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丁帆近照

作者簡介：丁帆，學者。現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1979年以來在《文學評論》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四百余篇，有《中國鄉土小說史》等著作三十余種。

引子

顯然，寫外校的先生，讓我戰戰兢兢，但是不寫心里又堵得慌，因為有些前輩學者無論于公于私都與我有過或多或少的接觸，有的過從甚密，有的只是泛泛之交，但是在他們身上我看到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瘦瘠脊梁的背影，他們雖然已經遠去，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可以深思的空間。

寫復旦的先賢，尤其是中文系的已故學者，早有我敬佩和熟悉了四十年的前輩學者吳中杰先生在《海上學人》中一一描述詳盡了。吳先生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和從教凡六十余年，是見證復旦大學中文系每一次風風雨雨的老人，他接觸到的都是可以觸摸的第一手“原生態”史料，其中有些歷史的細節和秘聞是其他人所不可能掌握的，加上中杰先生對人和事生動細致地描寫，讓我們看到了摩登大上海現代以來許多知識分子的風骨與種種行狀，尤其是他對每一個學者性格與思想的準確概括和提煉，似乎是在通向星河璀璨的藝術長廊中，矗立起了近百年來海上文人的一尊尊立體的精神雕像。

我所熟悉的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教師很多，而在已經故去的前輩學者中，亦有兩個人與我有所交往，并給我留下了許多值得懷念和遐思的回憶。

在這里，我要進行素描的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潘旭瀾和章培恒兩位先生，他們兩個都是有著十分鮮明個性特征的著名知識分子，斯人雖去，風骨猶存。潘先生是福建人，有著極富獨見的個性，與他相識是因為我的老師曾華鵬先生介紹，曾、潘二位既是同鄉，又是先后同學，更重要的是潘先生亦是一個性情中人，我從他的性格中看到的是那種狷介耿直、砭清激濁的知識分子的面影；章培恒先生是因為工作關系而相識，從1992年開始，每年都會因為學科上的事情與之交接，熟悉了他的秉性與做事風格，就油然而生敬畏。先生既認真又幽默還江湖的性格，讓人可親可近，更有那種堅守人文主義立場和人性價值觀的道德底線所呈現出來的精神境界，讓人可敬可佩。

一直想寫一篇回憶潘先生的文章，但我畢竟與潘先生沒有深交，然而從仰視到平視的過程中，我深切地體味到潘先生人生哲學的來路與高尚。

除了一些當代文學的學術會議和作家協會召開的會議以外，能夠與潘先生見面的機會就是碩士生和博士生的答辯了，那些時日里，我們都只是聆聽他神侃，只有那次與許志英、王彬彬去他家里拜訪時，我才算是真正走近了先生。當然，在曾華鵬先生的客廳里也屢屢聽到他描述與潘先生通電話的內容；也在我家的客廳里聽到潘先生《新中國文學詞典》的責編朱建華一邊呷酒一邊生動描述他和潘先生在編輯過程中的交往；再就是時常從王彬彬口中得到潘先生的音訊，尤其是他在陪伴潘先生的最后的日子里的消息；最終，就是斷斷續續地從潘向黎口中聽到其父之生活中的花絮碎片。

潘先生去世后，許多人寫了悼念的文章，尤其是作為親密弟子的王彬彬寫的那篇已經是十分動人與深刻了，我便打消了寫點文字的念頭。然而，這些天我在寫“文壇雙星”曾華鵬與范伯群的時候，那個瘦瘦高高，像根電線桿似的形象時時在我的眼前晃動，讓我又有了書寫先生的沖動。

初見潘先生是他從上海來揚州參加一個會議，究竟是答辯會議，還是省作家協會的會議，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是他的形象卻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之中了：個子高，且奇瘦，善言談，能吸煙，喜喝酒。在揚州瘦西湖畔的沿湖大道上，在游船上，潘先生真是高談闊論，天南海北，無所不談，足顯其“聊手”之功夫，真的是煙不離手，話不離口，當然還不時咳嗽幾聲。

