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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15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整整一百年后，遠在北京兩千里之外的安陸州[1]突然成為帝國的焦點。來自北京宮廷的接駕隊伍，浩浩蕩蕩地開到興獻王府，迎接興獻王朱祐杬的生子朱厚熜入京承繼大統，成為大明王朝的第十二位皇帝。

十二天前，正德皇帝朱厚照撒手塵寰，使用了十六年的正德年號戛然而止，此時正德并未立皇太子，帝國的皇位，驟然空缺。

空缺的原因，是正德皇帝死時剛過而立之年，還沒有子嗣，根據宮殿典制，要遵循“兄終弟及”的原則，將皇位傳給正德的弟弟。然而，正德皇帝又是家中獨苗，沒有兄弟。滿朝官員，一時不知所措。

要解釋這種尷尬的狀況，需要把這個家族的血緣關系上溯到正德皇帝的爺爺成化皇帝那里。成化皇帝朱見深共有十四子，老大、老二早亡，繼位是老三朱祐樘，這就是弘治皇帝。弘治死后，他唯一的兒子朱厚照繼位，是為正德。正德死，既然他沒有兄弟、沒有兒子，皇位就應該推回到他爹弘治皇帝那一輩，根據“兄終弟及”的原則，由弘治皇帝朱祐樘的弟弟、排行老四的興獻王朱祐杬繼承。

然而，朱祐杬也已在兩年前去世，于是只能循著這皇朝的血脈推演，目光于是落到了朱祐杬的長子朱厚熜身上。

朱厚熜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他的父親朱祐杬與正德的父親、弘治皇帝朱祐樘是親兄弟，此時，大明王朝的皇位，已經結結實實地落在他的身上，一個天高皇帝遠的皇族后裔，命運就這樣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就可以理解，由司禮監太監谷大用、內閣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等組成的龐大團隊，為什么只用了十二天，就從京城火速趕到了遠在湖廣安陸的興獻王府。

在上述官員的護送下，朱厚熜一行抵達北京。然而，就在朱厚熜距皇位只有咫尺之遙的時候，他突然止步不前。

他提出了一個問題，難倒了所有的朝廷大員。

按照禮部的安排，朱厚熜本當由崇文門進北京，再由東華門入皇宮，過繼給朱厚照的母親張太后為子，并在文華殿完成成為皇太子的儀式，再以皇太子的身份登極為皇帝。但對于禮部的周密安排，朱厚熜并不認可。因為“兄終弟及”一語，在此產生了一個重大的歧義——究竟是朱厚熜繼承了堂兄朱厚照的皇位，還是自己的父親朱祐杬繼承了弘治皇帝朱祐樘的皇位？禮部官員認為是前者，朱厚熜卻解釋為后者，因為在他看來，“兄終弟及”，當然是指他父親與弘治皇帝這對親兄弟，而不是指自己與朱厚照這對堂兄弟。假若他的觀點成立，那么，他已經死去的爹，實際上也成了皇帝，而他朱厚熜，就不是從正德皇帝朱厚照那里，而是自己的父親朱祐杬那里，直接繼承皇位。

這一切好像文字游戲，但是當朱厚熜提出這一點時，所有的官員都面面相覷，大腦一時短路，因為對于這文字的歧義，所有人都不曾想到。假如他繼承的是堂兄，那么他就必須遵循禮部的安排，從東華門入宮。假如是他繼承的是父親，就不需要過繼給張太后，而以皇帝的身份直接登極，這樣，他就可以從午門進入紫禁城，在奉天殿完成登極大典。

于是，浩浩蕩蕩的隊伍，在北京城外突然停頓，所有的人大腦短路，沒有人知道朱厚熜該由哪座門入宮。大臣極力勸諫，朱厚熜絕不妥協，正德遺詔中一個小小的漏洞，竟變成難以解決的僵局。

他不僅要給自己正名，更要給死去的父親正名，因為那樣的話，父親的身份就不只是王爺，而要被追認為帝王。在這里，朱厚熜充分顯露出他錙銖必較的本性。

從午門到東華門，距離不過幾百米，對朱厚熜來說，卻別如天壤。

國不可一日無君，此時的大明王朝，皇位虛位以待，已經超過一個月。帝國官員們心急如焚，卻又拿不出絲毫辦法。相比之下，朱厚熜卻無比淡定，因為他知道，皇位已經被他鎖定，再怎么拖，皇位也不會跑掉。

