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如何開創山西文學事業發展的新局面，讓山西文學創作再攀高峰？如何使山西再度成為文學強省，為中國文學史增添新的山西篇章？作為省作協副主席、創作研究部主任，我想在中國文學的大背景下，以山西文學的歷史優勢、存在的困難為例，探討一下作協工作和文學事業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機遇、新挑戰。

兩座文學高峰和三次創作高潮

山西文學的歷史優勢是基礎好、傳統好：以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山藥蛋派”和“晉軍崛起”為基礎；以及深入生活、為人民寫作、為時代書寫的優良傳統。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從革命根據地一路走來的山西文學，創造過兩座舉世公認的現實主義文學高峰，出現了三次現實題材創作的高潮。第一個高峰和高潮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趙樹理為旗手，馬烽、西戎、李束為、胡正、孫謙為主將的“山藥蛋”文學流派。“山藥蛋派”將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推向了一個全新高度，奠定了山西的現實主義文學重鎮地位，開辟了一個文學的新時代，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無論是作為一個文學流派，還是一種文學現象、文學精神，“山藥蛋派”對山西文學、乃至中國文學都產生了深刻且持久的影響，并以它豐厚的創作實績和藝術生命力影響了中國幾代作家；第二個高峰和高潮是改革開放初期，以知青作家成一、李銳、柯云路、鐘道新等和山西本土作家周宗奇、張平、韓石山、張石山等為主體的“晉軍崛起”，繼承老一輩作家的優秀傳統，又銳意創新，創作出了一大批主題深刻、藝術表現手法多樣的作品，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形成了一股強烈的沖擊波，將山西文學在“山藥蛋派”之后推向了又一個創作高潮。不同于“山藥蛋派”追求統一的藝術旨趣，“晉軍”的主要作家都保持著獨特而鮮明的藝術個性，讓山西的文學創作第一次進入了多元發展的態勢。第三次創作高潮是新世紀以來，張平的一系列關注現實、反映時代的長篇小說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21世紀初葉，繼張平長篇小說《抉擇》獲得茅盾文學獎，山西作家在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的評選中，連續四屆六人折桂，依次是趙瑜、王祥夫、蔣韻、葛水平、李駿虎、呂新，劉慈欣獲得科幻文學雨果獎和全國兒童文學獎，同時新散文運動發起人張銳鋒和詩壇常青樹潞潞雙璧生輝，一批中青年作家比如王保忠、韓思中、楊遙、李燕蓉、小岸、陳克海、張樂鵬、手指等的集中出現，使山西文學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大好形勢，在全國的影響力也日漸擴大。值得一提的是，在山西還活躍著一支200余人的網絡文學創作隊伍，其中屬于省作協會員的網絡作家90人，有70余名作家活躍于各大網站，20余名“大神級”作家，代表作有網絡作家常書欣創作的警匪題材小說《余罪：我的刑偵筆記》、電影《戰狼2》的編劇之一董群，《戰狼2》就是改編自他的網絡小說《彈痕》。這也得益于2014年10月，山西作協在全國率先成立山西網絡文學院，搭建起網絡文學服務、推廣平臺。

山西作協在全國較早（2016年）實行簽約文學評論家制度，山西文學院的簽約作家也已經是第五屆，可以說，新時代以來，山西中青年作家隊伍規模壯大，結構合理，發展均衡。2016年8月，由中國作家協會和山西省委宣傳部主辦，中國作協創研部、山西作協、山西出版集團承辦的“新世紀‘三晉新銳’作家群研討會”，完成了山西中青年實力作家的進京展示，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研討會上表示，山西作家立足于地方，著眼的是中國、是世界、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與夢想。

