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系統完整的思想體系，對當代中國詩歌有著重要的影響，其影響主要體現在其立場、觀點與方法上。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活的哲學”，這種哲學讓人眼光向下、向前，在底層與草根的生活中發現詩意，從未來召喚改變現存世界的巨大激情，這些特質與詩歌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

自我意識

如何處理詩歌與“自我”的關系，或者說在詩歌中如何呈現“自我”，是一個詩人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而對于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詩人來說，在其“自我意識”的構成中，必然會生成一種身份意識、群體意識或者說階級意識。詩人清晰地認識到自己歸屬于什么群體，這種群體意識并不外在于自我意識，而是一個人的自我意識的內在組成部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才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現代中國的“自我意識”之誕生，與對新的共同體的認同有極大的關系。在“五四”之前，傳統中國人的“自我”深刻鑲嵌在血緣、親緣、地方的認知框架中。一個人自報家門，總是會說其祖上是誰，家在何處。“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這是屈原在《離騷》中的自述，也是典型的傳統中國人對“自我”的認知；“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是《三國演義》中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在趙云或當時人們的認知框架中，“常山”與“趙子龍”是密不可分、融為一體的。

但是，在進入現代之后，對家族、地方的認同在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中不再占據主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抽象、更現代的認知方式，那就是對民族國家的認同與對階級意識的認同。這是一種“人”的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一個自我意識更新的過程。這一過程是波瀾壯闊而又充滿痛苦的。“我是我自己的”，《傷逝》中子君的一句話，喊出了啟蒙時代青年的心聲，但是啟蒙之后的青年很快陷入了迷茫與彷徨之中。在山河破碎風雨飄搖的舊中國，很多有為青年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底層的命運聯系在一起，走入民間，走入群眾，通過組織、動員，掀起中國革命，再造了一個新中國。新中國的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的融合，是“中華”與“人民”的有機體。在馬克思、列寧等理論家的視野中，“階級意識”是革命的必要條件，“階級意識”即人對自我階級處境的認知。只有具備了“階級意識”，底層民眾才能夠“覺醒”，才有聯合起來改變現實的動力與可能。但階級意識并不是天生的，在群眾的頭腦中，落后的思想往往占據主流，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啟發下，群眾才能由“自在的”轉變為“自覺的”。這就是為什么在趙樹理、柳青等人的小說中，“算賬”成為了小說的重要情節，只有通過“算賬”，群眾才能真正意識到自己的階級處境。

進入新時期之后，出于對文革時期“自我”革命想象泡沫化、空洞化的反撥，在思想解放運動與新啟蒙運動中，走在前沿的新潮詩歌勇敢地以“自我”為號召，發出了時代的聲音。但是上世紀80年代大寫的“自我”，在進入90年之后，卻逐漸演變成了小寫的“自我”——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的“自我”。在這種小寫的“自我”的視野中，自我的日常感受成為唯一值得書寫的東西，“自我”便成為非歷史化的飄蕩在虛無中的主體，而失去了對世界與自我的整體認識與把握。同時從80年代開始，中國新詩形成了一種精英化、西方化、現代主義式的審美標準。這一“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拓展了現代漢語的表現能力，擴展了當代中國的思想空間與美學空間；但其不足在于，以個人英雄主義的姿態切斷了詩人與民眾的有機聯系，以簡單的外在化的標準規范著中國人的生活、情感及其詩歌表達。只是在新世紀之初興起的“底層詩歌”“草根詩歌”“打工詩歌”中，我們才再次真切地感受到中國經驗及其切膚之痛。近年來，鄭小瓊、許立志、余秀華等人的詩歌，一再刺激著社會敏感的神經。他們通過對個人生活的描述，讓我們看到了當代中國的復雜面向，也看到了詩歌的新的可能性。他們詩歌中的“自我”，既是個人經驗的表達，也是一個群體或階層集體經驗的表達。

新時代文學在發展中，應該在對新時期文學的繼承與反思中形成新的歷史主體，形成新的“自我意識”。這種新的“自我意識”應該跳出日常生活“小我”的拘束，重新在自我與他者、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之間建構起一個更加開闊也更加豐富的“自我”。尤其重要的是，要在“自我意識”中重建一種新的歸屬感與認同感——也即一種新的集體意識。只有真正認清自己屬于哪個群體或階層，才可以更清晰地認識世界的結構與真實面目，也才可以更準確地表達出對世界的看法與感受。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歷程可以為新時代詩歌提供豐富的啟迪，只有從這樣的視角去看，“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傾向”才不是外在于詩歌創作的理論命題，而是詩歌自我變革的內在動力與需求；而只有將個人的創作與命運與最廣闊的“人民”聯系在一起，想他們之所想，唱他們之所唱，一個詩人才可能真正獲得新時代的榮耀。

