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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草》研究史的一個描述

《野草》,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堪稱最為幽深的存在，有著最尖端的體驗和書寫。問世90多年來，一直受到關注，形成頗為厚重的《野草》研究史，已然成為一門“《野草》學”。

建國至80年代前的《野草》研究，體現為篇章解析和意蘊闡釋兩個方向，由于《野草》的晦澀，研究者首先致力于語詞和篇章的疏解，如衛俊秀的《魯迅<野草>探索》和李何林的《魯迅<野草>注解》，都是對《野草》的逐篇解析，偏向實證研究；同時，《野草》的曖昧性，使對其思想的把握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馮雪峰《論<野草>》和王瑤《論魯迅的<野草>》都是這方面的努力。在當時的語境下，兩類研究必然都要歸屬于革命意識形態的闡釋。

70年代末，許杰發表《野草》研究系列論文，雖然整體研究格局未見突破，但體現了思想解放語境下新的研究意向。1982年，孫玉石《<野草>研究》出版，對《野草》展開全方位研究，將實證研究與思想研究融合起來，在嚴謹的資料梳理中將相關論題的研究推到新的高度，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扎實的起點；孫著還將《野草》視為象征主義作品，試圖建立立足于審美的解詩法，體現了八十年代純文學的詩學追求。

80年代文化熱中，人文意識形態魯迅闡釋開始崛起，試圖將魯迅研究“還原”到思想文化層面，魯迅與“五四”思想啟蒙的聯系得到強調，魯迅個體精神世界的獨特性及其內在矛盾開始受到關注。在這一闡釋范式下，《野草》內在精神特征及其現代思想文化特色成為闡釋重點。錢理群《心靈的探尋》雖不是以《野草》為專門對象，但以《野草》為切入點和理解線索，探索魯迅主體精神結構。90年代，《野草》精神內涵的現代性尤其是其與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和存在主義哲學之間的聯系，得到了充分關注，這在汪暉、王乾坤、徐麟、閔抗生、解志熙等學者的研究中都得到精彩體現。

新世紀以來的《野草》研究，學院派延續80、90年代以來人文意識形態闡釋范式，或通過文本解讀透視魯迅主體世界，或通過文化闡釋解讀其詩學內涵。在理論熱的引導下，各種花樣翻新的西方現代與后現代主義理論也都被拿來闡釋《野草》。隨著90年代以來大眾通俗文化意識形態的興起，一種新的闡釋路向開始出現，新世紀初年出版的兩部解讀《野草》的專著，都將《野草》解讀為20年代中期魯迅性愛潛意識的書寫，這種索隱式解讀，竟然在新世紀學術通俗化風氣中不脛而走，形成一個所謂的“熱點”。

綜觀《野草》研究史，可以說，80年代前篇章解析和意蘊闡釋的兩個基本研究意向，后來逐漸發展形成實證研究和主觀闡釋兩個方向，當然這兩者在具體的研究中往往存在交叉。實證研究在孫玉石先生1982年出版的《<野草>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展現，堪稱此前《野草》實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并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起點。主觀研究在80年代以來的《野草》研究中占主導地位，呈現兩個路向，一是建國后延續到80年代前期的革命意識形態闡釋，二是人文意識形態闡釋，這一闡釋模式興起于80年代文化熱語境中，在90年代成為主流，并延續到當下的研究。

二、實證研究與主觀闡釋的問題

《野草》研究成果豐厚，但又存在問題。首先在主觀闡釋問題上，革命意識形態的闡釋范式難以面對《野草》的復雜性，人文意識形態闡釋試圖突破此前范式，但“還原”到思想文化層面后，仍然難以“回到”研究本體，在這一闡釋模式中，《野草》往往成為魯迅主體研究的素材，或者通過闡釋與比較證明魯迅的現代性。人文意識形態闡釋在拓寬《野草》闡釋視界的同時，擴散融化了研究邊界，丟失了研究本體，只能訴諸精神分析、哲學闡釋、詩學解讀、文化比較等主觀范疇，《野草》的詩意特性，更助長了“詩無達詁”意念下闡釋的自由，將《野草》拆散開來，撒入漫無涯際的中、西思想、文化及魯迅思想與文學世界，以自由聯想方式展開宏闊而隨意的闡釋，顯示的是研究者的才情與塊壘，卻看不到《野草》。哲學闡釋也往往從先在哲學命題出發，尋找相似主題意蘊，再以此為框架建構《野草》“哲學”，《野草》成了某一哲學的證明，卻丟失了自身。諸多時尚理論加文本闡釋的學術操作，更易借題發揮，過度闡釋。新世紀出現的形而下“索隱”，則已淪為學術大眾化和通俗化的“風景”，漸離嚴肅的學術研究。

