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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留日歸國后即進入教育界，到杭州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此后又相繼在紹興、北京、廈門、廣州的高校、師范學堂任教。本文將研究范圍限定于魯迅在北京時期的文學課堂。

清末民初，公派留日主要是為培養師資。留日學生回國后，大量進入教育界。魯迅曾在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短期學習。1912年，魯迅經由許壽裳向教育總長蔡元培推薦，進入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5月，南京臨時政府遷到北京，魯迅亦隨教育部遷到北京。民國教育部掌管高校，與高校聯系密切，教育部部員中有不少先后在高校任職。在高校擔任校長的留日知識分子何燏時、湯爾和等，與教育部有工作聯系，和魯迅也時有交往。

1920年8月，魯迅接受北京大學聘任，從12月開始，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自編講義《中國小說史略》，還曾翻譯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作為教材講授文學理論，任教至1926年8月離京為止。魯迅在北京多所學校的任教情況參見下表：

此外，據常惠回憶，聘請魯迅講課的學校還有燕京大學、俄專、平民中學（西四北路東）。

魯迅在北京大學開設的課程在當時的國文系頗具創舉性。據北大法文系學生、選修過魯迅的中國小說史、1923年參加《歌謠》周刊編輯的常惠回憶，“魯迅來北京大學講課是在他發表了《狂人日記》以后，因為這篇文章影響很大，很多人紛紛要求魯迅來講課。”

當時學校發表一個通告，寫的是周樹人來校講《中國小說史》，知道“周樹人”就是魯迅的人都很高興，不知道“周樹人”就是魯迅的人，就說：“為什么不請魯迅來講。”那時不知道周樹人就是魯迅的人多。北京大學的課程有必修科和選修科兩種，《中國小說史》是選修科，又不知道這門課是魯迅講的，所以選修的人數不多。

……

魯迅到北大講課，是因為有人要求來講《中國小說史》。當時北大國文系也有人提出讓周作人講，錢玄同不同意，說：“還是請豫才來講，周豫才有許多材料。”周作人也說：“還是讓他講好，中國小說我不大熟。”最初只有十來個人選修這門課，因為我知道是魯迅來講，我是很早就登記選修這門課的。后來知道是魯迅講的，聽講的人越來越多，甚至校外的人也來聽，每次聽課教室里都擠得滿滿的。

自從《新青年》上登載了魯迅一系列小說、隨感錄后，北京的青年知識者們開始關注魯迅，并影響到全國。常惠知道這門《中國小說史》是魯迅開設，這是因為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讀到魯迅的《狂人日記》后，曾問劉半農先生：“魯迅是誰？”劉半農告訴了他魯迅的本名，并陪他去魯迅的住處——紹興會館補樹書屋。

據1922年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旁聽、1923年入北大國文系旁聽、1924年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讀研究生、日后成為作家學者的臺靜農回憶：“這在當時中文系是創舉，因為一般中文系課程小說是不入流的，而北大是新思潮的發源地，講授此課的又是劃時代的小說作者。”由1917、1918年北京大學的兩張課程表，陳平原推斷，“小說”一課，校方明知重要，因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教員，設計為系列演講（演講者包括胡適、劉半農、周作人等），直到1920年魯迅接受北大的聘請，正式講授“中國小說史”，中文系的課程方才較為完整。對扛起“文學革命”大旗的北京大學，其文學課堂開設“中國小說史”是可喜的新氣象。

臺靜農寫于1939年的《魯迅先生整理中國古文學之成績》中，以《中國小說史略》為首，將《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列為《中國小說史略》的副冊；并講述《中國小說史略》與北京大學授課的關系，特別指出《中國小說史略》的“數種版本以前，尚有北京大學講義課兩種講義，一為油印，一為鉛印，門弟子中藏有此兩種講義本者，恐只有北平常為君氏。”馮至回憶，“魯迅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利用講授《中國小說史略》的時間，把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作為講義。”許欽文回憶魯迅在北京大學講完《中國小說史略》以后，接著講文學理論，仍然每星期一小時。

