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者簡介

蔣韻，女，1954年3月生于太原，籍貫河南開封。1981年畢業于太原師范專科學校中文系。1979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迄今已出版、發表小說、散文隨筆等近300萬字。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隱秘盛開》《櫟樹的囚徒》《紅殤》《閃爍在你的枝頭》《我的內陸》，以及小說集《心愛的樹》《失傳的游戲》《完美的旅行》和散文隨筆集《春天看羅丹》《悠長的邂逅》等。近年曾獲“第二屆郁達夫小說獎”中篇大獎、趙樹理文學獎、《小說月報》百花獎、老舍文學獎等，中篇小說《心愛的樹》獲得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亦有作品被翻譯為英、法、韓、日等文字在海外發表、出版。現為中國作協會員、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

一篇寫家庭史的長篇散文。姥爺、姥姥、爺爺、奶奶、父親和母親的生命歷程，在作家蔣韻的筆下，既艱辛悲壯，又溫馨動人。作家用真摯深沉的情感、凄美憂傷的文筆，為自己的長輩和家族立傳，不僅僅是家庭史，還是作家的心靈史。她說：“此文，寫給我親愛的外孫女如意。等她長大了，我一定不在了。或許她還沒長大，我的記憶已經如同我母親一樣死亡了。我想讓她知道一點從前的事情，讓她知道一點我們這個小小家族的過往，讓她知道，她來自何方。僅此而已。”然而作者筆觸所及，果真是“僅此而已”嗎？讀者諸君不妨品鑒。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北方黃土高原上這座古城，賣一種露酒——青梅酒。粗陋的玻璃瓶，潦草的商標，里面的液體卻是碧綠的，很清澈和清淺的那種綠，有淡淡的果香。

記憶中，綠色的酒，在早年間，我只見過兩種，一種青梅酒，還有一種就是竹葉青。而薄荷酒之類的洋酒，則是很晚以后才遇到的了。

竹葉青，在我尚還年幼和年輕的時候，可謂大名鼎鼎。它產自著名的杏花村，在20世紀初葉，榮獲過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我和它相識時，它也是玻璃瓶包裝，貌不驚人，可它的綠，令人驚艷。它綠得既純粹又微妙，就像它醇厚綿長的味道，有秋水的壯闊和凄清，也有秋陽的溫暖和仁厚。所以，它有時似乎又呈現出明亮的金黃的色澤。那時，我其實并不識酒，關于它的滋味，是在后來的歲月中滿滿品出來的。那時，愛它的，是我的母親，竹葉青是我母親最愛喝的一種酒。而她之所以愛它，用今天時尚的話講，是因為，我姥姥就是竹葉青的骨灰級粉絲，我姥姥愛竹葉青，愛了一輩子。這愛，影響了我媽。

一、晚來天欲雪

姥姥比姥爺要大幾歲。

幾歲？

不知道。以前想不起來問。而現在，想問，卻不知道該去問誰了。

姥姥嫁給姥爺時，有二十好幾了。在他們那個時代，這絕對算是晚婚、剩女。所以，姥姥所嫁的男人，不是初婚，是續弦，在從前，這叫作填房。姥爺曾經有過一個發妻，這發妻沒給他留下一男半女，而且，關于她的死，有很多的傳聞。最戲劇性也是最接近傳說性質的，是說，她是讓她男人，也就是我姥爺一槍打死的。當然，那是另一個故事了，此處不表。

姥姥卻是很能生養，她大產小產，共誕育過十個孩子，我最小的、從未謀面的小姨，小名叫個“雙五”，即是證明。但十個孩子，活下來的只有四個，且都是女孩兒，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于是，順理成章，我姥爺后來又討了姨太太。