與《野草》研究中大量主觀闡釋性研究相比，基于材料的實證研究還是顯得較為切實可靠的，然而，實證研究還是存在問題。僅僅作為方法的實證研究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如前所述，《野草》研究中的實證研究和主觀闡釋常常是結合在一起的，闡釋的局限往往也決定了方法的局限。在革命意識形態闡釋范式下，可貴的實證研究最后都指向給定的結論。實證研究采取背景考察與文本互證法，結合時代背景與作者思想展開分析，將《野草》與作者其它文本進行比照互證，但在扎實的資料鋪陳后，最后卻無法順利抵達對內涵的有效闡釋。其原因是，一、如前所述，資料梳理最后還是落實在給定闡釋體系中，當然這是時代的局限；二、互證式研究往往從魯迅思想出發來觀照《野草》，《野草》成為思想研究的實證材源，難以呈現研究對象本身。90年代以來，權威性的意識形態規范在《野草》研究中已經失去效應，與人文意識形態主觀闡釋性研究的隨意性相伴隨，《野草》的實證研究出現零碎化、碎片化和為考證而考證的傾向，很多研究津津有味于某個瑣碎細節的考釋，而不顧這一細節考釋指向的可能性，而且往往向自己希望的闡釋路向靠近，這樣的“考證”，其實已經是主題先行的索隱。君不見那些形而下的《野草》索隱，正是經常訴諸看似嚴肅的考釋甚至是說文解字。

因而可以看到，實證研究和主觀闡釋研究在展現各自的研究風采后，卻沒有有效面對一個基本問題：《野草》的內涵究竟是什么？主觀闡釋性研究往往以研究者主體為中心，忽視了《野草》的客觀對象性；而注重客觀性的實證研究，對于《野草》的內涵，長期停留在簡單的內容分類上，將《野草》理解為單篇文章的結集，進行分類化處理，自馮雪峰的《論<野草>》始，就將內容分為“戰斗”、“諷刺”和“失望、矛盾”三類，后來的研究大多延續了類似的分類法，在馮雪峰的基礎上或分為三類，或分為四類。詩學的象征闡釋，也是將零件式象征意象與既定闡釋模式直接對應，《野草》藝術世界的整體沒有得到呵護。

主觀闡釋的隨意性向我們提出《野草》研究有無一個研究對象本體的問題，實證研究的無的放矢則進一步提出這一本體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本體的問題。在后現代語境中，一說“本體”，即成笑柄，但我們慎言“本體”，并非在研究中主動放棄對研究對象的本體性關注。有無“真理”是一回事，心中有無“真理”是另一回事，如果研究者首先就不相信客觀對象的存在，則其研究與魔方游戲何異？魯迅作品的解讀，因其后有魯迅研究，客觀性是不能忽視的。持有本體性關注，就會尊重研究對象的最起碼的客觀性，否則，《野草》就會成為研究者隨手拈來的言說材料。

三、“詩心”、客觀性和整體性

將“詩心”確立為研究對象，首先是對《野草》研究的主觀性的充分認識，《野草》的內涵、文體等等的詩性特征，皆顯示其主觀性的存在，必須承認，《野草》研究首先是具有主觀性的。同時，鑒于對《野草》研究中主觀闡釋的隨意性的警惕，在“詩心”之外，我又強調其研究的客觀性，強調實證研究的可貴。但實證研究也存在問題，如前所述，一是80年代的實證研究往往將可貴的實證指向某種給定的結論；二是在喪失統一性的意識形態規范后，90年代以來的實證研究又安于瑣碎化甚至索隱化的傾向。因而，在我的研究中，又提出“整體性”的研究目標。

