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

鄭振鐸（1898-1958），1958年10月17日在蘇聯楚瓦什飛機失事遇難，倏忽就是60年。作為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在并不長的生命里，其文學創作、文物收藏、出版、文學史等多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大家。特別是作為一位具有灼見和超拔的文學史史家，尤為值得紀念。

鄭振鐸一共寫有關于中外文學史的著作有：《泰戈爾傳》（1925）、《文學大綱》（1927年）、《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下簡稱《文學史》）《俄國文學史略》（1933）、《中國俗文學史》（1938，下簡稱《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1947）等。其中，尤以《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兩書，具有開創性意義。晚清民初的新文化，有一個重要現象往往被史家們忘記。這一重要現象就是寫（或者叫“草創”）中國的文學史。王國維1913年成書的《宋元戲曲考》（1915年商務印書館初版時更名為《宋元戲曲史》），以新觀念開辟了現代中國古典文學史的寫作。緊接著便是新文化的旗手魯迅的1924年成書、1925年北平北新書局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如果說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奠定了中國古典戲曲的整套學術術語，那么魯迅的小說史則是中國小說史劃時代的篳路藍縷之作（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就引用過王氏、周氏此兩書）。王國維、魯迅等大家的文學史，通過寫史來獲得文化啟蒙的資源，并期冀這樣的文學史，讓民眾獲得啟蒙。以早慧（1920年年底1921年年初以22歲年齡，與沈雁冰、周作人、葉圣陶等發起組建了“文學研究會”）介入到新文化運動的鄭振鐸，以小說、隨筆、小品獲得新文化作家的地位，更以文學史家的身份確立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地位。

2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北平樸社出版，1957，作家出版社訂正新版），雖然不是中國近現代的第一部文學史，但可以肯定地講，這部文學史，是第一部引入新觀念新材料且系統的文學史，而且是第一部具有中國氣派的文學史。這本文學史有兩大特點。其一，該書以朝代和重要文學現象為經，以重要文學人物為緯，建構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史學脈絡和文學特征及文學地位。在這樣的經緯安排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文學史家的鄭振鐸的美學趣味與文學史觀。譬如用了11章（事實上是10章半，因為有一章是隋與初唐合寫）談及在唐一季的文學史時，杜甫一人獨立成章，韓愈、白居易兩人合伙成章，而歷史上并稱的“李杜白”的李白，則沒有獨立成章，只放在了“開元天寶時代”一章里。李白僅置于開元天寶唐詩帝國的“黃金時代”中的一位。由此可見作者對于李杜白三位詩人的評價體系和文學史上的價值判斷。其二，該書使用了包括作者自己收藏在內的大量與文學相關的文學插圖，這些圖版，上至漢下至清，許多都是第一次顯現，至少說運用于文學史是第一次顯現。譬如談及六朝散文中的《蘭亭詩序》時，就用了宋代一刻于硯石上《蘭亭修禊圖》的拓片，并佐證王羲之文學上的貢獻；在談及“變文”時，作者公布了自家收藏的《佛本經變文》的一頁，并指認，這一《佛本經變文》的手寫本是“敦煌發見變文寫本中之最古者”。如果這一斷定屬實，那么，《文學史》中所刊布的這一圖版，有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

作為一位沐浴新文化運動的新的文學史家，《文學史》的作者鄭振鐸，并不拘泥于某些已成“定見”的文學現象、重要人物和重要篇章。“文起八代之衰”，是蘇軾對興起于中唐時是的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的點贊。《文學史》里有專章《古文運動》，作者寫道“古文運動是對六朝以來的駢文的一種反動”。這一定位，大約不是作者的先見，而是文學史公認的一種認知。但是就在這一章里，作者卻寫了一位并不提倡古文而依然寫著駢文的著名作家陸贄。陸贄是中唐時期很有作為的政治家，拜相時，敢做敢為，善制政論，指陳弊政，廢除苛稅。作為一位文學家，盡管為文全用對偶，且行文汪洋恣意。處于廢駢興散的古文運動中，陸贄，似乎是一位不識時務的詩文家。但鄭振鐸卻對陸有很高評價。鄭說：“他的文章，雖出之對偶，卻一點也不礙到他的說理陳情。他的滔滔動人的議論，他的指陳形勢，策劃大計，都以清瑩如山泉，澎湃如海濤的文章寫出之”。鄭振鐸不僅高度肯定了陸贄駢文的美學價值，鄭氏還做出了與蘇軾所說的“八代之衰”的駢文完全不一樣的評價。鄭說：“這乃是駢儷文中最高的成功，也是應用文中最好的文章”。不僅如此，鄭振鐸作出一個出人意料的聯系和判斷，蘇軾贊揚古文運動是“文起八代之衰”，但鄭氏卻說，由于陸文的“影響很大”，連蘇軾的“章奏大都是以他的所作為范式的”。

