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就短篇小說而言，《百合花》應該是我讀的次數最多的作品。從最初的記住了“茹志鵑”這個作家，到現在體味到《百合花》輕盈之下的厚重，精短里的遼闊。具體讀了多少遍，已無從記起，但有三次閱讀，讓我印象頗深。

中學時代的語文課本，讓我與《百合花》首次相遇。這樣的閱讀，完全是被動式的，而且目的性相當精確，為應付課文后的題目，為應對日后的考試。不得不說，中學畢業后三五年，那些閱讀基本上都還給了老師，隨課本消失在歲月里。但《百合花》這個名字印在我的記憶里，小說中“我”與通訊員走在路上的那個畫面，更是時常從遙遠的過去跳到當下生活中。年輕通訊員的舉動，在文工團女創作員看來，種種不解中，好笑而有趣。依然記得，當老師在講臺讀到這個片段時，教室里笑聲一片，同學們樂得東倒西歪，男同學們尤為夸張。青春的男孩們，誰都是這位通訊員的翻版。害羞的通訊員，贏得了我們的贊許。同時，我們還有些小小的得意，這女創作員居然猜不透我們男孩的小心事。女創作員與男通訊員一路上的一個個細節，如同靜靜河面上奇妙而又令人回味的波紋。我們可以從通訊員身上讀到許多，純真而又美好的情感，飄逸淡淡的花香，真的讓人心醉。情竇初開的男孩如此，而之于士兵，如此的寫法，實在是妙筆。這一點，我從軍后，更加敬佩茹志鵑對于人物內心的把握，對于軍人情感既勇敢又真切的表達。這種處于成長期的情感，朦朧且具有不確定性，極度的敏感，而又試圖不斷地消解。這其實是人類情感中十分可愛之處。不僅是男女之間，我們面對生活中的許多環境、對象或事件，都會有這樣的反應。這也是普遍人性中的糾結心理，將自身置于兩難之間，欲罷不能。從這一意義上而言，我們一生都是路上的那個通訊員。而茹志鵑的這一狀寫，既是具象的生活，又有極為豐富的意象之味。

當兵入伍第二年，我在武警中隊圖書室看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茹志鵑小說集《百合花》，自然就翻到了《百合花》。那床撒滿百合花的新被子，一下子鋪滿了我眼前的天空。雖然到這個時候，我并不知道百合花究竟是什么樣的一種花。此時，我是軍人，我的閱讀也多了一層軍人的身份。自我到部隊后，每逢節假日，駐地的擁軍服務隊就會來幫助我們拆洗被褥。擁軍服務隊里多半是大姑娘小媳婦，我很自然就把她們和《百合花》里的新媳婦聯系在一起。看著她們說說笑笑，手里的被褥在盆子里濺出水花，我有了回家的感覺，甜滋滋的心情難以掩飾。盡管如此，我還是覺得眼前的一切溫暖與感動，遠沒有茹志鵑筆下的新媳婦那樣光彩照人。“新媳婦這時臉發白，劈手奪過被子，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自己動手把半條被子平展展地鋪在棺材底，半條蓋在他身上。衛生員為難地說：‘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氣洶洶地嚷了半句，就扭過臉去。”平常的文字，極具動感，產生了電影鏡頭都無法企及的沖擊力。作為軍人的我，開始把《百合花》中的通訊員與我以及我的戰友們進行比對。不得不承認，面對新媳婦或女兵等年輕女性，我們似乎都走進了茹志鵑的筆下。

