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記憶中故鄉的清晨，都是從奶奶的咳嗽聲中開始的。奶奶患有遷延不愈的肺結核。結核是傳染病，母親和我都不幸被傳染了。先是母親患上了淋巴結核，再是我患上了肺結核。結核，就這樣成了我幼年時代甩也甩不掉的“親密伙伴”。小鎮后街青石板路南面的那座小石橋，隱藏著我幼時的最深恐懼。每每被母親拉著扯著或強行抱著走上橋，我就嚎啕大哭，因為過橋就是黃醫生的寓所，我被要求每天去那兒打針。咳嗽和疼，是我對疾病的最初體會。而當我在正對未來充滿夢想的16歲那年成為一名實習醫生，從兒科轉到婦產科又轉到內科，最后轉到外三科（腫瘤科）時，一張張迅速填滿又突然空掉的病床，再次讓我感到了深深的恐懼。疾病與死亡，如此緊密相連，這是我對疾病的最深印象。

多少年后，當我坐在圖書館里閱讀濟慈的詩：“我恐懼，我可能就要停止呼吸，／而我還沒錄下我的豐富的思想，／還沒能像谷倉那樣，使稿本山積，／在字里行間把成熟的谷粒收藏；／我見到大塊云，高貴傳奇的象征，／在繁星閃爍的夜的面孔上現出來，／我自覺不久于人世，將不再可能／點鐵成金地描繪那云塊的異彩；／我感到—你瞬息即逝的天生佳麗！／我將永遠不可能再向你凝視，／再在那沒有回音的愛情的魅力里／陶醉沉淪；—于是，我一人獨自／站立在廣大世界的涯岸上，思考……／等愛情和名譽沉降為虛無縹緲。”或者閱讀魯迅的日記和書信：“須藤先生來注射。夜始于淡[痰]中見血。”“現在還是常常發熱，不知道何時可以見好，或者不救。”……這樣的文字總是像利刃一般擊中我的心，讓我感到疼痛和悲傷。

疾病到底是什么？拜倫、雪萊、濟慈、契訶夫、卡夫卡、波德萊爾、普魯斯特、盧照鄰、李賀、魯迅、蕭紅……無疑，是可惡的病魔奪去了他們的生命，但與此同時，病魔是否也給他們帶來了什么？歌德一面抱怨“活像詩人們一個個都是些病人，整個世界是座醫院”，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認，有些杰出的天才人物之所以成就突出，“前提條件就是體質柔弱，這樣才多愁善感，能夠聆聽到天籟之聲”。濟慈感嘆道：“直到我們病了，我們才會領悟。”艾略特則認為某些不健康的狀態（如虛弱或者貧血）可能產生“一種詩的迸流”。正如艾青所寫：“我肺結核的暖花房呀；／那里在150°的溫度上，／從紫丁香般的肺葉，／我吐出了艷凄的紅花。”難道啃噬生命的疾病，會是文學創作的養料嗎？它會在什么情形下、多大程度上給作家們的創作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這是我作為一個曾經的病人和醫生與文學相遇時的最大興趣和疑惑，也是此書選題的最初情感由來。當然，選題的最后確定還是出于學術上的考慮。

首先，這個選題在理論上是成立的。文學創作是作家對世界、對生命的獨特體驗和觀照，而生病是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的生命體驗之一，特別是那些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它們在人體內成年累月地駐留，不僅僅造成了身體的生理學意義上的病理改變，而且以一種你必須接受它、適應它的強硬姿態改變了你的日常生活、興趣愛好，乃至情感傾向和思維方式。例如，對一個糖尿病患者而言，甘甜的美妙滋味只能是他的記憶和想象，而不能成為他的現實滿足；一個患有風濕性關節炎的病人，在一幢異常雄偉的建筑面前，他感受到的可能不是藝術的壯觀和美，而是對高高的臺階的恐懼。當一個作家正在歷經或者曾經飽受疾病的折磨，他對生命的態度、對情感的體驗、對存在的思考、對世界的觀照，都會不知不覺、或多或少地打上疾病的烙印，與此相應，他的創作也會因此而發生變化。