這是典型的皇帝不急太監急，當然，官員們最急。

他決定坐地要價。從沒見過大世面的朱厚熜，在這里展現出過人的沉穩。

那一年，他只有十五歲。

二

從外圍看，紫禁城的門有四座：南為午門，北為玄武門（康熙時代為避“玄燁”名諱而改為神武門），東為東華門，西為西華門。

午門是紫禁城的南門，也是正門，它無疑是紫禁城最重要的一座大門，因此采用了建筑中的最高級形式。沿襲唐朝大明宮含元殿以及宋朝宮殿丹鳳門的形制，主樓東西有雁翅樓延伸，上有五座重樓，所以也叫“五鳳樓”。

中國古代建筑，前后四根柱子圍成的一個方形空間叫做“間”，與今天所說幾間房子的“間”不是一回事。紫禁城九千多間房子，也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間”不同。在古代皇家建筑里，“間”也是表示“級別”的單位之一。午門的主樓是重檐廡殿頂，面闊九間，進深九間。九是最大的陽數，也就是奇數，五是中間的陽數，九和五，都是尊貴的數字，所以古代帝王，被稱為“九五之尊”。

午門位于紫禁城南北軸線的正南方，也是子午線的午位，因此稱為午門。雁翅樓朝天而開，過了此門，就不再是人間，而是“天朝”，所以這闕樓，被稱為“天闕”。岳飛《滿江紅》詞里曾說：“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午門“中開三門”，兩旁各有一掖門，中間的門，只為皇帝而打開（文武百官走東側門，宗室王公走西側門）。只有殿試前三名，即狀元、榜眼和探花，中鵠后可以從中門出宮一次，這一次經歷，也因此成為他們一生的榮耀。

進入午門，就進入宮殿第一個巨型的廣場——太和門廣場（皇家廣場其實都是一個巨大的庭院），預示著一個莊嚴場合的出現。正面（北面）橫臥一個大型建筑，是進入三大殿之前的最后一道門——太和門（明代稱奉天門、皇極門）。自朱棣始，明朝的皇帝就每天清晨在這里聽政[2]，稱為“御門聽政”。這巨大的庭院，也成為王朝議政的大會堂。每當皇帝在御座上坐定，一名內使（宦官）就會手捧香爐，走到皇帝面前，香爐上鏤刻著山河圖案，內使將香爐放在御座前的黃案上，奏曰：“安定了。”聽政于是開始。

太和門廣場東西各有一道門，東為協和門（明代稱左順門，古代建筑中的左右，皆以面南而論），西為熙和門（明代稱右順門）。出左順門往東，是文華殿宮區和內閣辦公地，因此每當早朝之后，皇帝經常會到左順門或者右順門，與一二重臣繼續商討政事。有一次朱棣在右順門的便殿里批讀奏章，桌上金獅鎮紙被推擠在奏本旁邊，搖搖欲墜，一位大臣眼疾手快，墜落之前將它扶住。朱棣見景生情，說：“器皿雖小，置于危處則危，置于安處則安。天下猶如一件大器，豈能置之于危處？更須處于安定之地。天下雖安，不可忘危。”說罷，神色愴然。

進入太和門，是三大殿區域，那里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帝國的政治核心，是真正的金鑾寶殿。在古代，“宮”和“殿”的意思并不一樣，紫禁城的布局是前殿后寢，即前半部（南部）是外廷（殿），是皇帝的辦公區；后半部（北部）是內廷（宮），是皇帝及后妃宮眷的生活區。宮與殿的分界線，就是保和殿以北的乾清門，那里也是紫禁城中軸線南北距離的中間點。奏章、物品的傳遞，都要在此中轉，各種“快遞”在這里集中，因此幾百年間，這里都是紫禁城內最重要的物流集散地。