先生是一個趣者，興之所至，性情畢現，亦如他在《抽煙者說》中所說：“每天坐到書桌旁，第一個節目就是點支煙。倘要出門，也要抽支煙再走；手表不答應，就邊走邊抽——雖不大文明，也顧不上了。”無疑，寫作抽煙是無數現代文人的不良職業習慣，聊天抽煙與喝酒抽煙當然也是神侃助興的佐料，但是，在那個時代，“邊走邊抽”的確也算是一個嗜煙如命的老煙槍所為，因為那時吸煙是無禁區的，從從容容地坐下來吸煙才是抽煙者的快樂，行走抽煙實乃頗顯個性也。按照潘先生的邏輯，“從理智上來說，我是想戒煙的”（《抽煙者說》），但是離開了這個伴侶又是萬萬不可的。1967年住院手術后醫囑不能吸煙，忍隱了多日，“憋到出院，回宿舍路上，就復發了。”因為，他更信奉的是其老師的那句話：“我要的是生活，不是活命！”誰都明白，抽煙對人體有害，然而，你讓一個有這種嗜好的文人去掉這一精神上的“伴侶”，恐怕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從潘先生對妻子一生的感情來說，是充滿著感恩心理的，但是唯獨抽煙這一“陋習”卻始終不聽其勸阻。大約在潘先生看來，戒煙與離婚一樣，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但他還是有理智地說：“其實，生活中無損于健康的消遣、解悶辦法很多，年輕人慎勿為這種嗜好所纏住。對于有了年紀戒不掉的，也無須好心地強人所難。”既然作為工作必需的“助手”，我們就不要過多地指責那些有著幾十年“陋習”的吸煙者了。

于是，在主編《新中國文學詞典》的那些日子里，潘先生基本上是煙不離手的，有人說那部詞典是熏出來的，一點都不為過。由此我想到的是這部詞典的編輯，現也已作古了的江蘇文藝出版社的朱建華先生。那時他和我都住在鎖金村，閑時他一抬腳便到我家來聊天，知道他嗜煙嗜酒，于是每每來時，我都是為之準備兩包煙，二人對抽，客廳里總是煙霧繚繞；用大茶杯為他倒上一斤酒權當茶飲，給他花生米佐酒，他說無需，用煙下酒即可。他說他每天晚上工作到凌晨，看稿都是一大茶缸酒放置在書桌上，便呷邊讀。彼時，他早已編完我那本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鄉土小說史論》，接手的正是編輯《新中國文學詞典》的任務，他對潘旭瀾先生的頂真和勤奮大加贊賞，敬佩之情溢于言表，當然，我也悟到朱是在表揚自己呢，因為他也是一個極其頂真和勤勉，且脾氣古怪的人。我想，除了努力共同圓滿地編好詞典的任務外，能夠讓他倆情投意合的紐帶應該就是對煙酒的共同嗜好吧，當然還有性格脾氣的吻合。朱建華嗜煙酒如命，雖最后也是死于煙酒，但是，就是這個“有癖”的編輯，經他手編輯的書籍卻是鮮有差錯的，這在江蘇出版界是有口皆碑的，難怪潘先生屢屢夸贊和感激這個“老朱同志”呢。

我見過潘先生飲酒的次數并不多，那都是開會或答辯后的宴會上，先生酒量并不大，最多也就三四兩白酒吧，但卻愛喝。記得那次在夫子廟的晚晴樓里吃飯，他邊吃酒邊與我們聊天，稍稍有些醉意，話便多起來了，滔滔不絕，且不斷點燃裊裊的香煙，全然不顧那舞臺上串堂會的蘇昆名曲的表演。我那時很敬畏這位師叔，并不敢說幾句調侃的話，生怕他會發起脾氣來。酒量不大，卻愛喝酒者，大抵是個性情中人，這個判斷應該是不會錯的。據潘向黎說，潘先生的酒量的確一般，但喜歡喝，白酒、洋酒、黃酒都喝了不少，曾經因為肝疾禁了幾年，痊愈后又以一位醫生說“喝一點酒對心臟有好處”為借口而恢復小酌。在外面吃飯，在家請朋友吃飯都要飲酒，有時與章培恒先生在家喝洋酒，無菜，干喝—這倒是內行的喝法。到了晚年，主飲黃酒，一箱一箱地買進十年陳的古越龍山，喝的卻是飯后酒，每晚半瓶至一瓶，同樣是無菜，就陳皮搭酒，這種喝法不知是潘先生獨創，還是有何來路。向黎說，飲后臉色會發暗紅，步履微微踉蹌，夜半，不顧家人反對，吞下兩片安定，睡覺。

