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何謂“新媒介文學”？

對于新媒介文學的界定，簡言之就是憑借新的電子技術工具寫作、傳播和閱讀的文學。新的電子技術工具（電子媒介）也就是電腦、手機、閱讀器等。因其需要電子通訊網絡的支持，一般也可概稱為網絡媒介。新媒介實際上就是電子（網絡）媒介；新媒介文學也就是電子（網絡）媒介文學，即互聯網文學。電子媒介（互聯網）對于文學的限定，一是文學書寫工具和方式的限定，二是文學傳達形態和方式的限定。前者容易理解，后者則限定了文學（作品）的全部流程及其中的所有因素，即文學的完整形態都必須從屬或受制于電子媒介（互聯網）的特有（技術）規定性。這使電子媒介（互聯網）文學具有了與傳統文學相異的特質，至少是具備了特質形成的條件——當代文學將由此呈現出新的歷史面貌。

從現象上看，中國文學因為互聯網而發生的最為重大的改變是：網上寫作和網上作品具有了一般文學的權利。這句話的含義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意味著文學制度的改變，即原先的文學程序和制度秩序已經被打破，必須重新調整文學整體的基本關系格局；也就是說，文學的利益分配角色及地位必須進行重新確定。其次，它意味著文學批評觀念的改變，即原先的文學觀念和價值判斷已經遭到嚴重的質疑，必須重建文學的基本價值觀；也就是說，原先有效的文學經驗和文學界限已經難以面對或說明文學的現實，必須重新獲得有關文學的感性、知識、信心和判斷力。其三，它也意味著文學社會生態資源的改變，即原先的文學資源、作家的生成方式、文學價值的公認途徑等等，已不再具有唯一性或權威性，必須對文學的生產力構成和文學的生產關系獲得嶄新的認識；也就是說，文學的人力資源、作家的文學生存、文學生產的“合法性”觀念已經根本改變，文學和作家的時空（如代際、市場）轉換已經形成新的自身邏輯。

所有這些改變對中國文學而言都具有歷史意義。互聯網開啟的是一個新的利益博弈時代。有關網絡文學的意義，主要是在進入新世紀以后才漸漸覺悟到的。特別是在2004年前后，博客寫作開始成為新的網上流行，再加上手機短信、掌上閱讀器等等新電子媒介支持的文學寫作和傳播樣式，保守的觀點也必須得承認，中國文學的面貌和進程已經開始了全面的歷史嬗變。這個嬗變期的特征就是多向度、多元化、多層次的文學樣式構成的利益博弈關系。與1990年代的眾聲喧嘩不同，互聯網時代的文學生態由此形成分類或分眾的格局——多種利益取向形成了文學生產和傳播的終端。也就是說，很難認為存在著一種統一性和終極性的文學制約因素了。不管是國家權力還是市場機制或文化商業資本，現在都是利益博弈的一方或一個環節，并不具有最終的仲裁權威，雖然在某些個案里它（們）或許是主要的決定因素，但這種決定性的地位已經不再可以無條件復制了。——新媒介（互聯網）革命的影響已經有了明確的根本性的結果：它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文學生態和權利關系，其中，也包括改變了我們的文學價值觀。

在網絡媒介和網絡資源出現以前，我們日常的文學資源、經驗、規范和準則之類，無疑主要來自古今中外的經典作品及對其的模仿和習得。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一向被我們視為文學的最高范例，文學訓練和文學教育也都以此為最高典范，同時，這又提供并規范了文學批評和文學評價的基本原則和標準。但是，在網絡資源出現并全面影響于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活動以后，雖然經典文學的理論地位及其價值還并沒有遭到公然的否定，但它的實際價值地位卻已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即它對網絡時代的文學寫作的影響力已經大為減弱。換句話說，經典文學已被邊緣化，經典文學的歷史傳統已呈遞減弱化的趨勢。

