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魯迅成為偉大作家的過程中，曾經歷了多次空間位移，從紹興到南京求學，赴日本留學，回國后先后在杭州、紹興、南京、北京、廈門、廣州、上海等城市工作生活。這些空間變換，對魯迅思想、文學的形成和發展變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魯迅在《吶喊·自序》中通過對空間轉變的敘述，回憶了自己走上文學道路的歷程。魯迅在北京的住所有過四次空間位移，其中有他主動選擇購買住宅，也有因兄弟失和而被迫漂泊。本文論述魯迅在北京的這四次位移對他的文學生產的影響。

從1912年5月6日到1919年11月21日，大約七年半，魯迅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過著集體性居住的生活，寫了《吶喊》和《熱風》中的一部分作品。紹興會館在清代北京城的外城，民初地圖上也仍標注為外城[2]。從購買自己的住宅八道灣開始，魯迅的居住地點由北京的外城搬進了內城，此后的三個居住地都是在北京城內城[3]。清代時，政府實行旗民分住制度，滿族旗人住在內城，漢族即使是官吏也居住在外城。漢官大多住在宣武門外。[4]這一空間表現出清代的政治特點，將漢人群體從京城中排出。[5]魯迅從外城搬進內城，更接近權力中心，從而深入體驗了北京的都市空間。從1919年11月21日到1923年8月2日，將近四年，魯迅住在新街口公用庫八道灣11號，寫出了《阿Q正傳》《鴨的喜劇》等。筆調更加成熟，多部小說以家庭居室為主要敘述空間。兄弟失和后，魯迅搬出八道灣，從1923年8月2日到1924年5月25日，暫時搬到西四磚塔胡同61號居住，寫出了《祝福》《肥皂》《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等。經歷了這段時間的漂泊后，魯迅買下并搬到阜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從1924年5月25日到1926年8月26日，魯迅居住在這里，寫出了《野草》《長明燈》等。這些作品集中體現了魯迅對北京的空間感受，隱喻性更強。魯迅西三條的住宅是他自己選擇自己設計的住宅，可以說是他參與生產出來的個人空間。

《野草》，是魯迅對北京城市空間思考的一個高峰。《野草》對城市空間的思考能達到這樣的深度，是因為魯迅是一位有自覺的空間意識的作家。王富仁指出，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是在首先建立起新的空間觀念之后，才逐漸形成自己新的時間觀念的[6]。魯迅是一個空間主義者，魯迅更加重視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空間主義者關心的是現實的空間環境，正視現在的空間環境，正視現在自我的生存和發展，這就是魯迅的思想，魯迅思想的核心[7]。空間的邏輯之一就是隱喻化[8]。魯迅很多重要思想的表達都與空間相關。“鐵屋子”的隱喻，就是一個空間的概念。孫郁把“鐵屋子”的意象與紹興會館相聯系，認為它的隱喻性包含了對舊京環境的嘲弄[9]。王富仁認為“‘鐵屋子’就是中國啟蒙主義知識分子所住居的空間環境，是對這個空間環境的形象性概括。”[10]以空間為隱喻表達思想，使思想具象化，可表達得更清晰，法國哲學家福柯也使用空間的隱喻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思想。[11]《野草》的首篇《秋夜》是一篇描寫社會空間的杰作，在《野草》中起了奠定基調的重要作用[12]，甚至被視為《野草》的“序”[13]。《秋夜》里的后園本來是一個家庭空間、私密空間、休閑空間[14]。魯迅筆下的這一個人空間，卻充滿了他對社會的思考，成為中國社會空間的一個隱喻。魯迅敏銳地捕捉到了空間中復雜、矛盾、緊張的社會關系。《秋夜》所呈現出來的這個空間是在京城——國家權力和政治決策最集中的中心。所以這個空間的構成極其復雜，是當時社會生產關系的隱喻和象征。“空間是一種社會關系嗎？當然是，不過它內含于財產關系（特別是土地的擁有）之中，也關聯于形塑這塊土地的生產力。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15]這個空間里有各種矛盾和抗爭，這些抗爭力圖打破現有社會關系的再生產。

