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79年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頗富歷史意味的轉折年代，剛剛結束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1979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毋庸置疑，伴隨此一歷史轉變應該出現的是各行各業“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大好局面，然而，對于文藝界而言，“文革”后一度產生的文壇共識卻開始消散甚至瓦解。之前潛藏和累積的各種異見猶如冰山一角逐漸暴露并且日益激化，主要的爭議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評價“十七年”、“文革”，二是如何看待“近三年”的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更進一步說，這其實涉及到如何理解“十七年”和“文革”以及“近三年”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和歷史經驗，而這恰恰又是當時社會各個層面都在探討和思考的焦點。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和處理無疑又為“文革”后正在興起和展開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編寫工作提供了相應的思想框架和認識裝置。

一 文壇共識的破裂

分歧較為明顯的公開是在3月召開的“文學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上。據時任《文藝報》編輯部副主任的劉錫誠回憶：

“文學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是《文藝報》主持召開的。會議的議題之一，是總結三十年來文藝工作的經驗教訓。作為組織者，馮牧和孔羅蓀兩位主編，在會議的后期，邀請“文革”前擔任文藝界領導工作、“文革”中受到嚴重迫害、“文革”后仍在文藝界擔任著重要領導職務的陳荒煤、林默涵、周揚三位老領導到會講話。他們每人講了半天。21日是陳荒煤講，22日是林默涵講，23日是周揚講。他們講話之后，代表們進行座談會討論。陳荒煤和周揚的講話，都沒有引起什么大的爭論。在23日上午的討論中，代表們對林默涵同志的講話，主要是對十七年文藝工作的成績和問題，發表了一些不同意見。我認為，也可以理解為是對林默涵同志觀點的批評與商討。

……

默涵的講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關于總結三十年的經驗問題。有爭議的就是這一部分。他的講話說：“（在十七年的文藝工作中）我們肯定有‘左’的錯誤，但是這里面也有復雜的情況。我們一方面犯‘左’的錯誤，一方面又感到有‘左’的問題，多次提出克服‘左’的錯誤?！薄罢J為‘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就是從十七年的‘左傾’文藝路線發展起來的，這個問題值得商榷。我感到現在還很難論定，因為這和政治路線是分不開的。”[1]

林默涵對歷史的把握之所以遭到質疑必須還原到當時的語境中去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代表的路線已經“明確拋棄‘左’傾主義及其變種”[2]，由于“重新解釋黨的歷史和學說是導向三中全會的一個中心論題”[3]，因而，“十七年”和“文革”存在的主要問題其實已經基本被定位為一個“左”的問題，相應地，文藝領域亦呈現出同樣的狀況。林默涵模糊的表態給代表們造成的印象卻是“十七年文藝工作的錯誤主要是右”，同時，代表們還尖銳地指出：“否認或者回避我們十七年文藝工作中的‘左’的缺點、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之間有著某種聯系，是不可能很好總結30年來的歷史經驗教訓的。”[4]

林默涵與代表們的沖突可以簡單歸結為如何解釋“十七年”文藝的性質，即“十七年”文藝究竟是“左”還是“右”的問題。而此前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對于“十七年”文藝的主要焦點集中于對“文藝黑線專政”論以及“文藝黑線”論的討論上。1966年轉發全國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稱：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畬懻鎸崱?、‘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而這些論點，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批判過的。電影界還有人提出所謂的‘離經叛道’論，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經，叛人民革命戰爭之道?！薄坝捎凇都o要》是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發的，事實上就成為‘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文藝工作的綱領性文件。隨著‘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出臺，許多優秀的文藝作品，不是遭到錯誤批判就是被打入冷宮，廣大文藝工作者也由此遭到打擊迫害，本應百花齊放的文藝界一片凋零”[5]，因此，文革結束之后，文藝界重建合法性的首要突破口就是必須展開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文藝界幾乎所有的人都加入到了這場批判之中。

