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日記文體是最具民間性和最私人化的言說方式。如果說言說的目的是與他人交流，那么，唯有日記的言說是一種“自說自話”；而“自說自話”既是人類語言行為中的普遍現象，也是人類語言行為的“異常”。換言之，日記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私語言說”是其存在的理由；而這一理由同語言之交流功能的悖論，又決定了日記存在的不可能。于是，日記文體的解構和蛻變也就不可避免，各種日記名義下的“假體日記”也就大行其道（注：“假體日記”在本文的含意是指假借或仿擬日記的文體。）。

縱觀日記發展的歷史，在種種日記變體中，“日記”作為一種文體式樣已被形式化了，日記文體的“私語言說”已經蛻變為“形式的誘惑”，特別是以日記體小說為代表的日記文學尤其如此。日記文體被小說挪用完全背離了“日記的正宗嫡派”（注：魯迅語。見《魯迅全集》第3卷第30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另一方面也說明日記文體本身就蘊藉著可能被文學所挪用的文學性。日記的“形式誘惑”說到底是一種文學性誘惑。

那么，日記文體的“形式誘惑”究竟是什么？文學挪用日記文體呈現出怎樣特別的文學意味？日記的存在理由是否由于“假體日記”的存在已被徹底消解？“私語言說”作為語言行為的“異常”，在日記文本中呈現出怎樣的言說訴求？由于以往我們僅將日記簡單地看做一種“實用文體”而不屑一顧，致使迄今為止的文體學研究從未涉足上述論題，對于日記體文學的研究也重在“文學”本身，日記體式的特殊性及其變體形式卻被忽略和小視。另一方面，日記對于現實生活的巨大影響力卻不容忽略和小視，日記的自說自話方式在人類語言行為中的普遍存在卻不容忽略和小視（那些無人傾聽的高頭講章和沒有讀者的長篇大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自說自話）。因此，對于日記文體及其變體規律的探討就顯得很有必要。

一、記憶與時間

將“結繩記事”作為日記的起源可能是一個合理的猜想，（注：張鴻苓主編：《一般書信筆記日記》，第144—145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因為二者之“記”是相通的，日記不過是文字發明之后的記憶方式，即文字符號替代了“繩結”記號。就這一意義而言，日記的出現當同文字的歷史同步，因為人類發明文字的第一需要就是為了更方便地記憶，而日記書寫的第一目的也是為了抗拒遺忘。對此，早在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1719年）中就已經有了很形象的解釋……

魯濱孫只身一人被海浪拋到荒島之后所遭遇第一恐懼是生存危機。但當他設法從那只擱淺的商船上取下幾乎所有的食品、衣物、工具、槍械和彈藥，并在小島上安置好自己的住所之后，緊接著就是遺忘恐懼的來臨——他擔心自己“忘記計算日期，甚至連安息日和工作日都會忘記”。于是，他首先用刀子在一個大柱子上刻下幾個字：“我于1659年9月30日在此上岸”，此后每天在上面刻一斷痕，算是自己的“日歷”。他終于設法從船上卸載下來的雜物箱里找到紙和筆，就開始了“孤島日記”的寫作，把“每天的經歷一一用筆記下來”，直到墨水全部用完，盡管后來的墨水由于不斷羼水已被稀釋得筆跡很淡了。魯濱孫說：“我這樣做，不是為的留給后來的人看（因為我不相信以后會有多少人到這荒島上來），只不過寫出來給自己每天看看，減輕一點心中的苦悶罷了。”（注：笛福：《魯濱孫漂流記》，第55—57頁，方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魯濱孫的經歷向我們展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在人類解除生存危機之后，緊接著所面臨的就是失憶的危機。如果說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精神世界之有無，那么，“記憶”則是這精神世界里最敏感的神經，失去記憶的世界將是一個混沌和僵死的世界，思考、感受、視聽都將變得毫無意義甚至毫無可能。（注：陳茂欣大學時代愛上了一位女生，從此開始記日記，把自己心靈的奧秘，熾熱的情思，伊人的形象，全用詩歌的形式寫在日記里，積累了厚厚一本。六十年代初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后，積極參加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對照當時青年先進典型的日記摘抄，深感自己的日記是那樣自私狹隘，無地自容，于是將其悄悄地付之一炬。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對他那本焚于非命的日記總是不能忘懷，時時進入他的夢中，稱其是“索命的日記”。這是另一種失憶的痛苦。見《延河》1986年第8期。）而記憶的存在首先在于時間意識，魯濱孫抗拒失憶的第一反應就是自造一個“日歷”。因為正是時間將精神世界“格式化”，使記憶賴以存儲萬物。所以，“日歷”賦予魯濱孫以生命的刻度，使他的“存在”有了相應的參照物。這是他孤身一人在荒涼的海島上所獲取的唯一來自“上帝”的信息，是他與外部世界得以溝通的唯一途徑，從而排解孤獨的苦悶。這就是記憶和時間的辯證關系，也是日記文體存在的根本意義和充分理由。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史蒂芬?霍金在他的《時間簡史》中斷言，宇宙的開端只能在大爆炸奇點處，即“宇宙開始時處于一個光滑有序的狀態，隨時間演化成波浪起伏的無序的狀態。”（注：史蒂芬?霍金：《時間簡史》，第191頁，許明賢、吳忠超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版。）霍金認為這也是時間的開端，“時間箭頭”由此出發沿著三個方向將過去和將來區分開來：“第一個，是熱力學時間箭頭，即在這個方向上無序度或熵增加；然后是心理學時間箭頭，這就是我們感覺時間流逝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可以記憶過去而不是未來；最后，是宇宙學時間箭頭，在這個方向上宇宙在膨脹，而不是收縮。”（注：史蒂芬?霍金：《時間簡史》，第184—185頁，許明賢、吳忠超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心理學箭頭是由熱力學箭頭所決定，熱力學箭頭和宇宙學箭頭又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在心理學時間箭頭的方向我們之所以可以感覺到時間在無休止地流逝，不僅希望而且只能記憶過去而不是未來，是由熱力學和宇宙學的規律所決定的，即從光滑有序向無序度或熵增加這一時間箭頭是不可逆轉的。霍金的這一物理學推論對于我們從哲學的角度理解記憶和時間極富有啟發性。