《秋夜》中的大自然被擬人化為各種社會關系的隱喻。夜的天空將繁霜灑在“我的園里的野花草上”[16]。大自然的存在本是無意識的，一枝玫瑰不知道它是玫瑰[17]。魯迅筆下的花草已不是自然的花草，而是作為社會構成的一部分而存在。各種動植物和天空其實是當時社會的喻體，文中生動地寫出了它們各自的精神活動。魯迅把這個私人空間切割了：天空、地面、樹……，空間中存在的事物構成一種上、下的空間感。天空在高處，象征著掌握權力的統治者[18]。而這個空間的整體感亦十分明顯，是包含中國各階層的社會關系的一個縮影。魯迅自己也在這種社會關系中。鄉野的空間具有較多的自然屬性，而都市的空間被政治化的程度更深。“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19]在惜墨如金的魯迅筆下，在一篇短文的開頭重復出現的兩棵棗樹，引起了學界多年的議論，并作了不同闡釋。這一寫法表現的是一種空間感。棗樹是這個空間中的主角。“這個空間是以‘棗樹’為核心展開的，……是‘棗樹’，把這個空間的一切聯系了起來，它們的形態和精神因有了‘棗樹’的形態和精神才得到了具體地呈現。”[20]《秋夜》的畫面感十分明顯，因此曾有幾位畫家以此為題材作畫。《秋夜》的視角從自己的后園，走進自己的室內。《秋夜》將這種都市空間轉化成一種賦予了作者喻義的精神空間，而這一精神空間與作者認識到的社會現實相對應。亨利·列斐伏爾指出階級的戰略，試圖通過整個空間來保證核心關系的再生產[21]。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和某些關系的再生產通過整個的空間來實現[22]。

散文詩集《野草》隱喻性很強，以簡短的篇幅講述復雜的故事，空間描寫在濃縮故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野草》中很多文章開篇即點出空間——《秋夜》：“在我的后園”[23]。《我的失戀》：“我的所愛在山腰”、“我的所愛在鬧市”、“我的所愛在河濱”、“我的所愛在豪家”[24]。《立論》：“我夢見自己正在小學校的講堂上預備作文”[25]。《死后》：“我夢見自己死在道路上。”[26]《墓碣文》：“我夢見自己正和墓碣對立”[27]。《頹敗線的顫動》里夢中的一間在深夜中緊閉的小屋的內部[28]。

空間本是存在的實體，卻常被抽象化，出現很多衍生詞[29]。本文所使用的空間概念是實體空間。亨利·列斐伏爾和福柯所論空間，主要是論實體空間的社會屬性，和本論文所論空間的范疇一致。“空間已經成為國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國家利用空間以確保對地方的控制、嚴格的層級、總體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區隔。因此，它是一個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間。空間的層級和社會階級相互對應”[30]。魯迅在作品中真實、具體地記敘了權力是如何通過空間運作的。

魯迅文學中的空間具有功能性作用。1919年，魯迅住在紹興會館時，創作了《自言自語》[31]，其中的《火的冰》《我的兄弟》在搬入西三條后，分別擴展為《死火》《風箏》。這兩篇短文的擴展，都是通過加入空間建構來實現的。1925年，魯迅建構起冰山冰谷的異托邦，以夢的形式重寫意象——《死火》，死火是依然如珊瑚一樣的火的冰。1925年北京冬季的雪，觸動了魯迅的內心，他將《我的兄弟》改寫成《風箏》。《風箏》開篇即加入對敘述地點北京的描述，并且首尾呼應，在地點、時間上都設置為雙層：北京—故鄉、冬季—春季。很顯然，北京的寥寥幾筆風物描寫，使得全篇形成了更立體的結構，其涵義也更加豐厚[32]。魯迅筆下典型的異托邦還有S城的照相館[33]，《失掉的好地獄》中的地獄，《這樣的戰士》中的無物之陣等等。《智識即罪惡》構建地獄惡托邦。《影的告別》中無地彷徨。《燈下漫筆》以廚房這個空間概念隱喻中國：“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34] “小說舞臺”——國外學者早已用過這類描述空間的詞匯評價魯迅的小說，《在酒樓上》就被視作一個戲劇場景[35]。魯迅作品集命名為《墳》《彷徨》《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也是以空間來概括。魯迅小說中的空間意象如咸亨酒店、魯鎮、未莊等，廣為流傳。

魯迅留日歸國后最初在浙江工作。1910年8月至1911年3月，魯迅的留日同學、同鄉許壽裳離開杭州，到北京任代理京師譯學館歷史地理教員，1911年正月任北京優級師范學堂教育學心理學教員。許壽裳還通過“宣統三年東西洋留學生考試”，成為前清學部七品小京官[36]。魯迅在致許壽裳的信中，屢次表達想離開紹興，選擇更大的城市空間，并表示出對北京的向往，托許壽裳幫他謀職。[37]其原因是“閉居越中，與新顥氣久不相接，未二載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38]”1912年，經許壽裳向教育總長蔡元培推薦，魯迅進入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1912年5月南京臨時政府遷到北京，教育部隨之北遷。北京，亦曾為元明清的帝都。首都把一切都向自身吸納：人口、智力、財富，這是一個決策和輿論的中心[39]。首都的空間受到權力的影響：“主權為領土確定首都，提出了政府所在地這一主要問題；規訓建構起一個空間，并提出要素的等級和功能分配這一基本問題”[40]。

