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俗”的開掘 ——淺論劉半農在古典文獻方面的貢獻

一 新文化運動中的“才子”

在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中，劉半農算的上某一種異類了。相較于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他當時既沒有留學經驗，也非高等教育界人士，而是出身于與《新青年》所在的北京文壇相對上海文壇。在1915年為《新青年》搖旗之前，劉半農在上海租界內的中華書局擔任編輯，所處理的工作，主要以翻譯和出版外國通俗小說為主，那時的朋友也多是張恨水、徐半梅等人。可以說，那時的劉半農，幾近于之后他自己所反對的鴛鴦蝴蝶派作家，這便造成了他的身份認同相較于陳胡錢等人的不同。魯迅后來說道：“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艷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給我們罵掉了。”正是從這一點出發，賀麥曉談及了劉半農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自我教育，也正因為如此，他對新文化運動的支持和提倡可以說是同仁中最為激進的。

盡管魯迅認為他們成功“罵”掉了劉半農的“才子思想”，但毫無疑問，這段在通俗文學界的雜志工作經歷，深深地影響了劉半農的新文學革命思路。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到白話文學革命應從中國傳統白話文學中學習經驗。而劉半農無疑是在這一條路走的最為深入的，所謂中國傳統的白話文學，既包括白話小說，也包括白話詩歌和戲曲。劉半農的古典文獻研究正是由這三方面組成。而貫穿著三個方面的，是劉半農始終將“俗文學”的研究當他的立場和出發點，在小說方面，他始終關注“下等小說”，詩歌方面則注重“歌謠”的搜集，而同時他還極力地搜集傳統曲藝作品。從古典文獻的角度看，劉半農在小說和戲曲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下文將從主要這兩個方面對劉半農的古典文獻工作進行簡要介紹。

二 對傳統“俗文學”的整理

1917年，劉半農于《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著名的《我之文學改良觀》。至此起，至1934年7月染病去世，劉半農在短短17年的時間內，進行了大量的古典文獻研究。這些貢獻首先體現在古典白話小說方面。

劉半農曾經點校過兩部古典小說，一者是張南莊的《何典》，二者是董若雨的《西游補》。其中《西游補》較為著名，是明末清初文學家董說的作品。這部小說主要描寫了孫悟空在火焰山之后，祭賽國之前的一段故事，董說在書前回答中強調本書的核心在描述孫悟空勘破情根，這部作品無論從在思想性還是在藝術性上，都是明末小說中的翹楚，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這樣評價道：“惟其造事遣詞，則豐贍多姿，恍惚善幻，奇突之處，時足驚人 ，間以俳諧，亦常俊絕，殊非同時作手可敢望也。”劉半農是當時第一個點校此書的人，同時他還撰寫了長文《西游補作者董若雨傳》附于書后，該文詳細地考證了董說的生平創造及社會關系，資料翔實，論證嚴密，可以說是之后進行董說研究不可回避的一篇文章。而另一部《何典》則因為魯迅的題辭而獲得名聲，此書以諷刺的手法描寫了小鬼活死人在鬼蜮中的一系列曲折離奇的故事，魯迅在《<何典>題記》中認為此書：“談鬼物正如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可見這書諷刺藝術水平之高。此書的另一特色是使用了大量的吳方言，劉半農在《重印<何典>序》中談到：“此中善用俚言土語，甚至極土極粗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得人卻并不覺得它蠢俗討厭，反覺得別有風趣。”對以上兩部優秀古典白話小說的點校工作，可以算是劉半農的在小說領域的第一重貢獻，但他有小說的點校，同時也關注于通俗小說的理論和批評。

因為早年間從事通俗文學的經歷，劉半農始終關注于通俗文學的改造，并強調從新文學的視角對傳統的通俗小說進行理解。為此，他寫了一系列文章，從理論的角度強調重新理解傳統通俗小說的重要意義，其中較為重要的有《詩與小說精神上革新》《通俗小說之積極教訓與消極教訓》《中國之下等小說》等。這些文章都從“通俗小說”的角度去理解中國傳統小說，劉半農認為“通俗小說”是“上中下三層”社會共有的小說，因此他實際上是從社會階層的角度重新對中國傳統小說加以闡發。他的《中國之下等小說》對傳統的通俗小說進行了文體、材料、文筆、思想等四個方面的考察，對于傳統通俗小說進行了一些基本的概括，如他注意到傳統小說中韻文與音樂性相配合的特點，通俗小說雖文筆不佳但對下層人民的生活描述卻十分到位，并對下層小說的思想主題進行了一系列總結。這些觀點既精煉又發人深省，尤其是劉半農注意到下層小說的作者和讀者的社會地位，并從此出發重新理解下層小說，而不是對傳統小說進行一味地否定。