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編輯部邀請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會，堅決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參加座談會的首都文藝界人士有：茅盾、劉白羽、賀敬之、謝冰心、呂驥、蔡若虹、李季、馮牧、李春光等。到會人員中，除了李春光是當年的造反派外，其他人，全部是文革前文藝界的老同志和名流。到會者指出：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是“四人幫”強加在文藝工作者和廣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鎖和政治鐐銬。它全盤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線在文藝戰線上的主導地位，篡改文藝路線斗爭史，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藝的成就，摧殘“文化大革命”前所有優秀的文藝作品?！拔乃嚭诰€專政”論是林彪、“四人幫”反對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重要理論支柱。只有砸碎“文藝黑線專政”論這個沉重的精神枷鎖，肅清它的流毒，才能真正貫徹“雙百”方針，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6]《人民日報》的這次舉措迅速促成了整個文藝界對“文藝黑線專政”批判的積極推進。同年12月，《人民文學》發起了“向‘文藝黑線專政’論開火”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瓣P于‘十七年’文藝的評價，是與會人士發言中談論最多的問題之一”[7]，就此問題發言的包括李曙光、馮牧、李準、吳組緗、韋君宜、秦牧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尚未恢復職務的周揚和林默涵等“十七年”文藝的主要領導也在會上發表了相關講話。其中，周揚的看法是：

建國以后，毛主席對文藝非常重視，親自領導了、過問了文藝工作和文藝斗爭。毛主席對“十七年”的文藝的評價，主要是肯定的。周（恩來）總理對執行毛主席的文藝方針、路線，花了很多的心血，給予很大的關懷。這種情況，怎么能說是‘黑線專政’呢？而且“十七年”中有很多好作品，即使江青夸耀的八個樣板戲，也是屬于“十七年”的，怎么能否定呢？“四人幫”和胡風、右派、蘇修等敵人是一致的，否定“十七年”。他們把“十七年”說成“黑線專政”，目的是反對毛主席、周總理，我們這些人，不過十他們的靶子。

“十七年”有沒有缺點、錯誤？有，有劉少奇路線的干擾破壞，也有我們路線性的錯誤。錯誤由我主要負責，他們打擊我是為了反（周）總理。三年困難時期，我授意寫了《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社論，說文藝服務的對象除工農兵外，還有知識分子，這就錯了。第一次文代會上，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提得很高，第二次文代會就不那么高了。第三次文代會由于反修，又提得高些。說明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在我們頭腦中扎根不深，脫離群眾，同工農兵結合得不夠好。其次，在知識分子改造的問題上，在對待遺產的問題上，也有錯誤。

毛主席作了兩個批示之后，我們真心誠意想解決這些問題，誰不想把工作做好？我們進行了整風，“四人幫”卻說是“假整風”。你可以說整風還不徹底，為什么要說成是假的呢？1956年底到1966年初，我向中央寫了個報告檢查自己的問題，送到政治局通過，準備公開發表，但被“四人幫”壓下了。他們總不會準人家革命，不許檢討，而是要打倒！[8]

如果將周揚此番言論與林默涵在此前后的觀點相對照，可以發現，無論是在對“四人幫”的定性、“十七年”文藝的主要問題還是毛澤東的“兩個批示”，二人的結論都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也代表了當時文藝界大多數人的共識[9]，一切都在謹慎的措辭中將反思局限于揭批“四人幫”、否定“文革”的范圍之內，這無疑是受制于“凡是派”當權的政治狀況。然而，隨著“在1977年7月的十屆三中全會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間這段較短的時期內，權力關系發生了變化”[10]，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報》刊出了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稿，王強華、馬沛文、孫長江等人修訂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力地否定了“兩個凡是”的路線，引發了全國范圍的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隨著討論的不斷推進，文藝界在維持著表面共識的局面下也在發生著微妙的分化。

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繼續深入到了“文藝黑線”論。為配合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1978年11月20日至25日，《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三個刊物召開了編委聯席會議。會議主持人，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張光年提出：“在深入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同時，必須把構成這個謬論的前提——‘文藝黑線’論徹底批倒，連根拔除，不能有任何遲疑”[11]，贏得了與會者的共鳴與響應。從發言記錄來看，批判“文藝黑線”本身并沒有引來異議，但是稍加留意即可看出在這次會議中林默涵的發言就已經與其它與會者的發言產生了裂隙，關鍵詞落在“文藝黑線”的重要組成部分“黑八論”上，林默涵認為：