首先，人類為什么可以記憶過去而不是未來？不僅僅是因為過去是已知的、未來是未知的，這只是經驗性的表述；而是因為從過去到未來是從有序到無序、從完整到增熵的歷史。這就是時間的歷史，也是記憶的歷史。就像我們看到一個茶杯從桌子上掉下來摔成碎片，我們會在事后記住它原本（有序）的樣子，而不可能在杯子完好無損的時候“記住”它未來被摔碎（無序）的樣子，后者只能在倒放錄像時才能看到，而宇宙的時間不可能倒流。其次，霍金這一理論更深層的意義在于，他一方面告訴我們“過去”是有序的，同時也告訴我們“過去”是唯一的、稀有的，而“未來”則有多種可能，所以人類總是希望記住過去而不是未來。他以拼版玩具進一步說明這一點：拼版玩具是從有序的圖案開始的，當我們搖動玩具盒，拼版就亂作一團；盡管這些亂作一團的拼版可以組合成多種圖案，但是最好的圖案只有一種。也就是說，有序的稀有性決定了人們的心理傾向總是希望記住過去，并且也只能記住過去而不是未來，因為時間和宇宙的歷史是從有序指向無序度和熵增加，它像發射出去的“箭頭”一樣不可逆轉。這也是魯濱孫寫日記的原初動力——在往事的回憶中減輕心中的苦悶。盡管他所經歷的艱難往事原本不堪回首，但是，“時間箭頭”使他經歷的往事被賦予不可重復的稀有性。也就是說，“往事”之所以能夠被記憶，從根本上說和往事本身的酸甜苦辣無關，主要是因為時間箭頭所刻錄下來的是生命的留痕，具有不可重復的稀有性。不是“往事”的性質而是“回憶”這一心理活動本身緩解了他的苦悶，從而為當下的生命現實涂抹上“美好”的光彩。

其實，霍金所闡發的這一物理學思想在許多哲學家和文學家那里也被表述過了。柏拉圖所設想的“理式”作為世界萬物之源，就是人類之最早的寓所及其由來，人類回憶過去就是要追索逝去的精神家園。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提出來的“原型”概念就是柏拉圖“理式”的翻版，（注：榮格自稱他所使用的“原型”這個詞就是柏拉圖哲學中的“理式”。見榮格：《心理學與文學》，第53頁，三聯書店1987年版。）他把文學史上反復出現的意象看做是“種族記憶”，作為“集體無意識”召喚著人類對于童年的回想。事實是，人類越是遠離自己的故鄉，越是產生濃烈的思鄉情結；越是走向成熟和富足，越是懷念童真而簡單的歲月。正如現代社會對傳統的依賴和鐘情，人類文明的進步總是伴隨著對于往昔的懷念。所有這一切都根源于“時間箭頭”從有序指向無序及其不可逆轉性，根源于過去的有序、美好及其稀有性。正如陸文夫所言：“回憶像個篩子，能把灰塵和癟籽都篩光，剩下的都是顆顆好樣，一等一級。即使留點灰塵，那灰塵也成了銀粉，可以增添光輝；即使留幾顆癟籽，那癟籽也成了胚芽，可以長成大樹……痛苦中也能品咂出美味。”（注：陸文夫：《藝海入潛記》，第32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日記作為一種特別的文體，正是“時間箭頭”將繁雜的往事串聯成一個可供“品咂”的過去。日記所記錄的“時間”既是存儲往事的格式，也是回味過去的路徑；既是繁雜往事的索引，也是日記文體的引擎。日記文體存儲著時間的歷史，刻錄下“時間箭頭”的運行軌跡，從而使抗拒遺忘、恢復記憶和回味過去成為可能。這就是日記之最根本的文體特征。

