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歷史”終結的時候，我們方能回溯其過程及其意義的復雜性，正如“虛構”的發生，也只有語言走到盡頭的時候，我們才能從容地談論起其形態和意圖。只是，當《山本》這樣的文本出現的時候，“歷史”與“虛構”在其中相互糾纏，既彼此成全又相互消解、掩蓋，描述、談論其中的涉及問題都變得尤其困難。

所以，當一切都塵埃落地，從結尾談起，未嘗不是一個合適的辦法。可能是突然降臨的死亡，造就了《山本》倉促而稍顯生硬的結尾：

這日子破了，心也破了。抬起頭來，而安仁堂的那幾間平房卻安然無恙，陳先生和剩剩，還有一個徒弟，就站在大門外的婆羅樹下看著她。

……炮彈還是不停地在鎮里落著……陸菊人說：這是有多少炮彈啊，全都要打到渦鎮，渦鎮成一堆塵土了？陳先生說：一堆塵土也就是秦嶺上的一堆塵土么。陸菊人看著陳先生，陳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墻之后，遠處的山峰巒迭嶂，以盡著黛青。[1]

城池灰飛煙滅，歷史也似乎停滯，幸存者意味著什么，便成了一個問題。安仁堂的主人陳先生是位“瞎了眼的郎中”，他不僅療救渦鎮人的身體疾患，而且還能紓解這個地方的街坊紛爭和人倫糾葛。這個試圖把群體的肉身和精神復歸健康狀態和良好秩序的人物形象，難免使人想起那個在古爐村游蕩的“善人”。善人認為身體疾患源自心病，所以大部分患者都是通過與善人聊天而被治愈的，同時善人又喜歡用疾病的發生和治愈來描述人心和外部世界秩序的崩塌、錯亂及其復位。與陳先生一樣，善人同樣是個能夠同時修補肉身疾患和倫常失序的人。于是，他們都成為了“革命”的幸存者……

賈平凹對幸存者的偏愛與執著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他會在《后記》中刻意地引導讀者對這些形象的理解。關于陳先生，他強調：“我需要書中的那個銅鏡，需要那個瞎了眼的郎中，需要那個廟里的地藏菩薩。”[2]對于“善人”，他則評價到：“在人性爆發了惡的年代，他注定要失敗的，但他畢竟療救了一些村人，在進行著他力所能及的恢復、修補，維持著人倫道德，企圖著社會的和諧和安穩。”[3]但是就實際的美學效果而言，這些形象因其高蹈、漂浮而缺乏基本的感染力和說服力。因為意圖壓垮了技術。賈平凹念茲在茲的是儒釋道混雜而世俗的實用觀念之于人心、社會的干預和療救。他對這些前現代思想的效用有著近乎宗教般執迷。這份執迷會驅使他有意識地忽略或者無意識地跳過“血肉之軀”的豐富性、可能性在技術上的要求，而制造出一個“扁平”的人物。我想，大概是因為“扁平”擠壓了思想的復雜、語義的纏繞，可以較為直白、純粹地傳達意圖。

另一個與此相關問題是，從敘述的角度來看，幸存者陳先生的行為從未構成任何推動敘事進程的動力，善人亦是如此。但是，他們的身影又幾乎穿梭于與敘事進程相關的場景中。在場的時候，不提供動力，不在場的時候又以缺席的方式提醒存在感。這一切無疑是作者權力意志運作的結果。正如陳先生，他參與了渦鎮的日常，救死扶傷，撫慰人心，其行為卻無法與敘事情境、故事發展形成張力關系。他的存在更像是舞臺上的煙霧，制造氛圍，烘托氣氛，卻不構成動力。

