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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逝世三十周年之際，萬卷出版社擬印行沈從文幾個創作領域的精品，堪稱沈從文愛好者的福音。幾部作品囊括了沈從文最好的小說、散文與別具一格的自傳，加上沈從文的文物研究，呈現出的是沈從文畢生成就的濃縮精華版。

就三部文學作品而言，匯聚的都是沈從文成熟期的巔峰之作。其中《從文自傳》1934年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同一年，中篇小說《邊城》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記》也開始發表，可以說這個1923年從湘西小城走出來的“鄉下人”已經達到了他一生中的輝煌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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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的問世，標志著沈從文精心打造的“湘西世界”已上升為一個由高超想象力建構的文學王國，堪與魯迅筆下的“魯鎮”相提并論，甚至已經成為鄉土中國的一個象征。沈從文的高足汪曾祺就認為：

“邊城”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說這是個邊地的小城。這同時是一個時間概念、文化概念。“邊城”是大城市的對立面。這是“中國另一地方另外一種事情”（《邊城題記》）。沈先生從鄉下跑到大城市，對上流社會的腐爛生活，對城里人的“庸俗小氣自私市儈”深惡痛絕，這引發了他的鄉愁，使他對故鄉尚未完全被現代物質文明所摧毀的淳樸民風十分懷念。

在汪曾祺看來，“邊城”世界在與大城市以及現代物質文明的對峙之中獲得了文化和時間意義上的雙重自足性。作家林斤瀾也曾經這樣言說沈從文及其《邊城》：“沈從文是個什么樣的作家呢？他拜美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諧。他投奔自然，《邊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爺爺純樸如太古，渡船聯系此岸和彼岸，連跟進跟出的黃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在林斤瀾的理解中，邊城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滿和諧之美與自然人性的田園世界。

在《邊城》蘊含的各種豐富的主題內容之中，有研究者格外看重的正是沈從文所延續的陶淵明奠定的桃花源傳統，建構了一個湘西的世外桃源，因此在《邊城》中存有中國本土田園牧歌文化的最后的背影。劉洪濤在《〈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一書中認為，當這個牧歌指向文化隱喻的時候，就誕生了一個詩意的中國形象，“邊城”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形象”的一個代表，這個詩意的中國形象有別于五四啟蒙主義話語所形塑的“中國”。如果說，魯迅的《阿Q正傳》呈現了國民性需要改造的落后的中國，那么《邊城》則傳達了一個類似田園牧歌的詩意化的中國形象。

《邊城》的基本情節是二男一女的小兒女的愛情框架。掌管碼頭的團總的兩個兒子天保和儺送同時愛上了渡船老人的孫女翠翠，最終兄弟倆卻一個身亡，一個出走，老人也在一個暴風雨之夜死去。這是一個具有傳奇因素的悲劇故事，但沈從文沒有把它單純地處理成愛情悲劇，除了小兒女的愛情框架之外，使小說的情節容量得以拓展的還有少女和老人的故事以及翠翠的已逝母親的故事，小說的母題也正是在這幾個原型故事中得以延伸，最終容納了現在和過去、生存和死亡、恒久與變動、天意與人為等諸種命題。此外，小說還精心設計了主要情節發生的時節——端午和中秋，充分營造了具有地域色彩的民俗環境和背景。這一切的構想最終生成了一個完整而自足的湘西世界。

籠罩在整部小說之上的是一種無奈的命運感。小說中的人物都具有淳樸、善良、美好的天性，悲劇的具體的起因似乎是一連串的誤解。沈從文沒有試圖挖掘其深層的原因，他更傾向于把根源歸為一種人事無法左右的天意，有古希臘命運悲劇的影子。沈從文也稱自己的《邊城》是一座希臘小廟，支撐其底蘊的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翠翠和爺爺都是這種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從文塑造的理想人物。在這些理想人物的身上，閃耀著一種神性之光，既體現著人性中莊嚴、健康、美麗、虔誠的一面，也同時反映了沈從文身上的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式的情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沈從文自稱是“最后一個浪漫派”。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少有的書寫神話的作家。而湘西世界在沈從文的筆下也有一種神話的品質。沈從文的現代意識體現在他一方面試圖挽留這個神話，另一方面又預見到了湘西無法挽回的歷史命運。《邊城》結尾作為小城標志的白塔在暴風雨之夜倒掉了，它的倒塌預示了田園牧歌的必然終結，這就是現代神話在本質上的虛構的屬性。作家李銳在《另一種紀念》一文中說：

