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者：李矗

我與三位“五四老人”的書信交往

——燕園瑣憶（五）

2018年是北大建校120周年，是北大由此確定新校慶日的五四運動爆發99周年，也是“文革”后恢復高考招收的第一撥新生77級入學40周年。

適逢此際，我看到77級校友撰寫的多篇回憶文章，有訴說報考的曲折與艱辛的，有回顧入學的喜悅與興奮的，有追憶在讀期間的勤奮與拼搏的，也有笑談校園的趣聞軼事的。所有這些，都令人似曾親歷而深有同感，令人恍如眼前而倍感親切。由此也勾起了我對在讀期間的一段往事的回憶，也就是我與楊晦、許德珩、羅章龍三位“五四老人”的書信交往。

說起這段故事，最早緣于我在讀大三時一個異想天開而不能自拔的創作沖動。

我們77級新生，說是77級，實際上是1978年春天入學的。1980年夏天，也就是我在讀大三的階段。記得即將放暑假的時候，學校團委和學生會傳達了團中央和全國學聯籌備舉辦首都大學生文藝會演的通知，并向全校師生征集參演節目。有關負責同志還召集我和胡小釘等十多個平時愛好寫作的同學作了動員。

給會演寫個什么節目呢？我想，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發祥地，五四運動是北大的光榮歷史，作為北大學子，何不把五四運動的壯麗史篇搬上舞臺？于是，我開始有意識地搜集五四運動的素材。藏書豐富的北大圖書館，給了我極大的便利。我利用課余周日，閱讀了大量五四運動的史料，包括親歷者的日記、著述和回憶錄，還有當時報紙雜志的報道等等。

通過大量閱讀，我發現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在中國近代乃至當代歷史上，五四運動對中國革命以及思想文化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但是縱觀自近代以來乃至1980年長達60多年堪稱琳瑯滿目的文藝作品，雖然不乏以五四運動為背景、以五四精神為指引的創作，卻鮮見直面表現五四運動的舞臺藝術作品。也就是說，五四運動這個重大歷史題材，在舞臺藝術創作上還是一個有待開墾的“處女地”。若能把五四運動史實搬上舞臺，不管藝術表現如何，至少在題材上是一個新的開拓。由此，我萌發了為首都大學生文藝會演創作一部正面表現五四運動的歷史話劇的沖動。

在此需要順帶說明的是，史家對五四運動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前者指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學為主的北京高校學生，為抗議“巴黎和會”列強草擬通過侵害中國領土主權的不平等條款而舉行的以“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為口號，以“火燒趙家樓”為高潮的愛國游行示威，以及由此引發的全國各地各界民眾為聲援五四游行而舉行的一系列罷課、罷市、罷工等愛國運動；后者指自1915年中日簽訂《二十一條》至1926年北伐戰爭時期，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追隨“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探索強國革新道路而以新民主主義思潮從涌起到匯聚成社會洪流為標志的新思想新文化運動。本文所述劇本題材，當指前者所謂。

也正是這個創作沖動，糾纏和耗費了我后來許多時日。1980年暑假，北大的同學大多回家探親度假了，我在參加了團中央和全國學聯組織的為期5天的首都大學生北戴河夏令營之后，立即回到了學校，回到了圖書館。在那個暑假里，圖書館里有關五四運動的史冊，幾乎被我借閱一通。

然而，紙上得來終覺淺。書本史料雖然豐富，但要由此進入創作，卻并非易事。在劇本構思過程中，我挖空心思，輾轉反側，幾度陷入困境。有一天，我在中文系碰上系主任嚴家炎老師，不由得說起了創作中的困惑。嚴老師提示說，要加深對五四運動的感性認識，不妨去走訪當年親歷其事的“五四老人”，聽聽他們的講述和體會。

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由此，我利用課余假日，開始了尋訪“五四老人”之旅。

一

經多方尋查了解到，當年叱咤風云的五四人物，大多已經作古，而健在的“五四老人”，只有寥寥幾人，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只有許德珩、羅章龍、楊晦等人，都已經是耄耋之年。他們之中，許、羅二老，人在校外，感覺路途遙遠，楊晦先生住在校內，可謂“近水樓臺”。于是，我決定先去拜訪楊晦先生。