世界觀

“世界觀”似乎成了一個落后的為人嘲笑的詞匯，但事實上并非如此。人們嘲笑的并非“世界觀”，而是一種世界觀的落后與僵化。世界觀即關于世界的整體性、系統性的思考與看法。所有的人都有世界觀，有的人崇拜金錢，有的人迷戀權力，有的人重視名譽，這都是世界觀，只不過有的人的世界觀是不完整的，有的人的世界觀是不自覺的，有的人的世界觀是隨大流的，有的人的世界觀是世俗的乃至庸俗的。真正具有整體性、系統性世界觀的人很少，這些都是有思想、有超越性的人。馬克思主義有一套整體性、系統性的世界觀，是在與其他各種思想、學說的辯論中脫穎而出的，也經歷過19、20世紀人類歷史復雜曲折的實踐考驗，可以說馬克思主義與各種自由主義的爭辯，是19、20世紀思想的主流。馬克思主義注重平等、注重窮人、注重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在實踐中愈來愈煥發出活力。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讓世界既看到了中國的活力，也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生機。

馬克思主義是在實踐中前進的，在文學中也是如此。中國文學中的馬克思主義從對舊社會的批判到對新社會的想象、建構，經歷了一個復雜曲折的過程。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與文學作品，在理論與實踐上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舊社會是有力、有效的，但是能否形成一種具有建構性的馬克思主義？這一問題的提出，既與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相關，也與世界性的文藝潮流轉變相關。就后者而言，在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高潮之后，20世紀初西方興起了現代主義，將批判與探索的對象從外在的社會轉向了內在的孤獨無力的“自我”；蘇聯則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嘗試將批判現實主義轉變為具有建構性的現實主義，讓崇高的理想落實在現實的大地上。可以說，這兩種方向的探索都是對人類困境的認知與突圍。但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因其強制、僵化的思維與管理方式遭遇了失敗，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文藝實踐也經歷了與蘇聯類似的過程，“建構性的現實主義”并沒有在實踐中獲得足夠的說服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因其矯飾夸張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的反面。新時期之后，西方的現代主義思潮以其新穎別致沖擊著中國文藝界，這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種反撥，但在當時人們并不會思考，將人異化為甲蟲的社會是不是真正值得向往？1990年代初，“蘇東劇變”更加劇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悲觀，“歷史終結論”流行一時。但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卻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新路，20多年的實踐讓世界充分看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成功。

詩歌是否能夠表達世界觀，或者詩歌是否需要表達世界觀？這在以前是不需要討論的，而在新時期之后卻成了一個問題。新時期之后，詩人們更強調詩歌的靈感、形式與技巧，強調詩歌的感覺與想象力，強調詩歌對瞬間情緒的捕捉與呈現，但卻忽略了詩歌在思想上的探索，忽略了詩歌對世界的深度思考與表達。事實上，但凡大詩人無不擁有自己的世界觀，有自己獨特的感知與表達世界的方式。從李白、杜甫，到艾略特、龐德，再到馬雅可夫斯基、聶魯達，這些古今中外的大詩人，都有著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在新時代，我們應該超越新時期文學的美學規范，以詩歌的方式進行美學探索與思想探索，努力探索新時代詩歌與人民的結合之路，讓詩歌真正成為代表一個時代思想深度的文本。當然我們也要看到，詩歌中的世界觀與哲學中的世界觀是不同的，詩歌有其獨特之處，不是通過理性的辨析與邏輯的推理而達到的，而是通過感性與直覺的方式達到的，我們必須遵從詩歌的內在規律，才能創作出更加豐富、更加新穎、更具有藝術性的詩篇。

未來

馬克思主義是可以預見未來的，它通過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讓我們從當前的現實境遇出發，眺望到人類未來發展的遠景。詩歌是最為敏感的，它以直覺和感性的方式，從時代的脈動中敏銳地意識到世界的變化，并以美學的觸角觸摸到未來。當今是一個未來已來的時代，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面臨著諸多新經驗、新現象、新問題，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是世人都在關注的。

在過去一百年的歷程中，中國新詩深刻介入了現代中國人的歷史與現實，在巨大社會變革中描繪了中國人的生活與情感，塑造了中國人新的審美感覺，凝聚了中國人的精神。我們可以說，中國新詩和中華民族一起走過了20世紀最為艱難險阻的道路，并在其中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中國新詩的現代化和中國人的現代化是同步的；而在精神和藝術層面，中國新詩在引領著中國人的現代步伐，刻畫著現代中國人的靈魂。

中國新詩是在新文化運動中誕生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文化在民族危機最為嚴重時刻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與轉型。在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倡導中，中國新詩始終走在時代的最前沿。“五四”時代，在啟蒙主義思想大潮中，中國新詩掙脫了傳統文化與詩詞格律的束縛，以一種嶄新的面貌抒寫著時代精神，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巨大活力和生命力。在抗戰時期，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嚴峻時刻，中國新詩是民族解放的火把與號角，中國詩人和中國民眾一起經歷了民族的苦難和艱辛的奮斗，并從中迸發出民族覺醒的巨大吼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后，中國新詩開始更自覺地探索民族化和大眾化的道路，并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以巨大的熱情描繪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抒發對民族獨立的贊美，呼喚理想的未來社會。在新時期，中國新詩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以先鋒的姿態抒寫著時代的心聲，為當代中國人打開了新的思想與審美空間。我們可以看到，在中華民族面臨重大轉折的關口，中國新詩總是以其敏銳的心靈與觸覺，走在時代的最前沿，呼喊出一個時代的最強音。我們可以說，中國新詩的歷史就是現代中國人的生命史、心靈史與精神史。