這樣的灼見，我們在《文學史》看到不止這一處。在談及傳奇時，鄭振鐸不僅認為唐傳奇是“中國文學史上有意識的寫作小說的開始”，而且這種“最美麗的故事的源藪”其實是“古文運動中最有成就的東西”。這樣的判斷和認定，幾近正月響雷。雖然直到今天，未必有人會完全同意這一說法。但對于一直關注通俗文學之于民間創作的鄭振鐸來說，這樣的判斷和認定，便是一個不人云亦云不隨波逐流的文學史史學家的獨斷見地。古文運動來自廟堂，而傳奇則來自民間（當然也來自鄭振鐸所說的道釋兩家的仙跡傳說）。兩者幾乎不相干。但在這不相干的歷史場景里，由于古文提倡散文、提倡文章回到先秦，而傳奇所要講述的故事，顯然沿用四六駢文已經不再適應。傳奇所要講述的故事，用無對仗少聲律的、或者用比四六文更隨意的散文來寫，更加地適應于它的接受者即更加地適應于大眾。因此，傳奇所用的散文文本，迎合了古文運動所倡導的反駢文思潮。正是這一看似不相干實則互動的古文運動與傳奇，造就了傳奇在唐一季文學史上的地位。同時也造就了由于唐傳奇的展開和發揚光大的繼承，在宋以后，開辟了諸如戲文、小說等新興文學體裁特別是小說的興起。在這一傳奇興起和發展過程中，鄭振鐸還進一步指出：“最好的傳奇文，卻存在別一個型式中。”那就是這種傳奇不再是仙人們“夢里的姻緣”，不再是“空中的戀愛”，而是“人世間的小小的戀愛悲劇”，是“更足以動人心肺”的人間故事。把人取代神，這是歐洲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文藝復興的核心。一部成書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文學史著作，有如此精到的見解，顯然得益于作者西學東漸后的新文化運動的恩澤。并將這一啟蒙通過自己的文學史觀，傳布于大眾的文學史書寫實踐。

3

《文學史》所述文學現象、所論文學觀念、所示中國古典文學地位，大都出自新見，而且許多也只有鄭氏可述可論可示。盡管像這樣的文學史，在此之后有了許多不同的面貌，或者說在此之后有了許多更為詳實的新材料的文學史。也就是說，1932年《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的出版，確立了鄭振鐸的文學史史家地位。但真正顯示文學史標高和文學史家標高的，不只是《文學史》，而是《中國俗文學史》。在《文學史》出版六年后，《中國俗文學史》（1938 上海開明書店 1954 作家出版社訂正新版）的出版，標志著中國古典文學史研究的新高。如果說《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還算不得是中國近現代的第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史；那么，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中國俗文學史》是第一部中國通俗文學史。《俗文學史》上冊第一章第一節，著者開宗明義地寫道：

何謂“俗文學”？“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換一句話，所謂俗文學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于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悅的東西。

這段話昭示了：一、什么叫“俗文學”，二、“俗文學”原來的地位（沒有地位），三、本書要為“俗文學”正名和立傳，即要為這一種有別于學士大夫專寵專營的文學式樣寫出一部史書。《俗文學史》把古代民間歌謠、變文、宋金雜劇、鼓子詞、諸宮調、元散曲、明代民歌、彈詞、寶卷等民間文學樣式，第一次分門別類地開列出來，用近40萬字的篇幅，講它們的源流、它們的樣式、它們的美學價值、它們對所謂學士大夫文學的影響、它們對整個中國古典文學成因及演變的貢獻等。從這一意義上講，《俗文學史》是一部劃時代的文學史。特別是在介紹和研究戲曲的起源和變文對于中國文學的意義，幾乎可以是開天辟地的事。

