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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同與不同之間——談《貓城記》和《格列佛游記》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為著名的文學家之一, 老舍曾創作過大量杰出的小說作品。他于1932年創作的《貓城記》, 是一部寫作風格獨特的小說。文章采用了寓言體的形式, 寫“我”由于飛船出故障迫降在火星, 來到了貓城并在那里生活的故事。文章著力描繪貓國無聊、骯臟、腐敗的社會現狀, 為讀者展示了“我”看似荒誕的一段冒險經歷。奇妙的想象、荒誕的情節、尖銳的諷刺, 都為這部小說增添了很多爭議性, 也使它被著名學者夏志清評為“中國作家對本國社會最無情的批評”。

小說無論在情節設置還是故事內容上, 都讓人聯想到英國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格列佛游記》初版于1726年, 主要寫“我”由于海船失事, 游歷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國家。其中的拉飄特是一個與貓城相似的地方, 國內一片混亂, 彌漫著腐爛敗壞的氣息。居民懶惰、骯臟, 生活既沒有目標, 也沒有任何意義。小說通過對主人公格列佛流浪經歷的描寫, 事實上展示了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的黑暗現實。作者用夸張的筆法、諧謔的態度, 諷刺了統治階級的丑惡嘴臉, 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 并毫不留情地譴責了殖民主義行為。奇特的構思、離奇的故事, 都使這部小說在英國乃至世界廣為流傳, 膾炙人口。

比較這兩部作品, 我們很容易找到許多共同點。無論是事件的發展, 還是藝術手段的采用, 都能發現《格列佛游記》對《貓城記》的深刻影響。聯系作家個人的經歷, 不難發現英國文學對于老舍的影響是廣泛而且深刻的。老舍年輕時曾經留學英國, 并受邀在倫敦大學教書。在異域生活期間, 他細心觀察西方生活, 學習西方文明, 對中西文化的差異進行了冷靜審視和客觀分析。在外國執教期間, 他閱讀了大量西方的文學名家名著, 并對西方文藝理論進行過研究。他曾提及, 古希臘羅馬的荷馬、阿里斯托芬, 包括近代的狄更斯、康拉德等人, 都對他產生過影響。不管這種影響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它們都拓寬了作家的視野, 使其創作更具豐富性。《格列佛游記》作為英國的一部普及度極高的小說, 對老舍創作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它為作家開辟了一個新穎的創作領域, 也拓展了小說的題材和內涵。

在敘述角度方面, 兩部小說都采取了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敘事, 由“我”的所見所聞來描述各種神奇的經歷和遭遇。故事的主人公“我”都是有見地、有想法的人, 卻不能左右自己的命運, 更無法改變所遇到的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格列佛游記》中的“我”是一個外科醫生, 受過良好的教育, 對政治、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都有真知灼見, 卻始終默默無聞, 還要為了生計四處顛沛流離。作者通過主人公能力與現實地位的反差, 暴露出當時英國社會“才人不用, 用人不才”的黑暗社會現實。《貓城記》的主人公“我”熱情、勇敢、正直, 面對同伴的死痛不欲生 (這與貓城人對于同類生死的漠然形成極大對比) , 看到貓城走向毀滅的深淵, “我”曾積極地想幫助貓城人改變現狀, 卻無能為力。而貓城中的居民, 除了極個別的大鷹之流尚心系國家, 其余的都混沌、麻木地為幾片“迷葉”茍延殘喘, 自甘墮落, 走向滅亡。這種看似荒誕的對比, 其實蘊含了作者對現實的深刻批判。小說中的“我”有才干, 有思想, 有勇氣, 但是在腐朽、衰敗的社會現實面前, 卻只能選擇流亡。

小說以寓言的形式, 諷刺了現實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 抨擊了不同社會制度下的黑暗現狀, 表達了對理想國家的期待, 對民主、自由政體的向往。斯威夫特采用了一種變形的手法, 通過不同國家的國情和民俗, 暗諷當時的英國統治者。書中的小人國國王根據人們跳繩技術的高低來任命官員的官職;執政的高跟鞋黨與低跟鞋黨 (影射當時英國兩大政黨:輝格黨和托利黨) 互相指責, 攻擊對方, 甚至針對雞蛋從哪頭吃起這種問題還引發了一場戰爭。《貓城記》中的貓國, 更是一個腐朽昏聵、極度墮落的政權。這群動物每天都渾渾噩噩, 不思進取, 已經到了兵臨城下、國破家亡的緊要關頭, 卻依然過著花天酒地、吞云吐霧的生活。作者用貓城人的麻木庸俗, 批評現代中國人的昏庸荒唐。情節看似荒誕, 卻隱含著深意。兩部作品都不同程度上審視、批判了國民性, 認識到國家存亡的關鍵不僅依靠統治者和個別民眾, 而是依賴于整體國民的精神覺醒。這一點也體現出斯威夫特和老舍這兩位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作家對于改造國民性, 革新腐朽政治的共同愿望, 而他們的創作也因此在文學發展的歷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跡。

從對比中可以看出老舍潛移默化地吸取了《格列佛游記》的某些創作手法, 這些影響已經融入《貓城記》中, 顯得自然而不露聲色。然而, 由于作家們所生活的年代以及地域環境的不同, 老舍在學習他人的同時, 也注入了許多個人的觀點和感情, 而使小說具有了十分鮮明的個性。