我給楊先生寫了一封說明拜訪意向的信，投放在中文系收發室的書信報架上。不久，楊先生的兒子楊鑄代為收轉楊先生，并回信告訴我楊先生的住址和見面時間。我按照約定時間，徑直找上門去。楊鑄把我領進楊先生的書房，我看見年逾八旬的楊先生頭發全白了，身體癯瘦，滿面皺紋，一副仙風道骨的樣子，但老花鏡后面的眼睛依然閃爍著睿智的光芒。

楊先生和我握手后，讓我在緊靠他身邊的藤椅上坐下，然后不緊不慢地說道：“你想創作五四運動的劇本，這是個大題材，你的創作意愿很好，但不容易。你是個年輕人，要寫歷史劇，就更不容易了。”

楊先生當年是北大的預科生，是參加五四運動年齡最小的一撥，也是奔走在游行隊伍最前列的一撥。五四運動后期，他和陳諱謨、陳翔鶴、馮至等人成立的“沉鐘社”，被魯迅譽為“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新中國建立后，他長期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授，并從事創作和翻譯，出版有《老樹的陰涼下面》《除夕》等現代劇和多幕歷史劇《楚靈王》等，可謂劇作大家，深知劇本創作之艱辛。我聽得出來，他開頭說的一番話，大有“潑冷水”之意。

但我向來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脾性，我對楊先生說：“我知道這是個難題，但是我不怕難，也不怕失敗，反正也是學習，是練筆嘛。”

楊先生停了一下，接著問我：“你都讀了哪些書？”

我把我讀過的有關五四運動的三十多種書籍和十來種當年的報刊目錄，一一向楊先生作了匯報，并談了我對劇本的初步構思，主要人物和主要情節設計等。

楊先生聽了，面露喜色，說：“看來你是讀了不少的書，也經過了一番思考。你剛才談的構思很不錯，但寫劇本一定要有‘戲’。”

楊先生是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又是戲劇大家，深諳劇本創作的奧秘。為了加深我對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歷史人物的感性認知，他向我詳細講述了他參加五四運動的親身經歷，一直談了一個多小時。最后，他半是鼓勵半是激將地說：“這是一個大工程，你要想寫，就得下大決心。”我說：“我一定盡最大的努力去做。”

通過對楊先生的訪談，我加深了對五四人物的感性認識，思路豁然開朗。我把自己關在宿舍里（當時宿舍其他同學都回家過暑假了），向壁虛構，奮筆疾書，夜以繼日，有時甚至通宵達旦。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努力，匆匆拉出了劇本初稿，共得六場，六萬余字。劇本暫名《曙光，你在哪里？》，意在表現五四青年在歷史長夜中的探索和追求。因為寫得匆忙，邊寫邊改，原稿字跡潦草，而且多處涂改，斑駁陸離。為了送楊先生等人審閱，我請來78級漢語專業書法工整的倪文杰等同學幫忙，用復寫紙謄寫了五份。

當我把裝訂好的一份劇本送到楊先生面前時，楊先生用手掂了掂厚厚的一沓稿子，高興地說：“你倒是寫得挺快的啊！這樣吧，你把稿子留下來，我看完了再找你談。”

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楊鑄來電話說，楊先生已經把劇本看完了，讓我過去談談。他還在電話里告訴我，在那一個星期里，楊先生每天都在看我的劇本，有時坐著看累了，就躺在躺椅上看，六萬余字的厚稿，他一字不落地全都通讀了一遍。

當我再次來到楊先生面前時，楊先生半是火焰半是冰水地說：“你的大作我看了，主要人物和基本情節安排還是可以的。但是，現在這個樣子還不行，還缺少‘戲’。”他接著翻開稿子，指點著他在上面標記的文字和符號，詳細地談了他的修改意見。末了，他又擔心我一下子接受不了似的，和藹地對我說：“我談的這些意見，也不一定對，你回去再考慮考慮，主要是加強人物的性格刻畫和情節的戲劇性。總而言之，現在的基礎不錯，但還得花很大的力氣去改。”我說：“楊先生，您放心，我有這個思想準備，也有這個決心。”楊先生聽了，連聲說：“這就好，這就很好！”