這樣看來，故事里的幸存者竟是作者觀念憑借權力意志運作的產物，在作者觀念、意圖與技術以及美學效果三者之間的張力關系中，幸存者更是勝利者，盡管這個依憑權力意志制造出的文本中的克里斯馬（Charisma）只是個外強中干的存在。我想，作為講故事的高手和老手，他并非不清楚這種處理方法的簡陋之處。但是，他依然鋪排了三個“需要”來強調合理性。所以，這種“需要”，可能真的是賈平凹個人的“內在”的需要。對此，可能我們需要換個角度，帶著“同情”來看待這個問題。需要補充的是，如何看待賈平凹在前現代問題上近乎宗教的執迷態度，是個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問題。比如說，當有人用“傳統”及其相關的概念和表達形式來描述這個問題時，價值判斷一定又會是另外的樣子。對此，我只是暫時擱置了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并不意味著我改變了自己的看法[4]。當我使用“同情”這個詞的時候，是想強調，當我們站在某種思想的對立面的時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能以平等的態度、移情的方式，去理解賈平凹的這種內在需要，從他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將之稱為“賈平凹的困局”。

《古爐》直面了“文革”，《山本》則面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一堆歷史”[5]，兩者面對的都是動蕩的大歷史，簡單說來，皆為“亂世”。《古爐》里的故事是鄉村里的文革武斗，并混合著宗族械斗；《山本》里故事則是山溝里的革命和背叛，以及落草為寇或逼上梁山的傳奇。故事皆發生于封閉的鄉村，主體皆為對外界信息接收滯后的農民。所以這些故事的基本進程就是，鄉土社會被迫卷入大動蕩的時代，秩序中斷，倫常崩壞，簡單地說，就是“亂世”沖擊、摧毀了“安穩”。由此，混亂和秩序構成了敘事進程中對立的兩極關系。考慮到賈平凹關于“安穩”和“秩序”的理解相對簡單和直白，那么，如何描述“亂世”之“亂”則成為賈平凹書寫歷史的難題和困局。所謂“亂世之亂”就是歷史的復雜性。以《山本》所依托的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中國歷史來說，繞開可能的話語禁忌和具體的史實描述，僅以觀念及其代表的利益訴求來講，幾乎所有重要的價值觀沖突和利益糾紛，都是以“革命”的名義、以暴力為手段作為“溝通”問題最主要的方式。面對歷史的迷亂和狂暴，任何人都會有自己的書寫困局，只是賈平凹選擇了較為保守的解決方式。他選擇了一套樸素、恒定、簡單易操作的價值系統來作為它描述亂世景象的平臺、視角和參照系，我們可以將之通俗地理解為，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為此，他不惜以簡陋的技術手段去犧牲故事里“亂世”所可能帶來的充沛、復雜的審美張力和思想景深。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前面提及的賈平凹的三個“需要”其實是具體的、直白的：風水寶地里出土的“銅鏡”，其模糊的鏡面中折射終究是晦暗的宿命之光，一切意外和斷裂都因命定而失去討論的必要；同樣，歷史的原罪和生機、血污和進步等復雜的辯證關系在“廟里的那個地藏菩薩”普度眾生的目光里也只能被化解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之類的廉價嘆息；陳先生更像是一整套倫常秩序和價值觀的擬人化的隨從或向導，是他在歷史迷局中穿行的陪伴和拐杖，是他覺得他可以輕松撬動大塊歷史的阿基米德支點。所以，幸存者確為賈平凹的“內在需要”，這不僅在技術上能夠減輕他書寫歷史的難度，更是在心理上構成了他從“現代歷史”中從容撤退的后花園。

二

指出《山本》在技術、審美和觀念等層面出現的“癥候”，并不意味著要去否定賈平凹書寫歷史的真誠和雄心。因為，這些“癥候”的出現，與講述和這段歷史有關的故事的難度，是有關的。如賈平凹所言：“那年月是戰亂著，如果中國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6]這樣的表達再次令人想起《古爐》。《古爐》的英譯名為“china（瓷器）”，所以，通常的理解是，那個以燒制瓷器為生的村子里發生的故事，也就成了關于“繼續革命的中國”的隱喻。這樣的理解正確而直白卻也沒有多少值得繼續討論的空間，因為作者的歷史觀一直在牢牢地牽引著故事進展。但這樣的思路未必適用于《山本》里的渦鎮故事。因為，情境的變化使得雷同的表達則有了不同的意義。