姥姥識文斷字，知書達理，上過“女子簡師”，就是簡易師范的意思。這在辛亥之后的民國初年，算是女子中的“精英”了。姥姥的父親，是個開明士紳，他讀孔孟，通岐黃，卻把自己的兒子們，都送進了新式學堂。不僅如此，他還反對女子纏足，我姥姥的腳，就是明證。姥姥的娘，別的事上，兒子們的事上，都聽丈夫的，唯獨這纏腳，她不依男人。她對我姥姥說，“妮兒啊，你沒聽人家怎么笑話尺板腳嗎？‘三寸金蓮橫里算，腳長一尺多難看。莫說公子相不中，牛郎見了回頭轉。’不纏腳，你日后可怎么嫁人？”于是，不由分說，就把五六歲的我姥姥一雙花蕾般的小腳，活活地裹成了肉粽。我姥姥就爬，三進深的宅院，從后院，一直爬，爬到頭進院里，爬到她父親窗下，手掌膝蓋，還有胳膊肘，全磨破了，她仰起臉哭喊著叫爹爹，她爹聞聲出來，抱起她，把她抱回后院，當著她娘的面，抄起剪子，把裹腳條上密實的針線挑開，一口氣抖散了，扔到她娘面前，說道，

“世道變了呀！你讓蓮一雙小腳，將來怎么活人？你這是害小妮兒啊——”

她娘氣得發抖，說，“你才是害小妮兒！小妮兒不比她哥哥們，上新學堂，遠走高飛，小妮兒是要在這本鄉本土活人的，小妮兒有小妮兒的命，她爭不過命去！”

這一場仗，兩人各不相讓，一個千方百計裹，一個堅忍不拔地放。幾年下來，其結果就是，我姥姥的腳，既沒有如她娘所愿，成為三寸金蓮，卻也終究失去了天足的模樣。我姥姥就是邁著這樣一雙畸形的解放腳，走進了城中的“簡易女師”，走進了更遠的天津城，走進了她的婚姻和人生。

這簡易女師，地處何處，是黃河邊上的孟津城還是更遠的古都洛陽？我至今不知道，只知道，辛亥前后，中原河南各地出現了不少的女子學堂，有官立的，比如：官立女子小學堂、官立女子簡易師范等等；也有私立的，比如：淑善女子學堂之類。但，不管是官立私立，這些學堂，都在城中，也就是說，姥姥在十三四歲，在豆蔻年華，也許更小，就離開了她幽深的鄉村閨閣，離開了她熟稔的“本鄉本土”。作這樣的決定，對于她的父親，一個古老中國的鄉紳而言，一定，是困難的，甚至，是撕裂的疼痛。這不僅僅是我的猜測，記得我媽對我說過，當年，她姥爺把她娘叫到身邊，問她愿意不愿意去學校念書，我姥姥自然說愿意，她父親語重心長地說了一番話：

“妮兒，你興許還不知道，念書識字，是這世上最好的事情，也是一件最壞的事情，你要想好，你真敢去學堂念書？”

蓮，也就是我姥姥，眼都不眨一下地回答說，“敢。爹，我敢。”

“你聽明白爹的話了？”

“聽明白了。”

她爹，我的太姥爺，望著他無畏的女兒，久久無語。他知道她不會明白他說的是什么，盡管她冰雪聰明。其實，這個舊時代的老人，他自己也不能確定這決定究竟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人生憂患識字始：那是一條不歸路，那路，通向萬古的憂傷。促使他作這決定的，是他妻子的那句話：“小妮兒是要在這本鄉本土活人的，她爭不過命去！”是，一輩子，做個混沌而快活的人，那不是蓮的宿命和人生。

但我姥姥并沒有在學堂念到畢業。她病了。

她患上了頭疼癥，很嚴重。不能看書、寫字，看書久了，不光頭疼欲裂，還惡心、嘔吐，天旋地轉。

姥姥生來瘦弱，皮膚蒼白得幾近透明，這一病，更是瘦成了一個紙人兒。她咬牙忍著，撐著、堅持著，終有一天，撐不住了，她因為怕課堂上惡心嘔吐，不敢吃飯，結果，虛脫了，暈倒在了地上。

