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余麗瓊（兒童文學作家，圖畫書《團圓》作者）

2008年第一次到香港，參加了一個重要的獎項發布。

那是七月的香港教育學院，到處是陽光和美景，禮堂里，每天都是講座，一場接一場，老師們紛紛登臺坦露心扉，談論、分享圖畫書，我也驀地退回到學生年代，忙做筆記，與身邊的人交換感想，有時興奮有時茫然。我看到小思老師和豐子愷先生的女兒豐一吟，兩位老人在摯友般的擁抱后滾下熱淚，看到夏日有空調冷風貫入的空氣里依然溫熱如春，看到許多同仁相聚重逢時眼里對這個獎項的期許和深情，看到所有的人都在用各自的方言念出同一個名字——“豐子愷華文兒童圖畫書獎”。那一刻，我才明白，一個新生的獎項將從天而降，指引像我這樣懵懂的人走向大海未知的深處。

2009年7月22日是百年不遇的日全食，也是首屆豐子愷獎頒獎典禮。那天下午，我挺著大肚子站在窗前，眼見著天慢慢變黑，手機里突然傳來好友從頒獎現場發來的短訊，只幾個字：《團圓》首獎！我愣在那兒，接著太陽全部被吃掉，我也整個兒沒入黑暗，連同臉上一時反應不過來的遲鈍。已六個月大的女兒在肚子里拳打腳踢，摸著起伏的肚皮，我才知道，這都是真的，不是夢里。

因為肚子太大，連路都走不了，我沒能參加首屆豐子愷圖畫書獎，直到一年后的上海論壇。第一次見到柯倩華、宋珮、方衛平、朱自強等老師，他們是評委，也是我之前在書里見過無數次的名字。第一次與他們說話，不知道怎么開口，只記得話沒說，臉就紅了。

接下來的上海圖書館展廳，我很吃驚地看到《團圓》里的理發店被活生生搬到了眼前！我走進去，又走出來；我坐坐理發椅，又站起來研究面前的鏡子；我摸摸柜子上的老式電視機，又拿起電吹風假裝吹頭……我不知道是自己變小了，還是回到了書里。

后來才知道，為這次立體展覽，豐子愷獎組委會很用心地請來專業設計師，調度了各種道具，那把很老的理發椅費盡心思才找到，店門口小小的木馬，也是很別致的細節，它們一下子把我的童年全勾了回來。在那間理發室流連很久，我舍不得走出來，感覺又回到了寫故事的那段日子，怎么走也走不出，怎么走也不想走出來。

聽說《團圓》一開始并不起眼，但在一次次討論、一層層篩選中，它慢慢浮出來，集中了所有評審的目光。他們不認識我，他們眼里只有書。我沒參加過任何評獎，這是第一次，我想也是最幸福的一次吧。就這么與豐子愷獎結緣，像一個在街上亂轉、不知所蹤的孩子，突然遇到一個牽他手的大人，對他點頭微笑，指給他要去的地方，這讓他惶恐不安又雀躍不已。

2010年去香港分享創作經歷，與豐子愷獎的主席陳禹嘉先生和他太太相識。那時，獎項在大陸已眾所周知，身邊的人都在談論它及其得獎書，可見其影響力。我將這消息告訴了他們，陳太太竟拍起手來，與陳先生相視而笑，臉上露出孩子般的開心。我看到了這個獎后面陳先生一家殷切樸實的心，那里只有簡簡單單的愿望，就是為中國的孩子優選原創好書。

豐子愷獎為推動從獎項出來的書，每年都會去各個城市組織閱讀推廣活動，只要他們邀請，我一定會扔下手上的事情，加入進去。不是為了自己的書有更多人買，而是因為當初陳先生夫婦那雙明亮真誠的眼睛，那里面是對這個“新生兒”無限的愛和愿想，也因為在中國，有千萬個家庭有同樣的渴望，那就是看到屬于我們自己的本土優質原創圖畫書。我力量有限，但匯進豐子愷獎的團隊里，又覺得有無窮的力氣。后來我認識了獎項的顧問霍玉英老師，也知道了當年那個陽光燦爛的香港教育學院就是她的地盤。因為對圖畫書情有獨鐘，她在扶持豐子愷獎的同時，也成立了兒童文學文化協會，推出了香港的原創圖畫書獎，致力于發掘具有本土味道的好書，培育新人新作。