魯迅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吸引了眾多青年學子。他在北大的授課地點是第一院文學院二樓第十九教室，就是現在的沙灘紅樓。聽課的學生，除了北京大學的正式學生，還有旁聽生，以及沒有辦旁聽手續的偷聽生。五四以后，北京大學學術公開，中學畢業生有志深造而經濟困難的可以工讀，到北京大學去旁聽。 “趕來聽課的朋友像在新潮社工作的李榮第(小峰)、在歌謠研究會工作的常惠（維鈞）和在宣武門外晨報館編副刊的孫福源（伏園），他們多半坐在最后面。”所以，魯迅的文學課堂不僅培養了北大的學生，還影響到整個北京的青年群體。北京時期，魯迅僅在日記中記錄下的有過交往的北大學生就有六十多位。此外，魯迅日記中還記錄了與部分北大旁聽生的交往。

從學生們日后的回憶可看出魯迅的文學課堂與他的文章風格相似，在課堂上以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的方式講授文學與學術。魯迅把老師章太炎譽為“有學問的革命家”，此評價側重于他的革命性。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魯迅主要追憶的是章太炎在革命方面的業績。木山英雄指出，章太炎在《民報》時期獨特的思想斗爭最全面的繼承者，非魯迅莫屬。其課堂的主要特點如下：

一、與雜感風格一致的課堂

魏建功回憶魯迅“講課的精神跟寫雜感的風格是一致的。”例如，講第二章“神話與傳說”的末了的第二例“紫姑神”，魯迅就提到封建社會婦女地位等問題。

在北大先讀預科、后入德文系，共讀了六年（1921—1927）、日后成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的馮至回憶道：

那門課名義上是“中國小說史”，實際講的是對歷史的觀察，對社會的批判，對文藝理論的探索。有人聽了一年課以后，第二年仍繼續去聽，一點也不覺得重復。

講《苦悶的象征》，“也并不按照《苦悶的象征》的內容，談論涉及的范圍比講‘中國小說史’時更為廣泛。我們聽他的講，和讀他的文章一樣，在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語言中蘊蓄著精辟的見解，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都是很中肯和剴切的，跟傳統的說法很不同。”

李秉中的同學、1925年曾致信魯迅的投稿者劉弄潮回憶在北京大學旁聽魯迅講授《苦悶的象征》，魯迅善于聯系當下的社會現實講授文藝理論：

（魯迅先生）用夾雜著紹興鄉音的北方話，從容不迫地、娓娓動聽地講授《苦悶的象征》。他善于深入淺出地聯系實際，如隨口舉例說：“如像吳佩孚‘秀才’，當他橫行洛陽屠殺工人的時候，他并沒有做所謂的‘詩’；等到‘登彼西山，賦彼其詩’的時候，已經是被逼下臺‘日暮途窮’了，豈非苦悶也哉？！”先生的話音剛落，全場哄堂大笑不止，因為當時北京各報，正登載吳佩孚逃竄河南‘西山’，大做其詩的趣聞。

1920年代初在北大學習世界語并旁聽魯迅《中國小說史》的小說家魯彥回憶道：

他敘述著極平常的中國小說史實，用著極平常的語句，既不贊譽，也不貶毀。……大家在聽他的“中國小說史”的講述，卻仿佛聽到了全人類的靈魂的歷史，每一件事態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疊疊的外套都給他連根撕掉了。

尚鉞回憶聽魯迅講授《中國小說史略》和《苦悶的象征》，獲得了此后求學和做人的寶貴教育：

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先生給了我對社會和文學的認識上一種嚴格的歷史觀念，使我了解了每本著作不是一種平面的敘述，而是某個立體社會的真實批評，建立了我此后寫作的基礎與方向。