在此，意味深長的是，經典文學在網絡世界中式微以后，文學資源和價值觀的真空狀態并未出現，而是幾乎同時就由虛擬資源（產品）所充分填補了。只要能夠獲得資源的及時且充分的供給，經驗的形成和獲得也就有了保障。并且，這還促使網絡世界形成了自己的法理邏輯，建立了自己的經驗和價值標準。所以，經典的傳統文學地位及其價值觀的衰落，并沒有也不能使文學遭受滅頂之災，相反，這還互動、互補性地催生出了新的文學樣式、文學觀念及其價值標準。也就是說，網絡媒介充當并勝任了新的文學資源和新的文學經驗的平臺，并由此產生出了新的文學。文學史或文學的傳統，因網絡媒介的誕生而翻到了新的一頁，進入了另一種系譜。——顯然，文學演進的這種當代轉折對我們的價值觀包括文學史觀念形成了嚴重的挑戰和考驗。

不妨一般地回顧、比較一下一種有趣的想象。90 年代末期即最早的網絡寫作者是不被視為文學作家的，而被蔑稱為網絡寫手，現在也依然有這種稱謂；他們或網上的作品也決不可能被看作文學作品，只是網文而已。文學寫作的正統依然還是以紙質刊物發表為主要方式的傳統作家的創作形態。進入新世紀初，這種狀況還未有太大改變。此時此刻，網上的文學地位必須由網下來品評和決定。兩者的力量對比還非常懸殊。雖然不幾年后網上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時卻還并不具備足夠的預見和自信。只是網絡寫作已經開始在試探性地沖擊傳統文學形式了，而且很快，技術平臺的支持會使網絡寫作變得無比強大。

然而這時一場發生在傳統樣式文學內部的革命應運而生，且勢如破竹。——《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獲得了主流文學權力和讀者市場的全面支持。

在這里之所以要提到新概念作文大賽，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當代最新的一代作家、一般稱為80后的作家，是以該大賽為契機實現了群體性的崛起，而且也因此產生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家。所謂80后作家及其作品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已經成為當代文學中的一種標志性現象。文學的轉型或新的文學的生成，水到渠成地匯入了80后一代文學年齡的成長和成熟過程，推動時勢選擇了這代人作為主要的文學代言者之一。《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典型說明了世紀之交嬗變過程中的中國文學價值觀和權力分布格局。時勢趨向沒有懸念地站在了新生力量這一邊，卻又沒有形成一邊倒的狀況。——很大原因在于互聯網真正成了文學的社會公共平臺。80后現象提醒我們必須看清當下的文學事實：由于互聯網和文學市場化以及文化商業資本的復雜作用，傳統體制以外的文學生存已經成為現實的文學生態。文學的多樣性和多取向已經不再是任何一種權力集中體制所能完全有效控制的了。絕對的自由是沒有的，自由意味著可以自主參與博弈之局，可以分享和獲得權利。此時此刻，文學空間已成多元格局，各種不同的文學價值已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間實現自身價值的最大化。而且，不同利益間的交換足以衍生出新的價值增長點。傳統體制和新興市場已成親密合作的伙伴。只是在關涉國家權利及其形象的塑造等重大問題上，體制的資源分配優勢會發揮得更為充分。這一點還不見得會改變。

不能不接受80后，就像不能不接受網絡寫作和網絡文學一樣。實際上，后者更是前者的時代背景。進入新世紀特別是博客興起之后，互聯網的強勢地位已經不可撼動；更為準確地說，互聯網已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言論平臺。對文學而言，網上網下已經合為一體，構成了利益共同體；對國家政治或社會、個人生活而言，網上網下已經形成多向互動的公共空間，特別是基本形成了一種權力制衡關系。因此，1990年代后期、世紀之交時網絡寫作的自卑感和被輕視，在新世紀之后沒幾年已變得沒有意義。倒不是說有多少優秀的原創作品發表于網上，最關鍵的是網絡空間參與了文學規則的制定和文學市場的定價。同時，網絡寫作不再是某些特殊人群的專利或不得已選擇，而成為所有（文學）寫作者共享的權利和方式。從現象事實上看，進入網絡時代以后，所有（文學）寫作都在向網絡寫作方式靠攏，或是因網絡寫作方式而引發自身的改變。但網絡時代的文學形態最終還究竟會作何種演變，那又是誰也沒法確定的。——文學史演變的極端不確定性，也是我們當下這個時代的文學的總體性特征。