無論是霍金的物理學推論還是人文學者的形象描述，都將被時間格式化了的“過去”規定為永遠縈繞人類的精神家園，這就是“懷舊”作為人類普遍感情之所以永恒的魂魄之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莊子?知北游》）莊子對光陰易逝、人生苦短的感受可謂最早道出了人類對往昔歲月的留戀。班固“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西都賦》），以及杜甫“結歡隨過隙，懷舊益沾襟”（《奉贈蕭二十使君》）的詩句，更是千古名言，盡情抒發了人類懷念故舊的情懷。而日記作為忠實記載往昔歲月的文體，正是以文本的形式對于人生光陰的真誠挽留，使物理世界的“時間箭頭”在心理世界得以真實地回放，為傾瀉懷舊情懷鋪展了身臨其境的平臺。

當然，抗拒遺忘、回憶過去并非只有日記文體，專門的歷史文體更是如此。但是，日記文體是個人的、即時的，歷史文體是公共的、滯后的。二者對于往事的記憶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日記文體是與時間箭頭同步展開的，而不像歷史文體那樣多為“事后追記”，從而保留了往事的原生態和鮮活性。這就是“時間”作為日記文體“引擎”的要義所在。

時間作為日記文體的引擎，具體說來應當包括文本時間和閱讀時間，前者又可分為“記載時間”和“所記時間”。“記載時間”指日記的寫作時間，即在日記的篇首所標識的日期和星期等；“所記時間”指日記所記的內容是當日的還是此前的，或者是模糊不定的。由于日記是一種最自由的文體，追憶往事也是常見的內容；但一般而言，“記載時間”和“所記時間”越是同步展開也就越貼近日記的本色，即魯迅所說的“馬上日記”。（注：劉半農約請魯迅為《世界日報》副刊撰稿，魯迅很快就為該刊寫了《馬上日記》等文。魯迅在這日記的“豫序”中稱：既然答應了半農的稿約就得寫點什么，“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平時接著一懶，便擱下了，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于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魯迅全集》第3卷第30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此可謂魯迅《馬上日記》命名的注腳。）他的日記大多就是記載即日發生的信札往來、銀錢收付和親朋交際等，當屬日記的“正宗嫡派”；而那些追憶往事，或者以抒發情思、歷游問學為旨歸的日記，由于遠離了記載時間，甚或所記內容不具備時間的確定性和唯一性，因而必然淡化了日記文體的本色，從而和歷史文體、回憶文體、游記和筆記等文體多有相像。“記載時間”和“所記時間”的同步對于日記文體來說之所以重要，如前所述，就在于日記從本質上來說是對原發事件的絕對忠誠，所記時間后于記載時間必然使日記的書寫贏得揣摩表述策略的機會，而任何表述策略對于日記來說都是多余的，甚至意味著日記本義的消解，“即時性”書寫才能最客觀地呈現原生態的面貌。

如果說上述文本內部的時間關系是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真切性關系，那么，文本時間與閱讀時間之間則體現了某種價值關系。日記既然是寫給自己看的，那么，它就應該像一壇白酒，存放得愈久愈顯得甘醇和寶貴。因為距離現在越是久遠越易被人忘卻，日記之抗拒失憶的價值也就越顯得珍貴。但是，很多日記的讀者往往并非作者自己。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日記，從唐憲宗元和四年（公元808年）李翔所作《南來錄》到當今的網絡日記，都是無意或有意地留給了他人閱讀。在這種情況下，文本時間與閱讀時間之間也就不一定呈現上述價值關系，甚至相反。就像陸幼青在“榕樹下”網站直播自己的《死亡日記》那樣，它的價值和意義反而表現為二者的同步性和即時性。（注：陸幼青，早年畢業于華東師大中文系，上海浦東房地產展銷中心副總經理，曾有多年的胃病史，1994年被首次確診為胃癌并手術治療，1998年又確診腮腺部瘤體為惡性腫瘤并第二次手術，此后半年出現淋巴結腫大，疾病復發。2000年夏天，醫生斷定陸幼青的生命只有最后一百天左右的時間了。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他決定將自己的死亡過程以日記的形式在網上直播，引起廣大網友和多家媒體的關注。同年12月11日，陸幼青撒手人寰，享年37歲。在他去世前不久。華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生命的留言——〈死亡日記〉》全本。）

總之，“記憶”是日記存在的根本理由，“時間”是日記言說的引擎及其最主要的文體特征。“記憶”賦予日記文體以“真實可信”的本義，時間對于記憶的刻錄又進一步強化了日記的不可更改和無可置疑性。就這一意義而言，日記和歷史結下了不解之緣，日記被人看做歷史研究的補充也就不足為怪。我們在下文的進一步探討中將會發現，日記文體這一本義的消解可能難以避免。

