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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寄季羨林信原文照片

陳寅恪先生（1890—1969）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文史大家。目前，學界對他的相關研究，或集中于生平事跡的考述，或聚焦于學術思想的探討，可謂蔚然大觀而為一時之“顯學”。最近，筆者發現一封陳寅恪在建國后寄給季羨林的回信，此信不見于當前出版的陳寅恪書信集，所涉內容皆為陳寅恪本人之事，為我們了解這位史學大師提供了幾點全新的信息。今對此加以考釋，以就正于賢哲方家。

陳寅恪致季羨林之信，全文如下：

羨林兄左右，

來信敬悉。

弟有論文兩篇，已先后寄交湯用彤、向達、邵循正、周一良諸先生處，請兄往取閱，任憑科學院編委會擇一可用者用之。但兩文俱保留修改權，如無一可用，請將原稿寄回為感。

玄奘頂骨，不能分一片移葬印度，深為可惜。弟此建議自謂有深長意義，將來必有實行之者，惟不知是何年月耳。

近來弟及內子均患病，并以附聞。

怱覆。敬請

教安。

弟寅恪敬啟

十二月三日

根據信封的郵戳，此信書寫于一九五三年。寄送地址為“北京西郊北京大學東方語言學系”。按，北大東方語文學系成立于一九四六年，時季羨林剛從德國留學歸來，受北大校長胡適與文學院院長湯用彤之邀擔任系主任。當時系里分設三個組：蒙文、藏文、滿文組；梵文、巴利文、龜茲文、焉耆文組；阿拉伯文組。一九五一年改稱東方語言文學系，陳寅恪信函的郵寄地址即書寫此名。

陳寅恪之信為其夫人唐筼代寫，蓋其時早已罹“目疾”之苦（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頁）。信的內容層次清晰，主要分為三個方面：文章在科學院的刊用事宜；玄奘頂骨移葬印度一事；自己夫婦二人的身體近況。以下逐一略加考釋。

陳寅恪所說的“論文兩篇”，應是《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與《論韓愈》二文，前者撰成于一九五二年，后者定稿于一九五一年冬（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50、155頁），不久分別刊于《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一期（創刊號）與第二期。一九五四年郭沫若致函陳寅恪，其中有云：“尊著二稿已在《歷史研究》上先后發表，想已達覽。”（劉大年《郭沫若關于〈歷史研究〉的六封信》，《歷史研究》1994年第1期）即指此事。

信中所提湯用彤、向達、邵循正與周一良四人，皆與陳寅恪有著深厚的交誼。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湖北黃梅人，著名佛教史家、哲學史家，研究方向偏重于魏晉南北朝與隋唐佛教。一九五二年任北大副校長。在海外求學與在國內科研期間，湯用彤與陳寅恪都有著密切往來，在美國留學時他們二人與好友吳宓甚至一度被并譽為“哈佛三杰”（趙建永《“哈佛三杰”考辨》，《光明日報》2014年12月2日）。

向達（1900—1966），字覺明，土家族，湖南溆浦人，長于中西交通史與敦煌學。在西南聯大時，向達就向陳寅恪請教過學問。陳氏對向達在三十年代發表于《燕京學報》上的成名之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甚是推許，后來曾有“羨君辛苦綴遺文”之贊（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聯書店，2013年，393頁）。

邵循正（1909—1972），字心恒，福建福州人，專攻蒙元史、中國近代史。三十年代，邵循正在清華大學學習中國近代史時，曾受教于陳寅恪，鉆研過蒙元史。一九三四年赴歐洲留學時即以蒙元史為主修方向。兩年后回國先后在清華大學與西南聯大任教（周清澍《邵循正傳略》，《蒙古史研究》第2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129—131頁）。一九四五年，陳寅恪赴英國醫治目疾時，從行之列中即有邵循正（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124頁）。此事亦足見師生二人情誼之一斑。邵氏后分別于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二年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