在美學上，中國新詩自誕生以來，一直生存在中國古典詩歌與西方現代詩歌兩大傳統的陰影之下，尚未形成自足的或穩定的美學傳統。在當代中國，什么是好詩？仍然是一個并不確定的問題，也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用中國古典詩歌的標準來評價中國新詩，也不能簡單地用西方現代詩歌的審美規范來評判。中國新詩的發生與發展有其獨特性，但也有與中國古典詩歌、西方現代詩歌的共通性，我們需要辯證地分析與把握。中國新詩的獨特性在于，它是在傳統中國及其文化崩潰過程中產生的，伴隨、參與著現代中國及其文化的誕生，并在其中有著先鋒性的作用；而其共通性則在于，它同樣是人類經驗情感的美學呈現與結晶。

中國新詩的未來，正在于對中國與世界未來變化的敏感，并準確把握中國人生活經驗、思維方式、情感結構的微妙變化，在歷史的巨大轉折中再次走在時代前沿，不斷開拓當代中國人的美學與思想空間，為未來留下當代中國人的情感與精神的結晶。

境界

在新時代，伴隨著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增強，中國新詩的精神與形態必將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新詩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學的影響下產生的，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新詩切斷了與中國古典詩歌的某種聯系，積極汲取西方現代詩歌的營養，創造了中國詩歌浴火重生的奇跡。但是另一方面，中國新詩也面臨著諸多問題。

中國新詩在一百年的時間中，其發展過程充滿了種種“斷裂”，以及內部不同派別的激烈爭論，其美學標準與評價體系也在劇烈的變動中，充滿了不確定性。不過，這種不確定性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中國古典詩歌與西方現代詩歌的審美規范是明確的、穩定的，什么是詩歌，什么是好詩，都有一整套內在的標準。而中國新詩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在于它與現代中國及其變化的密切聯系，另一方面也在于它正在創造出一種“新的美學”。這不是一種圓熟的美，也不是一種標準的美，而是一種全新的美，一種當代中國的美。而要創造這樣的新的美學，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如何將當代中國人豐富復雜的生命體驗生成為新的詩歌，以及這樣的詩歌如何在與大眾的互動中凝聚起時代精神。要做到這一點，中國新詩既要借鑒現代西方詩歌的經驗，也要繼承傳統中國文化的文脈，而更重要的是從當代中國人鮮活的生命經驗中汲取力量與美感，并以巨大的創造性賦予其新的詩意和新的審美感覺。而在這方面，中國新詩需要摒棄精英化、西方化和現代主義式的簡單標準，在新的語境中繼續探索民族化和大眾化的道路，并在與大眾的結合中尋找中國經驗新的美學表達方式。

現在不少詩人開始從中國古典詩歌中尋找寫作的思想與美學資源，這可以說是文化自信的表現，也是當代詩人接續中國傳統文脈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經過一百多年現代性的洗禮之后，中國人的生活與內心世界，較之于古典時代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不是簡單地回歸傳統就能解決問題。我們應該在正視現代性的基礎上重建一種新的詩歌審美標準，這種審美標準不只是中國新詩的內部標準，而要將中國古典詩歌的評價體系容納進來；這種標準也不只是中國詩歌的內部標準，也要將西方現代詩歌的審美規范容納進來。只有這樣的審美標準建立起來，中國新詩才能具有更加寬廣的視野，以及更高的審美“境界”。

新時代賦予詩歌以使命。我們正走在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上，我們正在創造新的歷史。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正在創造一個日新月異的中國，也正在引領一個新時代，這是一種全新的“境界”，是近代以來飽經苦難屈辱的中國人的夢想。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回望歷史，展望未來，不禁讓人百感交集。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中國人的價值觀，需要以詩歌的方式講述中國人的生活、情感與心靈世界，講述中國人艱難曲折的歷史、紛繁復雜的現在與前程似錦的未來。但是要完成這一時代任務，也對我們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審美感覺等提出了極高的要求。近代以來，除了極少數歷史時期，我們已經習慣了講述失敗的經驗，習慣了以落后者、追趕者自居。要對近代以來構成了我們思維、美學無意識的龐大知識體系進行反思、清理，是一個長期的工程。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們在自己的時代迎來了這一巨大的歷史轉折，可以在一個新時代講述新的中國故事。

置身于這個時代的中國詩人，應該在時代的轉折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充分展現中國人走向新時代的痛苦、歡欣與內心波動，把歷史實踐的新境界熔鑄為詩歌創作的新“境界”，凝聚當代中國人的情感，創造新的中國精神與新的詩歌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