困擾山西文學事業發展進步的短板和薄弱環節

正像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目前的山西文學創作有“高原”缺“高峰”，跟“山藥蛋派”和“晉軍崛起”相比，當下的山西作家中還沒有出現像趙樹理、馬烽、張平、柯云路這樣對時代產生重要影響的大作家。就全國范圍內觀察，還沒有出現能夠反映新時代的成就、特征和人物的優秀現實題材作品，因此，如何重振現實主義文學的輝煌，開創新時代作協工作和文學事業發展新局面，成為我們調查、研究、思考、攻克的重大課題和全新挑戰。

山西目前的文學創作隊伍大而不強，要想從文學大省成為文學強省，繼曾經的兩次文學高峰之后，重振現實主義文學輝煌，在人才流通、引導扶持、氛圍營造、創作理念等方面都需要適應新形勢新變化。在調研中，我們發現一系列長期困擾文學事業發展進步的短板和薄弱環節。

首先是用人機制對文學人才流通的阻礙和制約。自晉軍一代作家相繼退休后，山西文學院專業作家長期空編，多年來歷任省作協領導都想把一些創作成績突出的優秀中青年作家調入文學院，但往往因為身份問題而擱淺。以劉慈欣為例，《三體》屢獲國際大獎，被譽為“單槍匹馬把中國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平”，個人職稱也是工程師，就因為他原單位陽泉娘子關電廠是個企業，而山西文學院是全額事業單位，無法調動到作協做專業作家。劉慈欣的影響力已經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如果山西流失了劉慈欣，那會是多么大的損失。2016年，就在省作協正想方設法把“八零后”作家孫頻從太原文學院調往山西文學院的時候，江蘇作協一招“短平快”就把孫頻挖了過去，這就是個鮮明的例子。若干年來，好幾位中青年作家因為身份問題而無法調到山西文學院，而我們知道，創造了當代山西文學第二次輝煌的晉軍一代作家，正是因為當時“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機制，才得以“發于畎畝之中，舉于版筑之間”的。

文學人才具有特殊性，往往與學歷、文憑、職稱、身份等沒有必然關系。對文學特殊人才，首先應打破體制身份的限制和阻礙，實現合理的調動、職務調整和晉升，必要時應打破壁壘限制，形成逆向流動，保護好文學人才的創作積極性，為他們提供最好的寫作條件。也要打破參公和事業身份的壁壘限制，用創作成績作為評定職稱的標準，允許在省作協機關工作、參公身份的作家評定職稱，對于成績優異的可以破格評定高級職稱，為人才向專業方面流動創造條件。

其次是財務審核機制不適應創作扶持工作的特殊性，給作家的深入生活造成限制。省委宣傳部和省作協對全省的文藝人才和文藝創作項目的扶持力度很大、方式很多，比如宣傳部的“四個一批”人才資助項目，宣傳部的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和省作協的重點作品扶持項目，省作協的簽約作家和簽約文學評論家補助等等，但是，對這些資金的使用上卻令作家們非常困擾：幾乎所有扶持資金都必須提供票據報銷，要提供深入生活期間的交通、食宿等完整鏈條的票據，否則審計的時候就是問題。以作家王保忠走黃河為例，自己開著車沿黃河采訪，經常住在老百姓家里，在采訪對象家里吃飯，作品完成后領取扶持資金，要求他提供正式住宿費票據，否則只有交通票沒有住宿票不能報銷，請問，住在農民家里，哪里來的發票？這種財務體制對作家深入生活造成很大的限制，不能適應文學創作的特殊性，應該學習中國作協的做法，無論是重點作品項目扶持，還是定點深入生活項目，一張匯款單把扶持資金打給你，不管你是用于采訪還是購買資料，最后把創作成果交上來就可以，給了作家很大的自由度。

再次是，受外部環境的影響，文學氛圍不夠濃厚。文學會議、采風的規定，沒有考慮到文學創作的特殊性，會議規模、外請專家人數都受局限，搞筆會采風也不能去景區，造成作協與旅游部門和地方合作困難。“人說山西好風光”，好風光大都在名勝古跡，不讓作家去景點，怎么宣傳大好河山、“晉善晉美”？尤其現在基層很重視發展旅游文化，很多鄉村都開始申報景點，只要是景點就得繞著走，采風活動豈不是寸步難行？這些都影響了文學氛圍的營造，制約了文學創作的發展進步。

