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那天在書店看到杉浦康平的《多主語的亞洲》，立刻喜歡上這個書名。關于什么是“多主語的亞洲”，是在全書第一個主題“對亞洲設計的思考”的最后一個部分“遍布森羅萬象的亞洲多主語事物……”集中討論的。按照杉浦康平所說：“在亞洲的神話空間，多個或數不盡的‘小主語’，甚或不稱其為主語的‘幽微的存在’，布滿宇宙的森羅萬象。”杉浦康平的“多主語”針對的是西方眼光“主語始終是設計師”的一主語主義。他認為好的設計可以是客戶、設計師和使用者都滿意的“數主語”。我這里挪用“多主語”，把想象的同時代文學景觀描述為“多主語的重疊”——強調一個時代的文學是由無數不同的主語共同書寫，參差重疊或眾聲喧嘩。“重疊”在現代漢語可以解釋為“疊加，使一物與另一物占有相同位置并與之共存”。

以“多個或數不盡的‘小主語’”不斷替換“誰在寫”的“誰”。這些“小主語”不是僵化文學教條形成的共同體之“我們”分蘗出面目近似的“我”，而是包含“我”之外的無數不同的他者。一個時代健康的文學生態是應該寬容“多個或數不盡的‘小主語’，甚或不稱其為主語的‘幽微的存在’”。換句話說，一個有機的、朝氣的文學時代應該是多主語重疊纏繞的文學時代。不可否認，在未有網絡的時代，寫作也可能是“多主語”的，但及至公開發表和傳播往往是“一主語”的。最好的情況也許只能是“少主語”或“有限主語”的。我們只要復盤網絡寫作成為可能之前的中國當代文學，就得承認這個基本的事實。以公開出版的文學報刊和圖書為中心的文學生產能夠有效地保證“少主語”或“有限主語”的文學形勢。而網絡發展到今天的微博和微信時代，已經為“多主語”的文學表達提供了必要的技術支持。當然文學表達肯定不只是技術支持問題，但無疑繞開公開出版的文學報刊，在網絡上直接寫作直接呈現從學徒期開始的完整的個人寫作史是沈書枝、大頭馬和李若共同的經歷和經驗。

比如沈書枝：

我真正開始在自己的豆瓣主頁寫日記（它發表文章的方式叫“寫日記”）是在2010年，受那時幾個互相關注的友鄰的影響，看他們寫關于鄉下的風物和人事，覺得自己的神經才舒醒。尤其是風行水上老師，他寫皖南鄉下的事情，寫得非常好，我讀了非常觸動，這樣的經驗我也都有！就也開始寫起來。那時候因為剛剛開始寫，可以寫的東西非常多，在學校讀書，時間也多，常常廢寢忘食，寫了一篇，就立刻發出來，竟也就蒙得一些鼓勵，或是推薦，或是留言，心里覺得不寂寞，受了這樣的鼓舞，就接著寫下去了。

比如大頭馬：

我在豆瓣上生活。我是高中的時候注冊的豆瓣，那時人還很少。在那之前我主要泡天涯論壇，后來天涯的一些朋友跑到豆瓣來了，我就跟著過去了。我大概是十二歲開始泡天涯，主要在上面寫文章，跟帖，交朋友，做版主。后來也把豆瓣當同樣的地方在使用。

比如李若：

2015年下半年，網易“人間”欄目的編輯來約稿，我的文章發表了。從前總覺得拿稿費是離我很遙遠的事，寫得高大上的才能發表，我總認為我寫得上不了臺面，沒想到我寫的東西也可以發表！我從此愛上寫字，我寫的都是打工的和農村的故事。

所以，正是網絡空間助長了“多主語的重疊”文學時代的來臨，并使之成為現實。如果不是網絡，我不知道除了《天涯·民間語文》和《花城·花城關注》這樣偶然存在的文學飛地，有多少文學期刊可以接納李若的文字。不是出于慈善主義的文學平權，也不是作為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樣本，而是作為同樣得到尊重的文學。不要說李若“所見所聞”的記敘文，甚至大頭馬這樣專業的“旅行寫作”，只是因為不同于我們習見的游記，發表可能都有困難。也不是說完全不能在報刊公開發表，但我們只要看看和李若差不多經歷的范雨素，她的《我是范雨素》也只是發布在微信公眾號“正午”。保守地估計，在現有的文學報刊——現有的文學報刊客觀地存在著一個鄙視鏈或者壓抑的等級秩序——李若的文字最有可能發表的地方是市縣的報紙副刊，而大頭馬的“旅行寫作”最應該出現的也可能是那些和文學無關和旅行有關的時尚刊物。所以，文學期刊包容“多主語的重疊”的寫作和競爭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或者“多主語的重疊”只能在網絡空間才可能兌現。在網絡，網易的李若和豆瓣的沈書枝、李若，以及同一個豆瓣的沈書枝和大頭馬是可以共生的。我們不清楚沈書枝和李若這兩個安徽籍的寫作者在豆瓣上是否有交集，其實無需交集，本來她們在網絡就是各自獨立的存在——獨自地寫，獨自地聚集各自的讀者，如同她們可以有交集也可以無交集，她們的讀者也相仿佛。不唯如此，網絡還是新文體的溫床，比如像大頭馬的小說和旅行寫作。

“多主語的重疊”還不只是單純的一個“誰在寫”的問題。雖然“作者之死”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被提出來，但對沈書枝、大頭馬和李若的這些“記錄”或者“非虛構”寫作，要充分地理解其意義，能不能就粗暴地預先宣判“作者之死”，值得我們思考。我認為和虛構寫作不同，“作者”天生就是“記錄”或者“非虛構”文本的一部分。這些“記錄”或者“非虛構”怎么可能不和寫作它們的“主語”相關聯？以沈書枝、大頭馬和李若為例，這些“誰在寫”的“主語們”在新世紀先后來到北京，做著不同的工作，有著不同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出入不同的城市空間，自然也對世界有著不同的觀感。事實上，生活在同一個城市，這些寫作的“主語們”有著各自的“身份”。“身份”成為她們各自的起點和來路，成為她們抵達她們生活城市細節的限度，也成為她們的想象和書寫的限度。這些不同“主語們”的“寫”彼此重疊、交通或者競爭，她們是對話，還是對抗；是冒犯、侵犯，還是吸收、匯流，抑或是如她們現在在網絡的存在彼此無相往來？我們先不去規定和編組她們的等級秩序，不去制造文學的鄙視鏈，而是先讓她們自在地開口說話，讓所有的“幽微的存在”被照亮。

2018年5月9日隨園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