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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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批評的眾聲喧嘩中，出現了一對彼此矛盾、相生相克的聲音：人們把文學出現亂象歸咎于批評的不盡責，把文學批評搞成了文學表揚；但如果有批評者下定決心去搞不講情面的真正的批評，馬上便有作家、媒體人按捺不住跳將出來，將一盆盆冷水甚至臟水潑向批評者，并扣以“酷評”、“棍子”、“帽子”之類的罪名，搞得批評家們左右為難！

批評的尷尬與迷茫突出地表現在，現在的文壇庶幾陷入一個共同的誤區，人們總覺得作家無罪，是為人類文明做貢獻的；而批評家則是帶著原罪，應該受罰的，什么依附于作家的寄生者、附庸者啦等等，批評家就像魯迅筆下的趙莊人看阿Q，橫豎不順眼，覺得他不配姓趙，應該逐出文壇另謀生路。其實如果介入文學江湖，只要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很容易發現，不乏很差的作家、不學無術的寫作者混跡其中，透過紊亂無序的文學市場和一些欺世盜名的亂象背后，人們不難發現，和那些被痛批的批評家們相比，他們似乎更該挨批。

實話實說，批評本身的問題確實很多，也很嚴重。我們的批評家們似乎都學乖了，在各種規格的文學作品研討會上，評論者幾乎都心照不宣甘之如飴地充當“好好先生”，大家只栽花不種刺，他們的潛意識其實很明確，就是覺得得罪人的事情最好不做，免得惹上一身騷，受到當事人的怨恨不說，還可能失去許多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利益。這就形成文學圈的一個怪現狀——人人嫉惡如仇，但都按兵不動。在汗牛充棟的文學批評文章中，我們少能見到科學公正、充滿辯證法精神的文論出現，大多呈現二元對立思維特征，要么捧上天，要么貶入地，這已成為“中國式批評”的標簽。其實批評是多元的，不管您是屬于哪一元，都應履行魯迅先生的明示，努力做到“壞處說壞、好處說好”；像別林斯基、博馬舍所說，實施捍衛真理的批評，實踐內心自由的批評。這里，言者立其誠乃是根本和關鍵。

當下批評的尷尬與迷茫，還表現在幾乎人人都對批評不滿。評論家雷達近些年對當下中國文學批評這種尷尬、無奈、軟弱、被動狀態，提出了嚴肅批評。的確，我們每天都會看到新的作品大量涌現，批評家們在各種媒體發表不同的聲音，不少博士碩士也在大學研究評判著當代作家作品。文學批評不僅繁榮，簡直過剩，但從思想深度、精神資源、理論概括力、創新意識、審美判斷力等等而言，充滿主體精神、個性風采、有影響力的評論寥寥無幾；被動的，人云亦云的，甚至克隆式的東西卻時有出現。世紀之交以來，文學批評在價值觀方面出現了“整體性的叛變”，這種叛變的重要表征，就是媚俗、媚錢、媚官、媚權。文學批評影響力的喪失，批評的自由精神的喪失，以及批評方式的呆板，使得貌似繁榮的文學批評更像是一場場文學表揚的狂歡，最終導致批評失去了鮮活、銳利、深刻。這與作家們對文學批評“陳詞濫調、雷語連篇、矯飾浮夸、玄虛空洞、隔靴搔癢、艱深晦澀、不痛不癢”之類的評價基本一致。

在我們這個表面上看來價值多元實則混亂的時代，文學批評的價值堅守實際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啟蒙的意義。中國優秀的學者需要挺身而出，去勇敢地做這樣的事情，需要到大眾當中去，用自己的理論，用獨立的見解，去引領讀者大眾，使他們形成有價值的審美觀。在當代歐美，一些作家就公開說，希望評論家不留情面地批評他們，甚至否定他們，這樣才顯得公正，也有利于他們創作的進步，這樣做并不妨礙他們的寫作。

俄羅斯著名批評家別林斯基應該成為中國所有批評家學習的榜樣。別林斯基文學批評的基本原則和態度是，在他的心目中，沒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評的，也沒有什么問題是不能夠討論的，無論其社會地位有多高，也無論其享有怎樣的文學威望。他批評歐仁?蘇“聲名遠揚”的《巴黎的秘密》是“最可憐最平庸的作品”；他毫不客氣地否定杰爾查文的全部文學成就：“杰爾查文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僅僅在細節部分鑲嵌著珍貴發亮寶石的不成樣子的粗笨玩意兒。”他批評以“俄國的伏爾泰自居”的蘇瑪羅科夫：“他的全部藝術活動，不過是可憐亦復可笑的裝腔作勢而已。……然而，這個可憐的劣等文士卻坐享了怎樣的盛名啊！”他批評卡拉姆辛，認為其作品的缺點“在于他那常常是幼稚的、至少是永遠沒有丈夫氣概的對事物和事件的看法；雄辯家的夸夸其談”；他批評瑪爾林斯基“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沒有任何深度，任何哲學，任何戲劇性；結果，小說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們都從一個模子里刻出來，差別僅僅在姓名而已；他在每一部作品里都重復著自己”。