參照楊先生的意見，還有中文系嚴家炎、張鐘、洪子誠、陸穎華、汪景壽等諸位老師以及其他有關方面反饋回來的意見，我經過反復思考，汲取了自己認同的部分意見，對劇本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修改。在這個過程中，眼看寒暑易節，大三的暑期過去，大四的暑假又來了，周圍的同學，寫詩的，寫短篇小說的，時有新作發表，而自己的劇本幾經打磨卻未能殺青，心中難免有些焦躁。楊先生發現后，總是耐心地開導我說：“搞劇本創作是一件相當艱苦的勞動，往往要經過千錘百煉才能成功。千萬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要沉得住氣，要坐定下來修改，修改，再修改。過去有一種說法，叫作‘十年磨一戲’，那是一種窒息創作積極性的、帶有極大盲目性的口號，是不對的。但是，要想真正搞成功一個大型劇本，花上一年半載，甚至三五年的工夫，也是值得的。”

在楊先生的鼓勵下，我克服了種種困難，對劇本進行了反復的修改和加工，至大四暑假時，前后三易其稿，但基本的框架結構和人物設計沒有變，還是六場。第二稿劇名改為《五四風潮》，后來覺得過于直露，第三稿又改成《曙色朦朧的早晨》，意喻新民主主義運動的開端。當我把劇本第三稿送到楊先生面前時，楊先生很高興，他認真地翻閱了其中的一些章節后，欣然命筆，在封面上題寫了劇名：《曙色朦朧的早晨》。

劇本第三稿送北大團委和黨委宣傳部有關負責同志審閱，也獲得了通過。學校團委決定將劇本打印30份，一方面讓話劇社試排，另一方面送有關領導繼續征求意見。不料，天有不測風云。籌備舉辦的首都大學生文藝會演后來因故胎死腹中，我和其他同學為之創作的節目，最終未能搬上舞臺。

畢業離校前，我去向楊先生辭行。他知道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創作的劇本未能如愿演出，也未能找到其他發表的途徑，安慰我說：“寫了作品不能發表，而且是自己花了大力氣，感覺很不錯的作品，這也是常有的事情，大可不必焦急。我始終認為你這個劇本是很有基礎的，人物安排和情節描寫都很不錯，再努力加工一下，是一定會成功的。”

告別的時候，我請楊先生寫幾句話作為畢業留念。“寫什么呢？”楊先生想了想，笑著說：“我看你寫詩用過李挺、李拔和李挺拔的筆名，也就是追求一種正直挺拔的人生吧，這也符合你的個性。我把楚大夫屈原《橘頌》的一段抄錄給你吧。”說完，楊先生拿起鋼筆，沒有拿書對照原文，憑著記憶就用他蒼勁而有些顫抖的筆觸，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了《橘頌》的這一段：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徏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愿歲并謝與長友兮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屈原：《橘頌》

楊晦

1982年1月2日

我知道，楊先生的留題是借以寄望我們年輕一代要有“獨立不遷”的理想信念，要培養“秉德無私”的道德品格，要為國家和民族做出應有的貢獻。

我畢業后第二年，即1983年5月，楊先生與世長辭，享年84歲。楊先生的教誨，永遠銘記在我的心中。

二

劇本第三稿完成之后，也就是1981年的暑假，我給許德珩先生也寫了一封信，信中簡述了劇本的寫作起因和主要情節，提出了拜訪請教的愿望，但沒有附寄劇本。我心想，許老當時已經91歲高齡，還擔任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等多個領導職務，政務繁忙，肯定無暇顧及一個大學生的習作。對于他是否會撥冗接受一個素昧平生的大學生的訪談，我也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理。用如今的俏皮話說，也就是“夢想總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信寫好后，我在北大三角地的郵政所買了郵票粘貼好后，就把信投到了郵筒里。

沒想到，信寄出一個多星期后，就收到了許老的回信！信中寫道：

“李矗同學：

來信今日收到，高興與你相談。請收到此信后，先將劇本送（寄）本市地安門**胡同*號，借閱一時。具體會面日期，請打電話與于永水同志聯系。電話號碼：*****”

回信是許老的孫女許蘇蘇代書的，她當時也正在上大學，信中“高興與你相談”一行字，以及讓我寄送劇本“借閱一時”的話語，讓我倍感親切，喜出望外！

當時我手里只留了一份打印的劇本，因為時看時改，多處涂抹，實在不好意思示人。后來打電話詢問，得知送給文化部藝術局蘇偉光同志的劇本，因為他那段時間忙于開會尚未翻閱，所以還保持原樣。第二天，我叫上78級的王揚澤同學，互相輪換騎車相帶（那時騎車帶人不算違規），趕到蘇偉光同志處把劇本取了回來。現在說來當時的我倆也真是笨得可笑，文化部其時位于沙灘紅樓，離許老住的地安門**胡同不遠，卻沒想到把劇本直接送上門去，而是一門心思把劇本帶回學校，再從三角地的郵政所寄給許老。

