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現代文學在其發軔之初就標舉著“個性主義”的大旗，“個性主義”不僅意味著張揚自我，而且意味著“自己生命的表現”。因此，表現創作主體的生命體驗也就成為“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一種普遍特征。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廬隱、茅盾、巴金、曹禺、老舍、沈從文、張愛玲等作品里所呈現的撕裂、沖突、痛苦、焦灼、蒼涼的生命狀態，莫不帶有濃重的“生命表現”的印記。揭示個體的生命狀態，不僅源自作家執著于自我表現的內在沖動，而且凸顯了現代主義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深刻影響，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重要表征。南昌大學李洪華教授的新作《生命意識與文化啟蒙》正是立足于這一影響，對現代文學的現代氣質和啟蒙意識展開探討，從中發現文學現代化與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新的矛盾與困惑”，為現代文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學術視野。

一

長期以來，“以五四文學革命為起點的現代文學被賦予了‘啟蒙’與‘救亡’的堅硬品格與神圣使命。這既是‘載道’、‘言志’古代文學傳統的現代賦形，也是內憂外患的時代語境使然。然而，作為一種精神生產的文學創作，在本質上還應該是人的生命表現的對象化活動”。《生命意識與文化啟蒙》正是循著現代作家的生命體驗與文化啟蒙的路徑不斷生發至現代文學深處的。著者從魯迅入手，立足于“交織著生命感性與啟蒙理性的創作方式”，對其創作上的一系列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他關注到魯迅小說里男女形象的失衡，不僅表現為男性形象在數量上明顯超出女性形象——在魯迅小說中約300個人物形象里，男性達到228個；更為重要的是，從《狂人日記》開始，魯迅就將自身的生命體驗加諸狂人、“我”、呂緯甫、魏連殳等一系列男性形象身上，使其常因顯出“靈魂的深”而更富情感上的沖擊力。但在描寫女性形象時，更多灌注其間的是清醒的啟蒙意識，“缺乏了如刻畫男性形象那樣既出乎其外‘大膽地看’，又入乎其內‘深入地寫出他們的血和肉來’”。魯迅的文學創作是生命體驗與啟蒙理性相互交織的過程，其中男女形象的失衡問題恰恰映射了創作主體的心理導向，從這個特點來體察魯迅的文學世界顯然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從生命體驗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時下的魯迅研究，李洪華從中發現了新的學術研究空間。比如，在魯迅與宗教文化思想的研究上，作者對歷年來的研究成果條分縷析，在肯定其價值的同時，也指出此類研究的共同出發點是“作為思想家的魯迅是辯證地看待和接受宗教文化思想的”，而落腳點則是“魯迅的啟蒙主義宗旨”，但“如果避開了魯迅作為個體‘人’的生命意識和人生體悟，而僅從社會文化和思想革命的層面上對魯迅與宗教文化思想進行意義的闡釋，似乎有些神化魯迅的潛在取向”，這確實是發人深思的。倘若在生命體驗和啟蒙意識的二元視角下重新審視魯迅與宗教文化思想之間的關系，他內在的孤獨、虛無，《過客》中所描述的不知來處與去處、一直走下去的“過客”狀態，是否與宗教思想有著某種潛在的關聯呢？是否可以從魯迅對宗教觀念的因應上加以闡釋呢？正如作者所意識到的，從啟蒙的視角來看待魯迅與宗教文化思想的關系，固然是這一課題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探討其作為鮮活的個體生命與宗教思想之間所形成的復雜共鳴，能夠進一步地從整體上把握宗教之于魯迅的意義。

李洪華對魯迅的研究聚焦在一些看似細枝末節的問題上，如魯迅小說中男女形象失衡的現象、魯迅為何不寫長篇小說等，或是從一些研究者已經熟稔的角度入手，如魯迅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接受、魯迅與宗教文化思想的關系等。但是，他的研究卻總能獨辟蹊徑，以頗具現代主義意味的生命體驗與啟蒙意識的相互交織作為中心，由此重新觀照魯迅的文學創作，從中形成了新的視角，產生出別樣的思考和闡釋。沿著這樣的思路來審視和梳理中國現代作家群體的寫作面相，魯迅及其同時代人在文學創作上的豐富性和獨特性也就自然地呈現了出來。