如今的魯迅研究，普遍缺少整體意識。在90年代之前，魯迅研究是有整體意識的，如所謂政治革命的研究范式與思想革命的研究范式，以及將“中間物”作為研究的支點等。思想革命的研究范式與政治革命的研究范式雖然具有對抗關系，但其實二者都以某種外在的視角和背景來建立整體性，“中間物”意識試圖回到魯迅精神世界本身，但在魯迅思想中發現某一支點來帶動全體，在舉重若輕的同時難免掛一漏萬。由于之前整體意識闡釋的有效性逐漸降低，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來，后現代與解構主義在中國人文學界盛行，學界樂于放棄本質性的思維方式，在魯迅研究領域，以前那種可貴的整體意識也被放棄，人們滿足于在龐大的魯迅世界中孜孜以求一己之所取，研究趨向于隨意化和碎片化，如對魯迅文本的解讀，盛行時尚理論加文本的方式，對魯迅思想的解讀，或滿足于在文本闡釋中印證流行的既有結論，或滿足于在文本中發現提取一個文眼加以闡釋發揮,或滿足于在史料的零碎考釋中質疑權威結論，由于這樣的零碎質疑缺少整體意識，無助于更為客觀有效的整體意識的建構。

但質疑某種整體意識，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徹底放棄整體意識，尤其對于魯迅這樣一個豐富復雜的研究對象，整體意識還是不可缺少的。當我們在魯迅世界流連徜徉的時候，當我們孜孜以求魯迅人生與文學的每一個細節，甚至不惜將一點點生平資料細節加以放大的時候，需要確認這樣做的前提，如果魯迅足夠偉大，這樣當然是合理的，如果魯迅不夠偉大，我們何必花如此多的精力去關注？因而，魯迅思想與文學存在價值的重新認定，是不能忽視和遺忘的，而這一點，正與魯迅研究的整體意識相關。

對魯迅人生與文學的歷史價值、現實價值、生命價值與文學價值的認識，離不開對其整體人生與文學歷程的整體性的把握，否則是缺少客觀基礎的，而這一更具客觀性的整體意識，就來自對魯迅整體人生與文學歷程的更為細密與貼切的考察。這里要提到竹內好的魯迅研究，對于“竹內魯迅”，國內學者多強調其研究指向的價值觀，即在魯迅身上發現所謂“回心型”近代轉型的可能方法，但我以為在這一點上恰恰需要謹慎，因為竹內的闡釋基于自己的問題意識，與我們中國研究者的問題意識是并不相同的，不能直接“拿來”并將以放大。我認為，竹內好的魯迅研究有一點值得我們重視，就是他的研究首先是從魯迅生平與文學的重新梳理和追問開始的，四十年代初的竹內帶著一種陌生感，對魯迅生平與文學進行了極為個人性的質疑和重新梳理，發現了某種值得研究的疑點和新的追問空間，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竹內魯迅”。暫不論竹內的魯迅闡釋是否合理，我想強調的是，其研究首先是建立在可貴的整體意識基礎上的，并且內在于研究對象本身。

2006年至2010年，我從事于《野草》研究，2014年出版了專著《探尋“詩心”：<野草>整體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我的研究基于對《野草》研究史的反思，并試圖建立在整體意識之上。

2001年，我在對魯迅早期文本中“個人”觀念的研究中發現了“1923年的魯迅”。1923年，魯迅又一次陷入沉默，停止了創作，這一年夾在《吶喊》與《彷徨》《野草》之間，不易被發現，但正是這短短一年的沉默，在魯迅人生與文學的歷程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該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走出S會館加入《新青年》，是“金心異”勸說下的第二次出山，魯迅已經將“希望”放在行動之后，因而《新青年》的解體，是又一次的沉重打擊，幾年后發生的兄弟失和，對于魯迅就不僅僅是家庭瑣事，而是一個精神事件，幾乎抽走人生最后的意義寄托。該年的沉默，是“第二次絕望”的標志。對這一論題的詳細分析，我已寫過專門文章（參見拙文《魯迅的又一個“原點”：一九二三年的魯迅》，《文學評論》2005年第1期，后收入《探尋“詩心”：<野草>整體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此處不贅。