在閱讀這兩部小說的過程中, 我們很容易獲得一種直觀的體驗, 即《貓城記》的感情基調要比《格列佛游記》更為沉重, 作者對現實始終持否定、批判的態度。《貓城記》創作的時代, 正值中華民族內外交困, 民族危機空前深重。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 使民族矛盾更為尖銳, 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這些對于剛剛回國的老舍來說, 都是令他痛心、憂慮的, 國家的衰弱、民族的危機、統治者的昏聵, 引發了他對于整個中國現狀的深入思考。他曾說:“對國事的失望, 軍事與外交種種的失敗, 使一個有些感情而沒有多大見解的人, 像我, 容易由憤恨而失望。”因此, 他筆下的貓城, 也彌漫了他對于社會現實的絕望, 對于統治者的激憤, 以及一個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深深的憂患意識。相比之下, 《格列佛游記》的筆調較為輕松活潑, 作者多用一種調侃、戲謔的態度描寫現實, 在進行諷刺的時候常帶著一種揶揄和嘲弄的態度。雖然文中對小人國、拉飄特等國家和地區頗有微詞, 但其中的大人國、慧國卻是作者理想國家的描畫。兩國開明民主的政策、善良純潔的人性都令人向往。此外, 文章的情感也比較溫和節制, 作者更多的是以一種冷靜的態度敘事, 沒有太多的個人情緒流露。小說著力描繪各個國家的獨特風俗和奇幻旅程, 文風輕快流暢, 讀后感覺妙趣橫生。而《貓城記》全文都被陰郁、沉重的氛圍包裹著, 人民昏聵無知, 官員沉溺享樂, 整個城市讓人感到沉重壓抑, 作者的敘事基調也是抑郁、灰暗的, 反映出作者心態的消沉、失意。

與《格列佛游記》大部分就事論事的批評不同, 老舍在《貓城記》中對國民性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揭露和批判。貓城之中, 有覺醒的國民, 如大鷹、小蝎。在外敵入侵、生死存亡的關頭, 大鷹果斷自殺, 讓小蝎用自己的頭調兵抗擊外國人。可他們的努力卻無法阻止國家的滅亡, 大鷹的死只是增加了貓城人的新看點, 這是國民的悲哀, 更是一個國家的大不幸。在國破家亡的時刻, 人們卻在大張旗鼓地辦喜事, 而且辦得異常隆重, 還有著理直氣壯的緣由“要結婚就得熱鬧, 亂事是幾天就完的, 婚事是終身的。”“我”作為一個外來者, 憐憫貓城人國家危難, 民族滅亡, 可面對國人的愚昧無知, 又無計可施。貓城人身上, 有阿Q、看客們的影子, 更有夏三爺之流出賣尊嚴, 無恥自私的卑劣人格。老舍對他們的批判, 繼承了魯迅先生的批判國民性傳統, 是對中華民族國民心理的深層剖析和暴露。通過對貓城這一虛擬世界的營造, 暗示了腐朽、敗落的中國社會現實, 對民眾、政府、官員等各個階層進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撻, 也抒發了作者“哀其不幸, 怒其不爭”的無奈。

此外, 《貓城記》中還流露出作家濃厚的愛國熱情。外敵入侵, 貓國將亡, 人們卻仍沉迷在美色、“迷葉”帶來的幻境中, 寥寥幾個革命者為國家存亡振臂呼喊, 卻應者無幾。革命者是孤獨的, 他們遭到社會的鄙視和唾棄, 甚至到死也不被理解。老舍為大鷹、小蝎的死而惋惜, 更為革命者的孤軍奮戰、為大眾的愚昧無知心痛。老舍對國民性的批判, 是基于他熾熱的愛國之情。文中有大段的情感抒發, 強烈地表達出作者對祖國、民族深沉的摯愛。他曾經在文中發出感慨, “國民失了人格, 國便慢慢失了國格。沒有人愿與沒有國格的人合作的……國弱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沒有人格是由人們自己造成的, 因此衰弱是惹不起別人同情的。”這種對于國家危亡的關心, 對于民族命運的緊張, 是《格列佛游記》一文中所不曾有的。《格列佛游記》寫作的時代, 正值英國殖民主義政策不斷擴張, 侵略勢力不斷加強的時刻, 相對于中國20世紀初內憂外患的局勢, 此時的英國面對的主要問題在于國內的執政危機。因此, 斯威夫特的批判對象也集中于對國內統治者的批判, 而沒有國之將亡的痛心和危機感, 這也是奠定兩部小說不同感情基調的主要原因。

通過《格列佛游記》與《貓城記》的比較, 我們可以看出, 盡管所處時代、環境有諸多不同, 但兩部書無論是在題材上還是創作方法上都表現出很多相似之處。這同老舍先生對英國文學的學習和借鑒是緊密相關的, 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現代中國文學所受到的西方文學影響以及作家們對于外來文學的積極吸取。而小說所展現出的不同面貌, 也體現出老舍在效仿的同時能夠將這種外來影響有效地化為個人創作, 實現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巧妙融合, 而這一點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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