周一良（1913—2001），字太初，祖籍安徽東至，研究專長為魏晉南北朝史與日本史。周家與陳家交往已久。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曾為周一良祖父周學海撰寫過墓志銘，周一良的父親與陳寅恪的大哥以及七弟皆是至交。周一良在三十年代于燕京大學求學時，曾至清華旁聽過陳寅恪的課，“聽完第一次，就佩服得五體投地”。一九三六年，周一良又經陳寅恪表弟俞大綱推薦到陳為組長的史語所歷史組工作，研究范圍為魏晉南北朝史，此后所寫的多篇論文皆受到陳寅恪的直接影響。一九四六年陳寅恪自海外治療目疾回國，由上海乘船至天津時，亦有自哈佛留學歸來的周一良隨行“得以照顧”。（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25—26、41—42頁）于此可見，周家與陳家的世代之交，迄至陳寅恪與周一良的師徒之誼時，已愈加篤厚了。

從當時來看，以上四人不論序齒歲還是按照在國內教研的資歷，其先后順序皆為湯用彤、向達、邵循正、周一良，這大概就是陳寅恪信中行文次序的根據。

信中所提“科學院編委會”，“科學院”為“中國科學院”，成立于一九四九年，首任院長為郭沫若。“編委會”當是《歷史研究》這一期刊的編輯委員會。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組建的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其間，中宣部提議成立三個歷史研究所，陳寅恪為中古史所長的最有力人選。此外，會議的另一任務是出版一份史學界的刊物。十月七日，郭沫若電函陳寅恪，聘請他擔任中古史所長，并為次年正式刊行的《歷史研究》創刊號向他征稿。陳寅恪復電推辭了所長一職。（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10年，280—281頁）出人意料的是，陳寅恪此前的得意門生汪篯在十一月執郭沫若信，親自南下嶺南，力勸其北上就職。師徒的談話最終不歡而散，陳寅恪對此的態度集中體現在十二月一日由其本人口述、汪篯筆錄的《對科學院的答復》一文中。不過，關于《歷史研究》組稿一事，陳寅恪并未拒絕。后來正式公布的《歷史研究》第一屆編委的十八人名單中，陳寅恪、湯用彤、向達、季羨林皆赫然在列（蓋志芳《〈歷史研究〉（1954—1966）編委遴選及變動原因分析》，《東岳論叢》2010年第1期）。可以肯定的是，此前不久歷史所已與他們協商過進入《歷史研究》編委之事，并告知了其他被選人員的答復。或許此時已同意受聘為《歷史研究》編委的季羨林在致陳寅恪的信中亦傳達了約稿之意，所以，在十二月三日陳寅恪給季羨林的回信中，首先提及“兩篇論文”之事。一方面，因這兩篇文章之前曾寄給好友湯用彤和向達，此二人與季羨林皆在《歷史研究》編委內，故后者正可順便取閱，以備評審刊用事宜；另一方面，給季羨林的這一回信亦間接答復了郭沫若此前的稿約。從《對科學院的答復》中，不難看出陳寅恪對“時尚”與“新學”積怨之深（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11頁），而在當時的歷史學界內引領時尚與“新學”的代表人物，無疑非郭沫若莫屬。因此，在經歷了與學生汪篯的不愉快的談話后，不回復或間接回復郭沫若《歷史研究》約稿一事，應是陳寅恪比較妥帖的處理方式，而此信之回復正可“一舉兩得”。

信中所說玄奘頂骨“分一片移葬印度”及其所蘊含的“深長意義”，應是一大難點。唐代玄奘大師的頂骨，本來分別供奉于北京廣濟寺、南京玄武山塔、廣州六榕寺、天津佛教協會和成都近慈寺。一九三七年十月南京淪陷，日軍高森部隊在中華門外報恩寺舊址發現了裝有玄奘頂骨的石函，連夜封鎖消息。直到一九四三年迫于輿論，日軍才將一片二寸寬、四寸長的玄奘頂骨移交給汪偽政府；同時部分頂骨被送往日本琦玉縣慈云寺內供奉。（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1167頁）可以說，這一事件在當時曾轟動一時。

