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猶戀風流紙墨香”，這是2004年丁景唐先生六十年文集的書名，說明丁先生的一生是跟文字結下不解之緣的一生。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就拜讀過丁先生研究中國左翼文學的大作，久懷仰慕之心，直到調到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工作，我才有了跟先生通信并親聆教誨的機緣。

初見丁先生似乎是在上海永嘉路慎成里的一幢老房子里，時間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一個晚上。先生的“多功能室”（臥室兼書房、客廳和餐廳）在這座號稱“一步樓”的三層，樓梯相當陡峭。我那時雖然年輕，但由于肥胖、近視，加上夜間燈光昏暗，先生的三女言昭就成了我的拐杖。我不解一位老革命、一位老領導的住處為何這樣簡陋。后來才知道先生出身清貧，生活歷來簡樸，跟夫人有七個子女，外加一個保姆，生存空間自然就變得狹窄了。但先生并不以為意，在書櫥玻璃門上貼著一幅自書的陸游詩句：“老來多新知，英彥終可喜。”不覺間，他在這座舊樓整整住了七十年。2000年3月，左聯成立七十周年學術研究會舉行，丁先生抱病參加。因為他是上海代表，會議沒有為他單獨開房，我就勸他到我的房間午休。不料他突發心臟病，臉色煞白，被緊急送到醫院搶救，把我嚇得魂飛魄散。2009年8月6日，他長期住進了華東醫院，那間病房住兩人，合用一護工，條件比外地一些高干病房簡陋。但經常有親友探視，病友間也相互串門，所以先生并不以為寂寞。這一住又是九年，直到2017年12月11日，以九十七歲高齡去世。

丁先生在文壇初露鋒芒是在1938年春。作為一位作家，他的雜文開始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會少年部的墻報上發表，墻報上引用了魯迅的名言：“在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接著他又跟同學王韜辦了一份文藝刊物《蜜蜂》，發表文章時署名“丁寧”。此后采用的筆名有三十多個，如唐突、姚里、蒲柳、黎容光、洛黎揚、黎瓊、芳丁、煤嬰、江水天、洛麗揚、微萍、歌青春、戈慶春、秦月、辛夕照、樂未央、樂未恙、包小平、丁大心、宗叔、丁英、蕪青、黎揚、于封、衛理、郭汶依、丁宗叔、于奮、雨峰、丁行、魯北文、佘逸文、于一得、景玉等。作品體裁大多為散文、詩歌。其中影響較大的應該是在關露主編的《女聲》雜志上發表的詩歌《星底夢》，1945年3月由上海詩歌叢刊社初版。可以說，作為文人的丁先生原本是詩人。

建國后丁先生長期在上海宣傳出版社系統工作，擔任過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總編、黨組書記。作為一位杰出的出版家，丁先生業績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影印了很多已經成為珍本秘籍的左翼文學期刊；二是主持編纂了二十卷《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

“文革”之前，丁先生跟周天合作，影印了兩批、四十余種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革命文學期刊，接著又影印了幾種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期刊。“文革”之后，丁先生直接主持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工作，又影印了《語絲》《光明》等進步刊物。目前提倡弘揚傳統文化。在我看來，傳統文化中既有古代優秀文化，同時也包括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的進步文化，特別是以“左聯”為旗幟的左翼文化。在傳承“紅色文化”的過程中，丁先生所作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家保存了不少閑章，其中就有用不同字體鐫刻的“紙墨壽于金石”六字。這說明他對出版左翼（進步）期刊深刻而長遠的意義有著十分明晰的認識。丁先生說得好：“那時的左翼（進步）文學期刊反映了左翼文學家和進步文化人士的政治信仰、思想情緒、價值取向、審美觀念、寫作動態，他們的喜怒哀樂之情，都傾注在這些左翼文學期刊發表的文章里。”所以，傳承這類紅色期刊，也就是在傳承著一種理想和信仰，相當于旗幟的交接，火炬的傳遞。

