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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的馮至貢獻了被文學史家孫玉石先生稱為現代中國最佳詩集的《十四行集》（桂林明日社1942年出版），連同中篇小說《伍子胥》（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出版）、散文集《山水》（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出版）一起，被錢理群先生譽為馮至的“三絕”，也使馮至的文學生涯達到了最輝煌的歷史時期。

馮至的具有奧地利大詩人里爾克般沉思色調的《十四行集》以及《山水》中的一部分作品是作者40年代初在昆明近郊森林中一所孤獨的小茅屋里創作的，正像里爾克1922年在瑞士的一個古堡中創作了他的輝煌的《杜依諾哀歌》和《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一樣。

馮至在1985寫作的《昆明往事》中這樣談及這一“林中小屋”時期：“我在40年代初期寫的詩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里個別的篇章，以及歷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與林場茅屋的生活有關。換句話說，若是沒有那段生活，這三部作品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甚至有一部分寫不出來。”林場茅屋的生活使馮至零距離地接近了自然和山水，學會的是從亙古的大自然中領悟生命和歷史的奧秘。

散文集《山水》中最能體現馮至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感悟和思考的篇章也正是林中小屋時期的作品。身處自然懷抱中的馮至得以短暫地遠離戰爭的陰影以及都市的喧嘩，孤獨地面對自然，開始思考生命與自然的更深層的維系，寫下了《一棵老樹》《一個消逝了的山村》等散文精品。在《一棵老樹》中，有如“折斷了的老樹”的放牛老人，“摻雜在林場里的雞、犬、馬、牛的中間，早已失卻人的驕傲和夸張。他‘生’在這里了；他沒有營謀，沒有積蓄，使人想到耶穌所說的‘天上的飛鳥’和‘野地里的百合花’”。這就是馮至所洞見的人在自然中的本真狀態，沒有矯飾，也離卻矜夸，仿佛“‘天上的飛鳥’和‘野地里的百合花’”一樣自然自在。《一個消逝了的山村》則敘寫了一個歷經浩劫，已凋零了七十多年的山村，“在人類以外”，“不起一些變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對著永恒”。但恰恰是這默默地荒涼在人類歷史之外的已經蹤跡難尋的小山村，與作者的生命有著隱秘的溝通：“在風雨如晦的時刻，我踏著那村里的人們也踏過的土地，覺得彼此相隔雖然將及一世紀，但在生命的深處，卻和他們有著意味不盡的關連。”誠如錢理群所說：“作家‘赤裸裸地脫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來觀看’，就發現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和諧，以及自然化的人與人化的自然共有的堅忍、沉潛與尊嚴。”

馮至從自然中獲得的是更具有長時段意義的哲理領悟，這種領悟也同時凝結于《十四行集》之中。香港文學史家司馬長風認為，《十四行集》和《山水》，“在詩和散文兩方面”都站在“一覽眾山小”的高峰。尤其在沉思生命存在的意義上，兩部作品集之間具有內在的關聯性。

創作《十四行集》時期的馮至蟄居于“林中小屋”，“一人在山徑上、田埂間，總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象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豐富。……有一次，在一個冬天的下午，望著幾架銀色的飛機在藍的象結晶體一般的天空里飛翔，想到古人的鵬鳥夢，我就隨著腳步的節奏，信口說出一首有韻的詩，回家寫在紙上，正巧是一首變體的十四行。”中國現代新詩史上最好的一本詩集《十四行集》就是這樣創生的。

其中第二十六首《我們天天走著一條小路》當是馮至對他林中漫步時所觸發的感悟的忠實記錄。詩人發現林中還隱藏著許多深邃而生疏的小路，當他帶有幾分迷途的擔憂走入一條陌生的路，回望間，突然在樹疏處看到自己住的地方，詩人不禁感慨：

像座新的島嶼呈在天邊。

我們的身邊有多少事物

向我們要求新的發現：

不要覺得一切都已熟悉，

到死時撫摸自己的發膚

生了疑問：這是誰的身體？

這首詩對于理解馮至的《十四行集》是具有向導作用的。詩人正是帶著重新發現的驚喜去觀照常人眼中司空見慣的事物。這種“新的發現”是大千世界對于詩人的生命啟示，是詩人的哲理感悟。這里的新的發現，與其說是詩人眼睛的洞察，不如說是一顆沉思的心靈的覺識。馮至的發現，因此既可以說是詩的發現，也可以說是哲學的發現，只不過詩人的哲學并非憑助抽象的概念與邏輯，而是訴諸平凡的意象。在日常印象中，詩人構建了具有超越意蘊的哲理空間，正像里爾克俯臨萬物，冥思存在一樣，這種寓啟示于凡俗的詩歌藝術或許是馮至真正受益于他所激賞的文學導師里爾克的地方。