潘先生骨子里是十分愛酒的，我想，這樣一個有情趣的人，何能不戀酒呢？有文為證，在《寂寞雨花石》里，先生在談及“吃書”時寫道：“要有一瓶60度白酒，那簡直是寶中之寶。舒筋活血且不說，借著酒意，歌吟‘但愿長醉不復醒’，或呼嘯‘去留肝膽兩昆侖’，不也可以解悶么？真的醉了，來一通胡言亂語，或大哭大笑，也好讓這小屋和四周有點生氣。”由此我們看到的是或借酒消愁、或直抒胸臆、或散發扁舟的真性情的潘先生。無疑，酒是揮發人性情的催化劑，它是表白飲者和醉漢心跡的媒介。我以為在潘先生許許多多的散文中，無論是直抒還是曲筆，其最好的注腳正是他在《若對青山談世事——懷念朱東潤先生》里所傾述的那樣：“我想：一個臨大節而不奪的大學者，一個以‘軍人死于戰場，教師終于教席’為信條的名教授，他的品格、學問、文章，已經結合成為知識分子的標尺。”此乃英雄酒膽之言矣。

福建人的飲茶之道是屈指一數的，我在潘先生的散文隨筆里讀到他喝茶聊天的細節，但他沒有提及吃的是什么茶，倒是他的女兒潘向黎卻成了茶道的專家。據向黎說，潘先生也嗜茶，主要喝的是家鄉的鐵觀音，喜歡用紫砂小壺頂蓋泡，且為釅釅地濃泡。我想，他飲茶不僅僅是延續家族的傳統習慣，更重要的是，那茶是為與友人聊天而準備的美食，是為“吃書”而煲出的仙湯。只要有客人來，不論是長輩、平輩還是弟子們，他總是先泡一壺濃濃的鐵觀音，然后再坐下來談。他的弟子中的好幾位，比如李安東、王彬彬，都因為經常喝他親手泡的鐵觀音，后來喝起了烏龍茶。

據向黎說，潘先生吃菜口味比較寬，什么菜系都可以吃，但偏愛肉食，口味偏重，但不吃辣，也不喜歡咸菜之類的非肉類的腌制品，那是因為小時候吃怕了。最喜歡紅燒肉、蹄膀、炸肉丸、豬肚、香酥鴨等“硬菜”，此乃最好的下酒菜也。對海鮮和蔬菜都無特別的偏愛。喜歡甜食。對崇尚清淡、講究造型美觀的食品不以為然。善吃中西合璧之食，早餐喜歡用優質面包夾黃油，晚年也經常用饅頭夾黃油。先生去日本和臺灣講學，對那里的美食頗有好感，但卻不能接受生魚片。中年后裝了全口假牙，所以什么都需要做得爛，頗影響口福，晚年胃納差，經常面對餐桌嘆息：沒胃口，唉，幾無生人之樂。

于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煙酒茶俱全的潘先生，他在難中的嗜好也算是消愁與抒懷的一種生活方式吧。

那一年許志英帶我和王彬彬，更準確地說，是王彬彬帶路領我們一起去拜訪章培恒先生。當然第一站就是去彬彬的導師潘先生家，雖說“多年父子成兄弟”，多年的師生也是情同手足的，但是，仍然看出彬彬在先生面前多少還是有點拘謹，盡管他表面上鎮靜自若，看得出神情還是與平時不同。許志英先生倒是大大方方地翹著二郎腿與潘先生抽煙說話。他對潘先生十分尊敬，他和我多次說過，無論如何，潘先生也是他的老師，他還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時，潘先生已經留校當助教了，雖然沒有給他直接上過課，但是，執弟子禮的許志英卻時常到他的宿舍里拜訪和聊天。我們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從那一刻起，突然我就覺得這位師叔與我的距離拉近了，頓感親近了許多。這樣一個行狀有趣的人，逐漸在我的腦海里鮮活起來了。

潘先生和我的老師曾華鵬先生同是1932年生人，卻不是同年故去的。潘先生是2006年7月1日去世的，這個日子很容易記取；而他的同鄉、同學和一生在精神上相濡以沫的摯友曾華鵬先生則是2013年1月27日離世的，也就是說，潘先生在另一個世界里等待他的老友又煎熬了近七年之久。潘先生在其《〈咀嚼世味〉自序》中說：“盡情歌哭，虛無出世，都不屬于我。現在所能做的是，將咀嚼過的海水，吐出幾星泡沫，算是為自己生命和大海潮汐的詠嘆。如果這不過是比喻，那么，印在書里的文字，應當說不是用墨水寫的。讓它帶著我的苦澀的虔誠，獻給生者與死者，祭奠往日的落葉，祝福明天的芳草。”

如今，他們在天堂里可以盡情放肆地聊天了，再也沒有任何顧忌了，因為他們相會在永遠是春天芳草依依的空間里，沒有苦澀，沒有生死，也就沒有“虛無出世”，也就沒有“落葉”，也就無所謂“祭奠”。“明天的芳草”是在布滿了星辰的燦爛星空當中……

