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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典藏——上海博物溯源”特展正于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舉辦，圖為現場展出的恐龍骨骼標本。袁婧 攝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我國登記注冊的博物館已超過5100家，是1949年的230多倍、改革開放之前的14倍。博物館接待的觀眾數也逐年上升，僅2017年就達9.7億人次。

國內博物館起源于何時？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由上海博物館和上海科技館聯合主辦的首屆 “藝術與科學”學術研討會昨天在滬拉開帷幕，首個議題聚焦中國博物館的早期歷史。與會專家指出，如今的博物館已成為文化底蘊的度量衡，是構成城市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溯源中國早期博物館史，不是簡單地比較若干時間節點的早晚，而是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尋找時代與邏輯的關聯，繼而為當下城市發展、文化發展、區域跨界融合發展提供啟迪。

我國最早的博物館出現在上海

“說到博物館，很多人覺得這是純粹的舶來品，其實不然。在中國，博物館是在傳統中國古物收藏和西方博物學觀念的共同作用下發生發展。”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徐玲指出，收藏在中國自古有之。以宮廷收藏為例，考古材料證實始自商王朝，因具有禮儀和宗教功能，被專門存放在祖廟。周代后期從祖廟中移出，建立專門的管理機構：天府、天祿、蘭臺等，至宋代后開始搬入皇宮中。歷代皇帝多是古物收藏愛好者，宋徽宗下令將自己的收藏編撰詳細的收藏目錄，乾隆則親自指揮為所藏編撰譜冊。而國內的文人收藏也是源遠流長。不過，這些收藏是私藏，并不為公眾所用，比較極端的例子是唐太宗李世民，死后將王羲之的《蘭亭序》隨葬。

19世紀末20世紀初，“博物館”一詞開始出現在中國學術詞匯當中。其名稱的中譯經歷了從最初簡單比附式的“珍寶館”“公所”“萬種園”“積寶院”“集奇館”“百物館”等，到音譯的“繆斯庵”，再到最后經由日本譯介而來的 “博物院”這一復雜過程。博物館觀念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一個重要路徑是境外來華人士的建館示范，這也使得上海成為我國最早有博物館的地方。

清同治七年(1868年)，法國傳教士韓伯祿在徐家匯創辦自然歷史博物館，主要收藏從長江流域采集來的名貴生物標本。

1930年，震旦大學建成博物院大廈，將徐家匯博物院的收藏悉數移入。該院收藏最富的是植物標本，約有五萬余件，在遠東首屈一指。

同治十三年 （1874年）英國人創立的亞洲文會博物院，也是上海早期的著名博物館。其場館設在圓明園路，鼎盛時間，圓明園路一度更名為博物院路。1952年，該博物院的藏品移交至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據當時的清點賬冊，文物總數近6700件，包括服裝、飾物、錢幣、石器、鐵器、陶器、瓷器、兵器、雕刻、甲骨、字畫、樂器、宗教用品等十余大類。

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批國內有識之士也敏銳地把握到博物館 “公共性”這一重要特性，并以此作為救亡圖存、開啟民智的 “工具”。這之中，愛國實業家張謇的名字不得不提。他是自主傳播、創建博物館的先行者， “大而都畿，小而州邑，莫不高閣廣場，羅列物品，古今咸備，縱人觀覽。公立私立，其制各有不同……蓋其國家盡出其歷代內府所藏，以公于國人。并許國人出其儲藏，附為陳列，誠盛舉也。”這是張謇赴海外考察博物館后寫下的文字，字里行間，盡是期盼。1905年，張謇借鑒西方博物館理念，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公共博物館——南通博物苑。對于其重要性，我國首部博物館學著作《博物館學通論》給出的評價是： “我國博物館史上最先的一頁。”中國早期博物館共同特點：傳播與普及博物學成為自覺

“我們在這里，不是簡單比較若干時間節點的早晚，而是尋找其背后的關聯。事實上，中國早期的博物館，是多點發生的。不單單是南通、上海，在澳門、香港、北京，還有在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找到了早期博物館的蹤影。”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說，令人關注的是，這些博物館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高度關注博物學的傳播與普及，這與近年來大力倡導的現代博物館教育理念很接近。比如，南通博物苑自開放起，便打出了 “導公益于文明，廣知識于世界”的口號。 “直到現在，我們仍要不停回過頭從張謇的博物館思想里汲取營養，比如格物明理、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等，至今被廣為引用。”

楊志剛透露，張謇與同處長江出海口的上海也頗有淵源。1903年，他創辦大達輪船公司，后來開到了上海。滬上曾有一個大達碼頭，去蘇北坐船必到此處。業內專家指出，因為地緣和人緣等關系，上海與南通在早期中國博物館史上構成了一部獨特的“雙城記”。如今，響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由29家文博單位共同發起的長三角博物館教育聯盟已宣告成立，將合力打造博物館教育金名片。這對當下城市發展、文化發展、區域跨界融合發展，是有啟迪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