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話語空間的邊界問題，我將盡可能地使用中性或略帶抽象的詞匯和表達形式來談歷史問題。這便意味著，這種談論歷史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限制、阻礙乃至曲解我對于這些歷史的真實的態度、情感和價值判斷。

如果把“文革”理解為，一個政權相對穩定的現代主權國家依憑非制度化的權力意志自上而下在國家內部發動的繼續革命[7]，那么就國家政治動員、普通民眾參與或被迫卷入的深廣度而言，局部經驗與國家歷史的整體進程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同步性、同構性的，因此，局部的歷史也就成為總體性歷史的某個例證。所以，古爐村的故事也就有了隱喻中國的可能。

用“一地瓷的碎片年代”來描述1920年代、30年代的歷史，不是用心良苦的隱喻，更像是力不從心的寫實性白描。因為，除了具體的碎片和局部，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任何層面，都無法找到對這段歷史進行總體化描述的有效途徑。比如說，當時的各種形式的政權、各種軍事力量占據著地理上的不同區域，卻不約而同地宣稱對“中國”統治的合法性，長時間、大規模地四分五裂；各種政治勢力鼓吹不同的意識形態及其支持的現代民族國家方案，為了取而代之而不知疲倦的斗爭，此消彼長，勝負難分；國際政治勢力彼此之間的結盟、分裂參與到國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合縱連橫中，任何具體歷史事件的描述皆是千頭萬緒……

所以，雖說同為中國“現代”歷史意義上的“亂世”，但是《古爐》中的亂只是國家內部秩序暫時的失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可控范圍內的失控。因此，前文提到的現實中局部與整體之間在某些經驗上的同步性、同構性，便在“虛構”與“歷史”之間搭建了一條寬闊的路，隱喻的生成順暢而直接。當然這也可能導致隱喻含義的單調而直白。

而《山本》里的“亂”，卻是一種無中心、無方向意義上歷史景象的膠著、混亂和壯烈。想象一下在這樣情境中講述故事的困境和可能。特殊歷史時期四分五裂的時局和地理空間，以及交通、信息傳遞的滯后和阻礙，很容易造就地區經驗的特殊性。過于執著于經驗的特殊性，很容易忽略其與開放性、可交流性的之間微妙的張力關系。順著特殊性經驗所鼓勵的震驚、興奮和好奇走下去，小說很可能會走入傳奇、異聞的“歧途”。封閉時空里的故事，往往是會切斷歷史維度的。但不可否認，這也是小說的一種寫法。但是，賈平凹偏偏是個企圖書寫大歷史的人，“龍脈”“秦嶺”“黃河”“長江”“黃河”“南方”“北方”這些負載著宏大意義的詞匯占據了50個字的《題記》的大部分空間。設若賈平凹想在《山本》中寫出歷史的復雜性，或者說復調的歷史隱喻，那么，“虛構”里的渦鎮就不能僅僅是秦嶺的化身，或者說，渦鎮不能僅僅是裝載賈平凹所珍視秦嶺里的那些草木鳥獸、人事傳奇的容器。因為，時空的封閉性要被打破，經驗的特殊性才能在比較中得到區別和確認。同時，不同類型的經驗相互抵觸、影響，不同的視野、感覺交匯、疊加，方能激發故事的豐富性，由此，意義的多重性和歷史隱喻的復調方有發生的可能。正是在這個思路之下，我們不妨將把“渦鎮”理解為一個場域，影響1920年代、30年代中國歷史的各種因素，包括賈平凹念茲在茲的與秦嶺相關的地方性知識，在這里相互激蕩，交織成的錯綜復雜、泥沙俱下的秦嶺大故事。重新想象這個過程，便有了《山本》。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渦鎮”滌蕩去秦嶺所賦予的地理屬性和限制，而成為隱喻意義上的歷史漩渦。而“渦鎮”之“渦”本就是水流交匯、形成漩渦的意思：