1990年12月，上海文藝出版社歷時六年，又系統推出了《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這是繼《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之后的又一浩大文學工程。這套叢書共分十一卷，二十集，囊括了文學理論、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散文、雜文、報告文學、詩歌、戲劇、電影、史料等方面的代表作品，并有一卷索引。各分卷的序言由王瑤、康濯、沙汀、荒煤、潔泯、柯靈、廖沫沙、臧克家、陳白塵、劉白羽、張駿祥等名家撰寫，更增加了這套叢書的權威性。叢書主持人即為丁先生。1992年，這套叢書榮獲第六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此后《大系》三、四、五輯的編纂工作，丁先生也有付出。

利用從事宣傳出版工作的業余時間，丁先生長期進行左翼文藝運動史的研究。除開瞿秋白研究之外，殷夫研究也是丁先生研究的一大亮點。文化大革命之前，丁先生曾在北京圖書館查閱《孩兒塔》全稿，并拍成了照片，但在“文革”中被毀。1979年，他又從北京圖書館獲取了《孩兒塔》全稿的縮微膠卷，并提供給有關殷夫研究者。1983年1月，丁先生和康鋒整理了《〈孩兒塔〉未刊稿三十種》，發表于《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七輯。1984年2月，丁景唐、陳長歌合編的《殷夫集》作為“浙江烈士文叢”之一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表了《孩兒塔》全稿，成了殷夫遺詩集大成的詩集，為此后的殷夫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石。

丁先生對研究中國左翼文藝運動情有獨鐘絕非偶然，因為他本身就是一位1937年底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者。著名老作家袁鷹（田鐘洛）曾親自告訴我，丁先生是他的入黨介紹人，當年每隔十天半個月就會到他那間僅有三四平米的斗室里去傳達上級指示。丁先生本人也以他是“老同志”而深感自豪。1982年5月，丁先生去南京參加華東五省一市黨史會議。他在當月11日致我的信中寫道：“這次去的都是老同志，我能參加這一會議，引為榮幸。上海這次去了十幾人的代表隊，由陳沂同志帶隊，有幾位是二十年代末的留蘇老同志。會議在南京中山陵十一號招待所舉行，約七至十天返滬。”字里行間，蘊含了對昔日崢嶸歲月的緬懷追憶。

由于我是一個以魯迅研究為職業的人，所以想在此文中多談談丁先生對魯迅研究的貢獻。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身為初中二年級學生的丁先生就對魯迅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搜集了一些魯迅著作。他愛讀魯迅翻譯的蕗谷虹兒的詩作，模仿其風格創作了一些抒情小詩。魯迅是左翼文壇公認的盟主，丁先生研究左翼文藝運動自然會側重研究魯迅。

丁先生魯迅研究的開篇之作是1945年10月撰寫的《祥林嫂——魯迅作品中之女性研究之一》，使用的筆名是“丁英”。那年丁先生剛二十五歲，發表此文之后也就忘了，事隔三十六年才知道這篇文章產生了始料未及的影響。原因是1946年上海雪聲劇團的編劇南微看了這篇文章，就向越劇藝術大師袁雪芬作了推薦。袁雪芬再找來魯迅的原著一讀，同意把這篇經典小說改編成越劇，演出后產生了強烈反響，成了越劇表演史上輝煌的一章，也是普及魯迅經典的一次成功探索。在雪聲劇團的紀念特刊上，還摘登了丁先生這篇文章的片段。在魯迅研究史上，一篇研究文章能產生如此廣泛的社會影響實屬罕見。此后，丁先生堅持撰寫有關魯迅研究的文章，僅收入《學習魯迅作品的札記》一書的就有約五十篇，篇篇都有新史料或新見解，沒有一篇是泛泛之論。