這個詩意神話的破滅雖無西方式的強烈的戲劇性，但卻有最地道的中國式的地久天長的悲涼，隨著新文化運動狂飆突進的喧囂聲的遠去，隨著眾聲喧嘩的“后殖民”時代的來臨，沈從文沉靜深遠的無言之美正越來越顯示出超拔的價值和魅力，正越來越顯示出一種難以被淹沒被同化的對人類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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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最初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的文學青年，到成長為一個“現代短篇小說之王”，沈從文堪稱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壇的一個“鄉下人”的文學傳奇。而沈從文的故鄉——偏遠的湘西一隅也帶給中國內地都市讀者以一種神秘性。這些因素都使集中書寫了沈從文離鄉之前人生經歷的《從文自傳》獲得了文壇的矚目。在《宇宙風》雜志所做的“一九三四年我所愛讀的書籍”調查中，著名作家周作人和老舍就都選擇了《從文自傳》作為自己愛讀的書。

《從文自傳》的創作意圖在沈從文寫于1980年寫的“附記”中有明確的追溯：

當時我正在青島大學教散文習作。本人學習用筆還不到十年，手中一枝筆，也只能說正逐漸在成熟中，慢慢脫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當時主觀設想，覺得既然是自傳，正不妨解除習慣上的一切束縛，試改換一種方法，干脆明朗，就個人記憶到的寫下去。既可溫習一下個人生命發展過程，也可以讓讀者明白我是在怎樣環境下活過來的一個人。……部分讀者可能但覺得“別具一格，離奇有趣”。只有少數相知親友，才能體會到近于出入地獄的沉重和辛酸。

從這段自述中，研究者捕捉到的是《從文自傳》中“自覺的文體意識和生命意識，及二者間的糾纏”，從而使《從文自傳》與當時其他作家的自傳相區別開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沈從文是通過《從文自傳》的寫作找到了自己的。汪曾祺在《水邊的抒情詩人》一文中也認為：“這是一本文學自傳。它告訴我們一個人是怎樣成為作家的，一個作家需要具備哪些素質，接受哪些‘教育’。‘教育’的意思不是指他在《自傳》已提到的《辭源》、迭更斯、《薛氏彝器圖錄》和索靖的《出師頌》……沈先生是把各種人事、風景，自然界的各種顏色、聲音、氣味加于他的印象、感覺都算是對自己的教育的。”“這本書實可稱為一本‘美的教育’。”沈從文是從故鄉秀麗的山水、淳樸剽悍的民風中領受到這種“美的教育”的。而沈從文對這種“美的教育”受用終身，也使沈從文的一生堪稱是追求美的一生。

沈從文尤其強調社會這個大學校給他的教育，一再倡言要閱讀社會這“一本大書”，在《致一個作者的公開信》中，沈從文說：“大多數人受過‘學校教育’，我受的卻是‘人事教育’。”“放下了書本，他便去想。走出門外去，他又仍然與看書同樣的安靜，同樣的發生興味，去看萬匯百物在一分習慣下所發生的一切。”沈從文的生命觀與世界觀，都與故鄉的萬匯百物建立起深刻的關聯。

