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筆者尚在大學讀書時，宿舍有位同學十分歆慕蕭乾的文筆。他將人民文學出版社剛出版的一冊《蕭乾散文特寫選》置諸枕旁，并時不時地向我們推薦。我抽暇拿來翻過幾篇，覺著與當時觀念中抒情式詠山詠海詠雨之類的散文不同，但并未深讀。不料過了兩年，有次在書店見到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蕭乾所著《一本褪色的相冊》，站著翻翻，忽然讀出味道，便立即將這冊裝幀精致的小開本購了回來。從此，蕭乾先生的書一直陪伴我行走在求學路上。

初讀《一本褪色的相冊》

這本書是一部回憶錄。蕭乾一生可謂經歷豐富，雖然在波詭云譎的年代，豐富并不就意味著幸福。大學剛畢業，已經寫過多篇報道的蕭乾，一步就踏進了有名的大公報社，擔任起《大公報·文藝》版主編。在這個位置上，他按照自己的思路，邀約了當時的多位文壇高手，對一系列的新書及他們認為重要的作品（例如曹禺《日出》等），發表了各自不同觀點的書評文章。此外，蕭乾還在老板支持下，仿照美國普利茲獎的方法，在該報進行了一次全國范圍的文學評獎。這次評獎的評委，皆是當時文壇的風云人物：朱自清、葉圣陶、朱光潛、巴金、李健吾、沈從文、林徽因、凌叔華……盡管其中幾位的創作在國內堪稱一流，可是，卻沒有一人進入小說、戲劇、散文的獲獎名單。這與今天有些評獎中“排排坐，分果果”的評委輪流坐莊潛規則，不能同日而語。那僅通過信函聯系，北平、上海、武漢三地的評委，連坐在一起“撮一頓”的機會也沒有，可評選的結果，幾十年后看看，還很能站得住腳，想想就詫異。

當時的《大公報·文藝》版，編排等各項工作，只有蕭乾一人。還辦得頗有聲色。自由度有多大，可以舉點例子。由于蕭乾年輕，敢作敢為，編的稿子有幾次受到南京方面的警告，甚至被工部局送來傳票，可老板毫不埋怨，仍不加干涉，放手讓蕭乾去實現他的想法。蕭乾編報的幾年間，只遇見過一次老板轉稿的情況。編輯都知道，這是很不好處理的事。“八一三”之前，上海報紙為給“抗日”募捐，搞過一次“獻金”活動。女作家蘇雪林攜帶了一包金到報館來獻，趁便給報館老板一束文稿。老板交了下來，蕭乾一看，是幾篇以陰曹地府為背景，有諸多語言辱罵魯迅的內容。對不起，不用。老板也有識見，聽到蕭乾告知他文稿內容，也毫無異議地退了回去。

讀這個小冊子，對蕭乾的《大公報》老板胡霖印象頗深。在報社編稿時放手不說，蕭乾有機會到英國去，這位胡老板立即支持交通費；剛領了外國錢的蕭乾在家里欣賞時，為歹人所窺，晚上一下子偷個精光。老板不猶豫，立即再給一次，條件不過是多寫幾條國外通訊。蕭乾在劍橋正準備寫畢業論文時，胡老板來到這里，對蕭乾說，碩士學位對你有什么用場……眼看第二戰場就要開辟了，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這一番話，使得蕭乾放棄學位，成了中國極有限的采訪歐洲戰場的記者。他當時的大量歐洲戰況及英國人民面對轟炸從容不迫的報道，給了中國人民極大的鼓舞……這樣的特別生涯，一個人一生是不易遇上，有時遇上也是不易把握住的。蕭乾得到并把握住，這成了蕭乾人生幸運的重要節點。

這本書引發了我對這位“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自況）的很大興趣，于是，我開始注意收集起蕭乾的作品。大學期間，見到蕭乾翻譯挪威大戲劇家易卜生的詩劇《培爾·金特》（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蕭乾先生因此劇的翻譯還獲得了挪威王國政府勛章）。當時該劇本發表在《世界文學》上，我便到郵局購存一冊。后來又陸續購到其翻譯的捷克名著《好兵帥克》，英國亨利·菲爾丁的《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這兩部作品都有豐富的幽默因子，從中可以透露出蕭乾作為翻譯家心性的一部分吧？

蕭乾先生寄來書和題詞

后來，我供職的部門，有一位經歷繁復的老人，知道我存有《一本褪色的相冊》，便說自己認識蕭乾，要借過去看看。我有些心疼，可礙于情面，就借給了他。不幾年，老人去世，書也就不知流落何處。大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在報紙上見到蕭乾一篇文章，大意是談喝茶的情形。因為有親身閱歷，蕭先生談到英國人喝茶的一些習慣，十分別致有趣。碰巧我當時正讀李霽野先生所贈英國作家喬治·吉辛的《四季隨筆》，上面記載的喝茶情形與蕭先生說法不盡相同，我便抄錄了書中的記述，寄給蕭乾先生參考，順便詢問了自己尚未得到的《書評面面觀》的情況，以及《一本褪色的相冊》是否還會再版等等。