午門只有在舉行大典和重大朝見時才能開啟，朝廷百官平日上朝，一般從東華門進入紫禁城（西華門因為直通西苑，內監司事人員常從這里出入）。因此，東華門和西華門這兩座東西對稱的宮門，并不開在東西兩側城墻的正中，否則就可以直通內廷，妨礙皇帝的“私生活”。所以，為了維護內廷的私密性，也為上朝方便，東華門和西華門都開在東西兩側城墻偏南、距離南垣角樓一百多米的地方。形制也低于午門，正面呈平面矩形，紅色城臺，白玉須彌座，當中辟三座券門，城樓面闊五間，進深三間，門外馬碑石，至今仍在。

在清代，自康熙帝始，御門聽政的地點改在乾清門，皇帝每天上下班的交通距離也收縮到后廷的門口。自雍正始，皇帝的辦事機構，也設在乾清門廣場西側一排簡易的小平房里，只是那時的雍正不會想到，這個小小的機構后來成長為一只巨獸，它的名字威震朝野：軍機處。

官員上朝一般遵循兩條路線，一條是中軸線路線，另一條是對角線路線。

中軸線路線主要用于包括大朝在內的主要儀式中，官員依次穿過皇城和宮城中間的門，沿中軸線北行，到達紫禁城的中心院落——太和殿廣場[3]，或者繼續向北，抵達乾清門——在康熙初年，還要求官員走中軸線路線，穿過太和殿東側的中左門和保和殿東側的后左門抵達乾清門前。[4]

而日常進宮（尤其康熙朝以后），則更多地從東華門入宮，穿過紫禁城東部的三座門，由景運門入乾清門廣場——那也是紫禁城內最后一個大型廣場，到乾清門前參加御門聽政[5]（雍正以后，聽政改在養心殿，使養心殿逐漸成為帝國的政治中心）。由東華門抵達乾清門（以及后來的養心殿）所走過的路線，剛好構成一條對角線（由東南到西北）。而中軸線和對角線的交叉點，剛好是乾清門。

前一條路線也被稱為“儀式路線”，后一條路線也被稱為“功能路線”。這是兩條互補的路線，朱劍飛先生在比較這兩種路線時說：“一方面，紫禁城在空間上確實是‘禁地’。它極度深奧而遙遠，要求人們付出極大的努力和自制力，才能企及和征服。另一方面，一個系統的區別是，東側的對角路線相對來說比中軸路線更輕便易達。儀式路線猶如朝拜的路徑，必須遙遠而曲折，從而激發人的謙卑、恭敬和崇拜心理；而功能路線，在頻繁的使用中，必須是有效的、劫持或服務性的，以利實際事務的高效運行。”[6]

紫禁城的北門是玄武門，清康熙年間為避康熙帝玄燁之諱，改稱神武門。內設鐘鼓，與鐘鼓樓相應，用以起更報時。但皇帝居宮中時，神武門上的鐘不再鳴響。城臺開有三門，帝后走中間正門，嬪妃、官吏、侍衛、太監及工匠等均由兩側的門出入。清代選秀女，將嬪妃迎入宮中均走此門。

清代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的陽春三月，一個名叫葉赫那拉氏的十七歲少女就從這座門入宮選秀，九年后走向帝國權力的頂峰，統治中國長達四十七年。但她是從紫禁城的后門（神武門）進宮，而非（以皇后的身份）從紫禁城的正門——午門抬進宮的，這構成了她一生最大的隱痛之一。

三

紫禁城給人印象最深的，除了那些宏偉的大殿，就是深紅的宮墻和無休無止的宮門。如上所述，紫禁城實際上是一個墻與門的世界。一道道墻，在紫禁城內分割出不同的空間，每個空間，都構成一個院落，甚至像三大殿這樣恢宏的建筑，都被封閉在一個院落中。這些空間（院落）位置不同、地位不同、面積不同、功能不同，卻有著相似的結構，比如大都是面南背北，方正規矩，禮序森嚴。紫禁城，實際上就是由無數個小型院落組成的一個超級院落，這些院落，浩繁如星辰，卻又被組織、整合得整齊有序（就像王朝的行政系統一樣）。在這看似復雜的系統中，門，就是組織、整合空間最有效的方式。