孫席珍1924年開始聽魯迅的課，剛開始是“偷聽”，后來正式聽講授。孫席珍回憶說，魯迅講話略帶鄉音，但相當普通，總能運用深湛的哲學理論，廣博的科學知識，豐富的歷史經驗，融會貫通地逐一解決疑難問題，常常有獨到的見解，又能從這些問題生發開去，旁涉到其他學術領域，闡明其實質的奧義，使人茅塞頓開；還喜歡揭露和批判當前的社會現象。

李秉中1923年由四川來到北京，在北大當旁聽生，時常聽魯迅講授《中國小說史》，并經常去魯迅家拜訪、請教問題。據劉弄潮回憶，1925年魯迅在北京時，就曾向他們說過應當辦軍事學校的主張，認為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魯迅介紹李秉中到廣州進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習，寫了保薦信給譚平山。譚平山，即譚鳴謙，曾在北大學習并參加新潮社，當時是在廣州的中共中央委員，而又跨黨兼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和國民政府中央組織部長。1927年4月8日，魯迅在黃埔軍校作了《革命時代的文學》的講演。魯迅曾在致許廣平的信中寫道：“我現在對于做文章的青年，實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筆墨的，卻還未看見一個真有幾分為社會的，他們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而他們卻以為他們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覺得他們無自知之明，這也就是他們之所以‘小’的地方。”李秉中1925年給魯迅寫了多封信講述戰場生活。從這些信中，可以看出李秉中深受魯迅的影響，信中不時憶及魯迅上課時講授內容，例如《水滸傳》、“超人”。

先生常說欲嘯綠林而難于得適宜之地，我看黃埔要算是最好的了，因為處在珠江中流，島上山勢起伏，汊港縈回，凡有炮壘十數座，更兼土地膏腴，物產足以自給，且為海舶江輪來往必經之處，當無虞財路不佳、有林沖雪夜上梁山為王倫索取“信物”之苦也。……先生如有意南來聚義，生愿執干戈以隸麾下，糾結一班弟兄，共尊先生坐頭把交椅也。

走常人不走的路，賞常人所略之景。如此浪漫的行徑，自己疑心我是一個超人。

在軍隊生活中，李秉中仍念念不忘“往日曾奉書，所請于先生各節，希撥冗詳示我！”魯迅曾稱“老虎尾巴”為綠林書屋，并曾刻印章“戎馬書生”。

1923年許壽裳出任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校長，聘請魯迅任教職。魯迅應聘擔任女高師國文科第二、三兩班講師，每周講課一次，每次一小時。1923年10月13日上午開始第一次講課，課程名稱是“小說史”，但在講授《中國小說史略》之前，曾講授過一學期多的文藝理論，以《苦悶的象征》為教材，著重講了“創作論”和“賞鑒論”兩章。1925年11月30日，魯迅為沈尹默代課，講授《楚辭》。

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學生劉和珍深受魯迅影響，并付諸行動。劉和珍是女性解放的先鋒，據女師大同學張靜淑回憶，在入校時，劉和珍就以“男學生式的短發”在“蓄著長發”的女生們中，特別引人注目；原來劉和珍在南昌女子師范讀書的時候，就向同學宣傳剪發，自己帶頭剪掉辮子，留了個男式短發。英語系的劉和珍、教育系的張靜淑都選修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劉和珍還很愛讀魯迅的文章，在生活艱難中毅然訂了《莽原》半月刊全年，在她的影響下，張靜淑也經常讀《新青年》、《語絲》、《莽原》等刊物。女師大風潮發生后，魯迅的戰斗檄文《答KS君》、《十四年的“讀經”》等，鼓舞了她們的斗志，學生自治會主席劉和珍、總干事許廣平等，堅持領導復校的斗爭。1925年12月1日，為慶祝女師大光復，劉和珍、許廣平、張靜淑等二十四位同學在校門前合影留念，這張照片頂端的題詞為魯迅起草，其中寫道：“詩云：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此之謂也。”品清和劉和珍同學兩年多。品清寫文章談到劉和珍為了女師大，耗去了不少的精力，“去年為了學校事她曾跑過幾次國務院，所以那天持槍的衛隊是認識她而照準了打她的，不然，她為什么會受比人人重的傷？”

