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和哈爾濱今冬第一場大暴雪前后腳，我第二次來到東北采風。行前有同事和朋友不理解，問我：你的《中國戰場之表里山河》要寫的是山西的抗戰，跑東北去干什么？的確，我去年出版的《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寫的是紅軍東征山西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今正在寫作中的續篇《中國戰場之表里山河》當然也是寫山西的抗戰；就連同時入選2016年度中國作家協會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和作家定點深入生活名單的長篇小說《巨樹》，公布的定點深入生活地也是我的故鄉洪洞縣的一個村落，我為什么要連續兩次千里迢迢去東北采風呢？

我哪里是去東北采風，我也不是去采訪什么人，我是去“采心”的。

我是在2014年創作《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的過程中，慢慢發現在所有的創作準備中，比資料準備、人物準備、思想準備更加重要的，是心靈準備。去年九月，在《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得到文學業界和圖書市場的雙重肯定，我連篇累牘地寫完報刊約稿的八篇創作談，開完第二個研討會之后，只身飛到了東北，為的只是感受一下我在這部長篇小說的開篇寫到的“九一八事變”時的季候和氣溫，抬頭望一眼當年東北軍撤入關內時的天空和云彩。一個多年沉浸在抗戰歷史中的作家的心情不是讀者都能感知的，我在作品出版之后才來“采風”，看上去是“馬后炮”，實際上是在為接下來的《中國戰場之表里山河》的創作做心靈準備，小說的歷史背景和人物塑造可以通過打通史料來完成，但那些穿越時空貫通作家和人物靈魂的神秘的信息，只能用心靈的雷達來捕獲。

那次在東北，朋友聽說我來，特意安排了兩次抗戰文學報告，因為我的時間緊張，報告在同一天進行，上午在鞍山市政協，下午在鐵東區委、區政府。在交流中我問大家：在座誰能夠理解，當年東北軍撤退的時候扔下幾百架飛機、數千門大炮，置白山黑水三千萬父老于不顧，到底是為什么？沒人能夠回答我，歷史有時候就是那么的沉默。我之所以癡迷于抗戰史的研究和小說創作，除了愛國的基本情感，何嘗不是為了解答自己心靈的困惑。而今我再度來到東北“采心”，只是為了領略一下風雪中的嚴寒，感受一下在極寒的環境中那些在野外堅持斗爭的抗聯戰士的身體和心靈經受的考驗，還有那些生活在淪陷區的愛國人士胸中滾動的熱流和這令人縮手縮腳的氣候的矛盾與融合，或許他們不會成為我筆下的人物，但我正在創作的太原淪陷期間人們千方百計地不當漢奸的民族氣節，同樣也是對他們心靈的書寫和靈魂的再現。像巴爾扎克那樣驚人的創造力，也不是憑空想象，他在小說中若要寫到某種場景，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去做實地考察，有時不惜作長途旅行去看一看他要描繪的某條街道或者某所房子。我要寫抗戰，要感受當年民族危亡的氛圍，怎么能不去東北的黑土地上多走幾次？

好作品都是走心的，哪怕紀實文學也是這樣，因為《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在史實和人物塑造上的“逼真”，在后來的茅盾文學獎評選中，引起了到底是虛構作品還是紀實文學的爭議，雖然影響了成績，但我由衷地感到高興，我用文學的手段還原了歷史，這就對得起自己的文學之心了。

