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范伯群兄是復旦大學中文系1951級學生，我在1953年入學時，他們是三年級生，高我兩班。因為當時國家建設急需人才，高他們一班的1950級提前一年畢業了，于是他們就成為系里的老大哥，而且做了兩年，從三年級到四年級。他們很樂意于做老大哥，但老大哥是不好當的，按照中國傳統習俗，他們有著照顧小兄弟的責任，所以五一級這班人對我們五三級新生就特別關照，有些人還常到我們宿舍來聊天，幫助我們熟悉大學學習規律。伯群兄就是來得較多的一個，我們親切地稱他為范大哥。

當然，他們來了也不是一本正經談學習，而是天南海北地瞎吹，有時候吹得不著邊際，但無形之中對我們的學習和行為都產生了影響。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有這兩點影響是比較大的：一是學術上崇尚自由思想，不盲目崇拜權威；二是課業上講究創造性思維，不追求考試成績的高分。

所謂權威崇拜，其實不只是對政治權威的崇拜，還有一種相當普遍的崇拜，是對于社會權威的崇拜。社會權威又有多種。魯迅說：“我們鄉下評定是非，常是這樣：‘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么？他田地就有二百畝！’”這就是社會權威崇拜的一種——財富崇拜。財富可以造就某些人的社會地位，而這種地位也決定了他言論的價值。現在有些人特別喜歡聽某些大款發言，媒體在介紹某人的言論之前，也要先介紹此人的資產有多少、企業有多大，就是這種財富崇拜心理作祟。其實，言論的價值，是以言論本身的正確性和深刻性為依據的，與財富多少有何干系？社會權威崇拜的另一種，是對學術地位和藝術地位的崇拜。時下學術“大師”、藝術“大師”滿天飛，就是大量制造崇拜偶像的表現。這也是自己制造菩薩自己拜。

我們上學的時候，“大師”還是個崇高的稱號，沒有人敢于自稱“大師”，或欣然接受“大師”的美名來招搖過市。帶有權威性的知名學者是有的，但復旦人根本不將他們當作一回事，大家都是只認學理不認人。老師們常有向權威或名人挑戰指謬之事。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意氣風發的師兄們，當然更有鋒利的言詞了。這些言詞未必都很精當，但對于我們解除思想束縛，自由地思考學術問題，是很有幫助的。

這種風氣帶到課業上，對于考試分數就不那么計較了，重視的是對問題要有獨到的見解，要有創造性思維。年級里業務比較突出的同學，未必是考分高的學生，而門門得5分的學生，則未必受到同學們的尊重。這里需要解釋一下，那時正在全面學習蘇聯，連考試計分法也舍棄慣用的百分制，而改為蘇式的五分制：5分是優秀，4分是良好，3分是及格，2分是不及格；許多課程還采用口試方式，也是從蘇聯學來的。

但過了幾年，風氣就變了，考試分數逐漸被看重起來，而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卻日漸萎縮。

這種轉變，大約始于1955年，到1957年以后則大變。

范伯群這一班五一級同學，畢業于1955年。在他們即將畢業之時，來了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反胡風斗爭。運動開展以后，照例要追查胡風的社會關系。胡風在解放初期到復旦中文系兼任過文藝理論課程，不過那是五一級入學之前的事，與他們并無關系。但是，系里有一位教師賈植芳教授，卻是胡風的朋友，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干分子。于是，又要追查賈植芳的社會關系，這一查，就查到五一級同學頭上了。

賈植芳年輕時是學生愛國運動的積極分子，曾幫共產黨做過事，坐過北洋軍閥、日本人和國民黨的監獄，是進步教授，當時擔任復旦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組組長，為五一級學生開《俄羅斯蘇聯文學》《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等課程，深受同學歡迎。他很愛護學生，熱心幫助他們的業務學習，還為范伯群、曾華鵬、施昌東定下畢業論文題目，輔導他們寫作，并準備幫他們出書。這本是師生關系好的表現，不涉及政治問題。但是賈植芳被捉將進去之后，范、曾、施三人就受到審查。施昌東也被收監，范伯群和曾華鵬則進學習班，并受到處分，后來是分配到外地去當中學教員——本來，這幾位高材生應該是留校任教的，而且當時復旦中文系也正需要充實青年教師的力量。