這偌大的紫禁城，里面暗藏著層層宮門。門有時開啟，有時關閉，把偌大的紫禁城，連接成一個時斷時續、時分時合的空間體系。早年去故宮參觀，感覺最奇特的就是那些門。封閉的墻和開啟的門，造成一種先抑后揚的視覺效果。墻把我們的目光封閉在一個單元的空間里，為建筑制造了宏大而震撼的視覺效果；門又讓我們的目光穿透墻的圍困，抵達宮殿的深處，探測著幽深的心理深度。每當我們登上太和門的臺階時，敞開的太和門猶如一個取景框，為藍天下的太和殿剪裁出一個矩形的圖像。而更神奇之處在于，隨著我們腳步的移動，取景框里的圖像也不停地變動，仿佛游走的不是我們的腳步，而是建筑本身。

很多人覺得紫禁城很神秘，而它的神秘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門營造的。因為那些時開時閉的門，給紫禁城造成一種半掩半露的效果，人們永遠猜測不到，在門的后面，藏著怎樣的一個世界。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多年的我，對門后世界的好奇心絲毫未減，依然時常像孩子一樣把眼睛趴在門縫上，窺視門背后的風吹草動。

墻與門，既是對立體，也是統一體。關上門，世界就是小的，比如對某些被打入冷宮的妃嬪來說，紫禁城就是一座囚牢，而對于某些時候的皇帝，比如乾隆，它只意味著八平方米的三希堂，那里有一方炕、一張桌、幾帖晉人法書，卻是一個令他沉浸和陶醉的溫暖世界；開啟門，世界立刻變大，從一座宮殿抵達另一座宮殿，要穿越無窮無盡的宮門，尤其對于朱棣之子、明仁宗朱高熾（洪熙）來說，無異于一種繁重的勞動，因為他身寬體胖，走路都要氣喘（連他的父親朱棣都嫌棄他），而他的寢宮，偏偏選在后宮最北端的欽安殿，每次上朝，要由北向南穿過重重宮門，才能抵達御門聽政的太和門。在他眼里，宮殿就是深不可測的道路，以及沒完沒了的奔波。

朱高熾當然會乘坐交通工具，而不會用腳步去丈量大地。那種交通工具被稱作“輦”，從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閻立本《步輦圖》（北宋摹本）上，我們可以看到“輦”的大致樣子。但以他的身量，乘輦恐怕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對抬輦人就更不簡單），上輦下輦，都很費體力，或許還需要技巧，在輦上顛來蕩去，更讓他心率過速。

相比之下，上朝大臣更加辛苦，尤其年事已高、行動不便的大臣，步行穿越宮殿中，也并非易事。每日早朝，他們要先由承天門（清代以后稱天安門）、端門、午門（或者從東安門入東華門）集合進宮，走不動就讓宦官挾著兩腋，不是扶老攜幼，是連拉帶拽，拖到皇帝面前，不像朝廷命臣，倒像是被劫持的人質。

因此說，當官是個體力活兒，尤其在天子腳下當官，體能不好不行。到清代，宮廷才開始實施人性化管理，允許年老體衰的大臣騎馬入宮。第一位獲得這項“特殊待遇”的是康熙朝的南書房翰林、大學者朱彝尊，每逢前往乾清門上朝或參加宴筵，可先乘轎至東華門，再換一匹小矮馬進入紫禁城。此后，這一“政策”惠及更多高齡大臣，允許他們騎馬入宮，但從東華門入宮者，須在箭亭前下馬，從西華門入宮者，至內務府總管衙門門前下馬。乾隆時代，政策進一步放寬，凡級別達到一二品以上，年輕達到六十歲以上的朝臣，均可乘轎進宮，但仍須在箭亭下轎步行。從箭亭入景運門，就進入乾清門廣場了。宮殿里的旅行，從此不再艱難。王朝政治，也多了一層人性色彩。

但政策放寬，不意味著沒有規矩。那些墻與門，依舊控制著政治的格局、命運的走向。乾隆晚年，和珅權傾一時，拒不遵從宮殿的語法。他不僅乘轎直入景運門，等于一路乘轎到在乾清門聽政的皇帝面前，而且因為從他居住的恭王府經東華門前往乾清門要繞遠，為了抄近路，他公然違制，乘轎直接出入紫禁城的北門——神武門，等于直抵皇帝后宮。放肆如此，他行程的終點，只能是地獄了。

