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鑄新時代文藝審美精神
隨著黨的十九大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事業全面開啟了新征程,中國文藝創作也進入了新時代。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藝的發展變化與時代的發展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新時代也應有新時代的文藝。立足于當今的時代條件和現實問題,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偉大作品,重鑄新時代的文藝審美精神,是時代交給我們藝術家的偉大使命。
生活理想與生活審美精神
新時代的文藝審美精神首先應該是一種生活審美精神,亦即一種植根于生活并指向人民的美好生活的文藝審美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藝術家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造。” 又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僅表現在物質生活方面,也表現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對人民美好生活的滿足不僅要靠物質生產來實現,也要靠文化生產來實現。新時代的文學藝術在創造美好生活、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方面無疑應該做出重要的貢獻。
但我們發現,當今時代的有些文藝作品卻并不能很好地實現這一功能。它好像既不是來源于生活,也不是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創造出來的。有西方藝術理論家曾指出:所謂“今日藝術”就是追問“什么是藝術”的藝術,就是探討追問藝術概念本身的藝術。這種看法聽起來有些極端,但的確提示出了包括中國當代藝術在內的今日藝術的一個重要特征。一些當代藝術作品似乎壓根兒就不關心藝術與現實、藝術與生活、藝術與人的關系,它們關心的似乎只是藝術與藝術自身的關系。法國哲學家巴爾特也曾提出“寫作不及物”的理論,并從根本上否定存在著現實主義的作品。這種文學觀、寫作觀同樣也在中國當代文學界得到某種呼應。這種倡導為寫作而寫作、為藝術而藝術,讓文學藝術成為指向自身、追問自身的純粹活動的做法,作為對那種讓文藝完全淪為外部工具而失卻了自身存在的反撥,并非沒有合理的價值,但當文藝完全斬斷與生活、與人的聯系,成為只關心自身的“反身代詞”時,它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遲早是要走向枯竭死亡的。事實證明,古今中外的文藝都不可能只為它自身活著。英國著名藝術史家貢布里希在《藝術的故事》中曾經說:牡蠣要制造一顆完美的珍珠,需要一些物料,需要一顆砂粒或一塊小東西,以便圍繞著它形成珍珠。沒有那樣一個堅硬的核心,就可能長出一團不成形狀的東西。藝術家如果要把他的形式感和色彩感結晶成完美的作品,也需要那樣一個堅硬的核心,而這個堅硬的核心,就是社會賦予藝術家的“一樁明確的任務”。如果人們都只注意藝術家怎樣把繪畫或雕塑發展成為一種美好的藝術,竟至忘記給予藝術家較為明確的任務,藝術的發展就到了一個命運攸關的重大時刻。藝術很可能就會墮入灰澀的無目標的探索。
因此,新時代的文藝在經歷了對自身足夠時間的探索之后,應該重建與生活的聯系,關心社會提出的重大任務和重大問題,讓文藝審美不僅僅是對文藝作品自身形式的審美,或不僅僅是對文藝概念自身的探索,它也應該把我們帶向波瀾壯闊紛紜復雜的生活和存在領域,激發我們對整個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創造。文藝審美精神應該包含和灌注對存在的追問和對生活的理想。
宇宙境界與生態審美精神
新時代的文藝審美精神也應是一種生態審美精神。關心人民的美好生活的文藝,理應關心生態問題。我們知道,自然是人類生活的物質基礎,也是人類生活的精神家園,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最根本的生存關系,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系都是在這一關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但嚴重的生態危機已經威脅到人類生存的根基。因此,植根于生活并指向人民美好生活的文藝審美,必須具有一種生態審美的精神,才能真正有利于人類的詩意美好生存。
繼十七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以來,十八大、十九大更堅定、更系統地論述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 要“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并且提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由此可以看出,生態文明已是中華文明也是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方向。生態生活的觀念也必將日益深入人心,這也為人們的審美生活與生態生活的結合提供了可能。生態審美觀不僅要滲透到日常生活審美之中,而且應該貫穿審美活動的所有領域。無論是自然環境審美、日常生活審美、科學技術審美,還是文學藝術審美,都應以生態審美觀作為一種內在的精神指向。生態審美觀因此也可以視作指導新時代文藝審美精神重鑄的內在精神原則。
當今時代也被稱作“后人類時代”。“后人類時代”,不只是說由于高科技的發展所導致的“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而且它還標志著一種“去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思維方式,一種“接合各種獨特宇宙與罕見的生命形式”的共在能力,一種包容差異,能對包含人類但又不限于人類的所有存在者表現出更高尊重的倫理態度。西方以往的美學、文藝理論和文藝作品都習慣于從人類自身出發思考一切問題,中國現當代文藝、文藝理論由于受到西方哲學文化的影響,也表現出某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特征,因此新時代的中國文藝和文藝理論都應該進行全面的生態化重塑,使之具有一種宇宙天地境界和生態審美精神。
