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文論界經歷了從解放思想到砥礪創新的發展歷程。從一開始對西方文論跟風式地大量引入，到對這種盲目引進與全盤接受的反思，中國文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逐漸開始了對自我道路的探尋。21世紀以來，在對于文論“失語癥”的論戰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努力中，中國文論走上了轉折發展的話語創新道路。這一發展以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西方文論的中國化為內在軌跡，使得古代文論與比較詩學研究都獲得了嶄新的生機。在雜語共生的時代中，尤其是近十年以來，隨著對各種因素相互交織、影響、變異認識的深入，中國文論話語漸漸呈現出理論創新的局面。

在歷史上，中國是文學理論大國，與西方文論、印度文論鼎足而立。[1]而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中國文論話語卻經歷了一個嚴重的失落過程。在20世紀上半葉激烈的東西方沖突中，中國以崇拜的心態從西方拿來了古典與現代的各種理論與主義，抨擊傳統文學與傳統文論話語觀念，形成了一種“以西釋中”的闡釋模式。新時期以來，隨著解放思想的全面展開，西方文論被進一步引入國內并掀起熱潮。西方文論的引進，確實起到了活躍思想、開拓思維的作用，但卻也使中國文論話語陷入了從被動“失語”到主動“沉默”的怪圈，導致偌大的一部中國文學史成為西方文論的注腳。1995年季羨林先生在《東方文論選》序言中就提到：“我們東方國家，在文藝理論方面噤若寒蟬，在近現代沒有一個人創立出什么比較有影響的文藝理論體系……沒有一本文藝理論著作傳入西方，起了影響，引起轟動”[2]。相比之下，西方文論話語在國內大熱，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等各種西式話語在中國文化界“大行其道”。由于長期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中國文學理論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癥”，中國現當代文論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處于文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喪失了言說自我的能力。[3]“失語癥”的問題一經提出，就得到了研究界的強烈反響并進一步擴展開來，從文學理論延伸至藝術、傳媒、文化、教育等諸多領域[4]，顯示出這一理論在應用上的有效性與影響力。在此基礎上，中國文論界開始了對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道路的探尋，從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中國文學理論話語重建的呼聲越來越高，人文社科理論話語創新甚至成為國家的文化發展創新戰略[5]。

新時期中國文論話語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對古代文論話語的重新認識。中國文論話語的重建不僅面臨著西方學者因文化差異與優越感而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誤解，也需要回應許多中國學者的對古代文論有效性的否定。有學者認為古代文論已脫離中國文學發展的現實語境，缺乏創新的可能性。殊不知正是“由于我們對傳統文化不熟悉，造成了我們文化上的‘失語’時代，造成了當代中國文化創新能力的衰減。”[6]沒有自己的話語，遑論對我國文學合法性的言說。新時期之初，隨著文學審美性的回歸，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研究重新開展起來。楊師明照先生、郭紹虞、羅根澤、王元化、王運熙、羅宗強、張少康、侯敏澤等先生的的古代文論注疏校勘與批評史研究的力作，接續了民國以來古代文論的研究成果，并將其進一步向前推進。此外，與西方詩學相對的“中國詩學”的概念得到了更普遍的應用。陳良運的《中國詩學體系論》（1992）、袁行霈的《中國詩學通論》（1994）都是這一中國詩學體系建設思想下的產物。錢中文先生1992年在開封舉辦的“中外文藝理論研討會”上就提出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1996年又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上進一步指出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論”的重要作用，并先后撰文強調這一議題。在“失語癥”問題的推動下[7]，“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作為中國文論話語重建的重要基礎，得到了學術界的積極回應。陳伯海肯定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可能性與必要性，他指出古代文論的發展將“從以往側重對‘史’的研究，逐漸轉向以后對‘論’的研究的加強”，而在從史到論的研究方向的轉變中，需要把握古代文論的基本精神與內在體系[8]。羅宗強、蔣寅、周憲、陶東風等人則先后對這一命題進行了反思，質疑“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合法性，掀起了文論話語建設論戰的高潮。經過20余年的發展，這一命題極大地激發了學界的創新力。