魯迅到北京正值辛亥之后，新與舊并存，許多變革都發生于他最初居住的宣南紹興會館一帶。在魯迅描述中的北京，不同歷史時期的眾多思想以社會空間的形式重疊，因為中國人的保守性，改革并不將舊制度完全廢止，而是在舊制度之上，添加一層新制度。

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41]

我們所面對的并不是一個，而是許多社會空間，我們所面對的是一種無限的多樣性或不可勝數的社會空間，在生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沒有任何空間消失。[42]社會空間的形式具有偶然性、集中性和同時性[43]。

北京的城市格局深受政治和時局的影響。打開清朝和民國的北京地圖，會發現京城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空間，整個空間被嚴密規劃。清代的京城還有很多禁區。自然本是開放的；自然的空間是沒有等級的[44]。社會空間才有禁令[45]。北京的公園里雖然有山有水，但并不是大自然的山水，而是具有政治性的、被規劃出來的山水異托邦。北京的城市空間，從清末到民國，經歷了一個從皇城到現代城市的開放過程，很多皇家禁地被開放為公眾區域，成為公園、博物館，可供普通市民進入。這些空間便由禁地轉變為可以消費的對象[46]。民國時期公園作為實體空間已對公眾開放了，但是在社會思想領域，還經歷了一個逐漸開放的過程。1920年代，教育部還禁止女學生往游藝場和公園[47]。

魯迅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住在紹興會館的時間最長。這一時期因為是周樹人成為魯迅的重要時期，受到學界的關注。魯迅最初選擇居住在紹興會館，是有歷史淵源的。明嘉靖以后北京就有了會館。會館是各省市在京做官的人為了解決各省進京應試舉人以及來京候補官員的住宿而修建的。魯迅的祖父周福清，當年也曾住在紹興會館，后從這里出發，到江西當了一名小官[48]。清末廢除科舉制度，辛亥革命之后，沒有進京趕考的舉子，會館大都是給單身京官居住了。因為清代普通京官的生活是比較清貧的。[49]此慣例一直延續到民國。宣南形成了以同鄉、同年、門生等傳統人際為紐帶的士大夫相對集中的地區[50]。

到近現代，宣南依然是知識分子密集的居住地，新一代的知識者以同鄉、同學、同事為紐帶，形成緊密的居住群。到北京之初，魯迅與許銘伯、許壽裳同住紹興會館。蔡元培也曾住紹興會館和北半截胡同。教育部的同僚楊莘耜，住在半截胡同的吳興會館，和魯迅往來較多，曾幫魯迅買碑拓[51]。紹興的同鄉后輩到北京，孫伏園、許欽文、陶元慶等都住過紹興會館。魯迅和他們往來密切，并且滲透到作品發表、報刊出版、圖書出版等事務中去。

紹興會館與浙江的關系密切，使魯迅與浙籍人士來往密切。章門弟子中的浙籍同鄉群體，促使魯迅將主要精力由投入教育部職務轉向新文化運動。魯迅作為教育部部員，與另外五名章門弟子在讀音統一會中成功地通過了其師章太炎的方案，這一事件促成章門弟子大舉進京并在各大高校任教職。

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同鄉關系是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構成。現存1916年12月浙江公會第五次編刊的《浙江旅京同鄉錄》，登記了在北京的浙江同鄉，包括旅京人士。“按印鑄局刊行職員錄為次第，交會役隨時調查”，涵蓋了浙江在北京的政、法、學、商等各界人士[52]。1922年浙江同鄉公會又編印《浙江全省旅京同鄉錄》[53]。在這份《浙江旅京同鄉錄》中，周樹人在教育部的23位同鄉中位列第三，前面有許壽裳、吳震春[54]。1922年《浙江全省旅京同鄉錄》編列的教育部同鄉增至42位[55]。魯迅在紹興會館時，常有同鄉前來拜訪，包括教育部同鄉，和許銘伯這樣的居京耆舊[56]，以及在民國政府各部門工作的同鄉，還有部分參加過清末革命的革命者及親屬[57]。魯迅對前來拜訪的同鄉，有選擇性地接待。[58]魯迅在日記中還記載此《同鄉錄》以外的同鄉來訪。[59]1912年，魯迅與陳仲書互訪[60]。陳仲書，名漢弟，浙江余杭人，早年留學日本，民國以后歷任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長、參政院參事等職[61]。