劉半農在他那著名的《我之文學改良觀》中提出要改良韻文，需要“提高戲曲于文學上之位置”。從那時起，他便持續關注中國的傳統戲曲的搜集與整理工作，其中最為重要的，應屬《中國俗曲總目稿》，這不說共搜集俗曲六千多種，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早期對中國傳統民間文藝的重要整理。與戲曲研究相結合，劉半農還對中國古代聲律有著深入研究。結合他自身的語音學研究，他寫有《天壇所藏編鐘編磬音律之鑒定》《十二等律的發明者朱載堉》等文章，對中國古典的音律研究有著很大的貢獻。與此類似，基于他的語言學背景，他以自己搜集的大量通俗小說和戲曲作品為語料，與李家瑞一同編著了著名的《宋元以來俗字譜》，本書是對宋元以來的俗字分化和演變的重要研究著作，劉半農自謂：“要借此看一看八九百年來俗字的演進和變化的程跡，也就十不離八九了。”這部書幾乎可以稱得上劉半農語言學論著中的扛鼎之作了。

劉半農的興趣十分廣泛。除了以上的貢獻外，他還曾點校了韓偓的《香奩集》；在巴黎抄回了很多重要的敦煌文獻，并編成《敦煌掇鎖》一書；以及對太平天國的文獻有一些整理。總而言之，這是一位對中國古典文獻研究有著巨大貢獻的重要學者。

三 從“俗文學”到“新文學”

由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劉半農對中國傳統文獻的研究工作，幾乎都是圍繞著“俗”的概念展開。而在“俗文學”的概念下，是劉半農對社會上中下三個階層的分類觀念，依據這一觀念，從讀者、作者與文本內容三個角度，對文學進行重新分類，并從“通俗文學”分出可以保留的元素以及必須得到修正的元素，這便是劉半農的“文學改良”之基本思路。由此，我們將發現，位于劉半農改革方案核心的實際上是“分類”的方法，通過這一方法，他從中國古典文學中重新發現了“通俗小說”和“俗曲”，又在“俗文學”中發現了“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而這些分類的最終目的，則是完成“文學改良”，走向“新文學”。這一思路不僅僅存在于劉半農的論述中，同樣存在于新文學的其他提倡者中。如胡適便從白話文學史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學進行分類，劃出文言的文學和白話的文學兩類；又如廢名將詩的分類“散文”和“真正的詩”兩類，從而將李商隱和馬致遠加以區分。

通過“分類”，新文學的提倡者們重新切割了中國的傳統文學，并將之與“新文學”勾連起來，從而使“新文學”在中國歷史上獲得的某種一以貫之的傳統。這些“分類”看似是將原有的文化或文學加以新的理解和闡釋，但實際上卻并非如此：重新加以劃分的，并不是傳統內原有的東西，而是來自傳統之外。以“白話文”為例，胡適稱之為“活的文字”，而“文言文”則是“死的文字”，“死”與“活”之間顯然是不可互容的，倘若“文言文”代表著傳統的中國文學史，那么“白話文”則意味著發現一種傳統文學之外的東西，而對古典白話小說的梳理，則意味著從傳統文學之外的新文學去發掘傳統文學中的東西。更為典型的是，將晚清時的“華夷之辨”，將之與晚明時“華夷之辨”相比較，將發現清朝是將自己的融入“華”的文化而清除了自己“夷”的身份。而在晚清民初，“華”的文化則是將自己與現代文化相聯系，而重新獲得合法性的。正如福柯在《詞與物》中談及歐洲19世紀知識轉型時說道的：“[新的知識]出現在舊的知識形式不存在的地方，在它們所留下的空白的空間里。”

但是，在這樣的“分類”方法中，更為重要的是分類如何實現，新文學與舊文學如何相對接，“白話文學”“俗文學”“人的文學”等新概念則成為了對接可能的空間。限于篇幅和筆者學力的問題，這里并不能展開這一空間中具體的運作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