再換一種角度看，相對于紙質傳統的文化形式而言，以互聯網為主要標志的新電子媒介文化更多只能說是一種社會亞文化現象，前者才是主流文化形態。同樣，相對于傳統文學和傳統作家而言，80后文學/作家也只能說是當代社會亞文化現象在文學領域里的表現——姑稱之為亞文學現象吧，傳統文學和傳統作家則是當然的主流文學形態。這樣一種相對性的比照，既是媒介文化和作家代際的表面形態差異所致，但也與形式的內里——價值觀立場、思維方式、意識形態等等的不同取向有關，哪怕這些取向是不自覺的或非對抗性的。

因為長期以來一直接受由國家權力支持的主流媒體、主流輿論、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勢乃至至尊地位，我們的視野往往容易忽視社會亞文化思潮及其形態的暗流、勃興對社會整體文化結構或其發展的影響的廣泛性與深刻性。實際上，一般所謂的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的力量對比，在特定的時間或空間（比如，按照年齡、性別、地域、信仰等可以相對區分出的文化人群）里的實際影響力，往往難以清晰判斷，有時還可能會與常識概念恰好相反。換言之，在特定的時空或文化人群中，亞文化價值觀的實際權利地位很可能會高于社會主流文化價值觀的地位。在主流或亞文化的實際權利地位有可能會發生變化甚至倒置的社會情境中，什么才是主流或亞文化呢？這其實是一個無法明確回答的難題。比如，紙質媒體和網絡媒體的文化地位或其影響力的比較，青少年文化、女性文化、白領文化、同人或同業文化，還有少數族群文化、民間宗教文化、非政府組織文化、同性或雙性戀文化等等，凡此以不同標準可以相對劃分出的“亞文化”，并非只是被動地或自甘弱勢地接受著主流文化的完全宰制。亞文化有自己的世界，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們就是主流文化。因此，特定的時空或文化人群的條件，完全可以改變主流或亞文化的權利地位關系，改變文化形態的實際邊界。

不妨仍以《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及其造就的一代80后“亞文學”為例，仍然從其與主流文學的對照來看。例如，作為文學刊物的《萌芽》，它與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人民文學》比較的話，就很可說明問題。

《人民文學》的歷史地位比較容易確認。它是與新中國相伴而生的最高文學刊物，在國家體制內獲得了文學“國刊”的特殊地位，除了“文革”十年的停刊，一直要到幾乎整個80年代，它的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權威地位沒有受到過真正的撼動和威脅。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人民文學》是可以被視為中國當代主流文學史中的標志或樣本的。而且，迄今也仍是主流文學的代表性刊物。

《萌芽》一向也是計劃體制內的主流文學刊物。但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它順應了中國社會體制轉型改革的時勢，終于成為市場經濟和網絡時代開始階段能夠代表當代文學轉型發展面貌的一個標志性文學刊物。——我的這個評價的主要依據就是十年前開始、迄今未衰的“新概念作文大賽”。

“新概念作文大賽”并非正統主流文學的翻版，而只是它的衍生物，是與正統主流文學自覺形成距離感的一種青少年文學寫作現象，即具有鮮明的社會亞文化、亞文學的特征。但“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文學史意義卻至少在幾個方面是極其突出的。一是在文學的寫作和發表受到已顯僵化的制度、常規或習慣的侵害時刻，新概念作文大賽以其嶄新的文學寫作理念，激活了社會層面中的原生的文學精神和文學生命，特別是使文學寫作與一代甚至幾代人的青春成長過程產生了直接的關系，文學寫作由此從根本上突破了以往的種種規約，真正成為“人生的文學”。這種巨大的改變，在中國經驗里是必須由國家力量才能完成和做到的。但現在，卻由《萌芽》借力于社會轉型的時勢大潮以一個刊物的努力而助成其功。二是不再主要依靠政治或意識形態的權力，就將文學寫作與文學教育直接聯貫了起來，既使文學寫作變得格外的純粹，也使文學教育有可能走上自省而活潑開放之路。這又不單是文學寫作或文學教育本身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有生命的文學從此真正（重新）成為一種人生教育的方式和內容，它在廣闊的社會意義上促進了制度化的學校教育的改變。三是直接促成了一批最年輕的當代文學作家的誕生，但又不僅是一代作家的誕生。這批作家（即一般所謂“80后”作家）因其誕生和成長的社會條件、文化條件、生活條件乃至政治條件等，全都迥異于此前的所有各代作家，所以，他們的出現才是真正標志了中國當代作家的實質性“換代”，此前所有各代作家之間的差別，恐怕加起來也無法趕上共同的與這代作家之間的差別鴻溝。中國作家開始了實質性的換代，豈不就意味著中國文學也開始實質性的換代了嗎？——或許，新的文學傳統正就此萌芽。《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賽直接寫出了中國當代文學轉折史的這一章。