還有一個短板和薄弱環節是作家圈子化、書齋化，與現實嚴重脫節，因此在處理現實題材時面臨很大困境。

怎樣把現實題材寫出歷史感來，于當代作家是一個大的挑戰、難關和考驗。怎樣在觀察和思想時目光如炬洞穿時代，在書寫描摹時巨筆如椽，刻畫人性時又如繡花針般綿密？這是對一個優秀作家的綜合素養的要求，而我們尚缺乏這樣的審視和表現現實的能力。同樣，怎樣把歷史題材寫出現實感來，又是另一個挑戰。這不唯是思想能力和寫作能力的問題，它凸現出當代作家普遍對社會生活參與程度低，對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關心程度不夠，對社會問題思考過于淺層，對時代脈絡沒有能力去體會和精準把握。習近平總書記說：“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作家尤其應該積極參與社會發展，關心人民生活，觀察時代，深入思考，分析問題，才能寫出具有歷史感和現實感的精品力作。

新時代的山西文學如何重振現實主義文學輝煌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次文代會、九次作代會開幕式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說：“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新時代，作協工作和文學事業發展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和新機遇新挑戰，要重振山西現實主義文學的輝煌，就要繼承傳統，反映時代，立足本土，和山西的改革發展同呼吸共命運。

要積極響應黨的文藝政策并且落實到創作實踐當中去。山西文學現實主義道路的開辟和“山藥蛋派”輝煌的開端，就是趙樹理在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率先寫出了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令解放區的民俗風氣一新。“山藥蛋派”五老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指導和趙樹理的影響下開始寫作并開創了新中國成立后最有影響力的文學流派的。習近平強調，“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這是新時代的文學命題，是作家應該樹立的文學觀，同時也是作家的歷史使命。有情懷的作家都應該像人民作家張平那樣關心社會發展進步，關心人民喜怒哀樂。新形勢下，應該出臺作家創作假規范性文件，針對入選重點作品扶持項目或者有重大選題的參公身份的作家，給他們充足的創作時間，并且提供環境，保障優秀作品的產生。

要繼承老一輩作家的優良傳統，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時代以來，山西新銳作家群以合理的代際結構和雄厚的創作實力在國內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山西老一輩作家的優良傳統。文學不是象牙塔里的事業，也不是辦公室里的事業，文學不是靠著無休無止的研討會繁榮起來的，文學是用“腳”走出來的。為了寫出反映國家發展、人民心聲的好作品，老一輩山西作家摸索出很多靈活有效的工作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走出機關，走出辦公室，走到廣大的人民群眾和火熱的勞動建設一線去，走到農村炕頭和田間地頭去。他們是新中國文學“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最早踐行者，是當之無愧的人民作家。

要堅守現實主義文學道路，圍繞山西實際做文章。腳下的土地，就是作家最大的富礦和最豐厚的創作資源，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馬爾克斯的馬孔多鎮，博爾赫斯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老舍的老北京，趙樹理的晉東南，都實踐了魯迅先生“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學判斷。省委書記駱惠寧說：“山西五千年文明發展所孕育的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山西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和精神標識。”其實，這也正是山西作家得天獨厚的文學資源和精神標識。

目前，我們山西剛剛經歷了政治生態由“亂”轉“治”，發展由“疲”轉“興”的重大轉折，內生動力和外部形象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不平凡的歷程應該成為作家筆下的鴻篇巨制，它體現了山西人民堅決擁護中央、緊緊圍繞省委中心工作的精神和情懷，山西作家應該并且能夠寫出表現山西改革發展的力作，在黃土高原上崛起新的高峰，重振現實主義文學輝煌，使山西再度成為文學強省，為中國文學史增添新的山西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