二

以魯迅作為起點，李洪華對現代文學史上的一系列重要作家展開了富于創見的探討，揭示在東西文化交融、左翼思潮與現代主義思潮碰撞、文化語境轉換等多重關系中所顯露的文學觀念和創作實踐，其中的“變”或“不變”顯露了現代作家在建立其現代性追求時所呈現出的復雜乃至矛盾的面目。這種復雜乃至矛盾的面目在新文學的肇始階段就已經有所顯現。在《生命意識與文化啟蒙》中，著者通過對魯迅和胡適的比照，勾勒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從“同仁”走向“陌路”的思想路向，而他們的分道揚鑣既有著個人性情、稟賦、成長環境的差異，更體現出時代巨變中知識分子觀念的遷移和沖突。這種觀念的轉變和沖突更為集中地體現在中國現代作家與現代主義思潮的關系上。作者注意到，“‘五四’時期，在注重思想啟蒙的文化語境中，中國現代作家在引進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時，關注的是其反傳統的現代性和藝術革新的先鋒性，而懸置了包含其中的頹廢性因素”，但“在新的文化語境中，注重階級分析和提倡社會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意識領域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其結果是“現代主義逐漸被指稱為腐朽、墮落的藝術”。

在著者看來，體現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在現代性追求上的矛盾心態，也蘊含著現代性本身的悖論。“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現代性訴求，既包含著對民族國家的想象性建構即“社會領域的現代性”，又包含著對現代主義藝術的引進和借鑒即“美學概念的現代性”，但在“五四”的文化語境中，二者不僅沒有產生沖突，反而相互影響，譬如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在現代主義思潮與啟蒙理性之間并無不適。然而，隨著社會語境的轉變，特別是啟蒙現代性被革命現代性所替代，“馬克思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成功鼓舞了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轉而選擇這一更為符合本國實際的‘現代性’追求”，由此也就帶來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在文學觀念和創作上的轉向和多元化。在論及《蝕》作為茅盾“苦悶”之象征的意義，以及《子夜》中的“頹廢”色彩時，李洪華發現，盡管茅盾在1925年之后就一改此前積極譯介現代主義思潮的態度，轉為否定和批判現代主義，但以《蝕》為代表，茅盾的早期小說“在情感基調上契合現代主義的精神實質”，在藝術上也多取法現代主義。而作為左翼小說標志性文本的《子夜》，則通過大量地描寫現代都市的物質空間和都市男女的日常生活，營造了富于現代意味的“頹廢”氛圍，同時在小說的寫作技法上也并未真正割裂與現代主義文學的聯系。

現代派群體與左翼陣營關系的闡釋是《生命意識與文化啟蒙》最具創新之處。著者梳理了施蟄存、戴望舒、穆時英、劉吶鷗等現代派作家從左翼文學“同路人”逐漸走向“陌路”文學之旅，并認為“現代派群體與左翼陣營的矛盾實際上是特定歷史時期文藝與政治沖突的表征”。著者以水沫書店和《現代》雜志為中心，論析了施蟄存、戴望舒等現代派作家對普羅文藝的譯介和傳播，以及“現代派”群體的轉向，特別是1932年7月由杜衡（蘇汶）所引發的關于“第三種人”的論爭，意味著現代派作家與左翼陣營的決裂。他認為，這種結果的出現實源于現代派作家在“理智與情感底沖突中”——他們想要寫“積極的有意義的東西”，但又感受到自己的創作因此被“機械化”，“都時常呈現出一方面深受左翼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想努力擺脫的焦慮”。現代派作家的創作個性與左翼文學的革命理性之間出現了劇烈的碰撞，其結果自然是雙方在文學道路上漸行漸遠。

循著這樣的思路，李洪華將視野拓展到40年代九葉派與左翼詩壇的聚散上，在現代主義的視閾里為現代作家的觀念轉換和創作演變建立了一個新的觀察點。他以1947年創刊的《詩創造》為重心，梳理了《詩創造》內部的合作與分歧，發現前期的《詩創造》實際上形成了以臧克家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和以杭約赫為代表的現代主義兩種傾向——前者注重詩歌的時代性和政治性，后者則強調詩歌的藝術性，正是兩種傾向的矛盾造成了九葉同人的退出。由此進一步探究九葉派與七月派、《新詩潮》社之間的論爭，不僅論爭的雙方都各自囿于門戶之見，而且在戰爭文化語境下左翼詩壇強調的是詩人的戰斗精神和現實意識，但九葉派始終堅持現代主義詩歌的立場，力圖建立現實、象征和玄學的綜合，其詩歌理念與創作路向的差異是二者走向殊途的首要原因。

透過對上述作家和流派的分析，《生命意識與文化啟蒙》一書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的現代性追求為開端，將三四十年代中國作家在特定語境下的歷史抉擇和觀念轉向作為研究的主線，提出了文化語境轉換與現代性嬗變的命題。作者認為，“現代性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理想訴求和現代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無論是改良的現代性，啟蒙的現代性，還是革命的現代性，其終極目標都是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但問題在于“西方兩種存在著‘無法彌合的分裂’的現代性同時登陸了‘前現代’的中國，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中國現代性追求中的復雜糾纏”。