對于意氣風發、正待起飛高翔的青年來說，這種人生挫折是很大的。好在第二年政治形勢有所改變，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共青團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范伯群和他的老同學曾華鵬抓住了這個時機，在畢業論文的基礎上，合作修改出了《郁達夫論》，聯名在《人民文學》1957年五六月號合刊上發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在給老同學的贈刊上題了一句魯迅小說《傷逝》中的話，“我也還未忘卻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頹唐得多……”語氣間有些傷感是難免的，重要的是，在這句題詞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要重振精神，展翅奮飛的決心。

不久，他們的工作也有所調動。范伯群從南通中學調入江蘇省文聯，從事創作理論研究，并參與《雨花》雜志編輯工作。此后，常看到他的文學評論文章。但是，卻沒有機會見面敘談。

我們再次見面，已是分別二十多年之后的1978年秋天。那時，安徽勞動大學等發起在黃山舉行魯迅研究討論會，規模很大，邀請了很多老中青研究者參加。老一輩有王瑤、錢谷融先生等，還有被魯迅稱為“詩孩”的孫席珍先生，亦已步入老者行列，不過仍舊童心未泯，很是活躍；中年一輩是我們這些人，人數最多，記得李澤厚是在蕪湖參加西方哲學史討論會，會議尚未結束，聞訊就趕到山上來參加“魯研會”的——他是以美學和思想史研究著稱，但也寫過論魯迅的文章，對魯迅很崇敬，會議結束后，我們還一起爬黃山，直到光明頂；此外，還有一些年輕人。這是多年困居之后，第一次舉行全國性現代文學學術會議，大家都很興奮，而這種學術研討會，以前好像還沒有開過，所以也感到很新鮮。

我上山報到后，查看與會名單，發現有范伯群兄，趕快到他房間去拜訪，相見之下，自然非常高興。但把談之后，卻發現他的風格有相當大的變化，當年凌厲的鋒芒消退了，變得厚重沉穩起來。我忽然想起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一句話：“先生宦后雄談減，悄向龍泉祝一回。”雖然伯群兄那時還未做官，并非“宦后”，但是，二十多年的生活歷練，使他成熟了許多，不像我這樣，年紀雖已不輕，卻還是鋒芒畢露，氣盛得很，簡直毫無長進。

那次交談的內容，除了互敘別后的經歷以外，主要還是討論今后在學業上的打算。其時，他已調入江蘇師范學院中文系任教，有時間可以坐下來做做學問了。大家都覺得被耽誤的時間太多，當年的毛頭小伙子，如今都是四十開外的中年人了，伯群兄長我五歲，已是奔五之年，再不抓緊時間搞業務，這一輩子一晃也就過去了。伯群兄還說，現在知識分子又要被推出來做官了，不管怎樣，我們都不能擔任行政工作，要把所有時間放在學術研究和教學上。我很贊同他的說法。

這之后，我們見面的機會多起來。有時一起開學術會議，有時一起講學。他也常到復旦來出差，或住恩師賈植芳先生家，或住復旦招待所，后來是賓館，而且常約我見面聊天。

他與曾華鵬兄再度合作，在現代文學作家論上，做出突出的成績，被稱為學術上的雙子星座。他們連續出版了《王魯彥論》《現代作家四論》《冰心評傳》《郁達夫評傳》，還有《魯迅小說新論》，都很有影響。他們每出一書，都送給我留念，我真為他們的學術成績高興。