住在紹興會館里，魯迅最初的小說創作構建出以魯鎮為代表形象的鄉村空間，實以浙江的故鄉為藍本。1918年4月，魯迅寫出了《狂人日記》，塑造了一個“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62]，沒有年代的惡托邦，時間幾乎是凝滯的。此后，魯迅寫了《孔乙己》《藥》《一件小事》等小說，《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雜文，還有二十七篇隨感錄和五十多篇譯作。1925年，魯迅對會館的描寫進入了小說《傷逝》，周作人談到《傷逝》時說：“我們知道這是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這里所寫的槐樹與藤花，雖然在北京這兩樣東西很是普通，卻顯然是在指那會館的舊居，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別是說那補樹書屋了。”[63]

魯迅購買了八道灣的住宅，從外城搬進了內城。八道灣院子大，可以更好地接待客人。紹興會館時期魯迅的客人多是同僚、同鄉。八道灣的客人則以新文化人、高校教師為主體。1920年開始，魯迅相繼被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聘為講師，在北京各大、中學校兼職任教。魯迅雖然仍在教育部任職，工作重心卻轉向了寫作、學術與教育，其交游人群也由教育部同僚轉向新文化同人。

對周氏兄弟和北大同事的交往，沈尹默有一段詳細的回憶：

“五四”前后，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日，八道灣周宅必定有一封信來，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馬二、馬四、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農諸人。……從清晨直到傍晚，邊吃邊談，作竟日之樂。談話涉及范圍，極其廣泛，有時也不免臧否當代人物，魯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煩地刺中了所談對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陣。當時大家覺得最為暢快的，即在于此。[64]

1920年，魯迅在紹興的書籍運到北京；1924年，存在張梓生家的書也運到了北京[65]。魯迅在八道灣安定下來，寫出了《阿Q正傳》這樣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達到相當高度的成熟之作。八道灣的來客，也會激發文思，增加魯迅的創作題材。同鄉許羨蘇借寓在八道灣魯迅家，魯迅以她的故事寫了《頭發的故事》[66]。1922年，愛羅先珂應蔡元培的邀請來北京大學教授世界語，寄居在八道灣周氏兄弟家。魯迅寫了《鴨的喜劇》。

對京城空間的政治性的充分感受，使魯迅作品中所描寫的城市空間和鄉村空間里，充滿了各種社會關系，充滿了等級。魯迅描寫鄉村小說時，即使是寫自然景觀，也并沒有表現自然美，而是進行了擬人化。在《風波》的開頭，魯迅巧妙地營造了兩個空間：臨河的土場、河里駛過的文人的酒船。兩個空間的并置，呈現出兩種思想和視角，一是鄉野的視角，一是都市里的文人對鄉野的一瞥，使小說的內涵更加豐富。魯迅在《社戲》中，將京城的社會空間與兒時看社戲的鄉野空間進行了對比。在前歷史中，自然支配著社會空間；在后歷史中，本土的自然支配力降低了[67]。“我們退到后面，一個辮子很光的卻來領我們到了側面，指出一個地位來。這所謂地位者，原來是一條長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他的腳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著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68]用“地位”一詞來戲寫“條凳”，清晰地寫出了京城空間里密集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等級。比較而言，兒時看社戲的鄉野空間雖然也是社會空間，但是保留了較多自然屬性。小說中的稱謂也反映出，鄉野空間里居民的生活還未陷入社會關系的窠臼，保留了一些天然的本真。

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給魯迅寫了一封絕交信，信中稱呼他為“魯迅先生”，并寫道：“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69]。周作人的這句話相當于為魯迅在八道灣的住宅中劃定了一片禁區。八道灣后院是周宅中最寬敞的，有房屋九間，三間一室，共三室。周作人一家住西頭三間，建人一家住中間三間，東頭三間用作客室。[70] “后院是整個宅子中最安靜最隱蔽的地方，應為最重要成員所居。但在八道灣十一號周宅，老母親和長子都沒有住后院”[71]。魯迅把最好的后院留給了兩個弟弟家居住，沒想到周作人寫了一句這樣絕情的話，雖然信中只提到后院，但以后院在八道灣周宅的位置，這相當于把魯迅排斥于八道灣周宅的核心位置之外。