有人說，鉤稽作家的佚文是對遺失生命的尋找和激活。這個比喻十分生動形象。丁先生很重視魯迅佚文佚信的鉤沉，比如：1925年4月8日魯迅致劉策奇信，1927年4月26日致孫伏園信，1928年12月12日魯迅致郁達夫信，1931年8月12日撰寫的《〈肥料〉后記》，1931年11月30日發表的《〈日本研究〉之外》，就都是丁先生首先發現并補遺的。再如《幾個重要問題》是魯迅臨終前對于抗日救亡運動的一次重要表態。對于此事嚴家炎先生在《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一期發表過長文。但早在1963年1月10日，丁先生就在《文匯報》介紹過這篇魯迅佚文，題為《記魯迅關于學生運動的談話——〈魯迅全集〉補遺》，筆名“于奮”。1980年3月，他又會見了這篇談話的采訪者“芬君”——即上海名記者陸詒，并請陸詒寫了一篇回憶錄《為〈救亡情報〉寫〈魯迅先生訪問記〉的經過》，托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同志親自帶交嚴家炎和《新文學史料》的負責人牛汀。1961年8月，丁先生還曾綜合各地征集、輯錄魯迅佚文的成果，撰寫了《記新版〈魯迅全集〉（十卷本）以外的四十四篇佚文》這篇綜合性的文章，初刊于同年9月出版的《上海文學》，后編入《新華月報》10月號。1962年，他又在他主持的《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上發表了《〈魯迅全集〉未印著作》五十一篇，引起了魯迅研究界的極大關注。這些佚文包括魯迅撰寫的自傳、書目、雜文、題記、序跋、譯后附記、書刊廣告等，具有不可低估的研究價值。丁先生長期為鉤稽魯迅佚文所做的工作，恐怕魯界研究的一些人士并不一定全都知曉。

丁先生既注重輯佚，更注重考訂。比如，丁先生友人楊瑾琤發現了署名“野火”的雜文《反〈閑話〉》，覺得內容和文風都跟魯迅雜文相似，便作為魯迅佚文收進了《〈魯迅全集〉未印著作》。后來我也發現了一篇署名“野火”的雜文，抄寄丁先生鑒定。丁先生一看憑直覺就否定了，覺得文章風格與魯迅作品不像。丁先生1978年6月27日致我的信中說：“對二篇‘野火’署名文章，我竟有這樣不同的直覺，前者持肯定（但現在又慮證據不足），后者持否定。我自己也覺得矛盾。我建議你寫一文章，把后者作為一種可供研究的問題提出來，不要現在就肯定，請更多的同志來共同研究一下。”后來修訂《〈魯迅全集〉未印著作》一文時，丁先生斷然抽調了《反“閑話”》，以示慎重。

訂正魯迅本人著作中的一些錯訛，這是丁先生做的另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事情。因為跨越前人，必須有相當的學術功底，否則就成了妄改和顛覆。在《魯迅〈柔石小傳〉校讀散記》一文中，丁先生根據柔石本人的著作和柔石親友的回憶訂正了魯迅《柔石小傳》的若干錯誤。這對研究魯迅和柔石都是很有裨益的。對于魯迅撰寫的《〈凱綏·珂勒惠支選集〉序目》，丁先生也指出了文中的好幾處筆誤和差錯。比如，珂勒惠支的父親不是木匠而是泥水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死在比利時的是她的次子，不是長子；《戰爭》六幅系1923年作，并非1902—1903年；先后刊登木刻《犧牲》的是《北斗》創刊號和《現代》二卷六期，并非《譯文》雜志；左聯五烈士殉難是1931年2月7日，不是1931年1月間；木刻《窮苦》中抱著一個孩子的是她的祖母，不是父親。此外，《序目》中所選二十一幅版畫的制作年代也有多處錯誤。魯迅說過，人無完人，文章也不會十全十美。魯迅當年環境險惡，條件艱苦，很多資料接觸不到，這是可以理解的。不為賢者諱，才是對賢者的最大尊重。

對于編注《魯迅全集》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丁先生長期予以關注，提出了許多建議性的意見。1956年至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十卷本）是建國后第一個內容相對完善的魯迅全集，也是魯迅著作出版史上第一個注釋本。丁先生首先肯定了這一版本“有著很大的成就”，但也提出了若干修訂意見。如指出“十卷本”文字有訛誤，將《公民科歌》中的“大人”誤排為“人人”；體例不夠完善，如外國人物的姓名有的注英文，有的注俄文。注釋文字也偶有失誤，如文學研究會成立于1921年1月4日，注文卻根據茅盾一篇誤記的文字，注為1920年11月。魯迅1935年5月23日致曹靖華信中提到的“它事極確”，是指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一事，并非指他1936年6月18日就義。