“四人幫”用來指責我們的“黑八論”，是他們“文藝黑線”的重要內容。所謂“黑八論”，是“四人幫”拼湊起來的，大部分是我們批判過的，而且是把內容加以歪曲了。“寫真實”論。寫真實，我們是沒有意見的。我們所批評的，是認為只有寫黑暗面才是真實。這一點，請看周揚同志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的第三部分。可是“四人幫”和我們不同，他們是一概不要真實?！艾F實主義廣闊道路”論（秦兆陽），我寫了文章。我不同意說現實主義是不一樣的?，F實主義是不變的?！八娜藥汀卑l展到不要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深化”論是馮雪峰提出的。與胡風的理論有共同性?，F實主義要深化，就只有寫黑暗面。二次作協理事擴大會的報告，就沒有讓雪峰做，而是茅盾做的?！爸虚g人物”論，是中宣部文藝處批評的。認為只有寫中間人物才有教育意義。我們認為這個論調是不對的，還是應該提倡寫英雄人物。我們并不是不要寫中間人物，但說文學的主要任務是寫中間人物，是不對的。我覺得批評還是對的。但“四人幫”接過去，根本不能寫中間人物?！胺椿鹚幬墩摗?。也是我們批評過的。只是內部講的。當時講的是出口的影片，不要凈搞那些戰爭片。“真人真事”論，搞得荒唐不堪。這是起碼的常識。我們認為，真人真事不是不能寫，寫真人真事的作品也有很多好的?！朵撹F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就是寫真人真事的作品，寫得就很好。這要看作者掌握的材料?！八娜藥汀迸罢嫒苏媸隆闭摚汛罅康娜罕妱撟鹘o毀了。工農兵作者還不能脫出真人真事，不許寫真人真事，就是不要群眾創作?！盁o差別境界”論，是周谷城提出的哲學方面的問題。《文藝報》也批評過。這些論調都是我們批評過的，“四人幫”卻反過來，加在我們頭上，說是我們提倡的。[12]

陳荒煤、韋君宜、馮牧都迅速地對林默涵的解釋作出了回應，陳荒煤是從《文藝報》的功能談起的：“《文藝報》過去針對文藝界，發表過不少文章和意見，部分是錯誤的，大部分是正確的。但由于‘四人幫’的破壞，弄得混淆不清。如‘黑八論’問題，《文學評論》發表的一篇文章；《解放軍報》約我們文學所一位同志寫了一篇文章，我不同意發，我給《解放軍報》打了電話，認為過去的批判是過了頭的。過去的批判，現在來看，是不是‘黑八論’？過去的批判是不是強加的？”與陳荒煤類似，韋君宜也表示：“對過去的‘黑八論’的批判，有沒有可以研究的地方？編輯部要拿來再看一看?！娜藥汀选诎苏摗敵蓴澄颐軄泶?。這幾論是否夠得上敵我矛盾？例如‘中間人物’論，當事人現在還健在。過去挨批的作品太多了。現在，許多作家寫信來，要求再版，要求落實政策。有的就自己寫文章。到現在，挨批的作品還沒有平反。有些該談的，應在刊物上談談，如彭永輝的《紅色的安源》。”馮牧的發言比較具體，他說：“‘十七年’批‘中間人物’實際上是批了趙樹理、周立波、馬烽這些人，對他們的創作是有影響的，他們后來的創作就不能不考慮考慮了。現在，是研究一下‘十七年’，包括30年的作家作品的時候了。研究‘十七年’的關鍵是《文藝八條》。《文藝八條》至今還沒有平反……再一個關鍵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脤嵺`檢驗一下，當時根據作家的作品和言論劃定他們右派，行不行？秦兆陽的《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是不是敵我性質？包括孔厥，也應該實是求是地加以研究?！瓕Α吣辍乃噥碜浴蟆⒂业母蓴_，要重新看一看。被‘四人幫’搞亂了的作家和作品，要根據‘實踐’來檢驗和澄清?！盵13]

