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5月7日 陰。我的老同事、老上級湯逸中先生，日前贈我一包當年注釋魯迅著作時的訪談資料。打開一看，其中有胡風夫人、作家梅志先生1980年12月25日致我的一封親筆信，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凈了：

子善同志：

來信早已收到，遲復為歉！

胡先生感冒后果然引起肺炎，這一個月來都是白血球與病菌作斗爭，幸好已勝利結束，炎癥痊好了，并且精神方面也已正常，能夠閱讀書報了。就是身體衰弱，手顫不能寫字，為了等他的簽名，也是遲復你信的一個原因。內中還有幾點，他說應改正和補充……

與這封信在一起的還有我謄錄的與湯先生1980年8月1日和17日在北京兩次訪問胡風先生的談話記錄整理稿九頁，大病初愈的胡風在最后一頁稿末親筆簽名“胡風口述”表示認可，筆跡有點顫抖。而梅志這封信正是對整理稿中三處記錄不夠確切或有誤的地方予以“改正和補充”。后來，這份整理稿以《關于左聯與魯迅關系的若干回憶》為題發表于《魯迅研究動態》1981年第1期，收入《胡風全集》第7卷（1999年1月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版）。

時隔近四十年重溫胡風這份內容豐富的談話記錄，它顯示胡風二次與我們交談，幾乎有問必答，記憶力強，思路清晰。其中有一段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

蕭紅的《生死場》原稿并沒有題目，蕭紅和簫軍請魯迅為《生死場》作序，同時也要我寫一篇序。我在看原稿時，看到書中有兩句話分別提到“生”和“死”，就取來作為小說的題目，魯迅和兩蕭都表示同意，當時我們祖國確實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我為《生死場》寫了一篇東西，但我覺得我的文章怎么能和魯迅的并列為序呢，所以我的那一篇就作為書的后記了。

胡風這段回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透露了蕭紅前期代表作《生死場》的書名是他起的。雖然這篇訪談三十多年前就已公布，但研究界至今鮮有人提及此事。

蕭紅的《生死場》1934年9月9日完成于青島。隨后蕭軍給魯迅去信，魯迅10月9日回信表示“我可以看一看的”，即指這部書稿。兩蕭收到魯迅回信后即寄出《生死場》書稿和兩人合作的小說集《跋涉》。兩蕭11月2日到達上海，魯迅11月3日給蕭軍回信中說：“來信當天收到。先前的信，書本，稿子，也都收到的，”“稿子”仍指《生死場》。然而，《生死場》的出版歷經曲折，1935年12月才作為“奴隸叢書”之三，以“容光書局”名義自費印行。

魯迅1935年10月20日致蕭軍信中說：“《生死場》的名目很好。”這句話很關鍵，它旁證魯迅收到這部中篇一年之后，不但出版沒有著落，連書名也仍然空缺。有必要補充的是，魯迅同年4月12日復蕭軍信中同意兩蕭與“張君”（即胡風）交往。那么，一定是在此期間，蕭紅把《生死場》書稿請“研究文學批評”（魯迅語）的胡風看，胡風建議用“生死場”作為書名，兩蕭征求魯迅意見，魯迅才在10月20日復信中表示贊同。

慶幸胡風為這部中篇起了這么貼切的一個書名。《生死場》中的人物老趙三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是中國人！我要中國旗子，我不當亡國奴，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胡風由此受到啟發而起為書名，起得真好。

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理應有一個醒目的書名。今后文學史家討論《生死場》時，書名為胡風所起這一點再不能遺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