學校讓家人把她接回到了鄉下，她父親給她用藥百般調養，但，終不見起色。這病很怪，平時還好，就是不能看書，不能寫字。可一個學生怎么能不看書寫字啊？于是，姥姥只好休學了。

很多年后，她的女兒，我母親，一個眼科醫生，對我說，其實，姥姥的頭疼，很簡單，是因為，我姥姥是先天的遠視眼，且有嚴重的散光。“那時候，只需要一副眼鏡，你姥姥，這輩子，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種人生。”我媽不止一次地、惋惜地這么對我說。后來，在天津，姥姥才三十大幾就去配了“老花鏡”，果然，這“老花鏡”一戴，頭不疼了，天不旋了，也不惡心了，能看書也能寫字了，可是，一切，也都晚了。

我丈夫從小眼睛很好，自詡是2.0的視力，曾經被推薦參加過飛行員體檢。他是在30多歲的時候患上頭疼癥的，有一段時期，天天頭疼難抑。幸運的是，他有個身為眼科主任醫師的岳母大人，第一時間，我媽就判斷出他的頭疼是因為眼睛所致，一查，果然，他也是先天性遠視散光，和我姥姥一樣。至于為什么他到三十大幾這癥狀才顯現，我媽用醫學的術語解釋了一番，我沒記住那原因。我記住的是，朋友們的驚詫，“哎呀李銳你才多大就戴老花鏡了？”（雖然，遠視眼和老花眼完全不同，但，它們需要佩戴的眼鏡則都是相同的凸透鏡）還有就是，我母親觸景生情的感慨，“唉，你姥姥啊，一副眼鏡，就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啊！”

不難看出，我媽，是一個科學技術至上主義者。

盡管，我姥姥沒有那一紙畢業證書，但，毋庸置疑，“簡師”的經歷，新學堂的經歷，如同春雨一般，潤物無聲地，滲入了她的生命和血液中，使一些新鮮的種子，在她擁有一雙畸形雙足的身體里，破土而出，發芽、抽條、長葉，卻永沒有開花結果。

一直不知道，為什么，姥姥要到那么晚才出嫁。

也不記得問過母親沒有。

隱隱約約似乎聽見過，說是因為體弱的緣故。也或許就是這根深蒂固的頭痛，導致姥姥的父親，憐惜小女兒，怕她這多病的身子嫁出去吃苦受罪？但，也或許是，來提親的人家，是姥姥所不中意的，也是她父親不中意的。我心里，更認同的，其實是這一條，這，就是“簡師”對一個青春少女的啟蒙和催生：它催生了一個少女的不甘心和對未來的一點憧憬。

于是，就蹉跎了下去，耽擱了。

我姥爺家來提親的時候，我姥姥的父親已是久病纏身，他唯一的牽掛、唯一的不放心、唯一的不甘和不舍，就是這沒有出閣的女兒，他的妮兒。那時，我未來的姥爺已經在北京讀完了大學，那大學的名字叫“中國大學”，此時，據說正在黃侃先生的門下研讀音韻學。而我姥姥未來的婆家，也不在中原，是在渤海之濱的天津城。雖說，不是做原配是續弦，雖說，從此山高水遠再不得相見，我姥姥的父親，卻還是認了這門親事。出閣前夜，他在病榻上握著女兒的手，依依不舍，老淚縱橫地說道：

“蓮，去吧，誰說妮兒就不能離開咱這本鄉本土活人？爹知道你的心高、心大，去吧，好好活——”他嘴里說著“去吧”，可他的手，卻死死攥著女兒的手，不忍放開。他知道，這一放，就是永訣。

果然。

等我姥姥再回家鄉再回娘家的時候，她父親的墳上，早已是野草萋萋……

至于姥姥，最初對這門親事，我想，應該還是滿意的。姥姥在離開家鄉離開父親的時候，一定，對她以身相許的未來，對她以身相許的夫君，有一些溫存和天真的想象，所以，她才有勇氣，只身一人，去闖蕩一個大世界。她心大。

