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本土化”在當下的意義凸顯

新時期以來，在我們的文學研究與文化領域，先后經歷了標志著核心價值導向的五個關鍵詞。按照時間順序，它們分別是：20世紀70年代末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現代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世紀90年代的“走向世界”，20世紀90年代末至世紀之交的“全球化”，新世紀初十余年的“現代性”，然后是最近幾年的“本土化”。當然，這五個關鍵詞如果僅僅是作為文化概念或者理論術語，并非是以后者替換前者的面目而出現的。相反，五個關鍵詞事實上也常常同時活躍在同一個時空中。但是，當我們仔細回顧和梳理40年來文化思潮的流變及其理論脈絡，當我們重新感受40年來文化脈動的深層價值指向，不難發現，在這些不同的時段，人們關注的理論導向與文化追求的重心卻在發生著微妙而切實的轉移。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認為，從現代化，到走向世界，到全球化，到現代性，再到本土化，大致可以描述出40年來文化理論與建設的“關鍵”詞的流轉脈絡。

基于這一描述，我們還可以發現，五個先后被推到“關鍵”位置的關鍵詞中，前四個其實都與西方文化密切相關。它們或者在工具理性的意義上，或者在價值理性的維度上，不可避免地以西方文化為理論參照或者價值預設。只有近幾年凸顯出關鍵性的“本土化”，才旗幟鮮明地與西方文化作了切割。這固然得力于近年來主流文化所倡導的理論自信與道路自信，但真正的根源在于，無論是現代化和走向世界，還是全球化和現代性，都在不同時期顯露出自身的理論缺陷或者實踐意義上的不足。而這樣的根源問題并非從新時期開始，而是早就潛伏于五四以來整個新文化運動與思潮之中。

1919年底，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在該文中，他指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重估一切價值。但他同時強調這種評判的精神實際上有兩種表現，即“對于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和對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覺悟”。可見，所謂評判，所謂重估，主要是針對中國的舊學術舊思想舊文化，至于西方學說則基本不在重估之列。

作為該文的副標題，“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被有的學者視為胡適關于新文化運動的“完整綱領”。這一綱領性的系統主張包含四個層面。認真辨析可見，研究問題的說法仍然較為籠統，它主要在“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語境中才具有針對性的內涵；而再造文明的說法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惟一目的。這第一個層面和第四個層面只能說是新文化運動的前提和目標，真正具有理論指導和實踐價值的主要是輸入學理和整理國故兩個層面。整理國故這一方面盡管在胡適那里已經極盡理性和辯證之能事，可是它不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被更多的文化先驅者視為改良主義而遭到排擠，而且在五四以后各個時期的文化理論與實踐中也從未占據主流。

這也就意味著，胡適所揭橥的新文化建設綱領的各個環節和層面，在實際的文化建設進程中不斷被削減，而主要留下了“輸入學理”一項。

“本土化”的焦慮及其根源

從五四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從1949年到新時期，“輸入學理”的意義被知識界不斷放大。結果歷經百年以后，當下中國的文化理論界，面對紛繁復雜的文化、文學現象，依舊未能探索出一種有效的闡釋系統或者理論范式。在此前提下，“本土化”作為晚近凸顯出當下價值的關鍵詞，它一方面體現出人們在文化理論建設上的自覺追求，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強烈的文化焦慮的反映。學界或者緊跟西方文化思潮，以流行的西方理論闡釋中國問題，導致研究理論與對象的錯位。或者與之相對，試圖以本土化建設抵抗西方“影響的焦慮”，卻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本土范圍內的保守性與文化自戀情結，仍未能走出西方的理論陷阱。

當人們談到“本土化”焦慮的原因時，一般會聚焦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話語的強勢介入；二是本土性的失語。但這兩個方面的原因探討尚未涉及深層的根源。“本土化”焦慮更本質的根源在于西方話語在介入中國語境時，不僅僅是輸入學理，而且輸入價值。如果只是如此，也許還不構成最大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要往更深一層挖掘，一方面，輸入學理時重心在于概念化的學理，而另一方面，輸入價值時重心在于抽象化的價值。

在中國，西方學理的概念化與西方價值的抽象化過程，就意味著無視西方思想與思想產生的語境之間的邏輯關系，人為地切割并剝離西方學理與文化語境之間的有機關聯。

例如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認為在中國談啟蒙已經過時了。其最重要的學理資源是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啟蒙辯證法”。啟蒙辯證法所描述的啟蒙從反對神話開始最終自己卻成了新的神話，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這一觀點并非是純粹理性的演繹。它有兩個基本的思想前提，一是西方社會經過了長期的和充分的啟蒙運動；二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歐美社會所追求的文化進步正在走向其對立面，呈現出欺騙人的繁榮假象。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正是在描述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現象的基礎上得出了“啟蒙辯證法”這一著名的理論命題。而中國本土并沒有經過西方18世紀那樣充分的啟蒙運動，正在成長的現代理性更沒有進入異化為理性神話的階段，僅僅是憑著部分社會現象的貌似就得出中國已經進入“后啟蒙”時代的結論，顯然是悖謬的和錯位的。