王朝的命門，其實就是門。

四

高昂的午門，阻擋不了朱厚熜執拗的腳步，因為朱厚熜的意志更加高昂。面對門的威嚴，這個十五歲少年表現出不屈的意志。因為是從午門還是從東華門走進宮殿，不僅關系著他的名位，也關系著對他已逝父親的定位——假如從午門進入，就說明他的父親朱祐杬是從弘治皇帝朱祐樘那里繼承了皇位，然后再傳給他，也就是說，他爹雖然已死，但他是以皇帝的身份死的，身后將配享帝王的祭祀。他一心為自己的父母爭得一個帝、后的稱號，猶如一個貞潔烈婦，至死也要爭得一個象征名譽的牌坊。

朱厚熜還沒有登極，就與朝廷百官擺出了分庭抗禮的架勢。“庭”，是太和門前的大庭院；“禮”，是大臣們教條主義的“禮”。在這座深不可測的宮殿里，這個叛逆青年不愿受官僚的擺布，一定要給他們一個下馬威。除了捍衛死者的榮耀，其中當然也有現實的考慮：他不愿奉堂兄朱厚照之母張太后為母，使自己成為他人手中的木偶。于是，在朱厚熜這個光桿皇帝與以楊廷和為首的朝廷百官之間，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抗衡。眼下，這僵局一直僵著，雙方都沒有讓步的意思，最后，還是張太后“發揚風格”，表示“天位不可久虛，嗣君已至行殿，內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箋勸進”[7]。

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終于從正陽門進入北京城，經大明門進入皇城，經午門進入紫禁城。派遣官員履行完祭告天壇、地壇、太廟、社稷壇的手續，朱厚熜身穿孝服前往正德皇帝靈前謁見，又叩拜了張太后，之后換上袞冕服，在奉天殿（今太和殿）前行告天地之禮，登上奉天殿，神情莊重地在御座上坐定，頒詔大赦天下，改元：嘉靖。

登極危機終于解除了，但嘉靖與宮門的糾葛并沒有終結，氣勢恢宏的太和門廣場，竟然成了嘉靖與群臣角斗的戰場。登極危機雖已化解，但皇帝和大臣之間的緊張對峙局面，在朝廷中暗自發酵，終于演變成一場明火執仗的正面沖突。嘉靖通過登極，正告朝廷百官一個鐵打的事實，“興獻王” 朱祐杬才是自己正宗的爹，他是從親爹手里繼承的皇位，弘治皇帝朱祐樘并非他的親爹，而是他的伯伯，他沒有打算過繼給這個弘治伯伯（實際上是過繼給弘治皇帝的皇后張氏）當兒子，把自己的親爹變成自己的伯伯。不僅如此，他還得寸進尺，要給自己的親爹親媽爭得一個帝、后的名位，因為弘治皇帝死，根據“兄終弟及”原則，應是他親爹朱祐杬繼位。由于朱祐杬也死了，才輪到他繼位。嘉靖的胃口還不止于此，他還想把自己九泉之下的親奶奶加上皇太后的名分。

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代表的朝臣們只能苦笑了。他們不斷上奏，企圖說明一個道理：你爹不是你的親爹，你奶奶也不是你的親奶奶，已逝的弘治皇帝盡管沒有生你養你，但以他為親爹，王朝血統才真正稱為一脈相承，紫禁城體現的血緣政治才能嚴絲合縫、滴水不漏。他們越想越激動，終于在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七月十五日，太和門御門聽政之后，聚集在左順門前集體請愿，釀成一起群體事件。上至九卿，下至翰林、部、寺、臺諫諸臣，二百多人齊聲呼號，在巨大的廣場上，形成一種空前的聲音效果，史料記載：“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廷”。

他們忘記了，嘉靖是一個極其敏感自尊的人。登極時由于準備不足，禮部給他準備的龍袍略長，他就懷疑是朝廷官員瞧不起他，誠心出他的丑。直到楊廷和急中生智，說：“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才龍顏稍霽。此時，朝廷百官光天化日之下向他示威，那不是明擺著拿窩頭不當干糧嗎？這不僅不能嚇住嘉靖，反而激發了他的斗志。一怒之下，嘉靖竟然下令逮捕鬧事的官員。有一百三十四人被拘捕，另外八十六人待罪聽候處理。兩天后，又下令對一百八十多位事件參與者施以“廷杖”，就是脫褲子打屁股，直接間接被打死者，凡十九人。