劇本寄出幾天之后，我試著給許老秘書于永水同志打了個電話，于秘書在電話里說，劇本收到了，也已經送許老看過了。還說許老最近住在西山，讓我到西山去見面相談。之后，他和我約好見面的時間。

記得那是1981年8月24日下午，天下著小雨，我邀上同班的宋聚軒同學作伴，披著雨衣，每人騎一輛自行車，按于秘書指示的路線，從學校西門出發，向西山許老的住處馳去。不料雨越下越大，車子很不好騎，更怕雨水把衣服打濕了，騎到頤和園路段時，我們就把車子存在路邊，改乘333路公交車。于秘書說的是在正藍旗站下車，可是到站下車后，看見周圍都是樹木，沒看到什么房子和人，只看到一個叫四季青汽車修配廠的廠子。跟廠子看門的兩個師傅打聽于秘書說的“甲2號院”在哪里，他們也搖頭說不知道。我只好借用廠子里的電話機，再打電話問于秘書。于秘書說，繼續沿著山路往前走，看見一個有崗哨的門樓就是了。于是我們又冒雨繼續行進，在半山腰處果然看見一個有崗哨的門樓。我們向門衛說明來意，門衛撥電話通報過后一會兒，就見山上走下來一個英俊少年，手里打著一把雨傘。少年自我介紹說，他是許老的孫子許進，因為于秘書臨時有事不能來接，所以讓他來接我們。

在許進的帶領下，我們沿著山路往一片密林中走去，只見幾幢雅致的房子坐落在青松翠柏之間。許進指著其中的一幢說，這就是許老夏天住的地方。

我們隨許進走進屋里，剛脫下濕淋淋的雨衣，于秘書就過來說許老要見我們。當時，我和宋聚軒同學都不禁有點慌亂。因為當天下雨，我們兩個都沒穿襪子，光腳板穿著當時人們通稱“水陸空”的那種塑料涼鞋，鞋和腳板都被雨水打得濕漉漉的，褲腿也沾滿了斑斑點點的泥巴。當我們通過走廊的地毯時，真是“一步一個腳印”。看著自己這副“拖泥帶水”的樣子，我們倆不禁面面相覷，啞然失笑。

當我們懷著羞澀不安的心情來到會客廳時，看見許老正站那里等著我們，手里拿著我前幾天寄給他的劇本。

“歡迎你們！”許老伸出手來，一邊和我們握手，一邊親切地說，“你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算是老校友嘛，我對北大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許老親切熱情的話語，像輕風一樣把我們的羞澀和慌亂一掃而光。

握手之后，許老讓我緊挨著他坐在同一張沙發上，他把我的劇本攤開在茶幾上，親切地說：“你的來信和劇本我都看到了，你的信寫得很好，劇本我看了大部分，因為我現在也在寫點東西，很可惜沒有時間看完，但總的感覺寫得不錯。”許老對劇本的題材和主題作了充分肯定，他說：“五四運動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現在文藝作品反映得還很少，你寫了劇本反映它，這是很好的，很有意義的。”

接著，許老向我們講述了他當年參加五四運動的親身經歷，以及他對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印象，還講述了他的同班同學高君宇和石評梅的愛情故事。許老當年是北大積極投身愛國運動的著名學生領袖之一。在李大釗先生的影響下，他和黃日葵等同學創建了北大學生救國會，創辦了愛國會刊《國民雜志》。他是五四游行的組織者和召集人之一，他受學聯委托起草了游行宣言《五四宣言》，也是率先沖進趙家樓的帶頭人。許老雖然年逾九旬，但身體健朗，聲音深沉洪亮，略帶喉音和口音的話語，飽含著一種穿透歷史隧道的感染力。

那天下午，許老和我們從三點見面起，一直談到下午五點。其間，秘書進來通報，說政協孫秘書長來了有事商談，許老也沒有停下來。直到秘書再次進來說，孫秘書長已等候多時，許老才對我們說：“很抱歉，我的老朋友來了，以后我們有機會再談吧。”許老站起身來，又與我和宋聚軒同學握手告別。在許老和我交談過程中，許進給抓拍了一張照片，因為當天是雨天，光線比較暗，照片亮度不夠，但我一直視為珍藏。幾天后，許進還讓北大哲學系鄒士方同學轉來了許老為我簽名題字的筆記本，扉頁上寫著：“李矗同志存念 許德珩書 一九八一年八月”。許老的會見和談話，許老的合影和題贈，對我的劇本修改和后來工作，都有著一種倍感親切而深受激勵的情義。