為了將中國話語重建的命題繼續向前推進，筆者進一步提出了中西文論話語的“異質性”與“變異性”問題[9]，所謂“異質性”、“變異性”，是指在知識形態的意義上，認識到中國傳統文論有別于西方詩學的知識背景譜系與形態質地，“如果‘異質性’的問題不解決，不管是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還是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其實都是無根的”[10]。余虹在《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1999）中也認識到了中國與西方在文論和詩學定義上的差異，并認為二者具有“不可通約性”。雖然其在研究中缺乏對文學共通性的關注，但它確實對“以西釋中”的研究范式起到了當頭棒喝的作用，在中國文論發展中無疑是一大進步。可喜的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意識到古代文論對于建立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的重要性，并開始了這一實踐。從上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理論話語重建”提出至今，中國學者們對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李思屈的《中國詩學話語》（1999）、李清良的《中國文論思辨思維研究》、曹順慶的《中國古代文論話語》（2000）及《中國文化與文論》（2001），從微觀的流派與概念整合到宏觀的文論研究對中國文論話語體系進行了梳理，中國文論話語的重建初具規模。40年來，中國文論話語的創新還有包括對文學本體性的討論、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之爭、關于新現代性的爭論、文學理論邊界的擴展和文化詩學等，限于篇幅原因，就不一一贅述了。而“理論必須爭得其固有的品格——多樣與創新，在多樣與創新中淡化與消解簡單化與庸俗化，建立符合文學自身特征又能促進文學發展的文學觀”[11]。在文論話語的創新中，交流與爭鳴所激發的多元顯得尤為重要。重建中國文學理論話語的關鍵在于“在繼承傳統文學藝術精神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與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與藝術、與21世紀中國人的生活與藝術息息相關的話語系統”[12]。本文重點談談從“以西釋中”到“以中化西”的西方文論中國化創新道路。

文學變異學最早在《比較文學學》[13]（2005）中提出，這一理論完善了以往的比較文學研究以同一性為基礎進行比較，忽略了文明之間異質性與變異性的做法，首次將異質性與變異性作為比較的前提與可比性的基礎，并論證了被西方學者所忽視的比較文學可比性問題。同時，《比較文學學》強調的跨文明研究更是打通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界限，建立了以異質性與變異性為基礎的比較文學研究模式。2013年，德國斯普林格（Springer-Verlag）出版社出版了筆者的英文著作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該書系統地介紹了將文學變異學理論介紹到世界比較文學理論界，并得到國際諸多知名學者的關注與好評[14]。此外，由于東西方的社會與歷史傳統存在較大的差異，新時期之初在西方文論話語的大量引入中，往往存在著不少誤讀式的挪用。許多重要的西方理論，如薩義德的后殖民理論在中國的接受等等都出現了變異，變異學理論的提出正可以對這一現象進行詮釋。在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文論話語的引入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變異，而變異的出現，正是中國文論話語創新的動力所在，中國文論話語逐漸呈現出從“以西釋中”到“以中化西”的中國化創新轉變。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文論發展迅速，各種理論層出不窮，但我們仍可以從不同的理論中發現其與中國社會發展的聯系，并概括出在其中相通的訴求和理念。古代文論與比較詩學的發展也不是截然分立的，而是中國理論話語發展的不同層面。無論是失語癥所傳達出的“創造性缺失的焦慮”，中國文論重建過程中呈現的“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還是比較詩學中表現出的變異性與對話精神，都是中國文論話語在重建自身道路上的摸索與創新。雖然目前中國文學理論話語發展仍存在著許多爭議，但這種爭議應當被看作是一種文化的變異性加以接受。“中國文論話語的重建”與比較詩學的發展是相伴而行的，其產生根源都與西方文論的引入密切相關；同時，中國文論話語的重建又為比較詩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只有形成中國的文論話語方能更好地實現東西方的詩學對話，從而更好地推動中國文論話語的發展。中國社會與文化在近代以來無疑受到西方的重要影響，一方面西方文論中的一些觀念被引入中國文學研究當中，另一方面西方與其他文明也成為中國文論對話的對象。早期的西方文論中國化變異，就已經在一批名家大師的研究中呈現出來了：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1904）、《人間詞話》（1908）、朱光潛的《詩論》（1943）、錢鐘書的《談藝錄》（1948）等就以一種比較的思維開始了對東西方比較詩學的早期探索，但這些探索往往建立在中西文論互相闡釋的的基礎上，闡釋的變異隨處可見。中西對話與比較詩學的系統闡釋與變異，成為中國文論話語的重要創新點。1979年錢鐘書的《管錐編》，以其極強的跨學科、跨語言、跨文明特質標志著新時期比較詩學研究的展開。此外，王化元的《文心雕龍創作論》（1979）、宗白華的《美學散步》（1981）分別從古代文論與美學研究的角度，對東西方理論進行了比較與相互闡發。1988年國內第一部以比較詩學命名的著作——筆者的《中西比較詩學》出版，該書對中西詩學比較的范疇進行了整理，較為系統地確立了東西方比較詩學的理論框架。十年之間，中國的比較詩學就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之后的20年中，黃藥眠、童慶炳的《中西比較詩學體系》（1991）以及周來祥、陳炎合著的《中西美學大綱》（1992）等著作推動了話語體系的進一步完善，黃寶生《印度古典詩學》（1993）、曹順慶的《東方文論選》（1996）等東方詩學研究則對中西二元模式進行了突破，張隆溪的《道與邏各斯》（1992）、楊乃喬的《悖立與整合：東方儒道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本體論、語言論比較》（1998）等則體現出從意義生成模式上對東西方詩學話語差異的比較。中國比較詩學的話語逐漸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西方文論中國化的發展道路。走過20世紀東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21世紀是東西方文化對話、交融的世紀。對東西方共同的文學主題的互照、互譯與互釋，西方文論中國化成為發展的新動向。如今，在中國文論話語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學者與西方理論界的互動增多，西方的文論研究中對中國文學的言說不再僅僅成為西方霸權主義的一部分，中國學者開始參與到國際化的討論當中，開始文學理論話語的創新，越來越多地掌握話語權，文學變異學與文學的他國化理論就是一個重要的文論話語創新成果。