二、孤寂與傾訴

魯濱孫孤島寫日記的故事不僅道出了日記的意義和性質，而且也是關于日記寫作動因的形象言說：日記是孤寂者的自我傾訴。當然，魯濱孫的境遇只是一個特例，但是，人生在世不可能時時處處燈紅酒綠或高朋滿座，也不可能沒有任何隱私而真正做到“無話不談”或“無限陽光”，日記就是自我傾訴的最好對象和自言自語的最好文本。就這一意義而言，任何日記的寫作動機都來自孤寂感的驅動，任何日記的作者都是一個飄零他鄉的孤寂者和陌生人。“孤寂感”既是人與生俱來的特性，也是現代人的心理病癥。

與惠特曼齊名的美國女詩人艾米莉?迪金森被譽為“代表了19世紀美國心靈拓荒最高的才智”，（注：S.T.威廉斯語。見劉海平、王守仁主編：《新編美國文學史》，第二卷，第186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她的日記就是一個孤寂者的自我傾訴。迪金森寫日記主要和她的孤寂個性有關。她一生極少離家外出旅行或參與社交活動，被友人稱為“隱遁之后”。（注：《孤獨是美麗的：艾米莉?狄金森的秘密日記》，第47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她也有過熱戀的狂喜和懊惱，但卻終身未嫁，因為她從未對心儀的情人有過任何愛的表達，只在日記中傾訴自己的暗戀，用她日記里的話說就是“透過文字接觸他”，讓這不打算寄出的紙頁吸收愛情的創痛。（注：迪金森5月29日日記，見《孤獨是美麗的：艾米莉?狄金森的秘密日記》，第48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她特異獨行，緊緊包裹自己，深藏生命秘密，在任何場合都將自己看作局外人，選擇孤獨和寂寞為人生最大慰藉。她為世人留下了1800首優美詩篇，卻被她緊緊地鎖在自己的箱子里不為人知（生前只發表6首），只是將詩歌看做“苦悶時刻的救贖”，一生躲在里面傾聽靈魂的自我訴說并不企望他人的回應。因此，她對出版自己的詩篇毫無興趣，她說：“既然推動我的靈感沒有人能夠了解，那我為什么又要別人來贊許我的詩。如果我的音樂不合大眾的口味，那我們就各自聽自己的音樂好了。”（注：參見《孤獨是美麗的：艾米莉?狄金森的秘密日記》，第33頁，第133—135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這就是她的“隱遁邏輯”——將不可能的東西作為與人交流的前提，從而為自己的孤寂性格尋找精神的庇護。她的所謂“秘密日記”正是其孤寂人生的自我訴說：“我安安靜靜地活著，只為了書冊，因為沒有一個舞臺，能讓我扮演自己的戲。不過思想本身就是自己的舞臺，也定義著自己的存在。……讓這個日記成為寫給自己的信吧，這樣就無需回信。”（注：迪金森1867年3月14日日記，見《孤獨是美麗的：艾米莉?狄金森的秘密日記》，第3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像迪金森這樣一生固守孤寂生活的人是少見的，這是她的天性使然；但是，孤獨的境遇或寂寞的時刻對于人生來說卻是常見的，于是，通過日記傾訴孤寂的自我就很自然和普遍。包括魯濱孫日記在內（盡管這是虛構的），古今中外許多優秀日記作品多為客居他鄉、出使域外之作，或為身陷囹圄、負荊流亡所寫的，還有“文革”期間的“知青日記”和“牛棚日記”等，都是作者身臨陌生世界，在孤獨和寂寞的煎熬中的自我傾訴。其中，《安妮日記》當是這類日記的代表。

安妮?弗蘭克1929年出生在德國猶太人家庭，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隨家人逃亡荷蘭。希特勒占領荷蘭之后，為了逃避法西斯的搜捕，全家躲進一家辦公樓的頂層，依靠友人的庇護在密室里蝸居了兩年。此間（1942年7月至1944年8月），年僅十幾歲的小安妮幾乎見不到陽光，呼吸不到新鮮空氣，更不能自由活動或者與同齡人交流，實在寂寞難耐，于是開始寫日記。她將自己的日記視為知己，親切地稱它為“凱蒂”，以給凱蒂寫信的方式記下了這兩年的見聞和生活。安妮的每篇日記都以“親愛的凱蒂”開頭，以“你的安妮”結尾。這一特別的“書信格式”，顯然是小安妮極度渴望朋友和交流的心理形式，是這一幼小心靈排解孤獨和寂寞的文體創意。安妮之所以假想“凱蒂”這一知音，虛擬一個并不存在的“聽者”，就是為了以更加直觀的訴說掙脫令人窒息的困境和難以忍受的孤寂。（注：和安妮類似遭遇的另一猶太女學生赫爾加?德恩當年在納粹集中營寫下的日記最近被發現，堪稱《安妮日記》的姊妹篇。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感到孤獨，我們每天都渴望鐵絲網外的自由。”見《文匯報》2004年12月21日駐慕尼黑記者嚴建衛的報道：《猶太女學生日記錄下集中營苦難》。）這一虛擬聽者的出現一方面來自安妮的靈感，更蘊藏著日記作者的無限辛酸、無奈和苦悶，其孤獨寂寞的神情躍然紙上。（注：密室被發現后，安妮慘死于法西斯的屠刀。父親是唯一的幸存者，他將安妮的日記保存下來，并于1947年出版，1952年被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迄今為止，《安妮日記》已被譯成五十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1500多萬冊，并被多次改編為戲劇和電影，引起世界性轟動。參見《外國文學報道》1981年第5期和《外國文學》1985年第4期。）