這里順便補記一筆，多年之后，許進在一篇回憶文章中還披露了一些當年西山訪談中我有所不知的情節：“記得在1981年夏天，祖父在北京西山撰寫回憶錄。一天，他收到北大中文系七七級學生李矗的信。李矗在信中說，他正在寫一部描寫五四運動的劇本，希望與曾經參加過五四運動的人交談，以增加感受。我祖父馬上請秘書給李矗同學回信，約他到西山來見面。西山管理部門的負責人得知此事以后來到我祖父的辦公室，他說，許老，咱們這里是保密單位，讓學生到這里來是不是合適呀？我祖父回答說，他是我的客人。我祖父在這個保密單位里與一位素昧平生的在校大學生談了兩個小時。此事使我受到深刻教育。”（引自《世紀風采》2008年第8期許進文）由此，更足見許老平易近人和關愛青年的風范，也使我誠如許進所言而深受教育，也深受感動。

1990年許老逝世，享年100歲。

三

拜訪許老之后，我還給另一位“五四老人”羅章龍先生寫了請教信，并附寄劇本。

羅章龍不僅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學生領袖之一，還是中共初期乃至中共六大全會頗具聲名的領導人之一。1915年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名義發出征友啟事，羅章龍是最早的響應者。毛羅二人由此結為好友，很長時間內相處融洽，聯系密切，毛澤東曾譽之為“管鮑之交，后無來者”。1917年，毛澤東、羅章龍等湖南青年來北京尋夢。羅章龍考上了北大哲學系，后與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等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創建人。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一段時間后回到長沙，與何叔衡等創建了湖南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中共成立后，羅章龍任北京大學支部書記、中共北京區委委員。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后，羅章龍兼任北方分部主任，多年奔走于長辛店、天津、唐山、石家莊、沈陽、哈爾濱以及隴海沿線與津浦沿線等地，結識和領導了史文彬、王俊、鄧培、王荷波、孫方鵬、姚佐唐、康景星、游天洋、蘇兆征、倫克忠、唐宏經、王維儉等一大批路礦工人領袖。先后組織發動了1921年底的隴海鐵路大罷工、1922年長辛店八月大罷工和十月開灤五礦大罷工。羅章龍是中國工運的實力派人物，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連續四屆當選為中央委員，曾任中央工委部長、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黨團書記等職。

羅章龍還是中共歷史上比張國燾還早的第一個“另立中央”的“錯誤路線頭子”。1931年1月，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以高壓手段，強行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以王明等為中央領導的決議。羅章龍對此表示強烈不滿，不但在會上與之激烈交鋒，會后又聯絡三十余名中央委員發起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史稱“第二中央”），羅被選為“書記”。羅領導的“非委”不但發表了拒絕承認六屆四中全會合法性的聲明、“告全黨同志書”和“致共產國際信”，還指令他領導下的黨組織和工會部屬在部分省區開展“奪權”活動，另立“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等。后來，羅章龍被中共中央開除出黨，羅領導的“非委”大部分成員和北方工會組織負責人，或被開除，或被撤職，或被出賣而慘遭捕殺，或被鋤奸隊所殺，或脫黨消失，幾乎無一幸免。羅章龍輾轉逃生后，夾起尾巴做人，從1934起先后在河南、湖南、湖北等地高校以教書為生。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中央的關懷下，羅章龍奉調回京，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并擔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毛澤東在“文革”中曾掰著手指頭，數說中共黨內九次錯誤路線代表人物的次序：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羅章龍被排行“老四”。對此排列“殊榮”，被落實政策后的羅章龍曾幽默而不無自我解嘲地說：陳獨秀有個“獨”字，因此排行第一；瞿秋白的姓有兩個“目”，所以排行第二；李立三名中有個“三”，當然排行第三；我羅章龍的“羅”字頭上有個“四”，自然排行“老四”了。他一直對被開除出黨的處分不服，認為當年成立“非委”是為了反對米夫的擅權和王明的錯誤路線，奉調回京后曾多方申辯，要求平反，但終于無果。

我給羅老寄信后，翻閱有關史料，想到要拜訪這樣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人，覺得也是蠻有意思的。可是，直到1981年12下旬，我才收到羅老的回信。