兄弟失和后，魯迅搬出八道灣，暫時搬到了紹興同鄉俞芳所住的磚塔胡同的院子。經歷了這段時間的漂泊后，1923年10月30日，魯迅買下阜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自畫草圖設計，1924年5月25日搬到西三條[72]。兄弟失和后，魯迅的肺病復發，所寫的小說有很強的漂泊感，更為沉郁，反諷性更強。1924年2月至3月，魯迅相繼寫了小說《祝福》《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祝福》是回魯鎮卻“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里”的“我”寫魯鎮上的異鄉人祥林嫂的故事[73]。《祝福》故事的主角祥林嫂不是魯鎮本地人，卻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于魯鎮，先后兩次來到魯鎮，最后死在魯鎮這個異鄉。這種失地的設置加重了小說的悲劇色彩。《在酒樓上》的主角也是以暫寓于“S城的洛思旅館里”[74]的方式居住于S城的空間，因為“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75]。客居所遇見的舊同窗舊同事也已經離開了S城，兩位昔日的同事都是偶然回城偶然相遇，漂泊感強烈，將多年的時間空間落在一石居這樣一個很熟識的卻是迎來送往的所在——酒樓。《幸福的家庭》和《肥皂》則開始寫都市生活。《幸福的家庭》的反諷是通過對幸福家庭的選址和描寫，與現實空間的強烈反差來實現的。“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作A，此A出現了兩次，表強調；小說中，同時描寫寫作者的現實境遇中出現的白菜堆呈現出Ａ，彼Ａ也出現了兩次——其一是在小說的結尾：“一座六株的白菜堆，屹然的向他疊成一個很大的Ａ字。”[76]A是地點的符號化，構成強烈的反諷。

磚塔胡同只是暫時的居所。魯迅買了西三條的住宅后，從磚塔胡同搬到了西三條。青年學生和北漂文青常到西三條拜訪魯迅。陳翔鶴首次到阜成門內西三條拜訪魯迅，是和郁達夫一起去的，郁達夫當時和魯迅同在北大任教[77]。董秋芳由宋紫佩帶領，前往拜訪過魯迅西三條的家。“這一次訪問，特別使我明白，他對于青年人是誠心誠意去接近的，因為他唯一希望的是不受舊染之污，能夠創造新環境的青年人。”[78]

建筑與都市規劃、設計物與一般建筑，都是我們了解權力如何運作的最佳例證[79]。著名的歷史遺跡也能被魯迅轉化為寄托批評的寓意，例如1925年5月寫的《長城》[80]。兩篇論雷峰塔倒塌的雜文則運用了象征物價值倒轉（symbolic reversal）的技巧。[81]從《論雷峰塔的倒掉》到《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可以清晰地看出，魯迅是怎樣將一個建筑物的具體事件上升到國家視角。對杭州的西湖勝景雷峰塔的倒掉最初只有新聞報道。1924年9月25日，上海《時報》報道了雷峰塔的倒塌。同日《東方雜志》在“補白”欄登出兩篇文章：《劫后雷峰記》（節錄《時報》）、《雷峰塔得經記》，并附插圖《西湖勝蹟雷峰塔之崩頹》（二幅）[82]。這些報刊對雷峰塔的倒塌只作了簡要報道。“在這樣戰鼓喧嘩殺氣彌漫的時候，大家都瞪著眼豎著耳訪問戰事的消息，誰又去注意一座泥塔的竪和倒！……雷峰塔倒了有無可歌可吊的價值，茲姑不論，但是提起它的只有魯迅的一篇短文，這我以為是太冷淡了它了！”[83]

雷峰塔的倒掉經由魯迅的關注申發，成為一個事件，并得以一論再論。1924年11月，魯迅在《語絲》第一期發表《論雷峰塔的倒掉》。1924年12月24日出版的《京報副刊》第十九號可說是關于雷峰塔的專刊，登載了鄭孝觀《雷峰塔與保叔塔》、童過西《大戰中之一》，并配了多張插圖[84]。12月31日，《京報副刊》又登出孫福熙的《吊雷峰塔》[85]。1925年2月2日，《京報副刊》登出了胡崇軒寫給孫伏園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86]。胡文發表后，1925年2月23日，魯迅在《語絲》發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87]。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提出幾種破壞者：“軌道破壞者”、寇盜式的破壞者、奴才式的破壞者[88]。雷峰塔磚的被挖去，就是奴才式破壞的一個小小的例。

《猛進》第一期登載的《北京的市政》，其論調延續了《論雷峰塔的倒掉》的思路，論及北京：

有明的建筑物，也將與南唐的雷峰，同余了照像影。是阿！拆墻雖然費事，售了磚瓦還有利可圖，加以空地，更可以售建較舊墻還……高的高樓。穿城門雖然省事，磚瓦既償不了工錢，又無空地可以出賣。無利可圖，又何必費那閑工夫計畫他。這就是北京的市政！[89]

這引發魯迅由北京胡同土車、老房子聯想到中國的歷史。魯迅收到猛進社寄來的《猛進》雜志第一期后，給徐旭生寫了一封信[90]。

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甚至了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么？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91]

