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的傳承與創新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在古典時期，中國文學注重傳承，但傳承中也有創新，從《詩經》中的四言詩到漢朝最初出現的五言詩，再到唐朝成熟的七言詩，后到宋詞元曲，中國詩歌的體式一直在變化，在創新。中國詩歌創新的原因，一是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的生活與情感變得越來越豐富，舊有的文學形式無法表達日趨復雜微妙的感受，出于表達的需要才在體式上進行變化；二是人們對藝術越來越自覺，對漢語語言的特點與規律認識得越來越深入，比如正是由于佛教的傳入，中國學者在翻譯的過程中發現了漢語的雙聲、疊韻等特點，才促成了五絕、五律、七絕、七律等最具漢語特色的詩歌形式的出現。但就總體而言，古典時期的中國文學創新較為緩慢，更多的是傳承，一種文學新形式從出現到成熟，大約需要數百年。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古典時期生產力發展緩慢，人們的生活與情感變化也較為緩慢，二是中國文化的超穩定結構決定了當時的人們不以創新為時尚，而更注重傳承，很多創新也都是在“復古”的旗號下進行的。那時的創新也并非完全顛覆以前的傳統，而是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變化。《詩經》作為“四書五經”之一，在古典時期的中國一直受到超越于文學之上的尊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樣的詩句，也深深鐫刻在中國人的心中，千載而下，仍能打動中國人的心。

進入近代以來，中國文學的發展進入另一個軌道。由于受到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攻擊，傳統中國搖搖欲墜，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內部也在不斷變革，中國文學適應這一形勢，不再講求傳承，而更多地謀求創新，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達到了一個高潮。五四新文學以與傳統文學徹底斷裂的姿態，重構了中國文學的新秩序，開啟了中國文學的新航程。新文學摒棄了文言文這一傳統文學使用了數千年的文字載體，而開始使用白話文，同時也接受了西方文學將文學劃分為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的觀念，在文學思想上也受到了西方、俄羅斯和日本等國文學的極大影響。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的新文學也在深度介入中國社會、思想、審美等問題的過程中，與中國人的生活與情感建立了血肉相連的關系，新文學對傳統文學的精神既反叛又繼承，重鑄了現代中國人的靈魂。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五四時期反傳統最為激烈的魯迅先生，在逝世后被尊稱為“民族魂”，這個悖論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新文學的雙重使命：既要繼承中國傳統文學的文脈，又要創造表達現代中國人經驗與情感的新形式。可以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就是沿著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要求而發展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時期最著名的小說，而現代中國作家最有影響的作品，無論是茅盾、巴金、老舍，還是張恨水、張愛玲、林語堂，都受到了《紅樓夢》某一方面的影響，但他們同時將這種影響現代化，轉化成了新的形式。

五四以來，中國文學強調創新，文學的發展以不斷“斷裂”的形式展開，五四文學、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90年代文學、新世紀文學，幾乎每過一二十年，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和面貌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之所以發生如此劇烈的變化，首先與現代中國的巨大變化密切相關，中國由20世紀初風雨飄搖、列強環伺的舊中國，經過幾代中國人艱苦卓絕的革命、建設、改革，如今已成為一個屹立于世界東方對全球有重要影響的新中國，其間劇烈的變化可謂是天翻地覆，置身于其中的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文學始終與中國人的生活與內心緊密相連，也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不斷的“斷裂”與創新。其次，中國文學的創新也與國外文藝思潮的巨大影響密切相關，在上世紀50年代，俄蘇文學大量譯介進入中國，對當代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在上世紀80年代，西方現代派文藝思潮在中國風起云涌，對現代主義與形式探索的熱情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等文藝思潮的崛起，創新尤其是形式上的創新成為了很多作家的自覺追求。但是對形式創新的熱衷，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過于重視形式、技巧與敘述方式，而相對忽略了內容，忽略了文學與中國現實、中國人生活的內在聯系，同時對西方文學的簡單膜拜與尊崇，也讓中國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主體性。

新世紀以來，伴隨著我們倡導講“中國故事”，很多中國作家開始將目光轉向傳統中國，注重從古代中國經典中汲取思想與文學資源，這極大地扭轉了模仿西方文學的傾向，有利于中國作家打通古今隔閡，傳承中國文脈。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借鑒西方經典與借鑒中國經典一樣，都只能是借鑒，而不能代替創造。“生活是創作的惟一源泉”，只有從豐富復雜的中國現實中汲取營養，只有從鮮活真切的生命體驗出發，我們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經典。或者說我們需要的不是當代版的《紅樓夢》，也不是中國版的《百年孤獨》，而是像《紅樓夢》和《百年孤獨》的作者那樣創造，才能創造出凝聚當代中國人生活、情感與精神的經典之作。

在文學的傳承與創新問題上，毛澤東同志主張“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在此基礎上創造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中國文藝，他強調“用”，強調中國文學的主體性與創造性，即在創造中借鑒、融匯國外經典與古代經典，將之轉化為中國的、今天的資源，而不是簡單的模仿或呆板的照搬，以致淪為國外經典或古代經典的附庸。習近平同志則進一步提出“創造性繼承與創新性發展”的原則，如果說毛澤東同志只是指出了要“用”，但沒有具體指出“怎么用”，習近平同志則在這里回答了“怎么用”的問題，即不是為了繼承而繼承，也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要有“創造性”，要為了“發展”。在這里，習近平同志同樣強調中國文學的主體性與創造性，但側重點轉向了當代的“創造性”與“發展”，這為當代作家辯證理解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新的路徑。

在新時代，當代中國文學處于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上，我們既要繼承古典中國文學的文脈和20世紀中國新文學的傳統，又要汲取世界各國的文化不斷進行創新，才能從“高原”走向“高峰”，才能“重鑄現代中國人的靈魂”，才能將豐富復雜的中國經驗熔鑄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