羅老的信是用鋼筆寫在一張紅線條的信紙上的，措辭很典雅、很簡約，也很客氣、很謙虛。他這樣一位老人，對我這樣一個平頭大學生甚至用“您”字相稱，讓我感到“受寵若驚”而心生惻隱。羅老的信不長，原信照錄如下：

李矗同志：

接到11月29日惠函及尊著《曙色朦朧的早晨》劇本，敬悉一是。

您虛懷若谷，寫作精神誠屬難能可貴。

劇本正詳加閱覽，如有所見，容當后告。

現因瑣務繁忙，今后如有其會，再圖良晤。

先此奉復。

致以

敬禮！

羅章龍

1981.12.24.

羅老回信婉言謝絕我的拜訪，也許確實因為“瑣務繁忙”，因為他奉調回京后一直在撰寫回憶錄，忙于筆耕；當然也抑或得知了首都大學生文藝會演已因故擱淺的消息，“皮”之不存，焉談“毛”事？以其耄耋之年而飽經滄桑的睿智見識，與其當時見面坦言相告，何如“容當后告”與“再圖良晤”更為合時宜呢？哈哈，真是個睿智的老家伙！

而我收到羅老回信的時候，恰逢我們77級聽候畢業分配之際。幾天之后，即1982年1月初，我們77級就畢業離校，各自奔赴所分配的工作單位上班了。所以，我當時也沒顧得上與羅老再聯系。之后，也因為工作繁忙，也一直沒有與羅老“再圖良晤”。

后來，從報上看到，羅老奉調回京后，雖是耄耋之年，卻仍筆耕不輟，先后撰寫了500多篇革命歷史回憶錄，著有《椿園載記》《椿園詩草》等著作。

1995年羅老逝世，享年99歲。

四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如今，五四運動的歷史已經翻過了99個年頭，我與三位“五四老人”的書信交往，也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個春秋。當年二十多歲的大學生，如今也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我和當年的同學以及同齡人也大多從各級領導或非領導崗位走上去而又退了下來。臺上、臺下、權力、地位、聲名，以及各色各樣的人生景象，也看得多了，看得淡了。如今回首往事，并非為了顯擺與高層領導或歷史名人見面訪談的幸運與榮耀，只是為了記敘一段以往的舊事，只是為了懷念一段已往的情分。也如年輕的我一樣，當年的叩訪，并非為了攀附高官或名人，而是為了一個創作沖動，為了尋訪一段歷史的真實和真情。當年拜訪許老時，事前我只告訴了宋聚軒等兩三個同學，為的是邀為結伴而行；事后我也只是記在我的《大學日記》里，從未與人多言過，也從未有過找關系辦私事的想法。

當然，無論當年還是現在，我對三位“五四老人”都充滿晚輩對前輩的敬意，別的不說，歷經滄桑而生命猶存，談何容易！當年的叩訪，抑或有某些慕名獵奇的成分，但在我心目中更多的是把他們當作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把他們當作歷經滄桑而見多識廣的老師長和老校友。他們的年齡雖然與我相距半個多世紀，仿佛隔著遙遠的時代鴻溝，但是他們當年的青春呼喚卻與我輩同聲相應，他們當年的青春夢想卻與我輩同氣相求，乃至吸引著我輩穿越歷史的隧道，去尋訪他們當年曾經披荊斬棘的足印，去傾聽他們曾經叱咤風云的聲音。

當然，我與三位“五四老人”書信聯系的往事，尤其是與許老訪談的往事，本身也是一個歷史的見證。沒有組織介紹，沒有熟人引薦，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許老，僅憑一封來信和一篇習作，在自己的住處約會了一個非親非故而素昧平生的大學生，并且和他親切交談了兩個小時！這在后來或者如今的社會氛圍和人際關系說來，都有點令人難以置信。然而，這卻是我當年的親身經歷。這不也是一個頗有意味的歷史見證嗎？

回首往事，可以告慰三位“五四老人”的是，我當年創作的六幕大型歷史劇本《曙色朦朧的早晨》，雖然一直未能搬上舞臺，但是終于2001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張鍥先生以《青春的禮贊 愛國的頌歌》為題撰寫了序言，對劇本創作給予了熱情的贊賞與鼓勵。他在序言中寫道：