如果說個人性格和特定境遇所造成的孤寂感僅是個別的、偶然的，那么，個人私密之不能對他人言說所造成的孤寂感則是人生的普遍存在。如前所述，一個人的性格無論何等“陽光”，一個人的閱歷無論何等一帆風順，總有“不可告人”的私密存在。（注：頗受讀者尊敬的約翰?契弗（1912—1982）是一位嚴肅的美國作家，他的作品回避直露的性描寫，鄙視酗酒、同性戀等不良現象，但在日記中卻展現了完全相反的另一副面孔：嗜酒成癮，欺負妻子，恐嚇女兒，男女關系不檢點等，活脫脫一個粗魯、放縱和自我麻醉的形象。見《世界文學》1991年第3期。）個人私密之“不可告人”，很難說它就是污濁的、卑鄙的，而是個人與社會之間達成的默契。“不可告人”之私密一旦曝光或外泄，于人、于己都會造成某種尷尬或傷害，本來正常的人際關系就會發生混亂。退一步說，即使污濁和卑鄙的個人私密也有其不可告人或不予告人的理由，否則，無異于執意打開潘多拉的盒子而引發禍患。女中學生李偉因自己的日記被繼母發現而失語身亡的極端案例就很能說明問題。（注：李偉漂亮文靜，5歲時生母因病去世，父親很快迎娶了一個新娘。當時只有6歲的李偉對新來的繼母一直懷有戒備和敵意，于是就開始記日記，將對繼母的沖突和怨恨全寫在里面。直到1999年春節，李偉已是高中一年級學生，繼母發現了李偉整整寫作和隱藏了7年的5大本日記，于是惱羞成怒。使繼母沒料到的是，在她對李偉興師問罪時，極度恐懼之下的李偉突然失語了：李偉只是睜著一雙大眼睛望著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后經多家醫院治療無效死亡。見張爽：《日記招災，花季少女竟失語而亡》，載《女子文學》2000年第1期。）李偉在日記中對繼母所傾訴的怨恨是否合理姑且不論，我們僅僅從日記作為個人私密的“庇護所”這一角度來看，李偉的失語和死亡不僅有生理學和病理學上的原因，更有心理學和語言學方面的原因，即本來屬于私密的自言自語被突然公示，就像在公眾場合將一個人的衣服突然扒光，使其失去了任何遮羞和退避的屏障，可謂“無地自容”，從而導致精神乃至整個生命的全面崩潰。就這一意義而言，任何純屬個人的私密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傾訴的管道，不能對他人言說而又非要言說的東西那就自我言說以實現心理的和諧與平衡。“自我言說”也是一種言說，既能釋放由于“不可告人”而積聚的郁悶，又能庇護個人的私密，是常見的語言行為，也是公認的基本人權之一。因此，尊重和保護日記的私密性，不僅對于個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對于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都是必要的。

日記之所以成為傾訴個人私密的管道和庇護所，就在于它在理性、德性和人性的層面隔斷了與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日記的私語言說及其文本的私密化已經成為約定俗成的定規和法理，只有在理性、德性和人性淪落、“無法無天”的時代，日記才有可能違背作者的意愿而擴散為公眾讀物甚至被人視作某種“思想的罪證”（像“文革”時代那樣）。（注：張抗抗曾經詳細講述過文革期間自己的“初戀日記”被造反派抄走的過程和感受：“幾乎從50年代開始，一個人假如在日記中傾訴了自己的心里話，而又不慎將其丟失，肯定意味著一場大禍即將臨頭。……19歲的我已隱隱懂得，中國人的日記還有信件，有時甚至會讓它的主人付出生命的代價。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擔心。一次次偷偷哭泣，惶惶不可終日。更讓我氣惱的是，平日被我東藏西掖，就連媽媽也一直不讓看的、絕對保密的日記本，如今卻落到一群不相識的人手中。那些屬于我內心深處最珍貴、最秘密的個人情感，就這樣赤裸裸地暴露在外人面前。好像一刀讓人劃開了胸膛，被人窺視被人嘲弄被人肆意歪曲踐踏，連同我的自尊和人格……”。見張抗抗：《遺失的日記》，載《北京文學》1998年第6期。）一方面是個人私密的客觀存在必然導致言說的沖動，另一方面，私密之所以是私密就在于它之不能與人言說。而所謂“個人私密”，本質上就是抗拒交流，就是自外于他人和社會，就是孤獨和寂寞，于是訴諸日記寫作。只有日記的私語言說才是宣泄并能屏蔽個人私密的話語場。