《咀嚼世味》里最讓我動容的一篇文章就是《五十年之約》，在西子湖畔，“曾華鵬、吳長輝和我，混凝土般的自由組合，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間，走走停停，指指點點，坐坐說說，從從容容品味‘天堂’的妙諦。”其實年輕時代的那一年春游西湖，正是曾華鵬先生開始落難之時，哪有地上“天堂”的感覺呢。

“華鵬和我，在高中是上下班，讀大學仍然是如此，只是曾一再合班上課。長輝讀物理系，偏偏喜歡同我們兩個中文系的一起吃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我胃出血后需要到‘病號食堂’吃面食，他們也設法弄張醫生證明，一起去吃饅頭。這樣，可以在吃飯時間用閩南話來點‘自由談’解悶，既放心，又自在。讀書雜感和學校里的事，想到什么就說什么，以至對別人虎皮、牛皮、洋相、吃相的描述，各盡欲言，同而不偽，和而不同，聽而不知。從來不面紅耳赤，不口是心非，不背后議論，更絕不打小報告。這種我想可以稱為飯話會的活動，是塵囂中的小小桃花源。有些個同學看不順眼，什么‘不合群’呀，什么‘同鄉觀念’呀，什么‘自由散漫’呀，唧唧喳喳。”的確，從這些言行舉止來看，“福建幫”的痕跡可見一斑。沒有這樣的江湖相望，他們之間每一個人都會覺得孤獨寂寞，這支撐他們艱難度過五十多年風風雨雨，讓各自在心靈上都有著彼此的照應和關愛。這鼓浪嶼一個星期的團聚，也許是他們友情見證的最后驛站，亦如潘先生在文章最后結尾中所言：“五十年啊半世紀，一生就只有這么一個五十年，而本應云蒸霞蔚的年華，被命運的陰霾吞食殆盡。只留得，心底感情的磐石，任憑風吹雨打，固執地抱著大地，在聆聽新世紀的潮聲。”這番“尋夢”，雖然是抱著欣喜的心情來的，但是，在他們的心靈底片中留下的卻是“蒼老殘破”的舊夢，唯有那堅如磐石的友情是長存于世的。

潘先生的一生遭受了許多精神和肉體上的磨難，每當人們一談起他的時候，我的腦海里首先跳出的就是葉圣陶小說《潘先生在難中》這個題目的詞句。他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也從小學教師做到中學教師，再做到大學教授，他自己也說，這是同輩人當中絕無僅有的經歷：“一輩子像一粒沙子，在好些個學校滾來滾去。”盡管遭受了許多的磨難，但是他對做一個好教師的志向卻是終身無悔的。

在自傳式的文章《再來一次》中，潘先生將自己的一生都做了總結，他是在及早地清理自己的精神履歷，他不能忘懷的是在凄風苦雨日子里，自己的獨立特行的思想，以及終身不悔的教師職責。從小的生活磨難，往往會讓人磨煉出堅韌的性格，早年我就聽葉子銘先生說過，從古到今，福建人的出路基本上就是兩條：一條是讀書做官，“學而優則仕”；另一條就是下南洋做生意，發財致富。的確，我發現福建人讀書是十分用功的，成名者甚多，僅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就有幾十個著名的學者縱橫于文壇之上。無疑，潘旭瀾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和工作應該是潘先生的人生轉折點，那既是先生知識積累的最好階段，也是治學方法形成的時期，更是世界觀和價值觀定位的歲月。半個世紀下來，他的學術著述和散文隨筆創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于是，縈繞在我腦際多年的一個疑問就會迸發出來：在定位潘先生究竟是一位嚴謹的學者，還是一位激情澎湃的作家時，我很猶豫。讀他的學術論文和他編寫的文學詞典，你感覺他是一個對每一個學術細節都十分嚴格認真探究的學人；而你在讀他的散文隨筆時，不但能夠在歷史的夾縫當中感覺到奔突而來的激情和思想熔巖，還能夠享受到語言審美與文學修辭的趣味。他是一個有個性的學者，他也是一個有思想的作家，他更是一個有獨立精神的人。