魯迅延續了《新青年》的思想革命，希望于《猛進》的，也終于還是“思想革命”[92]。這又是用北京的空間來談思想。

魯迅在北京城市空間里的四次位移，使魯迅對空間問題有了深入的思考。魯迅自言其1925年所寫的雜感，較之《熱風》時期，態度沒有那么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93]他戲稱自己的書室為“綠林書屋”，并巧妙地把不同的人群與空間相聯系——深入山林、坐古樹下的天人師，洋樓中的通人；“我”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94]。

注釋：

[1] 葉雋：《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分析了魯迅的早期“僑易現象”，并特別指出魯迅在日本的幻燈片事件可被認為是一項僑易事件，確實對魯迅的思想轉變與形成產生了重要作用，促使魯迅棄醫從文。第156-160、116-11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2] 民國初期《北京內外城詳圖》，中國書店據王華隆所制、最新地學社印行的民國初期北京地圖影印。

[3] 參見民國初期《北京內外城詳圖》，中國書店據王華隆所制、最新地學社印行的民國初期北京地圖影印。

[4] 據夏仁虎《舊京瑣記》：“舊日漢官，非大臣有賜第或值樞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門外；……士流題詠，率署‘宣南’，以此也。”如孫承澤、王漁洋、紀昀等。《舊京遺事舊京瑣記燕京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

[5] 據《天咫偶聞》記載，清代北京的內城和外城的房式也不同，外城的住宅接近南方的式樣，屋檐矮，庭院狹窄；而內城則“院落寬闊，屋宇高宏”，“其式全仿府邸為之。”震鈞：《天咫偶聞》，第212-213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版。

[6] 王富仁：《時間·空間·人——魯迅哲學思想芻議之一章》（一），《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第4頁。

[7] 王富仁：《時間·空間·人——魯迅哲學思想芻議之一章》（四），《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4期，第4-5頁。

[8]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p. 98，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asil Blackwell, 1991.

[9] 孫郁：《周氏兄弟筆下的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第109頁。

[10] 王富仁：《時間·空間·人——魯迅哲學思想芻議之一章》（三），《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第5頁。

[11] [法]米歇爾·福柯著，莫偉民譯：《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修訂本），“詞的修辭學空間”，第123頁。四種理論似乎構成了一個“四邊形的四條線段”，第124頁。“一個關于極其透明的語言的崇高烏托邦”，第126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

[12] 張潔宇：《天高月晦秋夜長——細讀<野草>》強調了《秋夜》的開篇作用，張潔宇《獨醒者與他的燈——魯迅<野草>細讀與研究》，第3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13] 汪衛東：《探尋“詩心”：<野草>整體研究》，第3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14] 參見福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包亞明主編：《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第20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15] [法] 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第48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6] 魯迅：《秋夜》，《魯迅全集》第2卷，第16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17]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p. 74,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asil Blackwell, 1991.

[18] 福柯對畫面做過類似的分析：“鳥，如同權力，來自高處。”[法]米歇爾·福柯著，汪民安編：《福柯文選》（Ⅰ），第23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19] 魯迅：《秋夜》，《魯迅全集》第2卷，第166頁。

[20] 王富仁：《時間·空間·人——魯迅哲學思想芻議之一章》（三），《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第15頁。

[21] [法]亨利·勒菲弗：《空間與政治》（第二版），李春譯，第4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22] [法]亨利·勒菲弗：《空間與政治》（第二版），第32、33頁。

[23] 《魯迅全集》第2卷，第166頁。

[24] 《魯迅全集》第2卷，第173-174頁。

[25] 《魯迅全集》第2卷，第212頁。

[26] 《魯迅全集》第2卷，第214頁。

[27] 《魯迅全集》第2卷，第207頁。

[28] 《魯迅全集》第2卷，第209頁。

[29] 例如精神空間、言說空間、文本空間、網絡空間、話語空間、闡釋空間。

[30] [法] 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第50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

[31]《魯迅全集》第８卷，第114-120頁。

[32] 更詳細的論述可參見陳潔：《魯迅在教育部的兒童美育工作與<風箏>的改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期。

[33] 魯迅：《論照相之類》，《魯迅全集》第1卷，第194-196頁。

[34] 魯迅：《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第228頁。

[35] 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第71頁、78頁，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

[36] 從北京魯迅博物館所藏許壽裳《教育部職員表》中，可看出許壽裳的任職履歷。

[37] 魯迅：《100815致許壽裳》，魯迅談到“北京風物何如？暇希見告。”并請許壽裳留意為自己求職：“他處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為度。”《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33頁。“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當較善乎？”魯迅：《110307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卷，第345頁。

[38] 魯迅：《110731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卷，第348頁。

[39] [法]亨利·勒菲弗：《空間與政治》（第二版），李春譯，第12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40] [法]米歇爾·福柯著：《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選Ⅱ》，汪民安編，第22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41] 魯迅：《熱風·隨感錄五十四》，《魯迅全集》第1卷，第360頁。

[42]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enri Lefebvre, p.86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1991.