“我是懷著欣喜的心情閱讀這個劇本的。五四運動距離現在已經八十多年了，今天閱讀這個劇本仍然覺得很新鮮、很親切、很有震撼力。那些如火如荼的斗爭場面，那些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仿佛又都重現在我們的眼前，使我們心潮激蕩，熱血沸騰。作者不僅用藝術的手法再現了蔡元培、李大釗等高擎五四運動思想火炬的先驅者的形象，而且巧妙地把以唐守珍、許日珩等為代表的一批熱血青年編織在一起，使他們聚焦在1919年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聚焦在舊中國北京這個古城，共同演出了一部呼喚思想解放和文化解放，呼喚共同挽救祖國危亡、挽救民族衰頹的偉大歷史正劇。劇本場景恢宏壯闊，人物形象飽滿集中，情節絲絲入扣，戲劇語言也很有文學色彩，其最精彩的部分甚至可以作為朗誦詩來讀。而這樣一部大型歷史劇本，卻出自一個當年還在上學的青年學子的課余創作，這就不能不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悅和振奮！”

如今，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將近百年。百年滄桑，功過是非，誰與評說？我看到，北大依然遵奉五四為校慶，中國青年依然在五四過青年節，五四運動的旗幟依然樹立在國家博物館，五四運動的浮雕依然鑲嵌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基座。當然，我也看到有那么一種議論，說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是一種“違法暴行”，意在否定五四運動的歷史合理性。其實，此議不值一駁，也無須多駁。若以此議推論，那么陳勝吳廣揭竿起義、辛亥革命、南昌起義……豈非都是“違法暴行”乎？豈非都要一概否定之？由此可見，這種以“放大鏡”窺測歷史而以“繡花針”挑剔歷史的非議，是何其荒謬而可笑！宏觀世界，歷史進程中所有的機運與爆發，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觀史論史，當以高屋建瓴而巡脧全局之大視野而審視其大脈絡大趨勢，方知其大規律大邏輯。倘若囿于細枝末節，甚至一葉障目，抑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必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云，甚至南轅北轍，顛倒黑白。

我至今依然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最偉大最生動最活潑的青年運動，它點燃“愛國、民主、科學、進步”的思想火炬，不但照亮了20世紀前半葉，開創了中國革命新紀元，而且光耀整個20世紀乃至穿透此后深遠的時空而彪炳青史。

最后，也如我在劇本獻詞中的寄語一樣，我也將這篇燕園瑣憶，獻給偉大的五四運動以及在這一運動中奔走呼號的先驅們，獻給踏著五四足跡而繼往開來的青年朋友們！

《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18年第6期

創作談

《我與三位“五四老人”的書信交往》創作談

《北京文學》各位編輯朋友：

《北京文學》各位讀者朋友：

大家好！

我是《北京文學》的一名老讀者，也可以說是《北京文學》的一名老作者。早在四十年前，也就是1978年的春天，我作為北京大學1977級中文系文學專業的一名新生，第一次從南海之濱來到了祖國的首都，第一次走進了北京大學的校園，第一次走進北大圖書館中文期刊閱覽室時，我翻閱的第一批文學雜志之中，就有《北京文學》的前身《北京文藝》。我在入學初寫下的第一首詩稿《北大，我們向你報到》，也是在閱覽室里抄下《北京文藝》編輯部的地址，直接寄給“編輯同志”收的，因為當時的雜志沒有刊登主編和編輯名單，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姓名。然而，《北京文藝》的“編輯同志”，對我這個素昧平生而初次來稿的陌生作者卻不見外，隨后把詩稿發表在當年10月號。這是我入學后發表的第一首詩，也是我在首都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作品。由此，我與《北京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從當年的初交到如今的又一次相聚，不覺四十年光陰過去。在此期間，盡管大學畢業后我所供職的單位是媒體而非文壇，我所從事的工作是新聞采編而非文學寫作，但是我對文學依然一往情深。然而，畢竟身在文學職場外，雖然也時有所作，卻多是率性而散漫之為，時冷時熱，時斷時續，而沒有專業性的持續不斷地努力和追求。但是，就閱讀而言，我對于包括《北京文學》在內的文學類雜志，以及每年度的茅盾獎和諾貝爾文學獎在內的文學作品的關注與閱讀，卻從未有過放棄。所以，我可以說是《北京文學》一名業余的老作者，也可以說是《北京文學》一名熱心的老讀者。