在我寫這篇東西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中國大學”是個什么大學。很多年前，我問我媽，說，姥爺當年在北京，念的是什么學校？記得我媽說出“中國大學”這幾個字的時候，她臉上的表情，也是茫然的。記憶中，更早更早以前，小時候，讀紅色小說《青春之歌》，在某一個章節，寫北京學生“一二·九”大游行的隊伍中，愛國學生們打出的隊標里，有“朝陽大學”和“中國大學”的旗幟。之所以記住了它們，是因為，它們很陌生，此前，幾乎從沒有聽說過它們。后來，我認識了一個朋友，偶然聊天，她說她父親畢業于北京的“朝陽大學”。記得當時，我竟很有些興奮，好像一個虛幻的東西突然變成了一個真實的事物，像一個奇遇。而“中國大學”，至今，我認識的人中，好像還沒有誰，和它有過任何的交集。

于是，打開了百度，一查，嚇一跳，被自己的孤陋寡聞，也被自己所接受的歷史教育的狹窄。

原來，這“中國大學”，是孫中山先生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學，于1912年在北京所創辦。它正式開學的日子，是1913年4月13日。它的第一任校長，是宋教仁。只是，宋教仁還沒等到學校正式開學，就于同年3月在上海遇刺，于是，第二任校長黃興走馬接任。它于1949年停辦，歷時36年。36年間，在此任教的學者、教授，可謂人才濟濟。先有李大釗、李達、曹靖華等，后來，陸陸續續，計有：燕京大學的張東蓀、齊思和、嚴孟群、胡魯聲，協和醫學院的裴文中、馮蘭州、謝少文，北大的俞平伯、蔡鎦生，北師大的陸宗達，南開的溫公頤、翁獨健等等。而從中國大學畢業的學生，也不容小覷啊，像張友漁、任仲夷、齊燕銘、浦潔修……原來，他們都是我姥爺的校友。

而姥爺，我幾乎是陌生的。

這一生，和姥爺見面的次數，超不過三四次。

還是讀小學的時候，有一天，傍晚時分，家里來人了。那時的姥爺，應該還在生命的壯年，不到六十歲，正隨著某個勘探隊，在北中國在黃河流域一帶野外作業。是什么性質的勘探隊呢，至今，我也沒弄明白。可能是工作結束后，他請假來省城探望我們的吧？記得那晚的餐桌，臨時，我奶奶手忙腳亂添了兩個菜，不記得是否有酒。平日里，晚餐時間，是家里最熱鬧的時間，可那晚的餐桌，有些拘謹和沉默。常年野外生存和勞作，姥爺看上去很壯實，一張黑紅的臉膛，掛著謙和的笑容，人卻沉默寡言。這，幾乎就是我對我姥爺的全部記憶。我甚至回憶不起來他說過的任何一句話，他當然是說過話的，可我竟然回憶不起他的聲音。一個沒有聲音的親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背著行囊走了。那行囊里，有一個標志性的東西，是我長大后才知道的，那東西的名字叫“洛陽鏟”，考古勘探、也是世世代代盜墓者手里必不可少的工具。這鼎鼎大名的物件，在他后半生的時光里，幾乎和他須臾不離。也由此，可推斷一下，他從事的工作似乎和考古有關。

我媽給我講過一件事，她說，當她得知她父親要給她們娶“庶母”的時候，曾對她父親哭訴。那年她十三四歲，讀中學，接受的自然是五四以來反封建的教育。她說她這個女兒，長女，一定不會比任何一個兒子差，她會承擔起一個兒子應該為家庭承擔的一切，她會努力、上進、有所作為、光耀門楣。她還說父親這樣做對她母親是殘忍的。但，她赤誠的剖白，毫無意義。她那顆鮮嫩、熱切、天真的心，被她父親，狠狠地，踩踏了。于是，她和她的妹妹們，有了一個“庶母”，這庶母，年輕、漂亮、健康，擁有一雙美好的天足。這一切，都是她母親，我姥姥，所從來沒有過的。

所以，我后來想，兒子，也許僅僅只是一個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試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