莊子《齊物論》中有:“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馮友蘭先生也曾經把人生境界分成四個層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宇宙或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或“宇宙境界”不是不講道德,它只是擴展了道德關懷的范圍,讓一個人盡可能地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達到一個更大的宇宙整體,讓人類不僅僅為人類社會的利益做事,而且要為一個更大整體的利益,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種事”。(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這種關懷整個宇宙的境界是一種最高的境界,這種關懷整個宇宙的道德是一種最大的道德,這種道德也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生態倫理”。文藝的生態審美精神也即建立在生態倫理基礎上、具有天地或宇宙境界的文藝審美精神。這意味著新時代文藝需要調整自己的思路,藝術家需要自覺地追求審美精神的生態化,并把這種生態精神浸入文藝創作之中。可喜的是,在實現審美精神生態化和弘揚生態審美方面,一些詩人、作家、藝術家早已開始了腳踏實地的行動。
天下胸懷與共同體審美精神
新時代的文藝審美精神還應是一種胸懷天下的人類共同體審美精神,或稱“共同體審美精神”。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一直在構建和發展自己全方位的“天下觀”,“乾坤”、“萬國”、“四海之內”等詞語,都具有哲學的、政治的、空間地理或境界意義上的“天下”含義。在日常交流中,“天下”通常指高于國家的人類普遍存在和普遍利益。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人的天下觀時強時弱,這往往與國家政治、經濟的盛衰強弱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是國人與天下之間的一個中介,代表了一種力量和利益的邊界,國力強盛,利益外溢,國人就會形成積極的開放型天下觀,反之就會形成保守的內斂型天下觀,正如孟子所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虛弱的個體、民族和國家無法鑄就一種雄壯的天下精神。中國文藝自《詩經》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說起,就始終在以不同方式呼應著地理、政治、哲學、境界等各個維度上的天下觀,這使得中國文藝能夠擁有一種大視野、大胸懷,造就了那種雖有高低強弱卻綿延不絕的“天下話語”和“天下精神”。
近代以來,由于國力衰弱,受盡欺凌,中國文藝的天下觀總體上呈保守的內斂型,每當述及天下,首先是著眼于中華民族如何自立,如何抵御外侮。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站起來了,但國家利益依然是以內生性為主,整個國家意識形態呈收縮和防御姿態。文藝方面雖然創作了一些謳歌國際主義的文藝作品,但數量很少,題材范圍較窄,所表現的國際主義精神是基于國際支持和國際援助的共同斗爭精神,是國內階級斗爭精神的延伸,帶有意識形態的半封閉性。20世紀80年代,中國實現了改革開放,國際形勢也有利于中國以平等的方式融入世界,中國人的天下觀變得積極活躍起來,在對外經濟交往的同時開始關注、思考大洋彼岸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這種由內斂型向開放型轉變的天下觀,由在境外拍攝的造成轟動效應的一些影視劇作品表現出來。
進入新世紀以來,政治、經濟和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造就了偉大的中國力量,這種力量在意識形態層面激蕩出一種大國擔當精神。大國擔當精神首先表現為黨和政府對中國經濟繁榮、人民幸福的高度責任感。近年來,一些紀實性文藝作品以基于這種理念的創作贏得了廣大觀眾的贊揚。如電視紀錄片《大國工匠》《超級工程》等,它們氣度恢弘,以精美的畫面向世界展現了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所取得的科技成就,顯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設所創造的中國發展模式的魅力。另一方面, 大國擔當精神的核心表現是積極的開放型天下觀,是與世界各國人民合作共贏的發展理念。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十九大報告再次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問題。報告指出:“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并且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綜觀報告相關內容可以看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包含了全球治理、可持續發展、共同利益、生態體系、國際新秩序等要義,這一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把中國國家利益和人類命運、全球發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把中國古代的開放型天下觀、當代生態文明觀轉化為一種新時代的大國擔當精神與發展智慧。新時代文藝需要充分吸收這種精神和運用這種智慧,超越狹隘的孤立封閉的利益觀和發展觀,把個體、民族和國家的生存發展與人類的發展作為一個共同體來看待,鑄造一種具備新時代宏大視野的、積極開放的、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共同體審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