在“雜語共生”的社會，中國文學理論話語建設需在吸收古代文論與西方文論精華的基礎上“別立新宗”，以我為主，化西為中。其中重要的理論創新在于中國古代文論的古今通變與西方文論的中國化變異，唯有如此，中國文論話語的發展方能廣收博取，自鑄偉辭，走出自己獨特的文論話語創新道路。

參考文獻：

[1] 季羨林.序東方文論選[M]. 曹順慶主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

[2] 季羨林.序東方文論選[M]. 曹順慶主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

[3] 曹順慶.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J].文藝爭鳴，1996(02)。

[4] 曹順慶、黃文虎 失語癥:從文學到藝術，《文藝研究》，2013年第6期。

[5] 王偉光，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求是》2017-05-18

[6] 曹順慶. 無學術大師時代的文藝學危機[N]. 社會科學報,2009-12-24(005):2.

[7] 曹順慶《文論失語癥和文仕病態》載《文藝爭鳴》１９９６年第二期：曹順慶等《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路徑及其方法》，載《文藝研究》１９９６年第二期）

[8] 陳伯海,黃霖,曹旭.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民族性與現代轉換問題──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三人談[J].文學遺產,1998(03):1-9.

[9] 《比較文學學》， 曹順慶主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10] 曹順慶.從“失語癥”、“話語重建”到“異質性”[J].文藝研究,1999(04):37.

[11] 錢中文.世紀之爭及其更新之途——二十世紀中外文化交流中我國文藝觀念之流變[J].文學評論,1993(03):119.

[12] 曹順慶,李思屈.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路徑及其方法[J].文藝研究,1996(02):19.

[13] 《比較文學學》， 曹順慶主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14] 參見 Cesar Dominguez, HaunSaussy, and Dario Villanueva, 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50.

以及Bernard Franco, La LitteratureCompareeHistoire, domaines, methodes. Armand Colin, 2016.

Svend ErikLarsen，Book Review: Cao, Shunqing.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idelberg: Springer Press, 2014, 252pp. Orbis Litterarum, Vol 70, Issue 5, Oct 2015, P.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