[43] 參見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enri Lefebvre, p.101，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1991.

[44]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enri Lefebvre, p.70，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1991.

[45]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enri Lefebvre, p.73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1991.

[46] [法]亨利·列斐伏爾論述了空間的消費，參見《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第48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

[47] 參見魯迅：《堅壁清野主義》：“教育當局因為公共娛樂場中常常發生有傷風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學生往游藝場和公園；并通知女生家屬，協同禁止。”注4：“關于禁止女生往娛樂場的新聞，見1925年11月14日北京《京報》”。《魯迅全集》第1卷，第272-276頁。

[48] 姜德明：《廣和居小記》，收入《書葉集》，第12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4月版。

[49] 如《都門竹枝詞》中所存竹枝詞《京官》寫道：“最是長安居不易，京官一例總清貧。”《都門竹枝詞》，陽米人等著路工編選：《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第42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版。

[50] 參見吳建雍，赫曉琳：《宣南士鄉》，第5頁，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51] 楊莘耜回憶說：“辛亥革命后，魯迅至教育部社會司做第二科科長，我在普通司做第二科科長，又同住北京順治門外南半截胡同，又朝夕相從。民二我改任視學，常年外出視察，其時他愛好碑文和木刻，每次出發之前，他必告我，你到某處為我拓某碑文來，如武梁祠石刻（曾見魯迅所著某種書面上刻有一人乘車，一人馭馬而行者即此石刻），西安碑林之景教碑，泰山頂上之秦始皇的沒字碑下方的‘帝’字，尤喜碑陰文字和碑座所刻人像和花紋之類，我必一一為他搞到”。楊莘耜：《六十年間師友的回憶》，《魯迅研究資料》（5），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第20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

[52] 《浙江旅京同鄉錄》，1916年12月浙江公會第五次編刊。1916年編刊的《浙江旅京同鄉錄》具體包括：參議院從議長到議員、科員等24位，眾議院議員等39位，國務院參議廳參議等3位，國務院秘書廳秘書、僉事、主事等16位，國務院法制局參事等6位，國務院銓敘局辦事員4位，國務院統計局參事、主事6位，國務院印鑄局僉事、技正等6位，將軍府將軍等3位，審計院副院長、審計官、協審官、核算官等31位，外交部參事、秘書、僉事、主事等12位，內務部司長、僉事、署技正、主事等23位，京師警察廳督察長、署長、警佐等15位，財政部次長、會長、參事、僉事、主事等47位、中國銀行總裁、副總裁等8位，鹽務署署長、廳長、僉事、主事等24位，稅務處督辦、股長等7位，陸軍部軍務司等25位，陸軍訓練總監3位，海軍部科長、視察等7位，參謀部11位，北京陸軍測量局3位，司法部司長、參事、主事等19位，大理院11位，京師高等審判廳5位，京師地方審判廳8位，京師地方檢察廳8位，京師第一監獄2位，教育部參事、僉事、視學等23位，北京大學校91位，法政專門學校2位，京師圖書館、醫學校5位，農業學校1位，工業學校2位，女子師范學校1位，農商部29位，交通部40位，各鐵路6位，郵政總局1位，電話局1位，平政院8位，蒙藏院2位，清史館7位，京兆尹公署15位，官產處5位，煤油礦籌備處3位，耆舊21位，商界20位，各社會（包括報社、紅十字總會、學務局等）7位，醫生1位，旅京51位。并附浙江在北京的各會館地址。

[53] 《浙江全省旅京同鄉錄》，浙江同鄉公會文牘科編印，孫寶琦署耑，1922年1月。

[54]《浙江旅京同鄉錄》，1916年12月浙江公會第五次編刊，第17頁。

[55]《浙江全省旅京同鄉錄》，浙江同鄉公會文牘科編印，孫寶琦署耑，1922年1月。

[56] 同鄉錄中的耆舊包括前教育部長汪大燮，前參政院參政錢恂，前銓敘局長許寶蘅，前浙江教育司長沈鈞儒等。《浙江旅京同鄉錄》，1916年12月浙江公會第五次編刊，第28-29頁。