但現在中國文壇，多數批評家和文學評論寫作者還遠不能做到如此，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批評環境和評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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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家的尷尬與迷茫還表現在，當下中國文壇，批評家與作家數量嚴重失調，現有的且有限的批評家隊伍，不僅要孤軍奮戰，而且要以少對多，終年疲于應對。批評家奇缺，急需培養更多后來者。文學批評是一個很復雜的工作，現在很多高校都建有人文學院或中文系，但是它們最多培養研究者，研究者往往關注的是學問、傳統經典，是靜態的研究；文學批評則不同，要關注當下最新的變化，是動態的文化活動。從文學批評的代際結構看，與80后、90后作家的風云際會相比，80后、90后批評家比例太少。一方面，是全國高校的文學碩士和博士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卻是優秀的文學評論如鳳毛麟角。

評論家白燁感嘆，“現在的批評家，也就三四代，但是創作者，卻有六代。”批評的尷尬與迷茫正在于此，以萎縮的群體面對日漸壯大的文壇，以滯后的觀念面對變化的文學，代際少，人數少，和創作嚴重地不對應。如今，各級各地作協雖然有針對文學批評的培訓班，這樣的培訓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顯然遠遠不夠。多元時代，并不意味著一定要多專業才能當批評者，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文學批評家，但至少有一個可以讓批評家表達的機制。盡管批評的環境令人失望，但只有更多的年輕人進入到文學批評的領域，我們的文學批評才能有希望和未來。文學批評絕非少數批評家的事情，它也是整個社會的事情，和每個普通讀者有關。因為它所針對的，不僅僅是個體的作品，而是尋找作品背后的價值觀。

批評與創作，不僅是規模上的不對應，還有觀念上的不對應，傳統時代成長起來的批評家們，批評的方式也依舊賡續著傳統的老套形式，開研討會，寫文章，但面對如今的網絡作品，移動互聯網傳播，這樣的方式就顯得特別的尷尬，在新興的媒體上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在面對年輕人的作品時，往往會顯得捉襟見肘，比如網絡文學、類型文學、青春文學等，我們很難看出它的好來，但它卻在年輕人中間影響極大，傳播很廣”。現在很多網絡文學改編成影視作品，這些作品在文字狀態時，文學批評就缺席，改編之后依舊缺席。形勢所迫，十分需要新世紀成長起來的文學批評家來做。但是很顯然，新的文學批評家群落并沒有出現。

批評的尷尬與迷茫，不僅僅是文化語境、勞動收入、忙碌狀態、與創作力量不對應等的問題，更嚴重的是批評家沒有平臺。有知名學者指出，“其實全世界也少有專業的評論家，多是業余的，問題在于，評論家需要一個平臺，比如《紐約時報》的書評，可以用數十年打造一個專業的、有權威性的批評平臺，甚至批評家的意見會直接影響一本書的銷量，但我們沒有給批評家發揮的平臺，不知道是沒有人有耐心做，還是沒有戰略的眼光”。《紐約時報》一篇書評可以決定一本書的銷量，我們當下有那么多走紅的批評家，但文學評論為何沒有起碼的社會信譽？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肖鷹拋出的這個問題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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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于此，重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很有必要。但要有效重建，不僅對當下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狀況要有所把握，更要對文學批評的批評環境、批評制度、批評倫理、批評主體和批評方式等等這些“總體性”因素，進行具體深入的檢討與整飭。

批評家作為文學創作的評判者，要替讀者負責，要秉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壞處說壞，好處說好”，這才是真正的良性互動。針對當前文壇，有學者提出三個有趣比喻，“一種互動是‘狗性互動’，喧囂如狗吠一般；一種是‘狼性互動’，互相撕咬；還有一種是‘貓性互動’，互相撫摸。作家和批評家之間不應該是‘狗性互動’，也不該是‘狼性互動’或‘貓性互動’。良性互動應是良心互動，這個‘良心’是對讀者的良心、對作家的良心，也是對批評家自己事業的良心。”而批評家肖鷹總結評論界欠缺“良心”乃有四種怪狀：一是造謠誹謗；二是無恥吹捧；三是欺行霸市，“我的作品你不能談，我捧的角兒你不能踩”；四是黨同伐異，現時很多作家作品需要通過作品研討會來提升和 “洗禮”——無論吹捧或打擊，以組織研討會形式呈現的團伙式批評，都跌破了批評底線。批評家郜元寶教授說，團伙式批評還有一種形式——一位導師帶著幾個學生形成的團伙，“這種情況更可怕，但的的確確在高校中存在”。

