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基層”，應該是一個現代社會才有的社會學概念，是社會組織處于底部的部分。在中國，一般縣區以下的社會單位都被認為是社會的“基層”。這個概念，對于大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尤為重要，其所表達的秩序含義凝聚了非常濃厚而鮮活的中國經驗。

“基層”是一個現代社會工作的方法論。也可以用來描述傳統中國的鄉里組織、宗族體系、鄉土田園文化，可以被歷史化。

但中國當代文學何以“基層”？“基層”而有文學，“基層”有多少文學？有什么樣的文學，乃至被建構成為一種“文學基層”？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文學往往是個體性的藝術創造，在現代社會，卻又與社會組織結構的關系千頭萬緒，相當緊密。這在中國表現得尤為突出。“文學基層”，這也許是只有在中國才有的說法，體現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某些悠久的經驗，也證實著現代性文學與中國社會的廣泛而深刻的關系。中國作協九屆三次全會鄭重提出了要加強文學基層工作，并將其提升到厚植中國文學基礎的高度。我想這是可以引起作家深思并予以認真對待的。

“基層”總是相對的。相對于中國作協，我們吉林作協就是“基層”，而就中國文學的社會組織體系而言，省作協其實還處于一個中觀的層面，縣、區作協及其文學存在，才是真正的“文學基層”。

今年是改革開放及新時期文學40周年。40年來幾代作家協同文學媒體、文學教育以及文學團體，共同創造了“新時期文學”。而新時期文學還創造了一個“文學基層”。

大家知道，五四前后，中國新文學最初只是在京滬兩地興起，并長期以此為中心向全國擴展，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文學才在某些省會城市得以萌生。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在省級行政單位才建立了相應的作協組織。而縣區級作協組織的建立，則是新時期以來的事情，尤其在新世紀以來它得到了普遍的建立。縣區作協的組織化涌現，都是各地根據需要且發揮地方智慧自行成立的，不是上級統一文件要求的。從根本上看，應是順應中國新時期文化文學發展興盛的必然產物。

這個組織化的“文學基層”的后面，站立著廣大的文學人口。一類是在基層從事文學創作的基層作家，一類是在基層因熱愛文學而參與文學生活的文學愛好者。他們代表著最廣大的文學人民。

于是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的文學工作不僅在基層發現了文學，還發現了這樣一個“文學基層”。比如在吉林省，這時絕大部分縣區都成立了作協組織，各自都有100到200不等的縣區作協會員，他們在所屬的區域大都辦有文學刊物，興辦活動，發揮著文學的影響。吉林全省縣區以上的作協會員規模已達5000人左右。我們還發現，在活躍于地方縣區的各類文藝協會組織中，作協組織往往是規模最大、機構機制最為成熟的，狀態是最為活躍的，這證明至今在廣闊的“基層”，穿透強勢的自上而來的影視文化“罩門”，母語的文學交流方式仍然是最為基本、最為方便、被認可和推崇的，這使“文學基層”的形成有了自然基礎。

我們如何對待這樣的被稱為基層的文學？他們往往是被遮蔽的，我們所不夠熟悉的，熱情，執著，謙虛，卑微，無名。更多的熱愛和更少的名利功利，是顯身于我們主流的文壇之前的鄭小瓊、李娟、王十月、余秀華們的“基層”狀態。

于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省作協的文學工作格局，起碼從主觀取向上有了一個明顯的轉型，可稱之為“一方三邊”。

“一方”，是相對的以純文學嚴肅文學為志業的，并在創作水準（所謂“文學性”）上達到一定程度的主流文壇，是省以上作協的主要工作對象，是我們所熟悉的。“三邊”，一是縣區作協的文學基層；二是網絡文學基層，網絡作家作品與讀者是一種共生現象，背后是一種廣義的文學基層；三是傳統的古體詩詞領域，由于文體方式的時代差異以及現代性根深蒂固的文學等級觀念，也在我們熟悉的主流文壇之下形成了一種文學基層。而在這“三邊”背后，更可牽連出廣大的文學讀者、愛好者、生活者，共同構成了基本的廣大的文學人口。