[57] 由魯迅日記的記載得出結論。《魯迅全集》第15卷，第1-383頁。

[58] 參議院議員童杭時1914年曾拜訪魯迅，后招飲，魯迅“不赴”。參見魯迅日記1914年1月3日，“午后童杭時來。”1914年1月21日，“晚童杭時招飲，不赴。”《魯迅全集》第15卷，第99、102頁。童杭時，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畢業，清末曾隨徐錫麟進行反清革命。參見《魯迅全集》第17卷，第236頁。眾議院議員田稔，字多稼，曾在1913年拜訪魯迅，魯迅在日記中寫道：“上午田多稼來，名刺上題‘議員’，鄙倍可厭。”參見《魯迅全集》第15卷，第63頁。

[59] 如1913年國會議員林式言來訪，并訪張協和。參見《魯迅全集》第15卷，第53頁。林式言，浙江溫州人，是魯迅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的同事。參見《魯迅全集》第17卷，第141頁。

[60] 參見魯迅日記1912年11月7日，“晚陳仲書來。”12月22日，“往正蒙書局看陳仲書，不值。”《魯迅全集》第15卷，第29頁、第35頁。

[61] 參見《魯迅全集》第17卷，第130頁。

[62] 魯迅：《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1卷，第454頁。

[63] 周遐壽：《魯迅小說里的人物》，第194-195頁，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8月版。

[64] 沈尹默：《魯迅生活中的一節》，《魯迅回憶錄》（散篇上冊），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第248頁，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引文中的省略號為引者所加。

[65] 參見魯迅日記，1920年1月19日，“上午在越所運書籍等至京，晚取到。”1924年3月15日，“舊存張梓生家之書籍運來，計一箱，檢之無一佳本。”《魯迅全集》第15卷，第394頁、504頁。

[66] 參見魯迅：《從胡須說到牙齒》，《魯迅全集》第１卷，第260－261頁。

[67]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p. 120，Blackwell, 1991.

[68] 魯迅：《社戲》，《魯迅全集》第1卷，第587頁。

[69] 周作人致魯迅，1923年7月18日，現藏于北京魯迅博物館。

[70] 黃喬生：《八道灣十一號》，第8、14-15頁，北京：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12月。

[71] 黃喬生：《八道灣十一號》，第15頁，北京：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12月。

[72] 《魯迅全集》第15卷，第485、513頁。

[73] 《魯迅全集》第2卷，第5頁。

[74] 《魯迅全集》第2卷，第24頁。

[75] 《魯迅全集》第2卷，第25頁。

[76] 《魯迅全集》第2卷，第42頁。

[77] 馮至：《魯迅與沉鐘社》，《魯迅回憶錄》（散篇上冊），第339頁。

[78] 董秋芳：《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魯迅回憶錄》（散篇上冊），第116頁。

[79] 戈溫德林·萊特、保羅·雷比諾：《權力的空間化》，包亞明主編：《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第29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80] 李歐梵指出通過精妙的價值倒轉（reversal values），魯迅把這有名的古跡變成了頹敗的封建文化的象征。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第137頁，岳麓書社出版發行，1999年。

[81] 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第137-138頁，岳麓書社出版發行，1999年。

[82] 春風：《劫后雷峰記》（節錄《時報》）、孫儆廬：《雷峰塔得經記》，插圖《西湖勝蹟雷峰塔之崩頹》（二幅），《東方雜志》“補白”欄，第21卷第18號，1924年9月25日，第48、120頁。

[83] 童過西：《大戰中之一》，《京報副刊》1924年12月24日，第19號，第7頁。省略號為引者所加。

[84] 鄭孝觀：《雷峰塔與保叔塔》、童過西：《大戰中之一》，《未倒時之雷峰塔》（插圖一）、《雷峰塔之既倒》（插圖二）、《雷峰塔內藏經全卷》（插圖三共六幅），《京報副刊》第十九號，1924年12月24日。

[85] 孫福熙：《吊雷峰塔》，《京報副刊》，1924年12月31日，第二十五號，第6-7頁。

[86] 胡崇軒：《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京報副刊》第四十九號，1925年2月2日，第8頁。

[87] 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語絲》第十五期，1925年2月23日。

[88] 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1卷，第202-204頁。

[89] 玄：《北京的市政》，《猛進》第一期，1925年3月6日，第5頁。

[90] 參見魯迅徐炳昶：《通訊》，《猛進》第三期，1925年3月20日，第8頁。

[91] 參見魯迅徐炳昶：《通訊》，《猛進》第三期，1925年3月20日，第8頁。

[92] 參見魯迅徐炳昶：《通訊》，《猛進》第三期，1925年3月20日，第8頁。

[93] 《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3卷，第3頁。

[94] 《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3卷，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