問題是，如果存在“第二次絕望”，那么，竹內好基于S會館六年隱默的對“文學家魯迅”之產生的分析，就存在問題。竹內想追問的是，魯迅本質上是一個文學家，文學家魯迅之何時產生，是一個關鍵問題。他抓住了橫空出世的《狂人日記》與之前S會館長達六年的隱默的內在關系，試圖揭示，《狂人日記》標志著文學家魯迅的誕生，而魯迅文學產生于六年沉默所標志的“無”，這是一種“罪的自覺”，只有對文學之外的一切尤其是自我絕望之后，魯迅才會發現文學。

竹內為了強調這一決定性和唯一性時刻對于魯迅文學的意義，因而貶低留日時期棄醫從文的價值，甚至懷疑幻燈片事件的存在。其實，竹內的論證不僅需要面對之前的棄醫從文，還要面對一個問題，如果《狂人日記》標志魯迅文學的產生，如何解釋后來魯迅逐漸放棄小說而轉向雜文，將幾乎所有精力投入雜文寫作？魯迅對文學的發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最終找到屬于自己的文學，應該是雜文。雖然《新青年》時期魯迅就寫有雜感，但其雜文的噴發，是在二十年代中期，而這正處于《野草》寫作的中途。

我曾寫過《魯迅雜文：何種“文學性”？》（《文學評論》2012年第5期），描述了魯迅發現雜文的過程，認為魯迅經歷了留日時期以棄醫從文標志的“文學的自覺”、二十年代前期以《吶喊》為標志的“小說的自覺”和二十年代中期之后“雜文的自覺”。“文學的自覺”標志魯迅開始形成新的文學想象，這在早期文言論文和《域外小說集》的翻譯中可以挖掘，“小說的自覺”是第一次絕望后中年魯迅對現代小說文體的發現，小說既可以以整合性和寓言性的方式“小說中國”，表達其十年隱默中對中國危機的洞察，同時，小說的虛構性又可以隱藏“五四”之后尚采取邊緣姿態的作者。魯迅最后發現的真正屬于自己的文學，只能是雜文，在雜文中，他可以省略虛構，無需隱藏，以真實的自我與時代直接碰撞，讓文學成為更為直接的行動。但是，由小說到雜文，需要新的自我轉換作為前提，這就要回到“第二次絕望”和《野草》。

可以說，魯迅“第二次絕望”的狀態，就是矛盾纏身積重難返的狀態，圍繞希望與絕望，諸多矛盾纏繞糾結，使其艱于行動，必須停下來加以清理。我認為，《彷徨》，尤其是《野草》的寫作，就是為了處理這一問題。《彷徨》已不同于勉為其難的《吶喊》，是為自己寫的，在《彷徨》有如夢魘，魯迅將未來人生最悲劇的可能性寫來了下來，同時也開始試圖向悲劇的自我告別；幾個月后，魯迅又開始寫《野草》，以更為內在的方式切入自身難題。在《野草》中，魯迅打開纏繞自身的所有矛盾，將其推向終級悖論，置之死地而后快，通過出生入死的追問，終于發現，試圖尋找的沒有矛盾的自我，并不存在，所謂真正的自我，就在矛盾之中，在遍布矛盾的大時代中。通過《野草》，魯迅終于完成了時代與自我的雙重發現，重新確立存在的基礎。