先說戲曲。鄭振鐸認為，當變文流行已久，且已脫胎為平話、諸宮調、說經之流時，戲曲便應而生。盡管戲曲連合了古代王家的“弄臣”即歌舞班的演唱。《俗文學史》之前的《文學史》，鄭氏對此已有了深入的研究和某些看法的定型。在談及戲曲時，近現代沒有人能繞過王國維這座大山，也如鄭振鐸所說“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上”“曾辛勤的搜羅了許多材料”而且“亦很有些獨到之見解”。但是，鄭振鐸卻沒有就此止步，鄭氏認為王國維“其研究的結果，卻不甚能令人滿意”（其實鄭振鐸非常尊重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在《俗文學史》里多次引用王氏搜羅的材料）。尤其是在戲曲的源頭上，鄭振鐸給予了最為重要的也是獨特的認知。鄭氏以為中國戲曲的主要源頭來自印度（即鄭氏的所謂“輸入”）。一是來自印度的戲曲，二是來自佛經演唱演義的“變文”。在此，鄭氏還講了一個今天早已經沒入到歷史深處的故事。鄭氏講，幾年前（1932年時的幾年前）胡孝骕在天臺山的國清寺見到很古老的梵文寫本，攝照了一段去問通曉梵文的陳寅恪先生。陳寅恪讀后，告之這寫本是印度著名的戲曲《梭康特拉》里的一段。于是鄭氏認為“這算是一個大可驚的消息”。因為在鄭氏看來，“離傳奇與戲文的發源地溫州不遠所在，而有了這樣的一部寫本的存在”的事實與歷史，決不會是一種巧合可以解釋的。依鄭氏所說的“輸入論”，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也許都會有人據理力爭。但是鄭氏在“歌曲/說白/科段三元素”“戲曲的主角”“戲曲開場的前文”“戲曲的尾詩”和“戲曲的某些部分的典雅文體”等五個方面，力證“中國戲曲自印度輸來”（見《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四十章《戲文的起來》）。盡管在《俗文學史》里，鄭氏稍稍修正了這定論，鄭氏認為，宋金的雜劇也有可能來自本土宮廷的歌舞班的弄臣。但有一點，鄭氏始終沒有改變，那就是鄭氏給予過很高評價的“變文”。

4

變文于今天，應當是陌生的。無論它以佛經的故事演義還是對民間傳說的演義，它們似乎都退出了歷史舞臺。正如它被埋藏在敦煌石室那樣。但是，變文于以往并不是一個陌生的詞，這是因為它在晚清民初的發現和研究。“變文”作為詞條，在1915年初版、1964年修訂版、1988年再次修訂版的《辭源》里沒有被錄入。“變文”一詞錄入在官方的詞典是1973年試印的《現代漢語詞典》。國內在線的“百度”錄有“變文”，但卻沒有鄭振鐸，談變文只談變文發現者羅振玉和后來編輯、注讀變文的周紹良、王重民、白化文等（最新的即1989年1版、2016年2版的《敦煌變文集補編》里，也看不到鄭振鐸的名字）。好在海外的《維基百科》“變文”條里，提到了鄭振鐸名字，并認定“變文”最初是由鄭氏1936年首次命名。事實上，1932年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里就已經提出。從一前一后的兩部文學史來看，“變文”的研究，文學史家鄭振鐸作為奠基人之一，實在是功不可沒。

在《文學史》里鄭氏辟有專章即第三十三章《變文的出現》專門介紹。在這章里，鄭氏從變文的發現（1907年）、已存變文的總量、目前（1932年）研究變文的現狀等，第一次全方位地給予了介紹與作者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研究成果。鄭氏指出，變文的發現“就漢文寫本而言，已是最大的發見”，而且“在歷史，在俗文學等等上面，無處不發見這種敦煌寫本的無比的重要”。在《文學史》里，鄭氏也許是第一次指出：“宋人的‘話本’之由‘變文’演變而來”，在《俗文學史》里鄭氏認為“諸宮調”是“‘變文’的嫡系子孫”等，就是一可依的事實與歷史。由于《文學史》是涉及到多個門類的文學通史，再加上當時對于變文的材料運用（因為許多材料都不見于國內，而散見的材料又多數被個人收藏且尚未公布）和研究尚處在草創或發韌期，因此，在《文學史》里只是一般性的介紹和還未定型定論的理論。到了1936年的《中國俗文學史》時，作者有了更多的材料和在此材料上的更深入的研究。