而大陸，在豐子愷獎的帶動下，許多出版社、職業畫家和作家，也都將目光投向孩子，形成重新認識、學習、研究、創作圖畫書的潮流。圖畫書成為一個津津樂道的話題。與此相應，大批閱讀推廣人涌現出來，他們中有媽媽也有專家，他們進入學校、圖書館、社區等場所，為孩子們讀書、為家長解答閱讀中的困惑……豐子愷獎，像那忽如一夜的春風，吹開了千樹萬樹的梨花。

2011年的冬天，我收到柯倩華老師的來信，她像天使一樣把一個好消息送給我——《團圓》入選了“紐約時報”年度世界十大童書，而且當年的紐約公共圖書館厚厚的推薦書目，竟然從頭到尾都用了《團圓》里的插圖！她說，我們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名。我像又一次撞上了百年不遇的日全食，昏頭昏腦，被幸福吞沒。

出版英文版《團圓》的英國沃克出版社寄信來，特別抱歉地向我解釋說，“紐約時報”的十大童書獎，只有畫家有獎狀，作家沒有。其實我一點也不在意，書能走到更遠的地方，得到國外讀者的認可，是莫大的肯定，我心里只有滿足和感恩。當然，這與豐子愷獎無形的推力有很大的關系，要不是當年得獎，要不是沃克出版社的總編輯來中國參加了豐子愷獎的論壇，《團圓》哪有這么大的福氣？許多人開始讀它，談它，尤其每年春節將至，這本有福氣的書就會被立起來，展放在書店的墻上，大紅的顏色，那么醒目。豐子愷獎圓圓的標識襯映在封面上，像張孩子的臉，綻著金色的笑顏。

再見到陳禹嘉先生是2013年的南京。那一年第三屆豐子愷圖畫書獎在南京師范大學開幕。晚宴時，陳先生站起來，說起豐子愷獎幾年的歷程，大家認真聽，忽一下就感受到了這個獎一路的艱辛不易。最后他舉起酒杯，問這個獎還要不要辦下去，想都沒想，大家一齊大聲回答：“要！”他一開心，舉杯而盡。掌聲忽地響起，不知怎么，淚一下涌上來，我仰起頭，只是拍手，把手心拍得通紅。

豐子愷獎每年都會請來一位國外圖畫書大師，與大家面對面交流創作經驗。這一年請的是英國的安東尼·布朗，也是我早就崇拜的人，《我爸爸》《大猩猩》《小凱的家不一樣了》……每一本都喜歡。晚宴后，陳先生特地把他拉到我身邊，讓他鼓勵我不斷創作，并留了郵箱地址在我的本子上。

這么多年過去，我慚愧沒有給安東尼先生寫過一封信，但那個本子一直珍藏。而那晚陳先生的臉，我更沒有忘記，那上面是希望我們在這個獎項下繼續滋養成長的熱盼。但我知道，辦獎項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每兩年一次的頒獎，頻繁的推廣活動，都是人力財力的消耗，它雖是一項公益事業，需要赤誠之心，但首先需要的，是雄厚的資金。這要有持久的投入，也要有莫大的信心。我們沒有說出擔心的話，但那晚陳先生舉杯而盡，讓我們隱隱的不安煙消云散。豐子愷獎要一直辦下去，這是多大的承諾，又讓我們多么安慰。

轉眼十年，從2008年7月香港教育學院的發布會到今天，豐子愷獎羽翼豐滿，當年那個在我肚子里踢我的孩子，已上小學二年級了。她是我女兒，而我呢，十年來一直把自己當成豐子愷獎的女兒，被她陪伴和滋養。

去年春節前在香港，第一次去豐子愷獎組委會的辦公室，像回到了家。晚上，收到一個媽媽領著三歲大的小妹妹趕來送我的唱片，說家里是做音樂的，因為喜歡《團圓》，就譜成了歌，讓孩子唱了錄下來，特地送來給我。聽著孩子稚嫩的歌聲，我一遍遍紅了眼圈，哽咽得不成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