以1923年為標志的“第二次絕望”，成為我研究《野草》的起點。我認為，魯迅走出第二次絕望的秘密，就在后來寫的《野草》中：

《野草》，與其說是一個寫作的文本，不如說是魯迅生命追問的一個過程，是穿越致命絕望的一次生命行動，它伴隨著思想、心理、情感和人格的驚心動魄的掙扎和轉換的過程。……作為一次穿越絕望的生命行動，《野草》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單篇合集，而是一個整體，《野草》中，存在一個自成系統的精神世界和藝術世界。（參見拙作《探尋“詩心”：<野草>整體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通過解讀可以發現，《野草》確乎展現了向死（《影的告別》到《過客》）——生死糾纏（《死活》到《死后》）——新生（《這樣的戰士》到《一覺》）的生命追問的不可逆的時間性過程，其整體性頓然顯現。大致說來，當《野草》進行到以《死火》開始的中間七個夢的時刻，向死的追問開始遭遇新的生存的召喚與阻擊，陷入生與死的對決，新的生機在潛滋暗長，最后終于過渡到第三部分新生的主題。因而可以發現，在1925年左右，同時有幾個魯迅的身影，一是在《彷徨》中哀悼自我、在《野草》中苦苦求索和在《兩地書》中深情自剖的魯迅，一是在《華蓋集》、《墳》中開始獨自出擊、愈戰愈勇的魯迅。這是死而復生的過程，在魯迅人生與文學的轉換中，是決定性的一段時期，不可忽視。在一定程度上說，沒有《野草》，就沒有魯迅對雜文的發現，《野草》“題辭”，宣告《野草》的結束，同時也是宣告雜文時代的來臨。

以這樣的整體意識作為框架和坐標，魯迅的諸多作品可以得到定位，如《吶喊》與《彷徨》究竟有何不同？為什么要寫《野草》？怎樣理解《野草》？雜文為什么取代小說？貫穿寫作生涯的《故事新編》是什么樣的作品，其間有何差異？對于魯迅人生選擇和歷程的理解，自然也會形成新的整體觀，此處不贅。

這一整體性最終落實在文本中，形成了一個具有確定性的研究對象。因而，《野草》研究所指向的“本體”，既不是某種既定的闡釋體系，也不是具體的背景、本事和章句，而是作為自成系統的精神世界與藝術世界的《野草》整體——一個自足的“宇宙”，其中有哲學，有詩，有美術和音樂，無論多么“高妙”，但這些都屬于《野草》，是《野草》自身生長出來的，切不可離開《野草》本身隨意比附。同時，《野草》是“詩”，它就不可能是一般實證研究所指向的具體目標，而是一個帶有主觀性的客觀存在。

因而我將“詩心”設立為探詢的對象。《野草》首先是“詩”，是主觀性的存在，《野草》復雜的情思世界，思、情、言、形等等都是“詩”之所在。然“詩”既有“心”，必有深度指向，《野草》絕不是漫無邊際的詩性言說，而是一個有機體，具有自己的生成系統和內在結構，有生發和凝聚的某個原點，也形成自己的思與言的自我系統。

于是，看似主觀的“詩心”,就成為客觀追問的對象，然其客觀性，不僅在于文本背景的歷史考察，也不僅在于《野草》語言和思想材料的跨文本搜集和互證，而應建立在更高的實證基礎上——對走進《野草》前的魯迅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的深刻把握，對《野草》自成系統的精神世界與文本世界的整體理解。起于實證，但最后必須進入精神與藝術世界的《野草》整體，把握“詩”與“思”的內核。只有這樣，具體的闡釋才具備客觀的背景和坐標。

源于兩次絕望，《野草》是最后沖決絕望的產物，并在此中形成堪稱最尖端的“哲學”思悟與語言體驗，形成中國文學史甚至藝術史上最為幽深的精神與藝術世界。超出象外，得其環中，所謂“詩心”，即在其中。

“詩心”的解讀，既獲得一個整體觀，更重要的是，《野草》被放在魯迅心路歷程的整體之中，又刷新了對其人生與寫作歷程的整體認識：作為沖決最后絕望的生命行動，《野草》處在魯迅人生與文學的最后轉折點上，經此，魯迅終于完成對自我、時代與文學的多重發現，重新確認存在的基礎，此后，不僅在個人生活和政治立場上做出了最后的抉擇，而且發現了真正屬于自己的文學——雜文，將后期人生投入與現實直接搏擊的雜文式生存中。