渦鎮之所以叫渦鎮，是黑河從西北下來，白河從東北下來，兩河在鎮子南頭外交匯了，那段褐色的巖岸下就有了一個渦潭。渦潭平常看上去平平靜靜，水波不興，一半的黑河水濁著，一半的白河水清著，但如果丟個東西下去，渦潭就動起來，先還是像太極圖中的雙魚狀，接著如磨盤在推動，旋轉得越來越急，呼呼地響，能把什么都吸進去翻騰攪拌似地。據說潭底下有個洞，洞穿山過川，在這里倒一背簍麥糠了，麥糠從一百二十里外的銀花溪里便漂出來。[8]

三

于是，到底是什么樣的歷史形塑了渦鎮的故事形態，便成為需要繼續討論的問題。在這樣一個時代，“歷史”與“虛構”并置，多少會產生詭異的意味。因為，我們既不能跟“歷史”許下關于“真相”的承諾，亦不能與“虛構”達成關于“謊言”的和解。所以，“虛構”中的“歷史”，或“歷史”如何進入“虛構”之類的話題被提起時，討論將變得極其困難，因為，這些詞匯組合在一起像是同義反復的文字游戲。于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妥協誕生了：我們會假定，用文字可以對已經發生的事情進行客觀、真實地記錄和還原，或者說存在一種以此作為目標的敘述，我們稱之為“歷史”；而那些把未曾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事情當做已經發生的事情來敘述的文字，則被稱之為“虛構”。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離開屬于權宜之計的知識分類，我們將無法談論任何問題。然而在另外的一些時刻，我們會遇到一些問題，他們挑戰著我們對于知識分類及其慣性思維的確信，提醒我們相對模糊邊界有助于更清晰地審視問題。《山本》中的渦鎮故事就屬于這種情況。

《山本》的開頭寫到：“陸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帶來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渦鎮的世事全變了。”[9]這是一個典型的“講故事”的開頭。操著世事滄桑的腔調，準備從“很久以前”說起。在我們的常識范疇內，這是“虛構”開始了。賈平凹在《后記》里也在印證這一點：“這期間收集到秦嶺二三十年代的許許多多傳奇……，從此倒興趣了那個年代的傳說。”[10]“傳說”也好，“傳奇”也罷，其實都是我們在“虛構”范疇可以把握的對象。事實上，賈平凹并沒有讓《山本》變成奇崛的故事和怪力亂神的想象力的跑馬場，時不時會有真實的歷史片段插入故事。比如說：“形勢已經大變，馮玉祥的部隊十萬人在中原向共產黨的紅軍發動進攻，紅軍僅兩萬人，分三路突圍，一路就進了秦嶺。”[11]拋開具體的細節問題，判斷這句話所涉及的史實并不難。因為，馮玉祥充滿爭議的一生中，唯一一次與中共的大規模武裝沖突便是對“渭華起義”的鎮壓。1928年4月至6月間，劉志丹在陜西東部起事，馮玉祥派出三個師圍剿[12]。

但凡與歷史相關的“虛構”，大約都會以所謂真實發生的歷史作為敘事背景。盡管我們與“虛構”可以達成關于“騙局”的和解，但這并不意味著“虛構”就此放棄偽裝成真實的企圖。所以，這是一個比較程式化的技術問題。但是《山本》并未止步于此。歷史片段頻繁地出現在渦鎮的故事中，他們不僅構成了情節發展和敘事進程的極其關鍵的動力因素，而且規定了故事發生的基本走向和形態。接下來，我將通過一些例子來說明這些問題。

渦鎮的故事取得實質性進展，始于井宗丞成為渦鎮輿論的焦點時：

保安隊剿滅了一股共匪，把共匪的一個頭目的頭割了就掛在縣廣場的旗桿上。渦鎮的人似乎聽到過共產黨這話，但風聲里傳著共產黨在秦嶺北面的大平原上鬧紅哩，怎么也進了秦嶺？阮天保就說共產黨早都滲透來了，縣城西關的杜鵬舉便是共產黨派來平川縣秘密發展勢力的，第一個發展的就是井宗丞。為了籌措活動經費，井宗丞出主意讓人綁票他爹，保安隊圍捕時，他們正商量用綁票來的錢要去省城買槍呀，當場打死了五人，逃走了七人，后來搜山，又打死了三人，活捉了三人，其中就有杜鵬舉，但漏網了井宗丞。[13]