顯而易見，此前文藝界的共識是建立在對“十七年”的同質性認識上的，即把“十七年”假設為一個合理的歷史存在和理想的社會形態。“撥亂反正”通常就被理解為撥“文革”之亂而返“十七年”之正。問題在于，“十七年”實際上也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并且隨著形勢的起伏而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林默涵和陳荒煤等人對“十七年”文藝的不同闡述就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整個“十七年”發展的不平衡和內部的差異。林默涵堅持維護的是在“十七年”時期開展文藝批判與運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這些批判與運動與激進的政治派別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每到一個意識形態的松動和調整時期，溫和的政治派別就會對此進行某種程度的限制和否定，“文革”的爆發中斷了這種內部張力的持續存在，陳荒煤、韋君宜、馮牧等人的思考就接續了后一個向度，試圖質疑和超越“十七年”的主導框架。因此，指認“十七年”的錯誤究竟是“左”還是“右”，“文革”的爆發是否與之相關，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表征著不同的立場和姿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進一步考察，“十七年”是在什么樣的政治狀況和思想條件下漸漸呈現為一個充滿爭議并能夠公開討論的話題和對象的？這也是幫助我們進一步理清分歧的實質以及走向的一個有效途徑。

二 思想解放的邊界

真理標準的討論通常被認為開啟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潮流并為之提供了理論依據。所謂“思想解放運動”是指：“70年代末期以降，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和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商品經濟、價格改革、所有制（產權）等問題的理論探討，從不同角度對中國改革的方向展開爭論?！盵14]“從后來刊出的李春光等人的回憶來看，那時的思想解放運動與上層官員的關系非常密切。”[15]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后，在北京召開了理論務虛會。這次會議集結了大量來自體制內的理論精英，無疑是推動思想解放進程一個重要的步驟，同時，它的意義還在于提倡全面而公開地重新審視包括“十七年”和“文革”在內的整個社會主義歷史并觸及到了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個人在其中的是非功過。開幕詞和結束語都是由當時兼任中宣部長的胡耀邦作的。徐慶全回顧說：“事后看來，會議從時間和內容上都開成了前后兩個階段，頗堪體味。春節前為第一階段，由中宣部和社科院召集，中央和北京的理論工作者一百余人，以及各省市聯絡員參加，中心議題為撥亂反正，否定‘兩個凡是’。會開得很好，思想解放，暢所欲言，擴大和深化了真理標準討論的成果。如一些與會學者探討了例如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樣看待‘文革’前的十七年？‘四人幫’究竟是‘左’還是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究竟是對還是錯？有些學者還探討了新老個人迷信問題、廢除領袖職務終身制問題、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發展問題，等等。即使有些學者提出過如下觀點：要正確地毛澤東思想，不要錯誤的毛澤東思想；要毛澤東思想，不要毛澤東的思想……雖然表達上沒有后來的規范，但中心意思仍是對毛澤東言行，應堅持其中正確的部分，揚棄其中錯誤的部分，也并非奇談怪論或大逆不道。春節后為第二階段，改為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參加者也增加了各省、市、自治區宣傳部門負責人，與會的新老兩攤人馬分別開會，中心議題也改為批判林彪、江青的極‘左’罪行。學者們原先準備的專題發言稿，因已文不對題而被取消?！盵16]這種類似于“放”和“收”的主題轉換實際暗示了在上層精英內部可能存在的話語紛爭，而3月30日鄧小平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則鮮明地表明了“思想解放”所存在的界限。盡管如此，理論務虛會仍然促成了這樣一種時代風尚和政治局面，即上層官員、思想精英通過論辯和討論的方式反思和總結歷史經驗，“為社會變革提供了包括政治合法性、思想資源和政策原則等一系列要素”，在此過程中，可以看到，“知識分子曾經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成為極為活躍的政治力量，沒有在任何重大社會事件中缺席，甚至常常成為社會變革的引導”[17]。與意識形態緊密相聯的文藝界也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可避免受到這股歷史潮流的折射，“思想解放”作為被廣泛操持的熱門話語和思想武器頻繁地出現在了各種各樣的會議、期刊和講話之中。如果我們將文藝界的代表性人物同時期涉及到“思想解放”的言論作一個簡要的分析，可以發現他們對于“思想解放”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這也是文藝界產生分歧的重要根源，由于涉及人物眾多在此只簡述馮牧和林默涵的觀點。