另一方面，即使不屬于個人私密的對話與交流，在現實的語言活動也很難真正充分和徹底地達成，即使言說者傾其真心和費盡口舌，也難以得到預期的回應。這是語言交流中常有的現象，是語言表達和接受過程中的先天性阻障，于是迫使人們不得不孤獨地面對自己，在日記中完成自己與自己的對話、真心與真心的交流。

總之，無論哪種類型的自我傾訴，真正的日記寫作概源于孤寂感的驅動；而任何孤寂感又都是信息屏蔽的產物，即言說主體與外部世界的不可通約性。日記作為孤寂者的自我傾訴，無論是來自性格還是來自境遇，或者是個人隱私使然，都表現為無對話、無交流、無回應的自說自話。就這一意義而言，任何日記都是一個自我封閉的文本。這樣，我們又回到霍金用來論證宇宙時間的“熵”定律——任何一個封閉系統都是一個從有序到無序的時間過程；日記作為一種隔斷外部交流的自閉性文本，其“自說自話”的言說結構決定了它的歷史同樣是一個從有序走向無序的時間過程。具體說來，日記的言說語體是言說主體依照時間順序對于言說空間的絕對占有，即日記的言說者主要是從本位立場出發，假借被時間格式化了的記憶敘說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和所思，無視聽者、讀者和他者的存在。于是，日記之所“記”的真實性也就沒有了任何客觀的參照和驗證，孤寂和郁悶的自我消解和傾訴成了日記言說的根本動因和終極目的。這樣，日記的私語言說就成了人類語言活動中最典型的霸權話語，日記的言說者成了所有言說主體中最主觀的話語獨裁者，因為它從根本上違背了語言的交流本性，其私語言說的可信度也就同歷史文本所強調的客觀真實性大相徑庭。這樣，日記作為一種閉合文本，從“記憶”走向“失憶”、從“真實”走向“失真”、從“可信”走向“可疑”，即從有序走向無序也就不可避免，日記的解體及其本義的消解也就成為必然。

三、聽者與文飾

日記的解體及其本義的消解不僅來自日記文本與外部世界的不可通約性，還來自日記文本內部“隱身聽者”的存在。盡管這一“隱身聽者”是沉默的、無言的，沒有獨立的話語權，但其存在本身必然影響甚至左右日記的寫作。“文飾”就是日記隱身聽者存在的產物，從而在根本上導致了日記真實性和自由度是相對的、有限的。

南帆教授曾對日記的“偽飾”現象進行過很精彩的分析。在他看來，日記的偽飾傾向“更多地由于記述日記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由于文字所固有的天然過濾器。在必要的時候，文字的過濾器將產生監核功能……。這些形成于遠古的方塊字具有一種道貌岸然的威懾力——民間甚至將文字形容為孔子的眼睛。文字永遠以一種高貴的姿態睥睨人的內心世界，這里的種種卑劣之念常常在文字的逼視之下退縮了幾分。”（注：南帆：《論日記》，載《北方文學》1990年第9期。）關于這一問題，許多日記作者則有另外的體會。他們認為，“日記上的自己，遠比生活中的自己更為細致、奔放、溫柔，這是被文字和靜謐的空間所塑造的更加完美的空間。”（注：《關于日記的YES或NO》，載《海上文壇》1999年第12期。）日記作者之所以不愿別人觀看自己的日記，并非其中一定有什么見不得人的東西，而是因為“人們會覺得，這與他們所認識的我是有區別的，我猜想這是使用了書面語的緣故。”（注：《關于日記的YES或NO》，載《海上文壇》1999年第12期。）也就是說，日記言說作為“書面語”，它那文字符號所具有的文飾本能，不僅僅像南帆教授所說可以阻止某些卑劣之念進入文本，還可以美化和粉飾日記的言說者；日記既是社會德行的“過濾器”，也是自我形象的“美容院”。無論是“偽飾”還是“粉飾”，都是文字符號的“文飾”本能。因此，將被文飾過的日記等同于言說者全人和真人，毫無疑問是對日記私語言說的過分信任；包括那些曾經感動過和教育過社會的“英雄日記”和“模范日記”，也不完全等于現實生活中的日記作者本身。被文字編輯過了的私語言說必然呈現出一種有序的和純粹的境界。

更深層的問題還在于，文字符號之所以成為社會德行的“過濾器”和自我形象的“美容院”，它所具有的“過濾”和“美容”功能是從哪兒來的呢？顯然是創造并使用文字的“人”而不是文字本身。如果說文字符號確實具有這種神圣的屬性，那也是由創造并使用文字的人賦予的。日記文飾傾向的真正根源在于“隱身聽者”的永遠在場，因為任何私語言說一旦訴諸“白紙黑字”，就會成為永遠抹不掉的“字據”，因而也就難以排除將來的或可能的讀者的出現，擔心或有意被他人“窺視”也就成了日記書寫的普遍心理。正如茅盾對魯迅日記所做的評論：“當時白色恐怖很厲害，我自己不記日記，以免一旦被捕連累別人，而魯迅雖記日記，也只能記些小事……因恐為敵人所得，惹起破壞。”（注：摘自1957年2月9日茅盾致單演義的信，見《魯迅研究》1992年第6期。）陳白塵《牛棚日記》是其文革受難的記錄，擔心被人發現后自己罪上加罪，不得不用“某公”、“某人”指稱張春橋和江青，用“×××”和英文字母作為只有自己才明白的指代符號，反復使用“潸然淚下”、“苦悶之極”、“憂心重重”、“哭笑不得”、“不可理喻”表達復雜的心境和對時局的憤怒，不敢有任何具體、細致和充分的描述，從中可以真切地感觸到日記文本背后作者那警惕的目光。由此可見，日記的“私語言說”并不意味著“毫無顧忌”和“無話不談”，在隱身聽者的監視目光里，私語言說的自由度和可信度是并非絕對的和無限的。

