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作家使用屏幕和攝像頭觀察生活、理解現實的時候，不應該僅僅將其看成是純粹的技術工具、接受信息的透明管道，而是要以反思的態度對待媒介本身，思考媒介自身的特質對信息的篩選、修正、過濾機制，對人類社會倫理關系的沖擊與改寫，對人類行為方式的控制與影響。

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數字媒介都已經無可挽回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對現實的感知方式。以至于每當社會上有了突發性事件，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往往不是挺身而出、及時干預，而是拿起手機，拍照留念。伴隨著生活的各個角落都充斥著無數的屏幕和攝像頭，每個現代人都不可避免地處在看與被看的關系當中，一方面成為名副其實的“表演者”，另一方面又化身為無孔不入的“偷窺者”。于是我們看到，現代人無時無刻不試圖用攝像頭記錄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又努力經營著光鮮靚麗的外表以便接受別人窺探的目光。在這樣一個時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對美好生活的真切體驗，而是對完美表象的不斷消費；不再是對愛情與友誼的實際感受，而是對親密表象的反復炫耀；不再是事件的真相究竟怎樣，而是以什么樣的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所謂“無圖無真相”固然是網絡上流傳的戲謔之語，但它同時也最生動、最準確地概括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

而當整個社會對現實生活的感受方式、觀看角度都發生改變的時候，當圖像與視覺在人們感知世界的過程中越來越發揮著主導性作用的時候，文學作品對現實的書寫和呈現方式也必然受到深刻的沖擊。特別是在當代中國有著悠久傳統和深刻影響的現實主義文學，其體驗生活、捕捉生活的細節、在典型環境下塑造典型人物、把握生活表象之下的歷史潛流等創作方式，也會因為人們感知現實的方式的變化而發生相應的改變。曾幾何時，現實主義文學的大師們并不僅僅依靠曲折的情節、生動的人物以及宏大的主題打動人心，其作品對倫理道德、人情冷暖的微妙體察，對日用雜物、鳥獸草木的細致描摹，對世事滄桑、悲歡離合的興嘆感慨，都無不令讀者深受觸動、獲益良多。在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魯迅、柳青、周立波等作家的作品面前，讀者能夠明顯感到自己對社會、人生、歷史、道德等方面的認識與這些現實主義大師相去甚遠，并總能夠從他們的作品中學到很多東西。例如，在閱讀《紅樓夢》時，我們根本無需通讀全書才能領略其藝術魅力，只要隨便翻開讀上數頁，就能感受到作者對人物口語的熟稔、對生活細節的通達，以及對世事、人情的洞明，所謂現實主義文學的魅力正蘊藏在其中，這也使得那些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都堪稱自己所處時代的百科全書。

然而，在這個數字媒介的時代，當越來越多的現代人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對日常生活的直接觀察，選擇以屏幕和攝像頭作為理解、觀察現實生活的手段時，我們的作家其實并不能獨善其身，而是越來越深地卷入到時代的潮流之中。在今天，我們很難想象還有作家能夠像當年的柳青那樣，為從事創作十余年如一日地扎根鄉村體驗生活，很多作家理解生活、觀察社會的方式其實和大多數人一樣，同樣要借助于各式各樣的屏幕和攝像頭。應該承認，伴隨著數字媒介的普遍應用，現代人獲取資訊的途徑越來越多，接受信息的方式也越來越便捷，順手打開搜索引擎或微信朋友圈，無窮無盡的信息就會奔涌而來，讓人目不暇接，這毋庸置疑是時代的進步。

當作家也像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一樣僅僅通過屏幕和攝像頭觀察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們對現實生活的感知其實是被媒介所限制的，并不能獲得超越普通人的視野和境界。一個具有癥候性的現象，是近年來一些非常優秀的作家的作品開始表現出某種新聞化的傾向。例如，余華2013年出版的小說《第七天》以一個死者的靈魂游走勾連起諸多的熱點新聞事件。在文學史上，從新聞中獲得靈感并非不能產生偉大的文學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最初就來自于作家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則刑事犯罪報道。但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將重點放在對人的心靈世界的開掘之上，使得其作品的思想含量和刻畫人物的力度遠遠超越了單純的新聞報道。然而在《第七天》這樣的小說中，人物不過是充當了行走的“眼睛”，用以帶領讀者觀看一個個具有轟動效應的新聞事件，并“借機”引出作者的諸多評論。不過遺憾的是，由于作家并沒有深入發掘新聞背后的故事，沒有超越那些新聞報道，使得讀者在閱讀小說之后，會感到作家的描寫和網友們的評論并沒有什么不同，簡直還遠不如網上的“酷評”生動傳神。更為讓人哭笑不得的，則是由于依靠新聞報道尋找寫作素材的現象極為普遍，甚至出現兩位知名作家因為都看了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的一期節目，分別根據這一素材寫了兩篇小說，造成題材“撞車”的尷尬。

毋庸置疑，在數字媒介的時代進行寫作，對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畢竟，在信息獲取途徑不夠通暢，教育的普及程度也不高的時代，作家擁有獲取信息、體驗生活、發表作品等一系列特殊的權利，使得他們可以憑借媒介的“特權”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天然地充當普通讀者的“導師”。但伴隨著數字媒介的出現，屏幕與攝像頭在徹底改變了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填平”了作家與讀者之間的差距。如果作家在作品中不能提供更為寬闊的觀察世界的新視角，不能提出獨特、富有見地的看法，無法讓自己的讀者獲得新的知識和教益，那么我們很難想象讀者為何要閱讀這樣的作品。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文學讀者群開始萎縮，社會影響力逐漸被電視、電影以及新媒體等各類媒介超越，最根本的原因就在這里。

當然，筆者指出這些問題，并不是希望我們中國的當代作家放棄使用各式各樣的數字媒介，重新回歸到現代科技尚未取得突破的年代，繼續走體驗生活、干預生活這類創作老路。我們無法選擇自己身處的時代，只能依據這個時代的特點，帶著它的全部優勢和缺陷尋找合適的寫作方式。畢竟，在屏幕和攝像頭已經全方位地覆蓋我們的生活的時候，逆時代潮流而動其實毫無意義，任何人都無法擺脫數字媒介的左右，作家也不例外。只是，當作家使用屏幕和攝像頭觀察生活、理解現實的時候，不應該僅僅將其看成是純粹的技術工具、接受信息的透明管道，而是要以反思的態度對待媒介本身，思考媒介自身的特質對信息的篩選、修正、過濾機制，對人類社會倫理關系的沖擊與改寫，對人類行為方式的控制與影響……只有這樣，當代作家才有可能比他的讀者稍稍往前邁出一步，刺破生活的表象，理解現實生活的運行機制。蘇格拉底曾有一句名言：“未經反思的生活稱不上真正的生活。”而在數字媒介的時代，或許這種反思的姿態正是以文學的方式理解的現實有效途徑。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