根據上下文的語境，并不難判斷具體的史實背景。中共全面轉入地下“秘密”活動是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后的事情[14]。稍后的6月，馮玉祥便開始在其轄地河南、陜西、甘肅三省進行“分共”和“清黨”[15]。還原此處的史實細節旨在說明，賈平凹將傳奇的發生或者說虛構的走向夯實在真實歷史的底座上。當歷史明火執仗地闖入虛構，渦鎮的故事便獲得了一個決定性的開始，借用薩義德的一個術語，即“開端”：“指定一個開端，通常也就包含了指定一個繼之而起的意圖……，這樣，開端就是意義產生意圖的第一步。”[16]很顯然，從這個時候開始，渦鎮的故事生長出一條重要的線索，或者說“革命敘事”被植入渦鎮的日常，因為秦嶺的珍禽走獸和奇人異事孕育不出“現代革命”的種子。這是一個歷史引導、牽制虛構的敘事過程。隨后的若干處關鍵性情節亦印證了這種策略。

繼續舉例子說明。井宗丞所主導的“革命敘事”在崇山峻嶺中高歌猛進的時候，顯豁而重要的史實依然與這個故事如影隨形，并構成了決定故事基本形態的重要因素。

當紅十五軍到達平原后和北方高原上的紅十七軍會師，開始冬季反攻，占領了平原西部一座城市，又圍困起另一座城市，省委指示紅十五軍團進一步牽制國民六軍不得去平原支援，宋斌就想集中力量先攻下防衛相對薄弱的麥溪縣城，建立第一個秦嶺蘇維埃政權。對于宋斌的主意，蔡一風一直有些猶豫，他認為以眼下的力量還不足以能拿下麥溪縣城，既便拿下，能否長久守住？。[17]

這段引文的信息集中于“城市”。這個名詞同樣構成了1930年代前半段中共內部路線分歧的關鍵詞。從中原大戰爆發后李立三提出“沒有中心城市的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18]，到王明依靠共產國際的支持以更為激進的姿態繼續推行“城市中心的觀點”[19]，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城市暴動和集中力量攻打中心城市是紅軍軍事行動不可違抗的原則。受此影響，中共內部的政治斗爭在1935年之后才相對平息。盡管在后來的一些黨內決議和黨史敘述中，將這些觀點及其相關行為被定性為“‘左’傾冒險錯誤”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20]，但是在當時，李立三、王明等宗派團體一樣可以把“右傾”“調和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政治標簽送給那些反對他們的人，同時伴隨一些強制措施或暴力手段。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下面這段引文之于“革命敘事”的意義。

井宗丞說：這是咋回事？阮天保說：我這里有軍團長宋斌的命令，你看看。哦，你現在沒辦法看，那我給你念念：阮天保團長，鑒于井宗丞犯有嚴重的右傾主義罪行，命令你在他一到崇村，立即逮捕。井團長，你聽清了嗎？井宗丞說：這不可能，軍團長為什么要逮捕我？阮天保說：命令上不是寫著你犯有嚴重的右傾主義罪行嗎？井宗丞說：右傾主義？什么是右傾主義？”[21]

事實上，井宗丞的遭遇可能還涉及到當時在各大根據地開展的“肅反運動”及其擴大化[22]，這樣的事情雖然在當時就被不斷被糾正，但是直到1935年以后才被逐漸平息。需要提醒的是，這些事情與前述的史實大體在同一時期和地理范圍內發生、延續。同時，這段引文的重要性還在于它與井宗丞死于非命有著直接關系。井宗丞的死亡是渦鎮命運的轉折點，它不僅造成了“革命敘事”的中斷，而且導致了渦鎮的毀滅。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我無意用已經形成共識的重要史實來衡量虛構細節的精確性，之所以不厭其煩進行史實還原和背景介紹，是因為，我無法對在虛構中橫沖直撞的大歷史視而不見。按照賈平凹的設計，渦鎮是“秦嶺”的化身，匯聚著奇鳥異獸、奇人怪事，孕育著傳奇發生的資源和可能性。但是，傳奇的發生和發現需要前提，所以，日常秩序發生紊亂、封閉的時空被打破，奇異、怪誕、不可思議方能發生，并被記錄、傳唱。《山本》里提供這種條件和前提的是來自外部的大歷史，且是異質于渦鎮種種象征、隱喻意味的現代性的大歷史，所以，渦鎮被打開的那一刻，傳奇的發生便有了中斷甚至被改寫的可能。