在這樣的轉型格局下，從吉林省作協的近五年來的工作看，業已形成的主流文壇及其文學仍然是我們的工作的重要支柱，其他“三邊”，我們加強了與省詩詞學會的聯系，但成效不多，主要是相互間的文體隔膜依然很深；我們成立了網絡文學專業委員會，但工作進展慢，網絡作家的網絡性格的“宅”，似乎表現出不愿“出宅”的傾向；而對縣區的“文學基層”，我們的工作則產生了一些成效。省作協啟用了一個并不算完美的概念：農民作家，建立了200多人的省文學院農民作家聯絡網，已連續5年出版《吉林省農民作家作品選》，每年都召開農民作家座談會，他們每次都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來到省作協參會。去年，開展了評選“吉林十大農民作家”活動。既有的主流文學工作加上依托于縣區文學基層的農民作家工作，構建了我們省作協文學工作新的重要格局。

今年3月，我們調研整理分析了225份農民作家的情況樣本，其中有一組數字引人注意：225位農民作家中，41歲到60歲的有171人，占樣本總數的76%，而20歲至30歲的只有5人，31歲到40歲的只有16人。這個數字顯示的年齡結構和省級作協、中國作協會員的年齡結構比例十分近似。

由此看出文學基層的兩個問題。一是這個“文學基層”與主流文壇同樣都是我國新時期文學的產物。41至60歲的人居多，表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青年構成了當下“文學基層”的主體，那些新時期前20年取得了成就的作家，通過各種方式上岸發展了，披沙揀金之后，留下當年的文學青年守望著如今的“文學基層”。二是“90后”的“文學基層”人數已少到了危機的地步，表明近十余年的網絡文化影響所及，使新時期40年來形成的基層性文學人口資源發生了網絡之外的絕對貧困，起碼是傳統意義上“文學青年”的貧困。而這樣的“文學基層”的危機，同樣是主流文壇的危機。

然而即便是生存于基層一邊充滿勞動一邊抽暇創作，漫長的守望也使他們的文學春華秋實、生色活鮮。我省優秀的農民作家，有的上了中央電視臺，有的在省級以上報刊、出版社發表、出版作品，其中不乏有《十月》《中國作家》《詩刊》這樣的雜志等。我們考察來到了蛟河縣的山村張曉英的家，夫婦倆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青年，因文學而結合成家，歷經村民的嘲諷、父母家人的不解，而一直堅持文學寫作到今天。他們家現已成為四鄉聞名的文學大院，還形成了一個近70人的由文學創作者、閱讀者、愛好者組成的文學群落。在這大山中的小村莊，我們讀到了他們創辦多年的文學小報《山花》，讀到了他們“在生存中寫作”的作品集，還看到了他們家舊書架裝滿了史鐵生、鐵凝、林語堂、莫言等好多作家的作品，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老版本，粗糙而質樸、溫馨，令人動容。這是一個在遠方的新時期文學及其“文學基層”的微小而巨大的真實存在。

由此看“文學基層”的意義，主要有：1、說明了新時期文學的作家都從哪里來，我們許多人都來自于這個基層。2、說明了新時期文學的基層存在，它使新時期文學的空間變得廣闊。3、沒有這個文學基層，誰買誰讀我們主流文壇創作出來的作品？沒有文學基層，我們如何于生活中安頓我們的“新時期文學”？4、它影響和牽連著基層的廣大文學讀者，構成著基層的地方的文學生活，照亮廣大的社會生活。5、僅就農民作家而言，他們的文學表達和表達自身，似乎無法替代，他們沒有多少哲學、形而上情思、先鋒性，卻表達著人的基本情感、基本理念、基本生活，是鄉村振興的文化力量。

“文學基層”，和主流的先鋒的純文學的精英的寫作一樣，都是我國科學的民主的大眾的文化的一部分。現在，中國作協在工作安排上加強了文學基層工作，如成立社會聯絡部、舉辦基層培訓班等，是夯實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學繁榮興盛基礎的重要舉措。

“文學基層”是一個感受性主導的文學世界，更是一個我們所謂的“文學性不足”的文學場域。但如果我們把文學性不當成一個絕對的指標而寬容以待，“文學基層”的存在就將會是中國文學之福。

《詩大序》中說：“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之不足，則嗟之嘆之，嗟之嘆之不足，則詠歌之。”

讀一下聞一多先生的《歌與詩》一文，他主張，正是這處于“不足”的嗟乎嘆息，即所謂感嘆之聲，才是詩歌最早的生命初心，其站位和價值就在于這個“不足”。一個多樣的有限的文學場域的存在，乃是文學生態的正常豐富，這是我們要建設的文學文明。

善待文學基層，完善其組織架構，支持基層文學內刊，鼓勵文學名家多給文學內刊寫稿，讓文學基層更積極、明亮、活躍，是最好的。

文學走進基層，建設文學基層。作協理應當好文學連接生活與人民的橋梁和紐帶，這是作協在新時代中國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