在《俗文學》里，鄭氏在第六章即《變文》里，用差不多一百頁的篇幅來介紹變文。變文的出現（廟宇里從講經到講經的大眾化）與消亡（宋真宗時代即十世紀末十一世紀初明令禁止）、變文的類型（佛經的演義與民間傳說歷史故事的演義）、變文的美學價值與歷史地位、變文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改造和影響等。除了第一條外，其他三條，尤其中后兩條，大都是《俗文學》作者的個人的不刊之論。在講到變文的形式時，鄭氏指出“‘變文’是‘講唱’的。講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韻文。這樣的文體，在中國是嶄新的，之前未有的”。而這一特征，給宋的話本和元明的戲曲提供了最為直接的化入作用。在談及《維摩詰經變文》時，鄭氏以為，把一部佛經變成一部不朽的文學大著（這種論定，是之前所有的文人和官方所從來沒有的），正是得益于變文作者的才華和想象力。在談及變文的美學價值時，鄭氏不惜任何溢美之詞。譬如鄭氏在分析欣賞《維摩詰經變文》時指出（某一段）：“‘經文’只有十四個字，但我們的作者（即《維摩詰經變文》的作者）卻把它烘染到散文六百十三字，韻文六十五句。這魄力還不夠偉大么？這想象力還不夠驚人么？”在分析欣賞《降魔變文》時，鄭氏說：“這是‘勸善’的教訓歌，卻寫得是如此的不平常，令人讀之，不忍釋手，惟恐其盡。作者的描寫伎倆確是極高超的。”在談及變文對當時后世的影響時，鄭氏寫道：由于宋真宗的明令禁止，也由于變文文本不再出現，“變文的名稱雖不存，她的軀體已死去，她雖不能再在寺院里被講唱，但她卻幻身為寶卷、為諸宮調、為彈詞、為說經、為參請、為講史、為小說，在瓦子里、在后來通俗文學的發展上遣留下最重要的痕跡”。如果我們不是專業的讀者，如果我們沒有觸及到鄭氏的這些著作（或與此相關的著述），那么變文為何物，以及對于變文的歷史地位，我們便無從知道。在《俗文學史》里，鄭氏論述的宋金元的“雜劇”、鼓子詞、諸宮調等，要么受了變文這種藝術形式的影響，要么直接從變文中化出。但是，變文的發現和研究，似乎曇花一現，遠不及與變文大致相同時間的另一重大發現甲骨文那樣成為顯學。而且，變文即使在敦煌學里，恐也不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譬如中西交通史、中西外交史、佛經藝術史等）。何以如此，原因可能有多種，但變文作為一種民間文學藝術樣式，肯定是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為什么鄭振鐸要寫通俗文學史？為什么鄭振鐸會對一種湮滅了一千多年才發現的變文投入巨大的熱情？回到《俗文學》的開篇的題旨，那就是鄭振鐸堅守的“文學大眾化”和“文學普及”。文學的大眾化，是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支撐點和重要資源，也是啟蒙運動的題中之意。或者換句話講，通過諸如歷代歷朝的民歌、民謠、戲文，文人改編的詩、詞、文、戲文，以及鄭氏費力甚巨的變文的介紹與研究，樹立一種新的文學觀和文學樣式。同時也是對舊文化傳統的反省與批判。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樣式、文學理想和文學激情。在變與不變之中，有一點是相同的。拿鄭振鐸的話來講，那就是“增進聽眾的歡喜”，為了聽眾的歡喜，那就得“推陳出新”，那就得借鑒采用“民間所喜愛的故事”和“作風”，進而“改變群眾的視聽”，讓“人間的故事”成為群眾“歡迎”的文學藝術作品。

優秀而杰出的史學家，不僅提供鮮見而周全的史料，重要的是提供有灼見的文學史觀。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與《中國俗文學史》兩部書里，我們看到了鄭振鐸于這兩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本文兩書引文出自：1957年作家出版社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和1954年作家出版社的《中國俗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