從我個人的學術興趣和審美情趣來看，我似乎更加喜歡這位師叔的散文隨筆，僅憑一部《太平雜說》，潘旭瀾的散文隨筆作品就可以入史了。作為一個學者，一個搞文學的人，他跨越了學科專業的界限，在重塑被歷史遮蔽了的人物時，用血寫就了新的歷史篇章。這樣說也許有夸張之嫌，但是他之所以在學界和民間流傳甚廣，影響甚深，皆因為他的許多歷史觀往往是超越了許多史學家的，而許多文學家也不可能如潘先生那樣在青燈黃卷前將冷板凳坐亮。于是，在跨界中尋覓到最能契合抒發自己情感和世界觀的語言文字的表達，應該是潘先生最快樂的事情吧。當年我在寫隨筆《近代中國農民起義斷想》之際，也正是潘先生寫《太平雜說》的時候，當我看到潘先生陸陸續續發表的文章時，我不敢再寫下去了，一是我的史料功底達不到先生的功力；二是價值觀雖然相同，但是我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與之相比有霄壤之別。其實對他這些散文隨筆的評價，曾華鵬先生早有中肯的闡釋。

在1995年12月20日的《光明日報》上，曾華鵬先生說：“從潘旭瀾的散文里不僅可以呼吸到馥郁的文化芳香，同時還能夠感受到作者強烈躍動著的歷史責任感。作為一個懷有人類良知而又歷經磨難的知識分子，他不能不時常反思那逝去的噩夢般的時代，不能不關心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和前途。這種思考，這種關懷，常常洋溢于他的散文的字里行間；只不過它不借助空洞抽象的議論，而是通過具體、形象、生動的藝術描寫來體現，使理性、情感和形象互相滲透融合；而讀者則從具體的藝術感受中作出自己的判斷和思考。……個人酸甜苦辣的人生歷程，能夠昭示大地的時序移易，反映時代變化的風聲云影，將它展示出來，可以讓人們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記取歷史的教訓，避免悲劇重演。潘旭瀾艱難地跋涉于人生旅途，卻始終以九死未悔的深情，執著地眷戀著祖國，關心著它的現在和未來，這種歷史責任感是彌足珍貴的。”這種知識分子反思式的寫作風格，成為潘先生散文隨筆中的骨架，它肩扛和支撐著的是“閘門”還是“星空”呢？！

“這是一棵遭電殛的暮春的幼樹，它沒有豐盈的姿態，然而，挺立在大野，露出棱棱骨干，這里什么也不見，只見苦難，和苦難之余的向上的意志。”這是曾華鵬先生用李健吾評論早逝的左聯作家葉紫的斷語來評價他的老友潘先生散文隨筆的，我認為曾華鵬先生之所以采摘了這種充滿著凄美悲情的鮮花送給自己的摯友，一是對他們之間的友情用力甚深，二是曾先生從老友的人生鏡像里看到了自己半個世紀的坎坷人生的投影。共同的人生遭際，讓他們不斷地激勵對方，砥礪前行。

潘先生是一個有風骨的學者和作家，但是，他的散文中還有另一面兒女情長的柔情在。在《咀嚼世味》中，你可以看到他對父母兄弟情義的悲情描寫，那種在苦難歲月里相濡以沫的情感深深地打動了我；對妻子的愧疚心理的表達，展現出了一個真丈夫對家庭的責任感；而對一雙兒女的疼愛，更是流淌在字里行間。在《小女兒的童話》和《各寫各的》篇什中，幾近溺愛與驕傲的文字涂抹在兩個女兒的背影里，觸摸著潘先生心底里最柔軟的一面。其原因就在于他心里有一道永遠過不去的坎，那就是他虧欠孩子太多了。據向黎說：“因為他那代人小時候和青年時代都挨過餓，所以他對我們兩個女兒在吃的方面特別縱容。只要家里有的東西，總是讓我們想吃就吃，只要是外面買得到的，總是支持我們饞了就買。我們家在吃的方面投入一直比較多，我和我妹妹未嫁時經常要吃夜宵（筆者注：我在彬彬的文章中也讀到過潘家次女向蓁兩次催問吃夜宵的細節），兩個人在廚房里忙，然后出來很開心地吃夜宵。我爸爸看見了，總是很開心，像欣賞什么藝術表演一樣在旁邊看。有時候會開玩笑：你們以后在婆家這樣可不行啊。我們姐妹就嘻嘻哈哈地笑。”這樣的笑容洋溢在潘先生的臉上能夠成為永恒的定格嗎？我們共同祈禱吧！

清明節就要到了，潘先生生前沒有看見我寫過他的片言只語，如今我寫這篇文字不僅僅是為了祭奠先生，更是想獻給潘先生和曾先生，讓他倆在天堂里作為談資，盡情地聊天。我相信，他們在天堂里的笑聲，我是一定能夠諦聽到的。

2018年3月19日凌晨1時初稿于仙林依云溪谷。

4月2日15時重新改定于仙林大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