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蘭漢文木簡
樓蘭木簡(漢晉時期) 若羌縣出土。
樓蘭木簡(魏晉時期) 若羌縣出土。
位于羅布泊西部的樓蘭古城,是漢晉時期絲綢之路上重要的遺址,也是樓蘭王國前期的重要經濟、政治中心。公元4世紀以后,這座古城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記憶里。1900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維吾爾族向導發現了樓蘭古城,隨著斯文·赫定的發掘,逐漸掀開了樓蘭古國的神秘面紗。
樓蘭古城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中,漢文木簡和紙質文書的學術研究價值最高。木簡主要涉及漢晉時期軍隊屯田戍邊、公私文函、官吏往來、開墾農田等內容,種類十分豐富。
竹木簡是春秋戰國、秦漢兩晉時期書寫文字的重要載體。單獨一片木或竹叫做簡,若干個細木條編連而成的叫策。由于材料的不同,有用木條制成,也有用竹片制成的,通稱為竹木簡。樓蘭遺址出土的木簡和紙質文書,對深入了解樓蘭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內容,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1901年3月3日,斯文·赫定在樓蘭古城遺址發現了121枚漢文木簡和36塊殘紙文書,他將這些木簡和殘紙文書帶到歐洲,交給德國學者卡爾·希姆萊等鑒定。希姆萊首先從文書中考釋出該遺址是已被流沙掩埋了1500多年的古國樓蘭。不久,希姆萊去世,文書由另一位德國漢學家孔好古繼續整理。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爾摩出版了《斯文·赫定樓蘭所獲漢文文書和零星物品》一書,公布了對簡牘和殘紙文書的考釋。1928年,斯文·赫定出版了《發現家的我的一生》一書,在“羅布沙漠中的一座古城”一章中,介紹了發現樓蘭古城的經過。
1901年,出生在匈牙利的英國人斯坦因在樓蘭古城遺址發現漢代木簡19枚。1906年,他第三次赴新疆考古,沿著斯文·赫定的考察線路,重點在樓蘭進行考古發掘。他將在天山南麓民豐縣尼雅遺址獲得的魏晉木簡,與此次新獲的樓蘭木簡、文書殘紙,一并委托給法國漢學家沙畹研究。1909年,我國著名學者羅振玉從沙畹處得到斯坦因所得的部分資料,與國學家王國維共同研究,于1914年出版了《流沙墜簡》一書,書中同時收入了樓蘭出土的文書殘紙。
1909年,日本的橘瑞超到新疆樓蘭古城考察,獲得漢文紙文書45件,包括著名的“李柏文書”,其原件大多藏于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
1930年和1933年,我國年輕的考古專家黃文弼兩次進入羅布泊,在樓蘭古城遺址發掘出土70余枚漢文木簡,其中4枚有明確紀年,確定了著名的土垠為西漢時期的遺址。這次發掘出土的西漢時期木簡,內容涉及中原政權對樓蘭的管理,是漢通西域后最早的一批文字記錄。在這批木簡中,紀年最早的為漢宣帝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最晚為漢成帝元延五年(公元前8年)。除了木簡之外,黃文弼還在樓蘭古城遺址發現了大量的五銖錢、銅鏃、漆器、絲綢、毛織品等500多件文物,從中可以窺見中原戍邊官兵的生活狀況。
1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組成樓蘭考古隊,發掘出土漢文木簡63枚。這些木簡是魏晉時期樓蘭駐軍的公私文書,內容主要為釋官、釋地、簿書、名籍、屯戍、廩給、器物、買賣及雜釋等。
漢文木簡在樓蘭的出現,表明中央政權對西域的管理和控制,也體現了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傳播。這些流傳至今的木簡,也是研究兩漢書體演變和書法藝術的第一手資料。西漢時期,人們已經能夠造紙,到了東漢時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但紙張還未廣泛使用。當時文字的載體主要有石頭、絲綢和竹木,其中木材最為廉價,所以兩漢時期質地為竹木的簡牘最為多見。
樓蘭木簡書寫的內容或是書信記事,或是公文報告,文字不拘一格,隨意性很強,草率急就者居多。從考古發現來看,木簡大多呈長條形,在狹長的木條上書寫漢字,字跡雖受到限制,但書寫隨意揮灑,文字大小不一,錯落有致,自成體系。木簡的字體,有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章草)等,表現出豐富的創造力。如樓蘭出土的“居盧訾倉以郵行”木簡,采用隸書字體,筆畫工整嚴謹,結構扁而闊;“都護軍侯”木簡,文字書寫自如,表現出章草之風,是新疆漢文木簡章草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