因為給自己找了一條“業余”的理由，所以我寫得很少，給雜志投稿的更少。有時或有所感，便打開電腦，登錄博客，在鍵盤上噼啪敲完了事。有時雖有所感，卻因某些瑣事困擾，干脆甩手偷懶，把腹稿留在肚子里生根發芽算了。比如，前段曾讀到北大同窗黃蓓佳發表的《珞珈路》和《萬家親友團》兩個短篇。前篇是用第一人稱寫的，說的是畢業三十多年后的一次同學聚會，勾起了作者對三十多年前剛被分配到某外事辦工作時的人際交往和情感糾葛。故事情節今昔穿插，亦真亦幻，寫得煞是好看。其間，恰逢我家房子裝修完畢，正在把書籍等家什往回搬，忽然掉出一封信來，撿起一看，正是作者當年剛被分配到外事辦工作時寫來的。我一邊看信，一邊看小說，兩種文本表述的心情境況交相閃現，讓我讀得頗受感動，當時便想寫一篇《作家境遇與創作表現》的讀后感或曰評論。但是，用來寫作的ThinkPad不知怎么壞掉了，由于多年來養成了依賴電腦寫作的習慣，過去倚馬可待的筆頭再也不聽使喚。可是，等到電腦修好了，原來萌發的那一點點靈感，卻也早已隨風飄散。哈哈，業余作者就是這么隨意而瀟灑，就是這么任性而懶散。

今年適逢北大120周年校慶，又是我這個年級入學四十周年，回首往事，真的是感慨萬千！誠如我在為北大77-78級入學四十周年紀念大會寫作的歌曲《夢回燕園（詠嘆調）》所說的那樣：“彈指入學四十春，……往事歷歷如潮涌！”其中，讓我最受感動和最為難忘的，就是我在《我與三位“五四老人”的書信交往——燕園瑣憶（五）》一文中所記錄的這段往事。當時，為了創作反映五四運動的劇本《曙色朦朧的早晨》，我走訪了大陸健在的兩位五四運動親歷者許德珩先生和楊晦先生，還與另一位時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的五四運動親歷者羅章龍先生有過書信交流。現在回想起來，當年自己作為一名在校就讀的大學生，在既沒有任何機關團體介紹信，又沒有任何熟人引薦的情況下，僅憑個人書信聯系，就要去走訪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許德珩先生這樣的人物，這些想法簡直有點不知天高地厚！然而，當年這些異想天開的求知欲望，卻也居然如愿以償，這也真是幸運所系！

在與三位五四老人的訪談和書信交流中，我有幸當面聽取了他們親口講授的親身經歷親身感受以及親筆指導，他們這些在當時的書本上都還沒有記載的真知灼見，不但增進了我對劇本創作的感性認識，更深化了我對五四運動偉大歷史意義的理性認識。我們說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這些無疑都是對的。但是，五四運動更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以“天安門大游行”和“火燒趙家樓”為肇始，進而對舊傳統舊文化進行大檢討和大反省的文化思想革新運動。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五四運動堪比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既有對舊傳統舊文化的質疑與批判，也有對新文化新思潮的開放與包容，還有各種文化思潮之間的競爭與交融。我們如今仍然信守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如今仍然信守為主流和核心價值的以白話文為載體的新文化等等，無不是追隨五四新潮而得以傳播和發展起來的。因此，同樣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后來的新民主主義運動。

回眸歷史我們真切地看到，在波飛浪濺的五四新潮之中，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并由此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一個開放的、思想活躍的社會，是健康而充滿活力的社會；所謂真理，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主義，總是在與謬誤的交鋒中閃耀出她耀眼的光輝，而被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的；在各種思想流派的較量中，“真理最強”“她根本不需要策略、計謀或者許可制來取得勝利”。“讓真理與謬誤交鋒吧”“誰又看見過在公開而自由的交鋒中，真理會敗下陣來呢？”（約翰·彌爾頓語，摘自拙作《兩難選擇與自由應對》）但愿前事不忘，可為后事之師也。

如今，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將近百年，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幸與之訪談及書信交流的三位五四老人以及其他五四前輩都已作古，而我這當年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學子也已年逾花甲。回首往事，不勝感慨與唏噓！我撇下向以業余作者自甘偷懶之陋習，勉力寫下這篇文字，既是對當年這段往事的回憶與紀念，也是對三位五四老人等前輩師長，以及曾在以往歲月給予我關心與支持的朋友們的感恩與紀念，更是對曾經和仍將給予我創作素養和思想啟迪的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反思與紀念。

最后，祝各位編輯朋友和讀者朋友身心健旺，生活舒暢，文采飛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