總結說來，我所強調的《野草》研究的整體性，一是指研究背后的整體意識，換言之，魯迅作品研究背后有魯迅研究，我們需要有對魯迅人生與文學的整體性理解，這樣，作品研究就有了一個框架和坐標，具有精確性和系統性。我將以1923年的沉默為標志的第二次絕望作為魯迅人生與文學的重要關節點，將其一生的文學歷程劃分為棄醫從文標志的“文學的自覺”、以《吶喊》為標志的“小說的自覺”和二十年中期開始的“雜文的自覺”，而《野草》，作為最后沖決絕望的生命行動，與魯迅人生與文學的最后抉擇密切相關。第二個整體性，直接針對《野草》，如前所述，作為最后沖決絕望的生命行動，《野草》是一個不可逆的時間性過程，所以是一個整體，具有自成系統的精神世界、語言世界和藝術世界。

整體性訴求無疑是一種重新建構的努力，但在如今解構主義盛行的年代，可能遭遇基于解構立場的質疑，如強調《野草》的“雜”。在雜文家魯迅的作品中尋找“雜”并不難，但如同魯迅的否定后有肯定，批判后有建立，我們不能因為“雜”而忽視了魯迅思想與文學中存在整體性的可能，何況《野草》的整體性是相對突出的。質疑整體性的案例可能有二，一是拿出《野草》中少數的“異類”作品來否認整體性，二是以《野草》中寫于不同時期的文本的差異性來否認整體性。第一種情況多舉《我的失戀》為例，因其很難被納入《野草》整體之中。我認為，整體的建構是基于主要文本（絕大多數），不能以個別的另類存在輕易解構艱辛的建構努力，更不能因此而輕易回到以前對《野草》內涵的分類化處理。如果《野草》中確乎有某種整體性的存在，讓我們設想有兩種情況，一是《野草》因具有某種整體性而完全封閉，絕不允許另類的存在，二是《野草》在具有一個整體性同時保留了一些彈性，也可以讓“異類”闖進來。這兩種情況，哪一個更符合魯迅的性格呢？無疑是第二種，魯迅在解剖別人的同時，也時時解剖自己，在構造某物時，也時常隨手撕破，況且，《我的失戀》本來就是魯迅在寫作《野草》過程中因事有感而作，具有雜感的性質，因為是詩體，也不好作為雜感單獨發表，順手牽羊地放進正在《語絲》發表的以“野草”為題的系列短文中，聊博一笑，在認真嚴肅的《野草》中留下這樣一個“異類”，正是魯迅式的幽默與復雜性所在，如果過于較真，反倒無趣了。第二種質疑拿出《野草》中前后期的不同文本，比如《影的告別》與《淡淡的血痕中》來對比，意味這兩種內涵意蘊不一樣的作品不屬于一個整體。其實，整體性不是同一性，我所強調的是，《野草》作為沖決第二次絕望的行動，是一個不可逆的時間性過程，其整體性體現在過程性。我將第一篇《秋夜》視為魯迅無意中為《野草》作的近似于“序”的綱領性文本，從《影的告別》到《過客》是《野草》的第一部分：走向死亡，從《死活》到《死后》的中間七個夢，則是第二部分：生與死的搏斗，而第三部分《這樣的戰士》到《一覺》，則是穿透死亡后的新生，可以看到，處在不同部分的《野草》文本，肯定具有不同內質，其間的差異正是合理的，也正因此才成之為一個整體。

我曾在研究中提出：該有怎樣的“詩心”，才能與《野草》對話？想說的是，《野草》對于我們研究者，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面對這樣的對象，捫心自問，我們準備好了嗎？文學對于魯迅，始終是一種行動，與其人生與精神歷程息息相關，《野草》處在重要的關節點上，如果我們對魯迅人生歷程、心路歷程和文學歷程沒有形成整體性關注，如何進入《野草》？常感一些文本解讀，由于缺少整體視野，在文本肌理中孜孜發掘微言大義，然而無論訴諸考證還是聯想，難免見木忘林，盲人摸象。《野草》是一次絕地反擊，是一次生命能量的總爆發，是情與思、言與藝、感性與理性的大釋放，是目前為止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絕后的尖端體驗和書寫，面對《野草》，我們不也需要足夠的洞察力、思辨力、體驗、情懷、語言與藝術的感受性即一顆大的“詩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