丁先生藏書甚豐。這些藏書在注釋《魯迅全集》過程中也發揮了作用。比如魯迅1936年8月2日致曹白信中，曾經提到有一本叫《庶聯的版畫》的書籍，內容和印刷都相當糟糕，未經魯迅同意就把《記蘇聯版畫展覽會》一文作為該書的序文，不僅糟蹋了蘇聯的藝術，而且敗壞了魯迅的聲譽。“文革”前注釋十卷本的《魯迅全集》，注釋者遍找《庶聯的版畫》一書而不得，然而丁先生恰好庋藏了此書，系1936年5月由多樣社刊行，韋太白輯。書中所收104幅版畫并非根據原作復制，而是從蘇聯版畫展覽會和《蘇聯人民文學》一書翻拍的，印刷、校對又極粗劣，故魯迅認為該書偷工減料，做法惡劣。后來利用丁先生的藏書增補了這條注釋。對于《十字街頭》這份左聯機關刊物，《魯迅全集》注釋曾誤注為半月刊或旬刊，其實該刊僅出三期，第一、二兩期是半月刊，第三期是十日刊。后來也利用丁先生的藏刊進行了修訂。

1981年版《魯迅全集》出版，是粉碎“四人幫”之后的一次文化盛舉。它集中了魯迅研究界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集體智慧，為構建魯迅學的科學體系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基礎。丁先生多次撰文給予高度評價，但又指出了其中的若干錯訛和疵點，比如漏收了魯迅1930年5月16日撰寫的自傳，同一嘉業堂主人劉承干的生卒年互有出入，瞿秋白贈魯迅詩中的“冷攤負手對殘書”誤為“冷攤員手對殘書”……這就為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修訂工作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一部《魯迅全集》，兩萬多條注釋，近二百萬字，其中出現個別錯訛并非不可理解，對于丁先生這樣友善的學者兼讀者，出版方和注釋者無不由衷的感激。這種態度，跟那種公開撰文勸人不買《魯迅全集》的酷評家形成了鮮明對比。

作為一位史料大家，丁先生歷來重視版本的收集與手稿的研究。他節衣縮食，從搜求各種版本的魯迅著作中獲得樂趣，比如魯迅的雜文《二心集》（包括《拾零集》），丁先生就搜集到十種不同版本，通過對比勘校，為建立魯迅著作版本目錄學奠基。他經常提醒魯迅研究者從魯迅手稿中學習寫作本領。他以魯迅雜文《死》為例，有一句原是這樣寫的：“大約我們看待生死都有些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的認真了。”后改為“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視，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這就把中國人輕生死的原因歸咎于隨意處置人的苛政，雜文鋒芒的指向也就明確了。

在這篇紀念丁先生的文字中，我還想再談談他跟我的私交。丁先生對我學術事業的最大支持，是慨然允諾為我1987年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史實求真錄》一書作序。在序言中寫道：“陳漱渝同志的《魯迅史實求真錄》是一本史料研究、考訂、辨偽方面的著作，雖然書中沒有振聾發聵的觀點和燦若云霞的文采，但是作者把‘求真’作為研究工作追求的目標，這種態度是可取的。即使在一些‘補白’式的文章中，也可窺見作者朝這方面努力的痕跡。當然正在追求的目標并不等于業已達到目標，所以在一本稱為‘求真錄’的書中，也還可能存在‘失真’之處，這就有待于‘求真’的讀者們來指正了。”

丁先生同意為拙作《魯迅史實求真錄》作序，既有他提攜后進的拳拳之心，也有他女兒的促成，但更重要的是重視史料真實性的共同理念。他在1984年10月25日致我的信中寫道：“我對史料的真實性有興趣，現在有些回憶或別的文章，常有意想不到的‘新發現’，而揆諸史實，純屬烏虛之談，此中學風實令人擔心。魯迅、瞿秋白的研究中均有這種傾向。”拙作中收有我批駁沈鵬年的五篇文章，其人擅于作偽，常在一些人所共知的史實中塞進一些他編造的“私貨”，以真偽雜糅的手段聳人聽聞。丁先生對于我的做法是予以肯定的。沈鵬年談所謂毛澤東到八道灣拜訪魯迅的文章發表于1982年2月出版的《書林》雜志第二期，丁先生特意從上海寄給我以供批駁。