魯迅曾將日記和書信并論，說明他也發現了日記“聽者”的存在。他說：“日記或書信，是向來有些讀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國故，麗句清詞，如何抑揚，怎樣請托，于是害得名人連寫日記和信也不敢隨隨便便。……一個人言行，總有一部分愿意別人知道，或者不妨給別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則不然。然而一個人的脾氣，又偏愛知道別人不肯給人知道的一部分……。這并非等于窺探門縫，意在發人陰私，實在是因為要知道這人的全般，就是從不經意處，看出這人——社會的一分子的真實。……寫信固然比較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于用了平常絕不應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于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不過也不能十分當真。有些作者，是連賬簿也用心機的，叔本華記賬就用梵文，不愿意別人明白。”（注：魯迅：《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414—4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細究起來，魯迅自己的日記也是這樣，也難免文飾的俗套。他寫日記雖然不為發表，“是寫給自己看的”，自謂“日記的正宗嫡派”，（注：魯迅：《馬上日記》，《魯迅全集》，第3卷，第30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但也有“不肯給人知道”或“不愿別人明白”的留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是1932年1月31日的“空白”以及此后五天的“失記”。（注：1932年1月31日是魯迅日記中空白的一日，此后的5日，即2月1日至5日，均只記“失記”二字，無任何其它文字。但這幾日并非無事可記，更不是他的遺忘，因為這是一二八事變之后魯迅在內山書店避難的日子，是他倍感羞辱和不會遺忘的幾日，只是當時的處境使他難以啟齒，在日記中有意回避。這幾天，整個上海籠罩著戰火的陰云，日本軍到處搜捕抗日志士，一片恐怖。魯迅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竟然在沒有告知任何親朋好友的情況下躲進了內山書店。于是出現了“魯迅失蹤了”、“魯迅已經死了”的傳言，許壽裳、史沫萊特等都很焦急。直到陳子英登報“尋人啟事”后，他才意識到這一點。從后來他給許壽裳、李秉中的信中可知，魯迅當時是不想讓人了解他在內山書店避難的情況，理由很簡單：自己一方面反對“日本（人）的武力侵略，但又在日本人居住地區，受到日本人的保護，還和日本人一起生活，這種生活除屈辱之外還有什么呢？魯迅也是肉體之軀，有自尊心和自豪感，這件事不提則可，如果提及，不久的將來也許會牽連到自己周圍人的安全……”“想抹掉而抹不掉記憶的六天對魯迅來說，不是與妻子一起感到生命危險，也不是勉強維持不方便而又窮苦的生活，而是既反對日本軍的侵略，但又在日本人居住地區，在日本人保護之下還要和日本人一起避難，這里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民族意識問題。”（見[日]渡邊新一：《論〈魯迅日記〉中空白的一日》，載《魯迅研究》1992年第2期））盡管有些學者以“魯迅在日記中從來不記政治事件”為由來為這“空白”和“失記”打圓場（實際上大可不必），（注：見謝泳：《兩種日記的比較研究——讀魯迅郁達夫日記札記》，載《魯迅研究》1992年第9期。）但是，無論國事（是）還是家事（是）（注：1923年7月，魯迅和周作人失和。這一“家丑”在魯迅日記中語焉不詳，只記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等字樣；周作人在日記雖有明確記錄，但后來又被他用剪刀挖去。此事經常被后人議論。），魯迅日記確有文飾之痕當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文飾什么或怎樣文飾，概源于日記作為訴諸“白紙黑字”的私語言說總有“隱身聽者”的存在。“隱身聽者”一旦“顯形”，就有可能招惹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麻煩，以至于許多美國政治家將寫日記看做是“很危險的事”，戲稱寫日記的人“腦袋有問題”。他們寧可將太多的事情忘掉，將記憶丟到碎紙機里，或者在日記里只記一日三餐吃什么之類的流水帳。（注：見《海外文摘》，1995年第6期。）由此看來，日記的言說并非全真的歷史，（注：追星族小芳所崇拜的歌星來本市演出，觀看后欣喜若狂，并于次日寫下了她同這位歌星在小樹林幽會和親吻的日記。但是，這位歌星在演出后的第二天就隨團離開本市了，小芳的這篇日記顯然是假的。心理學家分析認為，說假話和寫假日記并非一回事：前者是欺騙別人，后者是欺騙自己，實則是一種心理補償，即在日記中獲得在現實中不能得到東西以自慰（見《人之初》1998年第11期）。這是日記造假的特例。）日記中的歷史只是有限的真實，假借日記的可信性而對歷史撒謊也不是絕無僅有的事。（注：除日記作者在日記中故意對歷史撒謊之外，后人篡改或假造前人的日記的事也時有發生。如篡改日本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的《戰中日記》是否認南京大屠殺（參見《北京師院學報》1987年第3期），偽造《希特勒日記》（參見《世界知識》1983年第3期）、《普希金秘密日記》（參見《俄羅斯文藝》2000年第2期）、《石達開日記》（參見《書林》1985年第3期）等以撈取名利，《李鴻章日記》和《汪精衛日記》的真偽至今仍然是個謎。）