劉和珍等學生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遇難后，女師大教育系學生程毅志勸說魯迅寫文章紀念劉和珍。魯迅寫了《記念劉和珍君》：“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云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茍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這段時期，魯迅帶病寫出了《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可慘與可笑》、《空談》、《如此討赤》、《新的薔薇》、《淡淡的血痕中》等文章。

二、諷刺的藝術手法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課堂，在對我國古典文學作品的分析、評價中，也常常附帶地講些文學批評和新小說的作法。講《儒林外史》時教學生諷刺、幽默的用法；講《水滸》時教學生刻劃個性、塑造形象要注意臉顏的描繪等。許欽文回憶“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是要注重描寫，不要隨便明白直說的原則。”

時為學生的臺靜農，記錄下魯迅答文學社問：“什么是諷刺？”魯迅的回答是：“‘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誣蔑’；既不是‘揭發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 臺靜農評論魯迅的這段回答與魯迅小說史課上的見解一致，也是文學上的不移之定論。

1920年考入北大、曾旁聽魯迅講課的董秋芳回憶：

魯迅先生在北大授的是“中國小說史”，講授間隨時加入一些意味深長的幽默的諷刺話，使聽者忘倦，座無隙地。

未名社成員、日后成為文物專家的王冶秋回憶魯迅先生講《中國小說史》：

記得只是帶著個小布包，打開，取出來《小說史略》的講稿：翻開便講，有時講得把人都要笑死了，他還是講，一點也不停止，一點也沒有笑容。他本心并沒有想“插科打諢”故意逗人笑的含意，只是認真的講，往深處鉆，往皮骨里擰，把一切的什么“膏丹丸散，三墳五典”的破玩意撕得精盡。

旁聽生許欽文隨孫伏園走進教室時，魯迅正在講《岳傳》，指出“英雄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社會的英雄，還有一種是非社會的英雄。”許欽文回憶了魯迅這次講課對他產生的影響：

魯迅先生這些話對我的啟發性很大，……聽了魯迅先生的講，雖然不過大半個鐘頭的時間，就覺得好像已經把我腦袋里的混亂思想整頓了一下了。以后他講《儒林外史》，……都用嚴肅的態度講話，從沉靜中引出來了轟然的笑聲，于無形中教了我們諷刺、幽默的筆法。

三、培養青年作家

“許多‘五四’時期的青年作家，都是聽了魯迅先生的課才開始寫作的。”馮至甚至認為，魯迅的作品成為沉鐘社的教科書。1920年在北大旁聽魯迅講課的小說家許欽文自言開始創作是在北大聽了魯迅先生的課以后，并在文章《跟魯迅先生學寫小說》中敘述這個過程，將向魯迅學寫小說的經過，分做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旁聽魯迅先生的課《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個階段是到魯迅的住宅，親聆面誨。并將自己被魯迅編入《烏合叢書》之二的《故鄉》和孫福熙的《山野掇拾》稱作學生文藝。

許欽文所總結的與魯迅交往的這兩個階段，是當時不少青年作家的共同經歷。后來活躍于文壇的許多作家，在當時都作為文學青年聽過魯迅的課，如胡風、馮雪峰。馮雪峰回憶，“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之間，我在北京過那時所謂的流浪生活，曾經走進北京大學的教室聽過幾次魯迅先生的講課。”

許欽文總覺得魯迅先生講中國小說史，并非只是為著講小說史，是故意多講些做法，鼓勵大家寫作，培養青年作家；同時相機多方指出舊社會的缺點。許欽文回憶魯迅也認同他的這種看法。此段對話，許欽文在《魯迅先生和青年》、《魯迅在五四時期》、《跟魯迅先生學寫小說》等回憶文章中不斷追述。而在《來今雨軒》一文中敘述得最為詳細：一次下課后，魯迅約許欽文到中央公園喝茶談話，為了談魯迅推薦許欽文的兩篇稿件，發表了一篇，另一篇被退回一事。許欽文繼而向魯迅先生提問：