三

既然是討論現代主義思潮和現代性問題，都市必然會被包含在研究視野內。如何書寫都市，本身就指向了寫作者對現代性的追求和認同，也指向現代主義文學的自我表征。如前所述，《生命意識與文化啟蒙》討論了茅盾式的左翼作家在都市書寫上所呈現出的現代意味，這突出地表現在《子夜》所構建的現代都市生活的“頹廢”氣息上。不止如此，作為生活場域和審美對象的現代都市，一直沒有離開現代作家的文學視野。倘若從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算起，“都市”的文學形象在不同流派、風格、類型的作品里多有所體現，而且在其中相當一部分作家的筆下往往被賦予特定的文化意義。所以，作者承認，“在中國現代文學進程中，都市常常作為道德與文化上的反面形象出現在作家的文學想象中”，“都市”本身常常如同負有道德原罪般成為作家貶抑的對象。但是，具體而言，對都市的書寫又蘊含著不同語境和觀念下作家對現代都市文明的不同感受、體驗。

李洪華對30年代現代派文學的分析，既聚焦于他們關于都市的審美想象，又始終沒有脫離這個群體與左翼思潮的糾葛。比如，作為現代都市敘事代表性文本之一的《上海的狐步舞》，構建了一個典型的都市生活圖景——由跑馬廳、舞廳、大飯店所構成的外部生活空間和由劉有德們所構成的頹廢的生活狀態，但作為長篇小說《中國一九三一》的一個斷片，后者所要承載的社會內容顯然遠遠超出了“上海，建造在地獄之上的天堂”這一主題。從這個角度來看，穆時英的都市書寫雖然呈現了他們獨特的都市體驗——“無家的漂泊、感情的虛空和精神的隔膜”，但同時也顯露了新感覺派作家所受的現代主義思潮和左翼思潮的多重影響。與穆時英不同，戴望舒的詩歌所呈現的是“瞬間浮華的現代都市色彩和孤獨憂郁的情感基質”，而這種情感則來自于他的都市生活經驗與情感糾葛。作者注意到戴望舒詩歌里使用最為頻繁的是“夜”和“夢”的意象，他結合詩人自身的情感遭際，將“都市中的‘夜行’，‘雨巷’里的徘徊，‘幽夜’里的尋夢”視為戴望舒“體驗和想象都市的常見方式”，感受到詩人作為孤獨的都市夜行者和尋夢者“把都市的浮華沉潛為個人的憂郁和感傷”，由此在詩歌里顯現出其所負載的“現代”情緒。所以，戴望舒詩歌中那憂郁、感傷的抒情語調，實則源于一個鮮活的個體生命在喧鬧、浮華的都市里難以排遣的寂寞、哀愁，而詩人所表現出的這種都市體驗，則構成了現代派文學在面向都市時的一種情感底色。

《生命意識與文化啟蒙》一書以歷時性的縱向視角來審視現代作家的都市書寫，因而戰爭文化語境下“都市”意蘊的文學流變也就成為他探究都市、現代性與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觀察點。在對徐訏的研究中，他發現舞場、賭場、咖啡館、夜總會等空間場域雖然依舊是小說表現的主要場所，但徐訏已將關注的重心轉向在此空間背后人的精神世界，“探討愛與人性的哲學命題”。這種轉變讓徐訏的小說和左翼小說、新感覺派小說區別開來，從一定意義上說接通了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更深層次的聯系。而在張愛玲身上，都市生活與戰時的生命體驗同樣交織在一起。從張愛玲小說的都市空間體驗出發，李洪華通過對《留情》《封鎖》等小說的分析，將“張愛玲筆下的那些開放或半開放式的外部生活空間”，理解為“人物室內生活的延續和位移，它們是作為人物內心活動的陪襯和室內生活的轉場延續而獲得意義的”。李洪華注意到，張愛玲的小說一方面常以舊家大宅展示出新舊雜糅的都市物質空間。另一方面，作為現代生活空間的公寓，則為張愛玲及其筆下人物觀察上海提供了另一個最佳視角，使其得以孤獨地憑欄遠眺，人世的蒼涼感也就在這樣的觀察角度下釋放出來。

從左翼作家、新感覺派作家到徐訏、張愛玲等人，李洪華既關注到他們各自的創作個性和時代語境的影響，又始終聚焦在都市現代性與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框架內，探討現代知識分子的都市體驗及其呈現方式。客觀地說，盡管《生命意識與文化啟蒙》在個別問題的研究上略顯倉促，如對魯迅和胡適走向“陌路”的分析就有繼續深入的空間。但是，該著仍不失為一部深具學術價值的著作。著者對現代主義文學有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圍繞著現代主義思潮這一核心命題，生發出“體悟與表征”“先鋒與革命”等一系列話題，并由細致的、語境化的作家作品研究將其延展開，提出不少富于洞見的新觀點和新思路，足見其開闊的學術視野和扎實的學術功力。特別是，他在書中所提出的魯迅小說中男女形象失衡、茅盾的新浪漫主義情結、戴望舒的都市“憂郁”等問題，發人深思，可以為時下的現代文學研究提供新的視閾和新的觸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