丁先生跟我之間的情誼，在他《學習魯迅作品札記》（增訂版）中也留下了若干痕跡。書中有一篇《魯迅和華慈的著名油畫〈希望〉》，介紹魯迅留日時期曾準備跟友人合辦一份名為《新生》的文學雜志，并從購置的一本《瓦支選集》中選出了一幅油畫《希望》作為插圖。長期以來，對于畫面人物是詩人還是少女有兩種說法，人物懷抱的樂器是豎琴還是獨弦琴也眾說紛紜。1982年，丁先生在《藝術世界》第四期看到了用彩色精印的油畫《希望》，便撰寫了《魯迅和華慈的著名油畫〈希望〉》一文，澄清了畫面人物是象征未來的少女，而不是周作人所說的詩人。至于她左手撫動的樂器，丁先生查閱了《日漢詞典》《日語外來語詞典》《廣辭苑》《樂器大圖鑒》《西洋繪畫史話》，又請教了一些專家教授，確定那樂器叫豎琴或抱琴都可以，是譯法上的問題。此時，魯迅博物館宣教部主任彭小苓根據相關日文資料，也寫了一篇介紹瓦支（通譯為華慈）的文章，我提供給丁先生之后，他又增寫了一篇“附記”，進一步指出《希望》畫的人物是瓦支友人的一位漂亮朋友，而不是周作人所說的詩人；又援引了瓦支的一段話說明《希望》主題：“希望不是期望，它有點類似從那僅有的琴弦上奏出的美妙的音樂。”當年11月27日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謝謝你寄來彭小苓同志的文章，我已摘引日本人的二個小史料作為《附記》編入我的《魯迅札記》（增訂本）中，《附記》說明是彭小苓同志提供的資料，特此感謝。那本《札記》和你那本《史實》一樣擴充了一倍，還不知明年今日是否能印出來？”情況跟丁先生估計的差不多，他的《札記》增訂本1983年12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1982年夏，丁先生為《魯迅題詩簽名的〈吶喊〉 〈彷徨〉珍本》一文增寫了一篇“附記”，收入《學習魯迅作品的札記》增訂本。“附記”寫道：“去年，為紀念魯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型《魯迅畫傳》。當時，我正在北京參加中國魯迅學會舉辦的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學術討論會。在會場上購歸《魯迅畫傳》（1881—1936）一冊，作為紀念。這是建國以來內容最為豐富的一本畫冊。”讓我引以為榮的是，我參與了這本畫冊的文字撰寫和定稿工作。同年12月17日，丁先生來信：“現在有一個問題請教，你們合編的《魯迅畫傳》中有魯迅為山縣先生題詩送贈的《吶喊》《彷徨》照片，不知是從日本內山嘉吉處得來，還是許廣平訪日時攜歸的？煩查一下。在此之前，似未見有原件刊出，也許在《魯迅詩稿》上曾用過。”丁先生在文章完成修訂之后還繼續查根問底，表明了他治學的精益求精。但我對此事確無研究，經打聽，這幀照片大約是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白土吾夫寄贈的。

丁先生對我的幫助，除了為我寫序，還表現在另一件事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常到上海出差，有時是為單位的事情，有時只是為了自己寫作（如為撰寫《宋慶齡傳》到上海檔案館查閱資料）。為了方便以及省錢，丁先生多次安排我去位于建國西路384弄10號甲的上海文藝出版社招待所住宿。這是一座三層洋樓，房間是西式的，還有美味價廉的餐廳。更為難得的是，在這里還能碰到一些著名作家和編輯。有一次經過一樓，碰到兩位老太太，其中一位是文化大革命前北京鐵路二中的校長魏蓮一。她曾經給毛澤東主席上書，反映學生負擔過重，為此，毛澤東作出了“健康第一”的批示，建議中學課程總量應砍掉三分之一。當時我也在北京西城第八女子中學教書，跟她熟識。經她介紹，認識了另一位老太太，她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原社長韋君宜。韋君宜原姓魏，是魏蓮一的親姐姐。還有一次路過傳達室，碰到一位頰紅髯長的男士在大聲打電話，聲音如洪鐘大呂。一打聽，他是來自安徽的詩人公劉。記得1957年我上高三時，曾把他的詩作抄到筆記本上，跟同學交流欣賞。這次我不僅見了雞蛋（錢鐘書先生喻為作品），而且見了母雞（作者），實人生一大幸事。又有一次，招待所的房間緊張，我跟湖南文藝出版社的副社長朱樹成合居一室，聽他談編輯唐浩民成名作《曾國藩》的過程，頗受教益。跟朱樹成同時到上海出差的還有一位叫周實的編輯，現在是一位風格獨具的小說家，因主編《書屋》雜志蜚聲文壇。離招待所不遠還有一家著名餐館“喬家柵”，我在這里吃飯時碰到了跟我同年的文化學者余秋雨。所以，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這家招待所跟北京朝內大街166號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大樓一樣，都成了喚起我溫馨回憶的標志性建筑。