而當時的文學愛好者從《從文自傳》中捕捉到的正是一個成名作家如何煉成的傳奇經歷。沈從文的人生經歷在當時的文壇具有相當的傳奇性，他在《從文自傳》中也有意識地塑造這種傳奇性，《從文自傳》在章節設計上，即可給讀者以好奇心和吸引力，讓讀者想象這是一部作家的傳奇史。沈從文在社會大學自學成才的例子，尤其對那些沒有進過大學的非科班出身的文學青年具有驅策和榜樣的作用，與中國文壇三十年代一大批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青年作家的崛起也構成了互證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從文自傳》提供的是作家成長史的非常難得的傳奇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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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年初，因母親病危，離開湘西已十幾年的沈從文第一次踏上回鄉的路。從北平經長沙到桃源后，沈從文雇了一只小船沿著沅水逆流而上，大約六天后到沅陵，又在船上度過五天才抵達老家鳳凰。為了排遣船上的寂寞，沈從文寫下大量給新婚夫人張兆和的書信，講述水上所見所感。《湘行散記》即是在這些書信的基礎上整理而成，我們從這本書中也因此集中看到沈從文對于故鄉河流的書寫。

沈從文在一封信中這樣向張兆和（沈從文稱為“三三”）描寫故鄉的河流：

三三，我因為天氣太好了一點，故站在船后艙看了許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徹悟了一些，同時又好像從這條河中得到了許多智慧。三三，的的確確，得到了許多智慧，不是知識。我輕輕的嘆息了好些次。山頭夕陽極感動我，水底各色圓石也極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什么渣滓，透明燭照，對河水、對夕陽、對拉船人同船，皆那么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我會用我自己的力量，為所謂人生，解釋得比任何人皆莊嚴些與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從水里的石頭得到一點平時好像不能得到的東西，對于人生，對于愛憎，仿佛全然與人不同了。我覺得惆悵得很，我總像看得太深太遠，對于我自己，便成為受難者了。這時節我軟弱得很，因為我愛了世界，愛了人類。

對“水”的凝視使沈從文忽然發現心靈被一種愛充滿，這種愛進而泛化到對世界和人類上面。故鄉的河水因此啟發了沈從文的博愛，而有博大之愛的人往往是如沈從文所說“軟弱得很”的。同時也正像孔夫子說，“智者樂水”，河水也讓沈從文“徹悟”，從中獲得的是智慧。

而“水”帶給沈從文最多的，是創作靈感。在《我的寫作和水的關系》一文中，沈從文這樣談到故鄉的河流：

我在那條河流邊住下的日子約五年。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無日不與河水發生關系。走長路皆得住宿到橋邊與渡頭，值得回憶的哀樂人事常是濕的。……我雖然離開了那條河流，我所寫的故事，卻多數是水邊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滿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為我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點憂郁氣氛，便因為被過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陰雨天氣影響而來。

對一個作家而言，有一條影響一生的河流的確非常重要，“河水”構成的不僅是寫作背景和環境，也決定了作家的靈感甚至作品的風格。

故鄉的水帶給了沈從文博愛、智慧和靈感，也給沈從文的創作帶來地域色彩。正是通過這條沅水，沈從文把自己的創作與屈原所代表的楚文化聯系在一起。兩千年前，屈原曾在這條河邊寫下神奇瑰麗的《九歌》，沅水流域也是楚文化保留得最多的一個地區。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同樣生動再現了楚地的民俗、民風，寫出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鄉土風貌。湘西作為苗族和土家族世代聚居的地區，是一塊尚未被外來文化徹底同化的土地，衡量這片土地上生民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另一套價值規范和準則。沈從文的《湘行散記》的獨特處正在于力圖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現那個世界，在外人眼里，就不免是新鮮而陌生的，而在沈從文的筆下，卻保留了它的自在性和自足性。沈從文以帶有幾分固執的“鄉下人”的姿態執迷地創造鄉土景觀，就像美國學者金介甫所說：“不管將來發展成什么局面，湘西舊社會的面貌與聲音，恐懼和希望，總算在沈從文的鄉土文學作品中保存了下來。別的地區卻很少有這種福氣。”因此，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構成了鄉土地域文化的一個范本，“幫助我們懂得，地區特征是中國歷史中的一股社會力量”。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學一體化進程的時候，沈從文正是以鄉下人的固執的目光，在《湘行散記》這一類關于湘西的書寫中，為我們保留了本土文化的最后的背影。