2000年的時候，我在寫長篇散文《槍》和文學評論《軍旅文學中的槍》這兩篇文章時，再一次細讀《百合花》。通信員的槍管插上的那枝野花,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中國近現代戰爭文學中的槍，只是單純的武器。沒有任何的意象和隱喻，只是消滅生命的一種工具。一把刀、一張弓箭甚至是一把鋤頭，只要可能致敵于死地，是不是槍已無關緊要。槍，已回到了最為原始的世界。當槍的使用功能漸漸退化或者說在和平的營區里，它的這種功能得不到體現時，取而代之的必將是審美功能。其實，世上的許多事物都印證了這一規律。成為藝術品的槍，在作家的筆下如詩如畫，精確到位的描寫，讓槍越來越面目清晰，我們可以看到槍上最細小的特征，一行行文字使槍像一張照片甚至讓人有觸摸之感。與此同時，槍被擬人化了，隨著軍人的意念“變臉”。即便是一筆帶過，營區里的槍較戰場上的也會生出耐人尋味的意蘊。這枝野花，或者說通信員在槍上插枝野花的行為，意義在于，槍所體現的血腥被弱化了，一種美好的向往或生活姿態浮現出來。這種敘述是稀有的，也是難得的。一支槍和一朵野花，便這樣載入了文學史。到如今我都極端地認為，我們文學作品中寫盡了槍的神韻，槍的萬般氣息，但茹志鵑筆下的這支槍，是最獨特的。戰爭與和平，軍人與普通人，甚至人生的一切意義，都在“槍與花”這個細微的畫面里。

我很難想出，還有哪部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說還能有如此多的畫面像胎記一樣進入我的記憶。更為重要的是，這三幅畫面，其實極其尋常，如果有某種隱秘，也是生活中我們最常見的。加上茹志鵑以“我”作為敘述者，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作為文學之外讀者的我，一直以為這是她親歷的真事。她不是在寫作，而是原汁原味地講述她的一段經歷。這個被她平和地講出來的故事，沒有說教，沒有時代的印記，而是超越了時空。因而，就是現在讀來，《百合花》依舊像剛剛綻放的一朵花，新鮮而生動。

在從事散文、小說寫作和文學評論數年后的今天，我重讀《百合花》時，似乎才真切領悟了茹志鵑創作的過人之處。

《百合花》中的諸多細節，總在平常中蘊含可供反復咀嚼的意味。如前所述的“路上的通訊員”，“槍上的野菊花”是這樣；通訊員肩頭劃破的衣服、兩個硬硬的饅頭、新被子等等，也是如此。

對于人物的刻畫，雖然很精簡，但相當有力度。“我們剛到不久，來了一個鄉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紅，用一片硬拍紙插在額前的破氈帽下，低低地遮在眼睛前面擋光。他一肩背槍，一肩掛了一桿秤；左手挎了一籃雞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鍋，呼哧呼哧地走來。他一邊放東西，一邊對我們又抱歉又訴苦，一邊還喘息地喝著水，同時還從懷里掏出一包飯團來嚼著。我只見他迅速地做著這一切。”完全的白描，只提供原生態的畫面，沒有任何的修飾，沒有評說，一位鄉干部活生生地站在我們面前。這其中的容量是巨大的，能讓我們解讀出許多內容。“我”問：“家里還有什么人呢？”通訊員答：“娘，爹，弟弟妹妹，還有一個姑姑也住在我家里。”或許很少有人關注到“還有一個姑姑也住在我家里。”這一句。顯然，“我”問的是家庭成員而通訊員加上了這一句。因為這一句，通訊員的緊張和實誠一下子立了起來。

場景的生活氣息，語言的平實與日常化，成就了《百合花》。與普通生活的緊密相依，指涉人性中的普遍性，我們既可以完全沉浸于作品中，也可以帶著自己的生命體驗閱讀。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讀者，都能讀出味道，讀出屬于自己的感悟。這當是經典作品的基本品質。《百合花》正是以這樣的品質，如同一朵沒受污染的野花，你可以忽視它，但一旦與它對視，你一定會感動，會震撼。

茹志鵑是1958年以《百合花》而踏上文壇的，從此，作家與作品共同經歷了諸多曲折。從最初大爭論中的褒貶不一，到后來多角度的深入解讀和研究，《百合花》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真正成為永不凋謝的花朵。