既然“隱身聽者”的普遍存在決定了“文飾”成為日記書寫的必然，那么，“隱身聽者”的不同身份也就決定了日記的不同文飾傾向。盡管確定每種日記隱身聽者的具體身份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親友的”或“公眾的”這兩大類型的聽者當是最簡易的辨別坐標。

某高級軍官離休后難耐寂寞，瞞著家人在建筑工地打小工；更寂寞難耐的當是缺乏家人之間的交流，多年戎馬生涯養就的他那粗放性格在家人的心目中只留下威嚴形象。身患絕癥去世后，女兒張小木在遺物中發現了父親離休兩年來的日記，日記中記下了他對生活的感悟和對家人的愧疚。張女士讀后感動不已，終于在日記中實現了與父親的心靈之會。（注：張小木依據父親的日記寫成的《父親生命的最后傾訴》一書已經出版。見《新民晚報》2004年2月1日。）日記盡管在父親去世后才被女兒發現，但是，毫無疑問，父親用日記傾訴孤寂和反思人生的同時，必然料到有朝一日會被家人發現，家人就是其自我傾訴的隱身聽者。至于有些日記寫作本身就是為了實現與親友的溝通，（注：面對日漸長大的女兒，張媛玲女士越來越難以同她當面交流。苦悶中偶然發現了女兒的日記，了解到女兒的真正心思，從而使張女士茅塞頓開。于是她自己也開始寫日記，寫下自己對女兒的擔憂和希望，然后裝作“無意”的樣子故意讓女兒看到，最終取得滿意的效果。張媛玲，《為女兒寫日記》，載《心理與健康》2000年第1期。）那么，其中隱身聽者的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了。隱身聽者的親友身份決定了這類日記較少涉及國家社稷等宏大敘事，多為親友情感和日常生活方面的自我訴說，其文飾傾向當然表現為消除生活中的誤解和隔膜。

如果日記的隱身聽者是公眾，那么，其自我言說的文飾傾向當然是自我的公眾形象。最典型的當屬對社會公眾產生重大影響的英雄日記和模范日記。從惲代英、方志敏到雷鋒、王杰，他們的日記充滿了革命激情和修身格言，其崇高精神令社會公眾肅然起敬，具有最廣泛的普適性和教化意義。恰如一位讀者用詩篇所贊頌的那樣：“一不寫/個人哀怨，二不寫/兒女私情！用普通的文字/記載崇高的思想；用樸素的語言/抒發偉大的感情！寫的是/斗爭里的風風雨雨；寫的是/征途上的陰陰晴晴……時時刻刻/想的人民；分分秒秒/想的革命！肺葉/和人民一起呼吸；心臟/和人民一起跳動……”（注：峭石：《王杰日記》（詩歌），載《延河》1966年4月號。）

當然，“親友”和“公眾”只是隱身聽者的兩極，大量的日記聽者當是游弋于這兩種身份之間。無論如何，日記書寫者心目中不同身份的聽者，影響甚至決定著日記的不同文飾傾向。（注：刁斗先生少年時代的日記因被老師批評為“封資修”而改寫同報刊文章無二的“革命日記”，于是獲獎；大學時代，他的日記因被人偷看而東躲西藏，時時戒備，并且從不褒貶室友和同學；結婚后的日記因擔心被夫人看到，所以總是費神琢磨表達方式，并在日記里使用各種代號、遁詞，以備“魚目混珠，混淆視聽”。對此，他很是感慨：日記的本義是將自己心靈的波動轉移到一個安全的港灣，但事實上的日記“實在又成了一個人懷里的刺猬或腳下的地雷”，不得不在日記中“偽飾”全真的自我。見刁斗：《關于日記》，載《青年文學》1990年第9期。）當然，我們至此所討論的主要還是限于那些不準備公開發表的、初衷是寫給自己看的日記，其中的“聽者”當然都是隱身的；一旦逾越了這一界限，寫日記就是為了（或不妨）公開發表給他人觀看，那么，這樣的“日記”也就徹底溢出了它的本義而進入“文學”領地了。我們將著另文專論日記文體的文學性及其被文學挪用的形式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