事業,我認為我們做了一點兒實驗。”徐偉為大鼓隊的成功感到自豪,心中的答案越來越明晰。
漸漸地,人們提起朝陽區文化館,不再是那個“一老一少”才光顧的尷尬去處,也不再是逢年過節唱唱跳跳的“年節文化館”。在這里,貼近普通人的好戲天天上演,兼顧了格調與市場的朝陽區文化館,真正變得像是一個向各年齡段和各群體開放的文化樂園。
畢生所系
保持好奇心嘗試文化可能性
經過十余年的發展,“9劇場”的年均票房總額曾達到每年超千萬元,演出場次近1000場,占北京市小劇場演出劇目的三分之一強。同時,“9劇場”一直秉持公共文化服務的中心本質屬性,以創收反哺公共文化事業。在朝陽區文化館,許多項目遵循著這樣的發展軌跡:公益鋪路、商業跟進、產業化擴張、可持續發展,最終有效解決社會問題。
2008年,朝陽區文化館創辦了“非非演出季”,以“非職業、非商業”的初衷為戲劇愛好者和社會團體提供展示平臺。十年來,70多個非職業劇社的100多部戲劇作品在此上演。不管是退休的大爺大媽、北漂打工者,還是在讀大學生,都被吸引過來參與其中。今年是“非非演出季”十周年,不僅報名劇目為歷屆最多,還有外省市劇社報名。
這些年,朝陽區文化館一直在將它的觸角伸出那幢灰白色的小樓,以各種面貌出現在京城文化生活圈:它可能是一個校外戲劇課堂,如金刺猬全國大學生戲劇節;可能是一處藝術空間,如798藝術園區內的“玫瑰之名”藝術中心;也可能是居民陽臺上的一塊菜園,如“一米田”社會治理試驗。
“每年有很多藝術院校畢業生尋找機會和平臺,徐偉讓有夢想的人大膽走進來,沒有拘束地創作。館長不停地在想一些東西,我們每次創作的作品,他都會思考這個作品里還缺少什么,和當今社會和老百姓有什么關系,他一直在研究這些東西。” 9當代舞團的一位成員說。
在徐偉看來,這個文化館已走出了有形的“文化館”的局限,它的形態千變萬化,只有一條準繩:文化館是社會治理的工具,文藝是介入公民教育的一種方式,只要有利于提升國民素質、審美情趣,什么樣的事情都可以嘗試。
去年年底,朝陽區香河園地區文化中心開放,“文藝工號”項目正式啟動。徐偉說,香河園地區文化中心將目標受眾鎖定在新社會階層,除了為本地區提供公共文化服務,還將繼續為文藝青年搭建就業和創業的平臺。
在徐偉看來,文化館作為政府下屬的文化部門,要進入所有文化的可能性,而一個館長應該對什么東西都要有好奇心。為此,徐偉經常走街串巷,與老街坊聊聊天,到798看看展,甚至在看老頭下棋時琢磨著能否搞一次棋陣大賽。“生活就是教育,如果不深入到生活當中去,把它當成一個標簽,這樣的文化館搞不好。”
“文化館的改革是文化與體制改革的一個局部,不僅涉及文化體制自身的變化,也與整個社會體制的變化結合在一起。文化館30多年來的演進、發展,與改革開放的總體敘事是相關聯的。”徐偉說,文化館的變化離不開七個字:“人民的內在需求。”
徐偉依舊在他的“戰壕”忙碌著:五月,新建成使用的文化館“肖邦音樂廳”迎來首場演出;今年內,小莊電影館將以全新面貌開門迎客……“文化館就像早點鋪,把文化生活像油餅一樣供給市民”,這是他的心愿。
去年,徐偉本來已經打定主意退休,但很快又被返聘回館里。“目前館里依然離不開他,需要一些過渡。館長比之前還要努力,幾乎拼盡心血。”文化館電影項目負責人王通說,徐偉血壓偏高,身邊同事有時對館長不知疲倦地工作感到心疼。“他就像電影《敦刻爾克》結尾的戰斗機,絕不軟著陸,而是開足馬力,毫無保留地燃盡最后一滴油;他又像和文化館在談一場持之以恒的戀愛,而且一直處于熱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