通過前面的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猜測出《山本》里主要故事大概發生于1927年前后至1935年前后。所以說，渦鎮敞開之時，真實的歷史時刻便降臨了，它籠罩著秦嶺成為敘事的邊界和導向。于是，傳奇在大歷史的擠壓中被形塑為革命的地方性經驗，換而言之，因為大歷史參與了敘事的建構，傳奇的傳唱被改寫為革命的講述。至少對于井宗丞的故事來說，歷史橫亙在傳奇通往野史的大道上。然而，隨著井宗丞猝不及防的死亡，革命敘事亦戛然而止。在情節層面，我們固然可以把人的死亡和城池的毀滅理解為故事走到了盡頭。但是未竟的革命和被迫中斷的敘事意味著什么？突然的中斷會不會造成意義建構的瓦解和崩塌？這一切能否被理解為，在堅硬、沉重、血污的大歷史面前，虛構力不從心、潰不成軍？倘若言之成理，我想大概是因為面對革命的復雜性，賈平凹也只能欲說還休……

四

與井宗丞的故事并行的，還有弟弟井宗秀的故事。兩兄弟的故事構成了渦鎮故事的兩種面相和趨向。他們的故事擁有共同的神秘起源：父親被安葬在別人贈予的土地上后，他們的命運便發生了轉折。這三分地是當初別人陪嫁的嫁妝，故稱胭脂地，然而卻是個風水寶地：

她聽見趕龍脈的一個說：啊這地方好，能出個官人的。[23]

所以，兩兄弟的故事從一開始都是傳奇即將誕生的態勢，在隨后的故事鋪展中亦時不時閃現暗示胭脂地確實靈驗的片段。前面的文字中，我們以哥哥的故事為例，討論了傳奇的中斷與改寫、歷史對虛構的壓迫和限制等問題。接下來，我們可以以弟弟的故事為例，繼續討論相關問題。

如果說賈平凹在井宗丞所主導的革命敘事上表現出了某種曖昧，那么他在井宗秀的故事上則表現較為明顯的青睞和希冀。因為，相比之下，井宗秀的形象建構和故事鋪展上呈現出一種復雜的建構性。所謂“復雜”，指的是井宗秀故事的多義性和形象的多層次。

從我們對1920年代末以后中國歷史的常識性理解來看，井宗秀的故事像是軍閥或新軍閥的成長史。軍閥是影響中國近現代史基本面貌的極其重要的因素之一。所謂“軍閥”指的是：“他掌握一支私人軍隊，控制或謀求控制一個地區，并在一定程度上獨立行事。”[24]所謂“新軍閥”，是相對于北洋政府時期的舊軍閥而言，指的是1928年“二次北伐”后，北洋軍閥體系瓦解之后，依然盤踞各個地區分而治之的國民黨各派系的軍事政治集團。《山本》里的井宗秀的成長之路便是如此，他成為富商之后先是謀求當地土匪的庇護，后以官方的名義成立預備團、預備旅——實則是以鄉黨、血緣、親屬等個人關系作為聯系紐帶的私人武裝[25]，進而實現了對渦鎮的全面掌控。事實上，熟悉陜西民國史的人，很容易判斷出井宗秀的歷史原型是統治陜北長達20年、時稱“榆林王”的軍閥井岳秀[26]。