大約1990年春節前后，我接到蕭乾先生寄來的郵包。內中有兩冊書，一冊正是重新出版的蕭乾大學畢業論文《書評面面觀》（人民日報出版社）。此書由李輝編輯，其中還收入了當年蕭乾在《大公報》編發的一批名家撰寫的書評文字。理論、實踐相結合，使得該書有了更大價值。在書的扉頁，除簽題外，蕭先生還客氣地寫有近于信的短札：“謝謝來示，增多了我的見識。”又告訴我：“《褪色的相冊》已無存書，年內文聯出版公司將出我的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其中已包括。”蕭先生真是細心人，小問題也回答得這么周全。

另外一冊書是《紅毛長談》。這部李輝編輯的冊子，是為“敬賀蕭乾老八十華誕”，由臺聲出版社出版的。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蕭乾在《大公報》開了一個有趣的專欄“紅毛長談”。“紅毛”者，中國大眾當時對外國人的稱呼。蕭先生假托一個“塔塔木林”的外國名字，以近乎西方人的眼光，發表自己對當時中國各方面情況的感想。這些作品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一些文藝界著名人士（如田漢先生）也鄭重出來寫商榷文字。這批作品以“偉大”寫卑微，以莊重寫滑稽，以光明寫黑暗的反諷手法，的確獨樹一幟。難怪編者李輝由此認為蕭乾除小說家、翻譯家、記者之外，還應被稱作“雜文家”才是。

該書還收錄了部分蕭乾在歐戰中所寫的報道。這些報道從戰爭中求學、科學在戰爭中、婦女在戰爭中，甚至“空襲下的英國家畜”等處入手，使人可以深切感受到戰時歐洲普通大眾的生活狀態。這是蕭乾當年輝煌成績之一斑，對于和平時期的人，仍然有不一般的認識價值。該書另一部分我以為對今天的編者還有意義，這就是其中第三輯中蕭乾在當編輯時給讀者的“答辭”。對于讀者，尤其作者，他閱讀了報紙，或投去了稿件，總是希望編輯能夠知道他的想法，所以，寫信詢問，希求回應，實在是可以理解的。蕭乾當過作者，這種心情他能充分體會，所以，盡管一星期他一個人要編四五個版，十分緊張，可他仍擠出時間給讀者，作者回應。讀者來函，有的是對版面的整體看法；有的只是個人關心稿件是否會被一視同仁問題，有些還涉及到文藝寫作等等。蕭乾答辭，文字簡潔而觀點清晰，態度平等，所以不僅對個別讀者作者有益，同時也給更多讀者作者一種良好的信念，一種親和的感受。這種作為，在一些舊書刊中常常能見到，可今天卻很少了。讀者反映問題，本意在關愛報刊，可由于完全沒有回應，使他們容易產生報刊不在乎他們的誤會。這一點，今天的辦報刊者，仍能夠從蕭乾這些文章中獲得很好的啟示。

為《書評面面觀》寫書評

這兩部書上都有題字，使我十分珍愛。我還為《書評面面觀》寫出一篇書評，以為蕭乾當年提出的應當出現“書評家”的主張并未過時（“我們需兩個批評學者，六個批評家，五十個書評家”），許多書評的應有之理應堅持，這當然也是對當前書評現狀不滿的有感而發。

我與蕭乾的聯系還有一次，內容有些意味，值得記敘出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在研究著名詩人、教授梁宗岱先生時，希望更多了解他與作家沉櫻的婚姻情形。可沉櫻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去了臺灣，后來又去美國，這個階段材料很少，便沒法子深入下去。恰在此時，我在《文學報》上讀到一篇回憶文章：《春聲已遠》。內容是記在臺灣、美國時沉櫻女士情況的，作者是臺灣作家林海音。原來她與沉櫻是好友。從文章中我了解到，林海音曾為沉櫻編輯出版過一部散文全集《春的聲音》，內中插附了多幅照片，這叫我有些心動。我想，能否與林海音取得聯系，從她那里獲取一些沉櫻在海外的有關資料呢？

可自己與林海音素昧平生，根本不知道她的地址，她又在臺島，相隔一個海峽，聯系起來更多一層麻煩，只好將念頭擱下。事有湊巧，不久在報刊上見到蕭乾的一篇文章，專門談到他與林海音的交往。我便想出個“曲線”的主意，冒昧寄奉一信，希望蕭先生提供林海音的地址。

不久，收到蕭先生的回信。信中告訴我林海音在臺灣的詳細地址，還特別加了一句：林海音喜歡人們稱她“先生”。我按照蕭乾的提示，給林海音先生致函，終于獲得沉櫻《春的聲音》，梁宗岱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以及林先生自己的散文集《隔著竹簾兒看見她》三部作品。這些資料對我寫文章有大幫助，后來故事可以另行一文。這是受蕭乾先生直接幫助完成的，對于一個普通作者，感念之情難于言表，在此，且將其作為這篇有限文字的結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