如果說此前沈從文對湘西的書寫，靠的是他對故鄉的記憶和印象，那么這次回鄉之旅，既是對故鄉充滿感情的憶戀之旅，同時也是清明而理性的現實之旅。《湘行散記》中的貫穿話題之一是“常”與“變”。沈從文在對湘西的“常”的觀照中，也發現了“變”的一面。一方面，湘西世界的田園詩情、淳樸民風、自然人性依舊存在于湘西的自然與人事之中，似乎與歷史的進程毫無關聯，這即是沈從文從故鄉感受到的“常態”的一面；另一方面，卻是現代文明沖擊下人的墮落，傳統道德的喪失。誠如沈從文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篇中所說：

這個民族，在這一堆日子里，為內戰，毒物，饑饉，水災，如何向墮落與滅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習慣，又如何在巨大壓力下失去了它原來的純樸型范。

《湘行散記》中的《桃源與沅州》《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等篇也同樣隱含著對純樸的文明日漸“墮落”的隱憂。《箱子巖》《虎雛再遇記》等篇傳達的則是對故鄉人原始生命力終將失落的預感。而當沈從文真正深入到湘西生活的內部，直面故鄉人生存處境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了湘西更本真的一面，看到生存世界的悲哀與殘酷，由此便“觸摸到沈從文內心的沉憂隱痛”，以及“那處于現代文明包圍中的少數民族的孤獨感。”（朱光潛語）

《湘行散記》因此展現了變動中的歷史憂慮，也促使沈從文產生了一種生命的沖動，想如當年屈原那樣，重新做一個地方的“風景記錄人”，記下生命中神性的莊嚴與美麗，喚回優美、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并試圖重造民族靈魂與鄉土文化。這些追求，都貫穿在作者回鄉之旅的體驗和觀察之中，使《湘行散記》中作者的思緒在記憶和現實的雙重時空中閃回的同時，也生成了一種思考湘西遠景的未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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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沈從文放棄了文學寫作，改行去歷史博物館工作，致力于中國古代的服飾與文物研究，也同樣取得了輝煌的功績。看上去似乎沈從文的轉行有些可惜，但卻是中國文物研究領域之幸。同時，沈從文選擇文物研究者的職業度過自己的后半生，并不是出于一時間的心血來潮。其實從《從文自傳》中即可看出，沈從文在故鄉當兵的時候就對歷史與文物產生了極大的熱情。《從文自傳》中題為《學歷史的地方》的一章，就集中敘寫了他在“湘西王”陳渠珍身邊作書記的經歷，其間接觸了大量的字畫、碑帖、古書，因此沈從文把這段日子看成“實在是我一個轉機，使我對于全個歷史各時代各方面的光輝，得了一個從容機會去認識，去接近”。

沈從文對于文物的興趣可以說持續了差不多整個一生。汪曾祺這樣回憶西南聯大時期的沈從文：

我在昆明當他的學生的時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談文學的時候，遠不如談陶瓷，談漆器，談刺繡的時候多。他不知從哪里買了那么多少數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幾杯茶，大家就跟著他對著這些挑花圖案一起贊嘆了一個晚上。有一陣，一上街，就到處搜羅緬漆盒子。

而沈從文對文物的愛好中始終滲透了審美的眼光，毋寧說，他是以一個畢生執著于美的文學家的身份致力于文物研究的，正如汪曾祺所說：“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美’的愛好者，對于由于人的勞動而創造出來的一切美的東西具有一種宗教徒式的狂熱。對于美，他永遠不缺乏一個年輕的情人那樣的驚喜與崇拜……”作為在歷史中追尋美的研究者，沈從文的文學創作與文物研究由此獲得了生命意義上的一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