1979年2月8日，馮牧應邀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的小說創作座談會上作了一個報告。在報告中，他先是高度贊賞了正在召開的理論務虛會，認為：“這是去年三中全會、中央工作會議在思想領域的繼續和發展，這里沒有禁區，包括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評價，對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包括前一段的路線是否正確，‘繼續革命’的命題是否正確，都在探討之列。然后他特別指出了“思想解放”的涵義：“所謂思想解放是指什么？我們從哪里解放出來？解放到哪里去？……我們要從三個方面解放出來：一是從林彪、‘四人幫’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二是從‘兩個凡是’派的思潮那里解放出來；三是從多年的僵化、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官僚主義中解放出來。解放到實事求是那里去，從必然王國解放到自由王國那里去?！彼攸c闡述的則是對文藝界“思想解放”的看法：“解放思想，在我們文學藝術界有哪些問題需要重新考慮呢？文藝界有很多老大難問題，好事者編了個順口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即一條黑線，兩個批示，三舊，四條漢子，五一六通知，六條標準，七×××，文藝八條等等?！睂Υ?，他逐條進行了剖析，尤其講到了 “兩個批示”和“六條標準”，由于這兩個問題都關系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曾經是不能觸碰的禁區，又是當時各方熱議的焦點，因而更能看出馮牧思想解放的程度，其中不乏言辭尖銳之論，如：

我們不是破除現代迷信嗎？毛主席對我們文藝工作做了十分深刻的、系統的、光輝的指示，這是不可抹殺的。但不能把毛主席的只言片語、甚至根據間接的材料感想式的、甚至錯誤的指示，當成不可改變的毛主席文藝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我們總是說，毛主席的批示還是一分為二的，總是說我們“如不改正”、“有可能嘛！”還不敢提出異議?，F在提出自己的看法，對不對，讓歷史來檢驗吧！

……

現在，是把六條標準、還是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實踐，作為檢驗文藝作品的唯一標準呢？我認為應該是后者。實際上，六條標準中的一條——“有利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由于現在形勢的變化，已需要修改。而且，這六條標準，也不能衡量所有的文藝作品，你說“有利”，我說“不利”。如小說《傷痕》，你說有利，我說不利，怎么辦？……有一個小青年在“民主墻”上給我貼了一封公開信，嚇了我一跳。原來，他建議我轉給中宣部。他建議：（1）廢除“六條標準”作為尺度、框框來衡量文藝作品的好壞；（2）廢除“因人廢言”，廢除對作者的政審制度。我很欣賞這兩條。

在此基礎上，他再次提出“要好好總結30年來或者60年來的經驗教訓”。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于兩個流行的說法：“反右斗爭基本上是對的，但有擴大化”以及“‘黑八論’都是我們批過的，是‘四人幫’強加給我們的”，馮牧表示了不同意見：“公安部63個右派全劃錯了。這就不叫‘擴大化’，而是‘全劃錯’”，“好像批過了的都是批得對的，這個說法我看不對?！盵18]不難看出，這兩點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林默涵所持的觀點。那么，林默涵對于“思想解放”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與馮牧報告幾乎是同一時期，1979年2月15日，林默涵在理論務虛會議上作了《關于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的發言，通過披露大量的歷史細節，他揭示了“兩個批示”出臺的全過程，認為“兩個批示是江青在毛主席面前夸大文藝工作中的缺點，說了不符合事實的壞話的結果。” [19]這個結論顯然仍然處于揭批“四人幫”的語境之下，盡管他也提到“兩個批示是毛主席親筆寫的”，但對毛澤東是否存在錯誤卻缺乏直接的回應而顯得含糊其辭：“我們不能也不必象教育上的‘兩個估計’那樣，從某人的筆記本上找出主席不同的話來作根據進行判斷，而是要根據事實來進行分析，辨明是非，要看這兩個批示是否符合文藝界的實際情況。應當象鄧副主席所說的，凡是不符合實際的，不管是誰人批的，都可以而且應該推翻。如果非要找主席的話作根據，豈不是以‘凡是’來反‘凡是’嗎？這說明我們一方面批兩個‘凡是’，一方面腦子里還有兩個‘凡是’在作怪。” [20]與馮牧相比，林默涵向前邁出的步伐似乎并不大，況且他發言的時段應該說還屬于理論務虛會“暢所欲言”的第一階段。在后來的一篇文章里，林默涵正面闡述了對“思想解放”及其界限的理解：

