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民族、語言、文化，三者相互纏結，形成了世界上最堅固、最難逾越的精神壁壘。它并非聳立于個人或族群的生命之外，而是透顯在每一個個人的生命之內，有時候像空氣，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有時候卻像鋼鐵，冰冷而堅硬，百煉難化繞指柔。它是民族自我認同的最佳黏合劑，也是跨民族交往與融通的天然阻障。這一彼此背反的二重性，造成了當代中國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之創新與發展所必須面對和處置的一對基本矛盾關系——內與外的張力。

古與今的張力，是另一對根本性的矛盾關系。大量的研究表明，古與今并非單純的對抗關系，古今之間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細密綿長的情感與意義之傳遞和互滲。“今”的發育和生長，始終倚賴于“古”的根系與風土，否則，就只能命如枯蓬，飛得任性，卻也失去了自我主宰的定力。不過，倘若對于古老的傳統抱殘守缺、癡迷過度，“古”也會窒息“今”的更化和新生。歷史已經千百次地顯明：從來就沒有鐵板一塊、永遠自身同一的民族性。每一個民族，只有當它明白了“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的奧秘，它的民族性才會如活水流淌，奔騰不息。

對于當代中國文化而言，沒有哪一個時代像今日一樣，內外古今的交匯融合如此復雜并且極度重要。我們應該站在哪兒、選擇什么作為自己立身行事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這個問題很重要，值得每個人深思并努力給出合法又合理的答案。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面對浩渺宇宙、大化流行，我們感到不能放任相對主義的“怎么都行”（Everything will do）。我們的精神世界始終要有一個方向——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以人為本、天人和諧的人文主義情懷和理想。關心人，關心人的身心和諧，關心人的幸福、尊嚴和自我價值之實現，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合奏之中，努力走在建設人類精神共同體的最前沿。這應該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根本目標。

比較文學自一開始便以破除民族壁壘作為自身的學科標識。當民族的文學研究者跨越了民族、語言、文化乃至學科的限界，人們發現，其實“越界”本身并非目的，它的目的在于以文學研究的方式來再現或重新締結不同民族、不同語言文化、不同學科之間的文學“關系”——既包括血緣性的“事實聯系”，也包括非血緣性的“功能與價值關系”。無論如何，“越界”與“關系”，始終是比較文學賴以安立自身的命脈和根柢，而這正好也是全球化時代新精神的大勢歸趨。換言之，比較文學的前行步伐，內在地翕合于全球化巨潮的強勁脈動。正因此，不管比較文學在行進旅途中曾經遭遇過何種“生存危機”，終究能夠撥“云”見“月”、轉“危”為“機”。

20世紀80年代初創立的《文貝：中國比較文學英文學刊》（Cowrie: A Journal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曾先后將錢鍾書、季羨林、楊周翰等當代頂尖學者的代表性論文50余篇首次翻譯為英文，在國際比較文學界產生過很大影響并享有盛譽。它的名稱可謂“寄托遙深”：“貝”乃周代貨幣，至秦方廢。貨幣乃人際交換之居間媒介，交換之時，常常伴隨著各種層面的交流與溝通。“文貝”，自然是指紋飾斐然的貝殼，正如同文字或語言，經過文人的修辭之后便可流光溢彩、煥然若新。以文字或語言來促進中外文學文化的越界交流和溝通，進而提升和豐富各自文化的品質與內蘊，這便是孫景堯創辦《文貝》的寓意與旨歸。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內的學術生態發生了較大變化，比較文學成為“中國語言文學”下轄的重要二級學科，學術環境得到較大改善，而中外學者接觸和交流的渠道也大有拓寬。鑒于此，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決定拓展原有的學術定位，申請將其改造為一份中英雙語刊物，即《國際比較文學（中英文）》（2018年6月發行）力圖使之成為國內外學者高水平、原創性之中外文化與文學比較研究的發表平臺。

選擇以中英雙語為主要的論文發表媒介，這既是對于《文貝》之寓意與旨歸的一個延續，也是出于對溝通與對話之時代呼召的真誠回應。我們熱切地盼望，更多的學人能夠在廣大而精微的精神領域，透過頻繁而深刻的“越界”思考，來探索并締結越來越親密的人類互動“關系”；借助精神世界的互相滋養，來轉化和消融競爭殺伐的殘暴戾氣；以仁心之說、學心之聽、公心之辯，來應對并處置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國家之間的隔閡與差異，培植對于幸福未來的樂觀信心。這不是要克服“差異”來消除“隔閡”，而是要借由“虛己”之“良善”，進入“他者”的生命脈絡，在對“他者”的接納和肯定之中，與“他者”融合為一。此“一”絕非單一同質的排他性“自我”，而是充滿多元之美的天下“達道”。所以，真正的比較文學學者，必定是當今世界的仁者！

讓我們且以精神世界的“仁者”自任，在無盡的自我教化與自我完善之中，推動人類文明升華！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