《十四行集》正試圖追求里爾克所達到的境界：“使音樂的變為雕刻的，流動的變為結晶的，從浩無涯涘的海洋轉向凝重的山岳。”馮至從里爾克這里接受的影響對他創作《十四行集》有決定性的意義，他尤其激賞里爾克透過表象世界洞見事物的核心和本質的超凡領悟力。在寫作于30年代的《里爾克》一文中，馮至曾談及里爾克在《布里格隨筆》里評論過波德萊爾的詩作《腐尸》（Une Charogne）：“你記得波德萊爾的那首不可思議的詩《腐尸》嗎？那是可能的，我現在了解它了。……那是他的使命，在這種恐怖的，表面上只是引人反感的事物里看出存在者，它生存在一切存在者的中間。”里爾克把波德萊爾從恐怖和丑惡的事物中看出“存在者”視為詩人的使命，馮至也從這個意義上理解里爾克。他認為里爾克在“物體的姿態”背后，“小心翼翼地發現許多物體的靈魂”。這種進入事物靈魂的過程，就是進入本質去洞見存在的過程。馮至的十四行詩也正是從普通意象中生發深刻的哲理，如里爾克那樣去“傾聽事物內部的生命”，“從充實的人性里面提煉出了最高的神性”（陳敬容：《里爾克詩七章》譯者前記，《中國新詩》，1948年第2集）。這種神性蘊涵在馮至筆下的一切看似凡俗的事物中：原野的小路、初生的小狗，一隊隊的馱馬，白茸茸的鼠曲草……這些事物籠罩在詩人沉思的觀照中而帶有了啟示意味，化為詩人潛思生命萬物的結晶。而支撐著更內在的詩質的正是詩人對人生經驗的深切的洞察與沉思，進而把人生經驗內化為生命的結晶。正如馮至在《十四行集》序中所說：“有些體驗，永遠在我的腦里再現，有些人物，我不斷地從他們那里吸收養分，有些自然現象，它們給我許多啟示。我為什么不給他們留下一些感謝的紀念呢？由于這個念頭，于是從歷史上不朽的人物到無名的村童農婦，從遠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飛蟲小草，從個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許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發生深切的關聯的，對于每件事物我都寫出一首詩。”詩人所走過的城市，山川，所看到的風云，流水，都內化為生命的組成部分，世間萬物構成了類似波德萊爾詩歌《契合》中所歌詠的那種彼此深切關聯和相互呼應的交響，同時又與詩人的內生命發生了深深的共鳴，正像馮至評價里爾克的詩所說：“人與人以及人與物，借著呼吸，互相貫通，互相生活。在這一點小小的呼吸上，可以想見人與人以及人與物的關系，是多么密切。”

由此，馮至已經由20年代魯迅所謂“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轉變為李廣田所說的“沉思的詩人”：“他默察，他體認，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體驗出來的印證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實的詩或哲學于我們所看不到的地方。”20年代的意象抒情和少年情懷轉化為40年代內斂沉潛的詩思以及凝重深沉的意態。這或許正是馮至評價里爾克時所說的“在從青春進入中年的道程中”所產生的“新的意志”。朱自清在《詩與哲理》一文中說：“聞一多先生說我們的新詩好象盡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并認為馮至的《十四行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得從沉思里去領略”。

而進入戰爭年代，也使馮至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廣大深沉的經驗視野，對里爾克的“詩是經驗”的說法有了更切身的體驗。這種經驗視野，只有歷經了個體人生的磨難與坎坷，歷經了民族的危難與文明的成毀之后，才能夠最終獲致。而真正博大深沉的詩境正有賴于這種視野的獲得。馮至的十四行詩，正是把詩人的人生經驗內化為生命的血肉的結晶，是詩人的個體生命的“小我”通過沉思與體認的方式與世間萬物的“大我”內在契合的產物。

詩人批評家唐湜評價40年代的馮至時說：“一個沉思時代的窗帷由他揭開了。”（唐湜：《沉思者馮至》，《新意度集》第108頁，三聯書店，1990年9月版）馮至的詩體小說《伍子胥》也正是這種沉思的繼續。

馮至曾經兩度醞釀《伍子胥》的寫作，而且都是受到里爾克的詩體小說《旗手里爾克的愛與死之歌》的直接觸發。他回顧自己在1926年最初讀到這篇小說時的感受：“在我那時是一個意外的，奇異的收獲。色彩的絢爛，音調的和諧，從頭至尾被一種幽郁而神秘的情調支配著，像一陣深山中的驟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鐵馬風聲。”馮至在《伍子胥》后記中提到，他當時就想用里爾克的這種詩化的文體把伍子胥逃亡的故事改寫一遍。但是經歷了抗戰的流離之后，他寫出來的作品與里爾克的詩體小說不再相同，“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變成一個含有現代色彩的‘奧地賽’”了。如果說當年馮至“神往的無非是江上的漁夫與溧水邊的浣紗女”的美麗的遇合故事，“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那么，當1942年從頭拾撿起伍子胥的故事，在浪漫的詩情之上又滲透進了思想的成分，在主人公逃亡和復仇的故事線索背后，作者關注的是人生啟悟的思想歷程，在伍子胥浪漫而神奇的遇合之中蘊含著對生命的哲理的思考，伍子胥的一切所見都化成了他的感悟，他思考的是各種互斥又互補的觀念形態：自由與責任，庸俗與高貴，投入與超脫，眷戀與棄絕。伍子胥的逃亡經歷中所面臨的正是這兩個世界：感性而具體層面的現實世界與哲理思辨的觀念世界。

這一切觀念的思考在馮至的筆下最終凝聚成一個生命過程的哲理圖式。馮至對這種哲理圖式的呈示有著十分自覺的意向。在《伍子胥》后記中，馮至這樣說：“我們常常看見有人拾起一個有分量的東西，一塊石片或是一個球，無所謂地向遠方一拋，那東西從拋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畫出一個美麗的弧。”“若是用這個弧表示一個有彈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開端與結束，確是一個很恰當的圖像。因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為了愛或是為了恨，不管為了生或是為了死，都無異于這樣的一個拋擲：在停留中有堅持，在隕落中有克服。”伍子胥的故事被馮至理解為這樣一種投擲，一種投入命運的過程，那段美麗的“弧”正是象征著“有彈性的人生”的一個“圖像”。在這圖像中，隱含著作者對生命歷程的超越的把握方式。

文學史家錢理群曾經這樣評價馮至40年代的這幾部文學精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堪稱馮至的‘三絕’：這‘生命的沉思’，提供了不同于他人的另一種戰爭體驗，并且以其藝術的完美、純凈，特立獨行于四十年代，以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之林。”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