我的理解，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是一回事。解放思想決不是胡思亂想，胡思亂想與實事求是恰恰是相違背的?！?/p>

……

思想解放有沒有邊際，有沒有限制呢？當然是有的。什么邊際、限制呢？總的說，一個是不能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則，一個是不能違背客觀實際。從今天來說，邊際就是兩個，一個是堅持四項原則，一個是促進“四化”，因為四項原則就是從馬列主義的基本精神來的，“四化”建設是中國今天最大的實際。如果違背四項原則，又不符合“四化”建設的要求，不能促進“四化”、促進安定團結，那就不是解放思想。我們判斷問題，只能根據這個客觀標準，不管你主觀上在怎么想。小平同志說：“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全黨對這個問題要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如果象‘西單墻’的一些人那樣，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了?！边@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21]

顯而易見，如果說馮牧偏重的是“解放”，那么，林默涵偏重的則是“限制”，兩人關于“思想解放”限度的認識無疑出現了很大的錯位，而且這種錯位并不僅僅表現于個人，也代表了當時文藝界的整體狀況，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錯位的加劇使我們注意到分歧的另一向度——對“近三年”文藝存在的不同意見。

三 兩個“派別”的出現

正如李潔非對分歧的總結：“分歧由何而來？約言之，大的方面有二。一是怎樣看待十七年文藝——一部分人認為，‘文革’的左毒，其來有自，早在十七年期間文藝就有左的根源；另一部分人卻只批判‘文革’，不承認十七年文藝的主要教訓是左，他們這么看是出于一個理論，即‘幫派文藝’不代表‘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而十七年基本上是執行毛主席革命文藝的路線的，所以不是左。二是怎樣看待當前的文學狀況——一部分人認為，粉碎‘四人幫’以來，文學順應歷史和民意，成績很大，發展健康；另一部分人卻只能接受粉碎‘四人幫’后頭一年的文學狀態，對于1978年以后的狀態都不能接受了，具體講，是不能接受‘傷痕文學’（當時也有稱‘感傷文學’的）之后的發展，而今天我們都知道‘傷痕文學’正是‘新時期文學’的起點”，“顯而易見，分歧背后是要不要‘思想解放’的問題”。[22]“思想解放”的限度不僅影響到對于過去的反思，更密切關系到對當下的看法。的確，自78年8月《傷痕》發表以來，文藝界在如何看待“近三年”文藝上的分化就已經出現了。“關于‘傷痕文學’的爭論，逐漸在理論上升級為‘歌頌與暴露’的爭論?！薄斑@場爭論，發展到1979年初，又導致了‘文學向前看’和‘歌德與缺德’的討論”[23] 。沿著爭論的發展脈絡來看，文藝界的領導層中對立的雙方與在對“十七年”文藝產生爭論的雙方組成人員是基本一致的，典型的如周揚、陳荒煤、馮牧等人為支持贊賞的一方，而林默涵、劉白羽等人則被視為反對批評的一方，有人分別以“思想解放派”或“惜春派”和“保守派”或“偏左派”為之命名。

指出文藝界兩個派別的存在，并不是要對之進行一種表態或站隊，而是試圖還原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當代文學史編寫者所面臨的歷史場景及思想資源。因為可以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派”或者說“惜春派”的話語最終被文學史編寫者所認同和接納并轉化為歷史敘述出現在當時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正如著名教育學家M·阿爾普認為存在著一門教科書政治學：“通過教科書呈現的內容和形式，我們可以看出現實世界是如何構成的，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出浩如煙海的知識是如何被選擇和組織的。教科書體現了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說的‘有選擇的傳統’的內涵是什么——它只是某些人的選擇，致使某些人對法定知識和文化的看法。通過這樣的傳統，某一群人的文化資本獲得了合法地位，而另外一群人的文化資本卻無法獲得這樣的地位。”[24]文藝界在1979年前后的這場分歧表明：文學史書寫的內容和對象并不是一個“客觀存在”之物，同一段歷史可以因為不同的評價標準和闡釋框架而變得迥然相異，因此，最為關鍵的并不在于如何表現這個歷史時期的基本歷史實踐，而在于如何去確定和指認構成當代文學史的基本歷史實踐，而這種工作必然是在思想話語不斷的交鋒和爭斗當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