事實上，當前文學批評的尷尬與迷茫，很大程度上與批評的環境有關，甚至“環境是批評的首要問題”已經成為許多評論家的共識。文學批評實際上是整個社會文化批評的一個分支和一個方面，批評環境問題看似屬于外圍因素，但它對批評能否健康正常開展都有著直接的關系和影響，這個問題一直未引起人們足夠的認知和重視。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實踐的歷史與現實證明，只有營造出一個健康良性的的批評環境，才能抵達真正辨析問題、找到前進方向的理想境界。

二十世紀90年代尤其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的存在狀態與發展趨勢一直為人們所關注。評論家雷達把當下中國的文學批評一分為三：專業批評、媒體批評和學院批評。而南京大學丁帆教授則用兩分法將批評劃分為“印象派”和“學院派”兩大陣營。也許還有其它的劃分思路。但不管作怎樣的分類，在當下中國的批評格局中，“學院派”或“學院批評”都是其中最有發聲分貝、表現最為突出的生力軍，也無論是在從業人員還是在學術影響力上，都應該是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力量，但矯揉造作的學院批評讓廣大讀者乃至評論界厭倦。此外，文學批評的批評倫理問題也非常突出。所謂的批評倫理，實際上就是作為批評主體的批評家與作為批評對象的文藝作品和文學藝術家間的倫理關系，還包括批評家和有關媒體(批評刊物、大眾媒體)、批評家和批評制度、批評家和批評家間的復雜關系，在更加通常和狹義的層面上，主要就是指批評家與批評對象之間的關系問題。“文學本身”是文學批評最應關切與致力的方面，以“文學本身”作為價值標準的批評倫理，方為批評家應當始終秉持的從業理想與純粹的批評倫理。文學批評的價值標準，也應該由此產生和建構起來。

價值立場的退卻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核心病癥與問題要害。因此，許多學者都認為，文學批評的價值標準問題必須加以重申和強調，人性的、美學的和歷史的價值標準，應該為我們的批評實踐所堅持，所堅守。這種標準，其實就源自人類恒定的價值標準，堅持和堅守之，既是批評家所應有的基本素質，也是評價文學批評好壞的根本尺度，而有些批評家不閱讀作品就發表評論，就更不足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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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要擺脫尷尬、走出迷茫，就要做好批評本身。簡單說，就是要把文學批評文章寫好。不發空論，不立虛言，體現出求真、向善、臻美的初心夙愿，彰顯批評家的個性與風骨。首先，要有厚重的學理色彩。這不僅表現在論說的邏輯性、專業性上，還表現為注重自我反思。對作家作品的分析需作持平之論，既不捧殺，也不棒殺，發出理性之聲。胡亂吹捧的結果是使真正應該被肯定的也沒有得到肯定。批評的寫作要帶有情感。要傳承魯迅、茅盾、李健吾等人開創的文學理論批評傳統。按照別林斯基的觀點，批評的情感投入，也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因為，文學批評與科學研究并非同一件事。如果說現實生活是作家創作的素材來源，那么文學作品、文學思潮、文學現象則是批評家寫作的素材來源，評論家通過批評藝術地表達批評家對于社會、對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文學評論還要帶著“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這是批評家進入批評現場的牢靠抓手和有效路徑。文學批評要達致如上效果，須具備四個意識：一是主體意識，即文學批評集成要素及范式建構要服從主體論述問題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識，包括開放批評的思想學術空間和批評范式建構的思維跨界；三是方法意識，即善于圍繞文學創作、文學現象、文學思潮各種問題，借助各種方法的奧援；四是超驗意識，即通過審思文藝創作的各種問題，提出批評者的價值觀念，以預測和把控文學創作的未來。

從根子上看，建構中國文學批評理論體系，用句已不時髦的口號表達，可算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百年工程。尤其是新時期以來，我國的文學批評一直受到西方話語的強大影響，西方現代文學理論批評方法與批評觀念如諾曼底登陸，對古老東方中國文化發起一場大規模攻勢，只是這場“霸王行動”(Operation Overlord),是在我們自愿“拿來”的背景下展開的。但迄今為止，“登陸”未見成功，“搶灘”留下殘局，“用西方人思維剪裁中國人審美”帶來的后果，每個人都看得清楚。大規模的西方文學理論概念轟炸，不能說沒有影響我們的文學批評，甚至可謂深刻。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此颶風般的登陸中國造成的影響，是消化不良，是生吞活剝。中國批評界對于西方文學理論的接受和應用，看似廣泛而深入，實際在文學諸多領域都顯得生硬牽強，帶有明顯削足適履、“強制闡釋”傾向。如此說來，我們的文學批評，有必要重構自身本土化理論體系，當然可以繼續吸收和借鑒西方文論體系的精華，但要從古今中外的文本中生發出自我的理論來，穿越批評理論體系建設的艱難與復雜之霧霾，持之以恒地努力，使我們的文學批評盡快擺脫尷尬、走出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