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西方史詩觀念于19世紀末期傳入中國，20世紀初，王國維、魯迅、胡適和茅盾等學者都關注到了中國文學的“史詩問題”。他們的思考還不是純粹的史詩研究，而是在“中國關懷”之下，借探討本土史詩問題來思考“中國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的“發現”駁斥了中國沒有史詩的論斷，歷經幾代中國史詩研究者的開拓，本土史詩研究取得了大量學術成果，使得本土文化價值得到了較為充分的挖掘與保護。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20世紀60年代，在國家有關部門的組織推動下，藏族史詩《格薩爾》、蒙古族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等大批少數民族史詩文本被發掘、整理出來，在“人民性”和“階級性”的評價標準下，對少數民族史詩進行了相應的介紹研究。

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中國史詩研究者在之前的研究基礎上深化了對少數民族史詩的闡釋。這一時期，巴·布林貝赫的蒙古英雄史詩研究、王沂暖和降邊嘉措的《格薩爾》研究、仁欽道爾吉的《江格爾》研究、郎櫻的《瑪納斯》研究等，都代表了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研究的新水準。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美學、文化人類學、比較文學和文化學等視角，圍繞史詩書面文本進行了理論解讀。這一時期的中國史詩研究，對在田野作業中的史詩說唱藝人給予了更多關注，并更深切地認識到中國史詩與西方史詩的區別，即中國少數民族史詩是具有口頭活形態的史詩。

20世紀90年代后期，口頭詩學理論開始被朝戈金和尹虎彬等引介至中國，被逐漸廣泛應用于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研究。口頭詩學理論的中國譯介者，也是將口頭詩學理論應用到中國史詩研究中的實踐者，其中以朝戈金的中國史詩研究最有代表性和示范性。朝戈金于2000年出版《口傳史詩詩學：冉皮勒〈江格爾〉程式句法研究》，被認為是運用口頭詩學理論進行中國史詩研究的奠基之作。之后，薩仁格日勒的《蒙古史詩生成論》和斯欽巴圖的《蒙古史詩：從程式到隱喻》等著述，使口頭程式理論在中國蒙古史詩研究中得到了更深入的應用。巴莫曲布嫫將口頭詩學理論應用于南方史詩研究中，她根據自己做的大量田野工作，提出了“演述場域”“五個在場”等立足本土語境并具有學術闡釋力的系列概念。這種立足本土史詩傳統來進行解釋分析的嘗試，對促進口頭史詩理論的中國化有很大啟發意義，對中國的民間文學、民俗學等相鄰學科的田野工作和學術研究也具有借鑒價值。

在口頭詩學理論相關譯著和中國學者研究著述的影響下，國內少數民族史詩研究逐漸有了由書面研究到口頭研究的史詩觀念的轉變。在研究內容上，學者們也開始重視史詩口頭的、活形態的、與語境傳統相關聯的諸多問題，不再只是用史詩記錄的文本來解讀史詩，而是以“口頭”研究范式的學術視域重新觀照少數民族的傳統史詩。這一時期，中國學者不僅運用口頭程式理論對中國史詩進行研究闡發，他們還從文化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角度對民族史詩進行研究。近年來，中國學者在史詩理論研究方面也多有創新，例如朝戈金撰寫了《口頭詩學五題：四大傳統的比較研究》《“多長算是長”：論史詩的長度問題》等具有啟發性和創見性的史詩學研究論文，后者著重對如何理解民間敘事詩的長度進行論述，以此反思國際知名學者對史詩的相關定義。

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對中國史詩研究的關注，也能帶給我們啟發與思考。首先，我們應該改變重作家文學輕民間文學、重書面文學輕口頭文學的觀念，應該注意到中國活形態的民族民間文學。近現代以來，一直有學者關注中國為什么沒有史詩，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學術問題對漢語傳統進行研究當然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因為忽略了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的存在，而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則是非常遺憾的。

其次，在互聯網的電子時代應該更加關注口頭詩學，這能獲得更多的學術啟發，國際著名的史詩學者約翰·弗里教授首先關注了口頭傳統、互聯網技術與人類思維通道的問題，他說“口頭傳統是古老而常新的信息傳播方式，在新技術時代也獲得了新的生命力，表現在網絡空間中、日常生活中、思維鏈接中，所以是不朽的”，非常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最后，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現代化對少數民族原生文化侵蝕的加快，現在不少青年人不愿意再去學唱民族史詩。相應地，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視角下對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的搶救與保護，也值得給予更多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