“大先生，我開始聽你的課以后不久，就覺得你講的課雖然是《中國小說史》，但你講的話，并不限于中國的小說史，而且重點好像還是在反對封建思想和介紹寫作的方法上的，是不是？”

“是的呀！如果只為著《中國小說史》而講中國小說史，即使講得爛熟，大家都能夠背誦，可有什么用處呢！現在需要的是行，不是言。現在的問題：首先要使大家明白，什么孔孟之道，封建禮教，都非反掉不可。舊象越摧破，人類便越進步。這并不是只靠幾個人在口頭上說說就可以收到效果的，所以也要講作法，總要培養一大批能夠寫寫的青年作家，這才可以向舊社會多方面地進攻。”

授課之外，魯迅還應邀在一些學校講演。1923年12月26日，魯迅應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研究會，做《娜拉走后怎樣》的講演。講演稿登載于《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文藝會刊第六期》。聽講的人除本校全體同學和部分教職員外，還有聞風來自他校的一些女同學，這次講演在女師大起到了“震動作用，受震動的是兩百多個同學的思想。”這次講演給當時的婦女界很大的影響。

1924年1月，魯迅應北京師大附中校友會之請，做了題為《未有天才之前》的講演。會場在北京師大附中大操場，聽講的人除本校還有別校的，把場地擠得滿滿的。蹇先艾回憶道：“正是聆聽了魯迅先生的‘未有天才之前’以后，‘就不顧幼稚的大膽動筆了’”，從此走上了文學之路。1925年9月28日，蹇先艾向《莽原》投稿詩作《積水潭之畔》，并給魯迅寫了一封信。

學生在課外組織文學社團，常常請魯迅指導。春光社主要由董秋芳發動，他是北京大學英文系的學生，后來翻譯了高爾基的《爭自由的波浪》。在春光社開成立會時，魯迅首先發言，講得最多，介紹了好些外國的名作家，果戈理和契訶夫等的作品。董秋芳由宋紫佩帶領，前往拜訪過魯迅西三條的家。“這一次訪問，特別使我明白，他對于青年人是誠心誠意去接近的，因為他唯一希望的是不受舊染之污，能夠創造新環境的青年人。”

北京大學微波社編輯的《微波》，其編輯思想明顯受到魯迅思想影響。《微波》第二期、第三期中縫中登有《莽原》、《猛進》近期的目錄。在《微波》第一期的編者《閑話》中寫道：

我們的喊叫，只愿是出自自己的本心，是罪惡的歌也好，是贊美之辭也好，甚而是文學界的幾棵惡草也好，……——這種偏僻主張，也許不為大雅先生所許可。

……

我們不客氣地叫罵著自身的罪惡，趕出以前看不見的魔鬼！只要是我們心中所痛恨的，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罵！

魯迅指導的青年文學社團還有未名社、沉鐘社、狂飆社等。沉鐘社、未名社成員多數都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高長虹回憶，在見到魯迅之前，他時常聽到一些朋友談說魯迅，他們在世界語學校里是魯迅的學生。未名社的張目寒，最初是魯迅在世界語專門學校任教時的學生。張目寒是李霽野的小學同學，告知李霽野魯迅先生喜歡青年人，常感嘆少見青年人的翻譯或創作，便將李霽野翻譯安特列夫的《往星中》送給魯迅看，并于1924年初冬領李霽野去訪魯迅。以后，韋素園、臺靜農和韋叢蕪也都陸續和魯迅認識了。而韋素園與魯迅的初識，是在北京大學的教員休息室，由李霽野介紹，當場還有未名社的其他成員。韋素園是俄專的學生，也在北大俄文系聽課。李霽野對這次會面及魯迅在北大的授課，有一段生動的回憶：