其次，這個選題并不是我個人的臆想和捏造。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就注意到藝術創造力與癲狂之間的聯系。19世紀末，德國的梅比維斯（P．J．Mobius）提出“病跡學”的用語，特指“以文學家、藝術家為中心，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分析探究他們的異常性格、錯綜的內心糾葛、疾病史和其藝術創作之間的關聯，揭示這種關聯在他們的個人生活及創作活動和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和意義。它尤以藝術家的病理發展過程和創作本身之間的互動關系為主題”。梅比維斯對歌德、尼采、盧梭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奠定了初期病跡學的基礎。進入20世紀后，隨著西方精神醫學的發展和精神分析的興起，從精神醫學的角度探討疾病與藝術創作之間的關系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1985年，美國學者杰弗里·邁爾斯出版的《疾病與小說》一書以托馬斯·曼與《魔山》、索爾仁尼琴與《癌癥樓》等作家作品為例分析了疾病對小說創作的影響。1996年，美國精神病學教授賈米森出版了《觸火：躁狂抑郁癥與藝術氣質》一書，通過研究拜倫、丁尼生、舒曼、麥爾維爾、柯勒律治、伍爾夫、凡高等藝術家和作家的家庭基因、個人病史及創作經歷等方面的資料，深入探討了躁狂抑郁癥與藝術創造力之間的密切聯系。

第三，這個選題潛藏著巨大的研究空間。雖然病跡學的研究在國外已有不少成果，但在國內還是一個人跡罕至的領域。這里我要特別指出的一個問題是，研究疾病對作家創作的影響并不是研究文學中的疾病現象。最近幾年，因柄谷行人的《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和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這兩本書的翻譯介紹，國內興起了對文學中疾病現象的研究熱潮，數目繁多的單篇小論文姑且不提，僅博士論文就有譚光輝的《癥狀的癥狀—疾病隱喻與中國現代小說》、宮愛玲的《現代中國文學疾病敘事研究》、李音的《晚清至五四：文學中的疾病言說》、蔡青的《后殖民語境下美國華裔女性文學中的疾病書寫分析》。雖然我不能說“疾病對作家創作的影響”與“文學中的疾病現象”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研究領域，它們之間的確存在著一些交叉部分，但我必須指出的是，它們之間的區別要遠遠大于它們之間的聯系。譚光輝等學者所做的研究著重于對文學中的疾病書寫作出闡釋，我所做的研究則傾向于對作家疾病心理的分析，并試圖探討這種疾病心理在作家的創作活動中所產生的影響。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并不多見。

從上述三點來看，這個選題是可以做，也是值得一做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所進行的研究沒有風險。雖然我相信，疾病，特別是遷延不愈的慢性病，必然會給作家的創作帶來一定的影響，但與此同時，我也明白，要論證出這樣或那樣的疾病給患病作家的創作帶來了這樣或那樣的影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疾病不是直接影響到創作的，而是通過影響作家的生活習慣、心理狀態和精神風貌從而影響到他的創作傾向和創作風格的，那么我的困難就在于，從疾病到心理狀態之間，再從心理狀態到創作傾向之間，都不是一個可以實證的過程。我想，我所能做的，要做的，與其說是睜大眼睛去尋找這三者之間若有若無的蛛絲馬跡，不如說是貼近心靈去感悟這三者之間可能存在的情感暗道。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患病的作家可謂是數不勝數，將他們一一寫來，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而這種用心感悟的方式，也決定了我只能在其中選取幾個能走進我的心靈的作家來作為我研究的例證。我選取魯迅、孫犁和史鐵生這三位作家來作例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在閱讀他們的作品時被他們深深地打動過、震撼過，也為他們罹患的難以治愈的疾病悲傷過、嘆息過。當然，選擇這三位作家也還兼有這樣的考慮：因為他們也算得上是三代人，他們的創作活動可以分別看作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三個不同時期的代表。

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曾經積累的醫學知識和習焉不察的醫生視角，可能是我進入研究的便利之門，然而也恰恰是我必須認清并跨越的障礙之欄。因為我曾經接受的醫學實證訓練，或許會使我在研究的過程中，偏執于對疾病本身的深究細考，而忽略了它們在作家的創作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意義。我一再提醒自己，我研究的對象雖然也是醫學者眼中的病人，但更應該是文學評論者眼中的作家，而如何將他們統一在一起，并最終上升到解答文學問題的層面上來，才是我的努力方向。此外，我也一再提醒自己，疾病會給作家的創作帶來一定的影響，但絕不能說是唯一的、決定性的影響，外部環境的因素有時更能左右一個作家的創作。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個癲癇病患者，他的創作也與此不無關系，然而正如魯迅所言：“醫學者往往用病態來解釋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但是，即使他是神經病者，也是俄國專制時代的神經病者。”

我寫下的，是我真切的感悟和平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