有一次，伯群兄來復旦，住在第八宿舍招待所。我去看他，陪他到校區辦事，從國年路快要走到邯鄲路時，他對我說，他們江蘇師院改為蘇州大學后，校領導幾次找他談話，要他出任中文系系主任，他推辭不得，只好答應了。我驚訝地問道：“你不是說過，要全心全意做學問，決不做官的么？”他無可奈何地說：“唉，老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些事，不是自己可以做得了主的。你若想當官，領導上如不同意，那是當不成的；你若不想當官，領導上卻要你當，那不當也是不行的。我實在抵擋不住，只好答應了。”接著，他又說：“我們學校將江蘇師范學院改為蘇州大學，不僅僅是改個校名的問題，而是從師范院校到綜合性大學的一個體制上的大變化，我們系里的干部大都是師范院校出身，只有我是綜合性大學畢業，所以校方要我出來辦系，是想加速這種轉化，也不無他的道理。”我說：“從學校的角度看，這種考慮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一涉及權力之爭，恐怕你將來的日子未必會好過。而且行政事務也會影響你的學術研究。”他說：“學術研究是我輩根本，我一定不會放棄的！”

做了系主任之后，伯群兄與復旦的關系更加密切了。他不但帶領干部到復旦中文系來取經，而且帶領老師來聽課，還派青年教師來進修，又請復旦的教師到蘇州大學講課，章培恒兄和我都去過。聽說蘇州大學有人批評他太靠攏復旦了，什么都學復旦，伯群兄卻自豪地說：“我就是要學復旦的辦學路子，按復旦模式為國家再辦一個中文系，有什么不好？”所以，他依然按他的思路做。

辦好大學系科，師資力量是主要因素。伯群兄廣泛地網羅人才，來充實本系，在他的努力下，蘇州大學的師資力量迅速提高。1980年代中期，我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想離開復旦，伯群兄知道后，竭力動員我到蘇州大學去任教。我說：“我家在上海，到蘇州工作不方便。”伯群兄說：“你到我們那兒，主要任務是搞科研和帶研究生，大部分時間可以坐在你上海家中工作，用不著長駐蘇州，研究生也可以到你家中上課。怎么樣？”如此優惠條件，我聽了有點動心。后來因為我的老師朱東潤先生不允許我離開復旦，只好作罷。但伯群兄這份情意，我一直記在心里。

要將一個系科辦得有全國性的影響，必須要辦出一些特色來。但在全國綜合性大學中，蘇州大學只是一個新轉型的小弟弟。全國各高校的中文系，都是老系，真是強手如林，要冒頭談何容易？但伯群兄很會動腦筋，在他的策劃、推動下，蘇大中文系辦出了兩大特色：一是以錢仲聯教授為首的清詩研究；一是以范伯群教授為首的近現代通俗文學研究。他們在全國高校中辦出了名氣，令人敬佩。

錢仲聯教授是位老學者，國學根基深厚，尤長清詩研究，但因本人有些歷史問題，一直未得到重用。改革開放以后，政策較為寬松，學校想啟用他作為學科帶頭人，將他申報為碩士生導師，不料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下來竟是博士生導師，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據說是學科組評議時，錢鍾書先生對他的學術水平特別加以推崇，說如果錢仲聯只能帶碩士生，那么我也不能帶博士生了，于是才有破例之舉。錢仲聯先生從此就受到大用，這個學科也就成為全國性的重點學科。

現代文學方面，伯群兄是學術帶頭人，他在現代作家論和魯迅研究上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績，但全國在這兩方面的研究人才很多，要辦出學科特色很不容易，伯群兄審時度勢，另辟蹊徑，轉而建立了一支專門研究近現代通俗文學的隊伍，一時間無人能比。他選中這一研究課題，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一則，新文學運動初起之時，對當時盛行的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通俗文學取批判態度，有時難免批得過火，加以全盤否定，大有重新進行歷史評價的必要，現在再逢解放思想運動，重新評價正當其時，此占有天時也；二則，鴛蝴派活動陣地雖以上海為中心，但作家的本籍卻以蘇、常二州為主，所以在蘇州研究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也就是研究本土文學，搜集資料較為方便，占有地利；三則，蘇州大學中文系有一支研究力量，可以合作共事，此為人和。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當然是大有作為的了，所以蘇州大學這一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研究學科也就成為全國性的有特色的學科。