魯迅那時除在教育部工作外，還在北京大學教中國小說史，我去旁聽過幾次，教室里總是滿座。雖然他的話有時不甚好懂，但是他講得很生動，很有風趣，常常引起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并不笑。他上課前，先到教員休息室，從不遲到，不像其他有些教授擺架子，不按時上課堂。他回憶我在休息室介紹韋素園去見他，我記得不甚清楚了，但他說我那時發須很長，卻是實在的；未名社幾個人‘沒有笑影’，也是真的。

魯迅對這段的回憶則是這樣的：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罷，我在北京大學做講師，有一天，在教師豫備室里遇見了一個頭發和胡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這就是李霽野。我的認識素園，大約就是霽野紹介的罷，然而我忘記了那時的情景。

李霽野回憶，魯迅與未名社的談話常圍繞當時的一本書，或一篇文章展開。而魯迅選譯《出了象牙之塔》的原因，“首先因為它符合先生所要求的‘批評社會’，‘批評文明’的精神和態度。魯迅先生多次說到，我們需要這樣的文章”。

沉鐘社成員聽魯迅講授《中國小說史略》始于１９２３年下半年，因為聽課的收益，使得他們“要求認識魯迅的心情與日俱增。”１９２４年６、７月里，沉鐘社成員中陳翔鶴首先給魯迅寫信，不久便得到魯迅回信；首先到阜成門內西三條魯迅住宅拜訪魯迅的，也是陳翔鶴。陳翔鶴首次拜訪魯迅，是和郁達夫一起去的，郁達夫當時和魯迅同在北大任教。陳煒謨回憶道：“魯迅先生對于我們的刊物很熱心扶助，他是每期必讀，而且還隨時獎掖。魯迅先生所編選的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沉鐘社諸友的作品，幾乎要占去一半的篇幅。他甚至還稱道沉鐘社是‘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

魯迅在《一覺》中記敘了在北京大學的教員預備室里，馮至送來《淺草》。沉鐘社的陳煒謨、李開先、楊晦也都是北京大學學生。1925年12月至1926年，魯迅與張鳳舉輪流編輯《國民新報副刊》。張鳳舉在《〈沉鐘〉》一文中寫到去年見過三種小印刷物《支那二月》、《微波》、《沉鐘》，并代言了魯迅對《沉鐘》的評價：“魯迅先生對我說：‘《沉鐘》才是純文藝的呢！’我狠怪他這話為什么不向大家說說。我以為《沉鐘》不但是純文藝的刊物，而且是好，狠好狠好的純文藝的刊物。”魯迅也對沉鐘社提出批評：“你們為什么總是搞翻譯、寫詩？為什么不發議論？對些問題不說話？為什么不參加實際斗爭？”

魯迅在《一覺》中描述了編校青年來稿的感受：

因為或一種原因，我開手編校那歷來積壓在我這里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我要全都給一個清理。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們的魂靈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們是綽約的，是純真的，——阿，然而他們苦惱了，呻吟了，憤怒，而且終于粗暴了，我的可愛的青年們！

魂靈被風沙打擊得粗暴，因為這是人的魂靈，我愛這樣的魂靈；我愿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漂渺的名園中，奇花盛開著，紅顏的靜女正在超然無事地逍遙，鶴唳一聲，白云郁然而起……。這自然使人神往的罷，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

接下來，魯迅引用了《沉鐘》周刊最后一期“等于是停刊詞的《無題》中一段話”后，他寫道：

是的，青年的魂靈屹立在我眼前，他們已經粗暴了，或者將要粗暴了，然而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因為他使我覺得是在人間，是在人間活著。馮至認為“這段話是對于我們的期望，也是對一切青年的期望”。

馮至1976年回憶魯迅1926年4月發表的《一覺》，“對我們的刊物給以很大的鼓勵，我十分激動地讀了這篇散文，才增強了我訪問的決心。”1926年5月1日下午，馮至和一個共辦刊物的朋友（陳煒謨）訪問了魯迅先生。6月6日，二人再次訪問魯迅。