李駿虎在洪洞縣南營村民兵連采訪當年老民兵

李駿虎在定點深入生活地洪洞縣大槐樹鎮南營村

李駿虎在鄉寧縣云丘山晉綏軍擊落日軍飛機處采訪

今年的國慶節，我利用假期回到故鄉洪洞縣，來到我準備創作的長篇小說《巨樹》的定點深入生活地：大槐樹鎮營里村。我把定點深入生活地點放在這里，是有私心的，我爺爺出生在這個村莊，他是從這里的閻家過繼到二十里外的甘亭鎮李村的。我從少年時代起，就對這里充滿了尋根的好奇。在我的筆下，營里村原來叫皂鐵莊，因為抗戰時閻錫山的晉綏軍警衛營曾在這里駐扎，所以改名為“營里”，——這實在是一種想象的移植，因為營里村歷史上因為處于汾河和澗河的交會處，猶如二龍戲珠，春秋末期即名“龍坡”，東魏孝靜帝時派大將木耳連杰在此扎營防御異族，改名為營里。而我杜撰的“皂鐵莊”，原型則要沿著汾河南行十幾里水路，是汾河灘涂上一座被遺棄了三十多年的老村落，那是我外公的村莊，我孩提時曾在溝渠間的那棵巨大皂角樹下玩耍，這棵象征著人民力量的巨大皂角樹就是書名《巨樹》的由來。每次當我讀到穆旦的詩句：“而賜生我們的巨樹永青”，都會失神地想起那棵春天黃色的花蕊如同鳥雀的黃嘴，而秋天又滿樹懸掛著如鐵如刃的皂角樹來。在創作這部作品的過程中，我需要不斷地回到這里，觀察這里的植被種類，季候變化，風土人情，我需要不斷地和老老少少的人們交談，聽老年人回憶，審視年輕人身上殘存的祖輩的影子，在田野的風中感受心靈的交匯如同歷史的天空風云際會間游走的閃電。

李駿虎在定點深入生活地洪洞縣興唐寺鄉采訪

我總在不斷地回到故鄉，每一次都感覺到返回心靈牧場和精神家園般的如沐春風。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富礦，離不開自己最充沛的生活資源，那里有他最熟悉的人們，有賦予他靈感和激情的土地。即使在把抗戰歷史作為主要創作方向的現階段，我也沒有中斷鄉土文學的創作，因為“魂夢系之”，那些人物和他們的命運故事常常自己就“入夢來”，成為我筆下的形象。每次回鄉，我都沒有帶著“采風”的功利目的，我是回到生養我的晉南沃土上去修養心靈的，但當每次離開時，除了汽車后備箱里被塞滿了米面瓜果豆角紅薯，心里也記住了七叔八舅三姑四婆，足夠我在一段相當長的歲月里慢慢咀嚼，慢慢書寫。

李駿虎和導演趙建平、演員劉芳毓在王光烈士犧牲地采訪

《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出版之后，作為一種休息和調整，我完成了長篇小說《眾生之路》。這部作品，可以說是《母系氏家》的續篇，不同的是，《母系氏家》是我依賴對鄉村生活和人物的記憶創作完成的，時間跨度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世紀末我離開鄉村的時候；而《眾生之路》則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直到現在，是在我結束四年的掛職體驗生活離開故鄉，又不斷地回到故鄉的過程中，看著、聽著、想著，寫著，幾乎是亦步亦趨地完成的，她寫了一個小村莊固守了三千年的傳統農耕文明，在本世紀初迅疾生長的工業文明摧枯拉朽般的沖擊下，終于變成工業園區的過程，也記錄了男女老少們的堅守與妥協，他們的生與死，愛和恨。鄉村精神烏托邦的毀滅過程，令我感到觸目驚心，心靈的隱痛有口難言，我沒有權利成為評判者，我能做的只是用文學的方式去呈現。今年八月在北京召開的“新世紀‘三晉新銳’作家群研討會”上，評論家胡平老師說：李駿虎從《母系氏家》的表現到《眾生之路》的呈現，顯示了一個作家的成熟。還有專家認為《眾生之路》寫出了時代的痛感。

我有痛感，是因為我的根扎在這片土地上，我和那里的人們魂夢相依，在鄉村城鎮化的進程中，他們離開祖先的土地，扯斷世代盤根錯節的根須時，怎么會不感到疼痛呢？我的寫作，不是為了療傷，而是為了人們有一天可以從我的作品里尋找到他們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