盡管這樣的故事及其涉及的歷史現象在正統史觀里通常是道德和制度缺陷的批判標靶。但是這并不影響，中國文化意識中對亂世豪杰的英雄崇拜情結對此類政治形象的傳奇化改寫。所以，在《山本》中我們看到了井宗秀的另一面：修筑工事抵御外辱，改造舊城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維持渦鎮民事、治安秩序。這樣的描繪難免引發我們關于鄉土社會傳統士紳形象的想象：“內在道義性權威、外在法理性權威和個人魅力性權威”[27]的結合。于是，軍事強人、精明商人和士紳，這些側面疊加出一個英明神武、勵精圖治、安民保境的地方自治者的形象。很難說，這樣的形象和故事不是賈平凹微弱的理想主義光芒閃耀的結果。因為，紳權作為一種文化政治權力和精神品格在民國已經急劇衰落，因為其所依附的王朝政治體制和文化道統早已分崩離析。所以，在革命、戰爭、現代性橫掃一切的時代里，紳權很難有所作為。正如歷史學家對1920年代以后中國紳權現象的實證分析那樣：

與清末以前的傳統文人紳士相比，民國時期的“新紳士”在才德和威望方面令人有今非昔比之感。他們所賴以支配基層社會的資源是強制性武力和財力，而不是傳統士紳所具有的對鄉土社會的內在道義性權威、外在法理性權威和個人魅力性權威。上述鄂西12位權勢人物中，有的雖然也在“保境安民”的口號下，抵御過外來匪患，或抵制過軍閥官僚的苛索，或為地方做過一些修橋補路、興校辦學之類的公益事業，但與其劣跡惡行相比，前者多為后者所淹沒。少數公正士紳反被這些有劣跡的“土豪劣紳”從地方自治領域排斥出去。“土豪劣紳”遂成民國時期基層社會的主要支配者。[28]

面對這樣的情況，便是“虛構”行使特權的時刻。它喚醒了已經消逝的精神品格來抵消歷史的斑斑劣跡，以挽歌的情懷來講述一個或然的故事。有些時候，的確如此，對某些消逝的美好的執迷，其實帶有指向未來的訴求。只是因為歷史的斷崖過于陡峭，所以微光常常無法抵達。

這項特權無疑屬于“虛構”的政治文化功能。然而需要提醒是，面向歷史的虛構，并不必然就是帶有消解、抵抗的意味。如同詩性正義并不是虛構的天然屬性，以誠相待也并非是所有歷史書寫的初衷。所以，歷史和虛構同樣作為有意圖的敘事和有技巧的修辭，也有界限模糊、相互啟發的時刻——歷史從虛構那里學會如何用莊嚴的面相編織謊言，而虛構也會以謊言作為招牌重建一段歷史。《山本》的《后記》里有一句話：

過去了的歷史，有的如紙被漿糊死死貼在墻上，無法扒下，扒下就連墻皮一塊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邊爬滿了蟲子和苔蘚，搞不清哪是碑上的文字還是蟲子和苔蘚。[29]

有些時候，我們可能會把蟲子的殘肢和苔蘚的石化看成石碑上變形的文字，也可能把模糊的文字當做蟲子、苔蘚的化石。這便是歷史和虛構邊界模糊的時刻。當依憑文字不足以抵抗真相的時候，我們書寫的未必是我們的看到，也有可能是我們想看到的。

【注釋】

[1]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2]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3]賈平凹：《古爐》，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

[4]參見方巖：《<古爐>:“珍品”還是“贗品”》，《文學報.新批評》創刊號，2011年6月2日

[5]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6]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7]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薄一波：《文化領域的大批判》，《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8]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9]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10]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11]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12]參見王云：《渭華起義》，政協陜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陜西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3]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14]參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六章《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

[15]參見楊奎松：《革命（叁）·國民黨的“聯共”和“反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五章第五節《從和平分共到武力清黨》。

[16] [美] 愛德華·W·薩義德，《開端：意圖與方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21頁。

[17]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18]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頁。

[1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頁。

[20]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章《革命運動的曲折發展和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21]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22]參見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319頁。

[23]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24]［美］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頁。

[25]［美］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楊云若、蕭延中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頁。

[26]參見張紫垣：《井岳秀在榆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榆林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榆林文史資料》（第十四輯），1979年版（內部發行）；縣政協文史辦：《井岳秀生平有關資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陜西省蒲城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蒲縣文史資料》（第3輯），1987年（內部發行）。

[27]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頁。

[28]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頁。

[29]賈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