1926年8月復刊的《沉鐘》半月刊，前六期的封面是由魯迅轉托陶元慶繪制的，第一期封底為《彷徨》和周作人《狂言集》做了發售預約的廣告，并登載了陳煒謨（署名“有熊”）翻譯的安得列夫著《大城》。《沉鐘》半月刊第二期登載了馮至的《Petofi Sandor》。裴多菲最早由魯迅介紹到中國，并將裴多菲譽為“詩人和英雄”。

魯迅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的講義《中國小說史略》出版，使未能到學校聽課的青年受益。1925年7月5日，一位研究小說史的青年譚正璧，看了《中國小說史略》后，寫了《關于羅貫中著作的話》，向《莽原》投稿；并寫了《關于施耐庵是誰的話》向魯迅請教。在《〈中國文學進化史〉序》中，譚正璧因采編當時其他文學史著述所列的致謝書目中，包括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唐宋傳奇集》兩書。在《中國文學進化史》中，《水滸傳》、《三國志演義》、《金瓶梅》、《西游記》、《紅樓夢》等后來被列入中國古典名著的小說，都被譚正璧歸入《通俗文學的勃興》（上、下）的兩章討論。

魯迅對中國小說史的授課，啟發學生章廷謙校對了《游仙窟》。章川島專門寫文章《記重印“游仙窟”》，回憶了自己在魯迅的影響和指導下，將《游仙窟》校點重印的過程。1919年考入北大預科、1921年考入北大國文系，二年級時選修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的魏建功很敬佩魯迅的學術，曾抄寫過一份魯迅1918年6月發表于《北京大學日刊》的《新出土呂超墓志銘考證》寄給同學常維鈞（常惠）。魏建功1925年從北大國文系畢業，留校任教，成為著名語言學家。現存還有魏建功抄“魯迅先生詩存”手稿，共抄錄魯迅1903年至1935年詩作39首。

魯迅不僅培養青年作家，其指導下的學生還進入文化實體領域。北新書局的創始人李小峰，是魯迅在北大的學生。孫伏園離開《晨報副刊》后，和魯迅、啟明、語堂等，開始經營《語絲》，當時尚未從北大畢業的李小峰，就做了《語絲》的發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業者。李小峰192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25年3月15日在翠花胡同開設北新書局。魯迅的《吶喊》、《苦悶的象征》、《中國小說史略》等書都交給他發行，幫助他把書局辦起來。“他自己也遵從魯迅的指示，譯了丹麥愛華德的《兩條腿》，還譯了安徒生的童話《旅伴》等，又曾用林蘭筆名編了民間故事三十七冊，有英、法譯本。后來北新書局營業發達，就于1926年遷移上海為總店，并在北京、開封、成都等地逐漸成立分店。除魯迅著作外，還出版了冰心、郁達夫等人的全集，在文化界有一定的影響。”魯迅的著譯，在《三閑集》以前，幾乎全由北新書局出版。此后魯迅仍將不致被國民黨反動派禁止的書等交北新出版，如《魯迅雜感選集》、《兩地書》、《近代美術史潮論》等。

北京各高校畢業學生到各地擔任教師，在其他地區講授魯迅著作，產生了廣泛影響。五四之后，云南省立第一中學校的授課老師自己編印講義，用魯迅在《吶喊》、《仿徨》、《野草》中選出的作品，和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作為教材。這是因為這所學校的老師多半是北京各大學畢業的，被當地稱為“北派”。陳梓模曾將當地出版的綜合性刊物《云南周刊》寄給魯迅，這在魯迅1925年4月21日的日記里有記載：“得梓模信并《云南周刊》。”1928年，上海一所大學的“大一國文”，選講了魯迅的《故鄉》、《藥》等小說。在北京學習的大學生回鄉以及向其他大城市流動，也對魯迅作品起到了宣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