假如我們沒有證據說明《人民文學》改變過自身的中國主流文學的身份和地位，那么，《萌芽》的上述歷史卻蘊含、經歷了一種從主流文學到亞文學而今身份、地位又趨復雜、難以確定的“革命轉換”過程，從而最有資格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經驗的標本。

《萌芽》當初的應勢改革進而釀成了新概念作文大賽的這場文學史革命，使這個差不多奄奄一息的新中國老牌文學刊物一下子再次進入了當代文學的現場前沿，不僅直接書寫了文學史中的華彩一章，而且，也使自己成為文學史必須關注和書寫的重要對象。《萌芽》及其新概念作文大賽雖仍屬現在進行時態，但已經的十年歷史足以使它有資格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并且，以之為標志的新的歷史仍在不斷地獲得重彩濃墨的書寫。有兩個相關的現象非常值得重視。一是網絡寫作早已經進入了傳統的文學規范領域，反言之，傳統的文學寫作規范已經不再視網絡寫作為異端或垃圾，兩者已經構成文學共同體而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共同資源和經驗。二是在沒有“80后”作家參加的最新一屆全國作家代表大會后不久，至少數十位“80后”的代表性作家由幾代老作家作為介紹人而引薦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最新的顯例則是，《人民文學》在其總六百期即創刊60周年之際，以整期方式推出了80后文學的亮相。——這兩個現象充分說明了當今的文學市場利益和文學體制觀念都已不能不認可并促進不同文學的“歷史性合流”。形勢比人強。新文學史的萌芽其實就近在眼前。《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賽就此創造出了屬于自己的歷史。要是以后還有人會從刊物的角度來研究文學史，很可能“《萌芽》系作家”就是一個嶄新而獨特的文學史概念。

概言之，亞文化/亞文學的力量仍足以創造出自己的歷史，仍足以改變自身與主流文化、主流文學的力量對比，甚至，仍足以使主流文化、主流文學的既定身份與地位在一種相對的時空里發生明確的變化，乃至革命性的改造、置換、取代。——大約一百年前，白話文學就是這樣完勝了文言文學。

當然，任何一種文學的價值（標準）系統的形成和建立，都有待于兩個條件的滿足：一是典范性作品的產生，二是文學社會對其典范性價值的公認，由此促使觀念和理論的普遍成熟。顯而易見，80后的十年文學經驗，正在滿足這兩個條件。否則，就不能解釋“德高望重”如《人民文學》之輩的“屈尊俯就”。倒是另外一種現象比較值得憂慮。80 后寫作、新媒介文學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某種取消文學邊界的極端傾向，而且大量生產即便是最寬容的態度也無法接受的“文學作品”。這種“非文學性（寫作）”很有可能使人對其文學品質難以保持充分堅定的信任感。歸根到底，文學的“革命”同樣需要也必須建立自身的文學規范，否則，革命就演成了暴亂，文學革命的依據和理由也就漸漸喪失了。——顛覆一切、重新出發或回歸“原始”，不再會是文學發展的出路選擇，已經沒有一個文學社會能夠承受這種重寫歷史的代價了。因此，最重要且明智的其實就是，社會亞文化/亞文學的生存和發展，同樣需要獲得相應的審美經驗與充分合法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