吳宓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的日記中提到：“歸玄奘骨灰及印度贈我國象，二事寅恪實首倡之（眾莫敢言），政府卒行之而莫詳所出。”（《吳宓日記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162—163頁）“玄奘骨灰”即指“玄奘頂骨”而言。吳宓所記正可與陳寅恪致季羨林信互為表里。一九五一年，季羨林隨中國文化團訪問南亞，其間經過廣州順道拜謁了陳寅恪。兩人的談話內容今已不詳，但從季羨林出行的現實目的分析，想必他們會談及中印文化交流以及在古代為此作出重大貢獻的玄奘法師及其頂骨。而據此信“玄奘頂骨”云云之句，可以推測，季羨林此前給陳寅恪的來信中當提及此事，故后者予以答復。

一九五五年，日本供奉的玄奘頂骨被送往臺灣。兩年后，中國政府正式將一份頂骨贈予印度那爛陀寺。這樣，玄奘頂骨就分置于中國（包括臺灣）、日本、印度。一九六四年向達南下拜訪陳寅恪時，陳氏贈詩有云：“慈恩頂骨已三分，西竺遙聞造塔墳。”即是對此事之寫照。

關于玄奘頂骨“分一片移葬印度”的“深長意義”，最為費解。可以肯定的是，借此增進中印兩國在當時的政治文化交流，應是其中最為昭著的一大現實意義。不過，還不容忽視的是，玄奘頂骨實乃一具體物件，其文化意涵當遠遠超過頂骨本身的價值，故陳寅恪之謂“深長意義”似應從這一點作進一步闡微。也就是說，玄奘頂骨應是其自印度取經回中原后所創佛教宗派唯識宗的一大象征，將其中一片“移葬印度”，暗含著最初源于印度的唯識宗思想在歷經千年后又回歸故土。上引吳宓日記“歸玄奘骨灰”中的“歸”字，表達的應該就是這一含義。值得注意的是，陳氏的類似觀點在其學術研究中亦隱然有所體現。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陳寅恪曾有如下之言：“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已降之文化轉移保存于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則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4頁）亦即保存于河西地區的中原文化之回流，對于拓跋魏政權的漢化具有深刻影響。陳氏提倡玄奘頂骨“分一片移葬印度”一事，或許亦寄托了類似的理念。

最后，再看陳寅恪信中所說“近來弟及內子均患病”一句。我們知道，陳寅恪夫婦常年身體不好，他們分別受到高血壓與心臟病的折磨，這種狀況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仍未改善。《陳君葆日記》是年十月十八日記載：“我們……往找寅恪，寅恪夫婦均抱病，大家都向我們訴說他們幾個孩子的不良狀況，大的畢業后到重慶的醫院服務，任重事繁‘苦不堪言’，第二個出嫁了隨愛人到海南島種樹膠，又得了瘧疾，沒有藥，據說他們做父母的更牽腸掛肚不已，至于最小的在穗讀書但也有病，因此寅恪交給我的事情又是買藥了。按重要性計分數種：（一）Vitamin B Complex in Capsules，多購；（二）Corpus Lutaum Tabs，200粒以上；（三）Rutini，治血壓藥；（四）治心臟病藥Digitalis Tabs。”（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3，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264頁）按，陳寅恪三女分別名流求、小彭、美延。時流求在重慶工作，小彭隨夫在海南，只有幼女美延在廣州讀書，從而留在父母身邊。所開藥品中，（一）（二）采購數量頗大，應該是為三女所備，（三）（四）主要針對寅恪夫婦之病而購，這再明顯不過地說明了他們夫妻當時的健康狀況。

一九五三年陳寅恪寄給季羨林的回信，不但提供了建國初期陳寅恪從事學術研究的新材料，而且深化了我們對陳寅恪“文化史觀”的認識。可以相信，目前仍有一些陳寅恪的信函塵封于世，有待進一步發現、整理與研究，從而豐富我們對陳寅恪個人生活和學術思想的了解與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