丁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貢獻，除了他本人的學術成果之外，還表現在培養了兩個優秀的接班人：一個是他的三女丁言昭，另一個是他的五兒丁言模。我跟言昭相識于1978年，那時她在當年出版的《破與立》學報上發表了一篇《魯迅與〈波艇〉》。我對魯迅研究史料情有獨鐘，一讀這篇文章就覺耳目一新，懷疑這位新人背后一定有學術巨擘支撐。打聽后果不其然，言昭說，這是她在父親指導下寫的。她跟父親合作撰文還使用過一個筆名，叫“胡元亮”。如果說，《魯迅與〈波艇〉》的文筆還有些稚嫩，但不過多時言昭就令人刮目相看了。她是上海戲劇學院出身，分配到上海木偶劇團工作，除撰寫了一部《中國木偶史》外，我的案頭還擺著她撰寫的中國現代女性傳記，傳主有蕭紅、丁玲、林徽音、陸小曼、王映霞、許廣平、關露、張幼儀等，每本都有珍稀史料和她四處奔波、辛苦搜集的口述資料。言昭生性活潑，擅寫兒童劇，所以她的學術著作除了史料新穎翔實之外，還以文筆清新活潑見長。這在現代女性傳記作家中可謂獨具一格。近些年來，我跟言昭疏于聯系，但在《綠土》等文史報刊上常讀到她整版的新作，每篇肯定都有新資料。言昭的成長，當然是丁先生培養教育結出的碩果。

丁先生私下對我說，他的三女雖然頗有名氣了，但還有一個五兒丁言模，理論水平高，極有學術潛力。現在丁先生的預言也得到了證實。近些年來，言模在出版艱難的現實境遇中，陸續推出了《鮑羅廷與中國大革命》《楊之華評傳》以及瞿秋白研究叢書七本，張太雷研究叢書四本。最近，言模又出版了《穿越歲月的文學刊物和作家》，共兩卷，八十三萬字，對左聯刊物和左聯解散后的左翼進步刊物進行了系統介紹，分量相當厚重。這些成果，不僅利用了丁景唐先生的藏書，而且丁先生當年閱讀時留下的“批語”也給作者以寶貴的啟示。所以，這兩本書的問世，是丁氏父子合作的成果。現在丁先生駕鶴西去，但他的學問有子女薪火相傳，這應該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行將結束這篇拉拉雜雜文章的時候，正值農歷丁酉年大寒。對于我個人而言，丁酉年的確多災多難：除開老伴纏綿病榻之外，還有許多親友故去，其中有丁先生這樣的前輩，也有同齡人，還有一些黑發的晚輩。年近八十的我也受到許多慢性病困擾。我切實感到了老苦、病苦、無奈、無助。九十七歲的丁先生仙逝，應屬喜喪，學界固然折損了一員老將，但對他本人卻也是一種解脫。但悲哀仍然時時襲上我的心頭。

丁先生不希望生者為他做什么紀念活動，但后人一定會長遠地憶念起他。有些學術明星辭世時會喧鬧非凡，但若干年后也許會隨風而逝。而丁先生的學術事業已經融入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出版史的崇樓廣廈之中，即使他細如沙石，小如釘子、螺絲，但卻會跟這座宏偉的學術大廈一樣永恒。是的，“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魯迅：《憶韋素園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