可見，切斷了西方學理與思想語境的內在關聯，將某一種學說概念化，甚至普世化之后，被輸入的話語既不能在本土語境中解決本土問題，也不能創造適用的本土價值。如果對西方方法與價值的認同占絕對優勢，如果方法論焦慮解決的僅僅是方法本身，而不能有效地使用，那么就既不能充分地建立屬于現當代文學學術自身的問題范疇，更不能對文學創作提供切實有益的指導和參照。說得嚴重一些，這是西方問題對中國問題的一種文學入侵。

“本土化”的誤區與“本土化”根基的重建

“本土化”也有一個屬于自身的概念家族，也有一系列的文化實踐與歷史流變，像從現代時期一度被熱議的概念。這些概念容易在理論探討與實踐中陷入誤區，走向文化的反面。相對而言，帶有中性色彩和理性色彩的“本土化”則更具有鮮活的生命力。這也是它終于躍升為當下文化關鍵詞的重要根源。

但是在今天，當本土化的意義凸顯之際，基于本土化的焦慮而產生的另一種傾向也值得警惕。那就是，過分從文化立場上強調本土化反而不利于本土化的理性建構。特別是試圖以本土化來抵抗全球化、以民族主義排擠西方現代性的“以中反西”文化策略，越容易遮蔽其內在思想理路的中與西二元對立問題，也更容易給文化界以虛妄的鼓舞。這樣的“本土化”理論更深層的危機在于它的理論意識更多的來自于西方話語的啟示，與“西方化”同樣缺乏理論的原創性意識，而其嚴重的文化自戀情結，必然也會導致文化進取心的喪失。

因此，我們必須擺脫理論上的“自我殖民”，超越傳統與現代、中與西、本土化與全球化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從與當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現象著手，把文化建設的重心深植于當下生活的土壤與生命體驗的本相，建構契合當下現實問題的原創性文化理論，從根本上改變文化理論缺少“元話語”的局面。也就是說，本土化的建構完全不需要口號式的鼓動，更不需要運動式的喧鬧，它真正需要的是集中打牢兩個方面的根基，即問題的當下性與理論的原創性。待這兩個方面都解決了，理想中的本土化自然就建構起來了。

問題的當下性與理論的原創性

我所說的“問題的當下性”不僅僅是要求發現本土問題，提出本土問題，解決本土問題，更重要的在于這些本土問題必然是針對具體現象的此時此地的新問題，連同提出問題的方式也必然是新的、及物的、啟人深思和促人猛醒的。而且，這樣的問題在一開始與理論無關，與立場亦無涉。它主要與本土文化的主體——“人”，包括當下文化條件下的人性、個體性、人民的權利和義務等息息相關。

從當下問題出發，與從那些未經反思的概念、未經檢驗的理論出發，完全是不同的兩種文化境界。比如在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常常被哲學界、美學界與文藝學思潮的理論概念牽著鼻子走。理論界流行什么，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就流行什么。這樣就很容易遮蔽真正的本土問題和當下問題。

比如賈平凹的長篇小說《極花》講述了城市底層女孩蝴蝶被人販子拐賣到偏遠貧窮鄉村的故事。蝴蝶面對虐待與強暴，拼死抵抗，待到她生了兒子之后，竟然開始慢慢地適應起這里的生活。以至后來當警察及父母將蝴蝶解救回去后，她卻無論如何找不到新生的感覺，終于又重新回到被拐賣的地方。對于這個令人唏噓的故事，評論界更多關注的是城鄉對立問題，正如小說中說的城市像一張血盆大口，“吸農村的錢，吸農村的物，把農村的姑娘全吸走了”。人們更多地忽視了蝴蝶出人意料的選擇，蝴蝶悲劇的更深層根源卻在于本土文化心理的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恰恰隱藏在蝴蝶被解救之后：急于將她嫁人的父母之愛、周圍帶有異樣眼神的那種同情、指指點點的閑議。這些東西較之蝴蝶在丑陋的山村所受到的戕害更甚、更難以令人忍受！

可以這樣說，城鄉問題，即蝴蝶為什么被販賣，這一問題并不具備充分的當下性；蝴蝶為什么最終拒絕被解救，才是真正的當下問題。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當下的許多文化評論傾向。然而，恰恰是某些的正義之辭充滿了極其可怕的倫理邏輯：受害者有罪，無辜者不潔。當人們眾口一詞地說一個受害女性被奪去貞操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同時無情地剝奪了她活下去的希望。這說明，在這里，“貞操”這一概念，這種理論話語及其相關的提問方式，完全是荒謬的和違背人性的。

在某種象征意義上，蝴蝶被解救后重回山村的選擇，宣告了西方話語對本土問題闡釋的無效性。“自由”“解放”“人道主義”這些理論不適合她；回到被囚禁之地，她至少沒有不潔之罪，至少可以安心地活下去。

進言之，針對本土語境和當下問題，我們必須探尋原創性的理論和有效闡釋路徑。這必然包括切實反思現有理論資源，堅決摒棄無效卻遮人耳目的話語邏輯，重新建立解決本土問題的有效闡釋范式，從而創造符合人性要求和時代內在需求的本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