研究方向確定后，他們并不急于求成，還是從搜集資料做起。我到蘇州大學去參觀時，只見他們搜集了很多舊派作品，滿架滿屋。我對武俠小說感興趣，還向他們借閱過。不久，在1991年，他們就出版了《鴛鴦蝴蝶——〈禮拜六〉派作品選》（上下冊）；接著，在1994年，又出版了《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十二冊）；在這基礎上，于2000年出版了研究性著作《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都由范伯群擔任主編。這樣，一個有特色的學科就形成了，范伯群也名副其實地做了這個學科的學術帶頭人。

2001年伯群兄年屆七十，退休了。老同學章培恒兄聘他到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古今演變”研究室任專職研究員。這之后，他就經常跑復旦，講學，并到處搜集資料，準備自己單獨再寫一本書。他對我說：“我倒并不是什么老有所為，只是太太過世，家里只有我一個人，不找些事情做做，實在無聊，繼續搞研究，無非是精神上有所寄托而已。”我很贊同他的說法。其實，即使老伴健在，家里有人，若沒有感興趣的事情做，也是很無聊的。我說：“我老來繼續讀書寫作，也是出于習慣，尋求精神寄托。每天在書房里一坐下來，心里就感到安寧。”彼此還是談得很投契。

2007年，伯群兄的封箱之作《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出版了，這本書影響之大，超過了他以往的所有著作，而且還被翻譯成俄文，在國外出版，打了一個響亮的關門炮。

這之后，我在國外住的時間多一些，他到上海的時間也少了些，但我們在復旦還是見過幾面。2017年秋天回滬，聽說他在蘇州家中養老，已不大出來活動了，很是掛念。那時，伯群兄的同班同學，九十高齡的蔡傳廉兄從日本回滬參加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建院三十周年紀念會，他與我是老同學，又是內子高云的老同事，我和高云請他吃飯，并邀他的同班同學潘富恩兄作陪。老同學聚在一起，中心話題總是憶舊。可惜老同學已經走得太多，談起來大家難免有些感傷。老蔡問起范伯群的情況，我說老范倒還好，前幾年還出了大著，現在在蘇州家中養老。老蔡想與他講講話，我馬上打通電話，讓他們聚舊。接著，我們每個人都與伯群兄說幾句。我說：“范大哥，人家都說我這個人吊兒郎當，自由主義，其實都是當年你這個老大哥帶壞的，我的成績和缺點都與你有關，我什么時候要到蘇州來跟你算舊賬！”他嗨嗨、嗨嗨地笑道：“歡迎，歡迎！”并轉而對高云說：“吳中杰說他是受到我的影響，我感到光榮之至！”他問我什么時候到蘇州來，我說：“聽說上海的地鐵馬上要通到蘇州了，等地鐵開通了我就過來，坐地鐵來去要方便些！”他說他等著。電話里聽到伯群兄聲音洪亮，中氣十足，精神很好，覺得再聚會幾次是不成問題的。

不料地鐵還未開通，我來不及到蘇州看他，卻在網上看到了訃告，說“范伯群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17年12月10日上午7時35分在蘇州逝世，享年86歲”。嗚呼，哀哉！

伯群兄晚年被評為首屆“姑蘇文化名家”，且建有“姑蘇文化名家范伯群工作室”，想來喪禮一定很隆重，可惜我身在海外，未能參加。

不過我最懷念的，還是當年那個天真直率，放言無憚，時出驚人之語的范伯群，那個帶領、愛護我們這些小弟弟的范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