嘉靖死活不肯向群臣低頭，除了解決父母的名分、自己的出身問題之外，其實還暗藏著一個心照不宣的事實，就是皇帝和大臣爭奪話語權乃至對王朝的控制權。對當事人而言，名分問題固然重要，但朝廷的主導權更加重要，雙方都不過拿這事“說事兒”而已。

還有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就是嘉靖所處時代，剛好是“王學”（王陽明之學）興起的時代。對于程朱理學將“人欲”與“天理”對立起來的絕對化傾向，王陽明及時做出修補，提出“心即是理”，主張回到人的本心。嘉靖敏銳地覺察到這一時代主題的變化，緊緊抓住“王學”這一理論武器，向以楊廷和、楊慎父子為代表的“吃人”舊禮教發出挑戰，不僅一舉確立了自己的王朝政治中的主導權（那時他只有十八歲），也把自己推上了道德的至高點。

千秋太和門，靜靜地注視著王朝的變遷。

五

嘉靖即位的前二十年，嘉靖表現出極強的政治進取心，紫禁城也迎來了建筑瘋長期，如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重建文華殿，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重建仁壽宮，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在乾清宮左右建端凝殿、懋勤殿，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建成慈寧宮，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建成慈慶宮……

然而，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楊金英等十六名宮女將一條黃花繩套在嘉靖柔軟的脖子上，發生一場謀殺未遂事件之后不久，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駕崩，他的身影就再也沒有在太和門出現過，從此隱居西苑，過起專心煉丹的生活。史書說：“上就遷西苑……不復視朝”[8]。

對于新上任的臣子來說，皇帝猶如一個傳說，從來沒有出現過；而那些見過皇帝的舊臣，想必也已記不清皇帝的模樣。

大臣們似乎忘記了，這朝廷還有一個皇帝。

權力的縫隙里，嚴嵩及其黨羽的勢力，如野草般猛長。

那個很有主見的少年天子，就這樣一步步淪為被海瑞唾罵的“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余年不視朝，法紀弛矣”的腐朽皇帝。楊金英或許不會想到，她們的弒君行為，不僅成為嘉靖皇帝個人生涯的拐點，也讓大明王朝的劇情急轉直下，從此走向萬劫不復。

很多年后，人們向康熙大帝講起嘉靖、萬歷荒怠朝政的舊事，還令康熙感嘆不已。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里，康熙皇帝每天準時出現在乾清門。年輕時，他在早上七點（辰時）就已完成早朝，因此早朝常常是摸黑進行的（尤其在冬天）。后來照顧到大臣（因為大臣要提前兩三個小時到宮門外等候），朝廷的作息時間改為春夏辰初三刻（約七點四十五分）、秋冬辰正三刻（約八點四十五分）開始早朝。有大學士奏請，早朝可以每三四日一次，不必天天舉行，康熙回答：“朕聽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規，不日上御門理事，即竟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漸至倦怠，不能始終如一矣。”人都是有惰性的，所以康熙才不敢耽于安逸，嚴格要求自己，每天凌晨不到四點就會起床，“未明求衣、坐以待旦”。

康熙說：“（朕）無他欲，惟愿天下治安，民生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身為創業之帝，他深知這江山得來不易，你怠慢了天下，天下就會怠慢你。

注釋：

[1] 今湖北省鐘祥縣。

[2] 御門聽政是明太祖朱元璋創下的規制，因為明朝取消了宰相職位，本由宰相承擔的政事就落到皇帝身上。北京紫禁城自明成祖朱棣開始，每天早上御門聽政。

[3] 參見趙爾巽：《清史稿》，第2616—2617、2621—2624、2649—265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

[4] 參見徐藝圃：《試論康熙御門聽政》，原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5] 參見趙爾巽：《清史稿》，第2624—2625、2689—2697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

[6] 朱劍飛：《中國空間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第16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

[7] 《明世宗實錄》，卷一。

[8] 《萬歷野獲編》，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