茹志鵑曾對《百合花》的創作時境和動機做過表述。她說：“我寫《百合花》的時候，正是反右派斗爭處于緊鑼密鼓之際，社會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嘯平處于岌岌可危之時，我無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系。腦子里像放電影一樣，出現了戰爭時接觸到的種種人。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里，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我們常說，苦難是人生的巨大財富。然而，陷入苦難之時，那種痛，極度煎熬，常常生不如死。情緒復雜、心灰意冷，甚至走投無路、處于絕望境地之時，才有可能回到最真切的內心。在那些漫漫長夜時，茹志鵑被黑暗淹沒。我們做不到感同身受，但多少能想象到茹志鵑所承受的擠壓。堅韌的她，慢慢地走回內心，處于靈魂最深處的渴望漸漸蘇醒。世間的喧囂與渾濁，被徹底擋在肉身之外，茹志鵑以清純的心靈之光召喚文字。她需要以文學的方式釋放壓抑，在文學的引領下，暫且進入寧靜之地。她更需要以文學的方式對抗絕望和嘈雜，以極為智慧的方式聲討。這與當下的鄉村敘事和之于鄉愁的迷戀，具有同樣的心境和動機。許多時候，文學與現實生活的對抗性正在于此。而文學的功能，在這里得特別的顯現。以文學的力量，消解生存之困，是文學根本性的功能之一。只是，茹志鵑比同年代的作家醒悟得早一些，透徹一些。

是的，《百合花》沒有慷慨激昂，沒有立于高地的英雄，只是小人物的小事情。在敘述中，茹志鵑總是有意識地克制再克制，把小說的場景放在后方，戰爭以及那場戰斗，只是極度虛化的背景。作品中的人們，在戰爭中，更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是戰士，更是普通人。離開那些極端的瞬間，人更多的是處于普通的日子里。人生會有關鍵性的抉擇，但小人物式的時光，或許才是人生的真相。在當年的文學世界里，《百合花》是一朵清純脫俗的野花。

《百合花》這部小說，人人都可以輕易讀懂，并能深切體會。然而，我們驚奇地發現，《百合花》其實是一個巨大的隱喻，以平常之舉抵近生活的本質。這更接近于生長于大地的百合花的花語：百年好合，美好家庭，偉大的愛，深深祝福。那位通訊員下鋪半條百合花被，上蓋半條百合花被，也就是帶著百合花的溫馨與清雅走向了遠方。這是新媳婦無私的奉獻，也是我們美好的祝愿。無論世間如何變幻，我們心中有朵百合花，靈魂就會得到清潔。

今天讀來的清新、平實，在當年茹志鵑的筆下，其實是一把清水里的刀子，不，應該是一把用清水做成的刀。

茹志鵑寫作《百合花》時，首先是真正意義上的為自己寫作。她從現實抽身，回到《百合花》里的歲月，就如同我們回到久遠的故鄉一般。她拋開寫作的種種技法，純粹服從內心，任由靈魂散步。這些樸素的文字，給予她清潔的力量，舒緩焦灼與傷痛。文學，驅逐了她的陰郁。這樣的光亮，雖然是微弱的，短暫的，但終究有些許的暖意。她如此的“為自己寫作”，也是為千千萬萬與她有同樣苦難的人在寫作，照亮人們共同的心空。真誠的“小我”，必然通達真誠的“大我”。

在文學的層面上，《百合花》的經典性已經建立，其創作行為以及所呈現的品質，具有普遍性的思考意義。我們不是要復制《百合花》，當然也無法復制，而是希望多出現《百合花》這樣能在大眾中長久流行又極具文學意味的好作品。

我們應該記住《百合花》，因為我們的生活需要。我們也應該記住茹志鵑這位作家，因為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家。當然，我還想說，我們不能忘記寫作《百合花》時的茹志鵑。她對于人生的思索，對于文學的敬畏，在燈光下的回望與期待，在文字里，也在文字之外。她在絕境中的心靈之光，在文字里的真誠之意，帶給我們太多的啟示。這是文學的，也是生活的。

（作者單位：中國現代文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