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仁大娘終于死了。“終于”不是對她老人家的詛咒，而是祝福。

仁大娘粒米不進已經兩個多月，這對一位年近百歲的老人來說有點太殘酷，我不想讓老人家在最后的日子里承受太多煎熬和折磨。

接到仁大娘去世的電話，我當時就流了淚，匆匆地趕過去吊喪，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跪在仁大娘靈前嚎啕慟哭。我哭仁大娘是因為心有傷悲，因為心有愧疚，因為心有不舍，因為從此之后再也沒有機會見她。

我與仁大娘的淵源始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那年秋季開學，我進入歡口中學讀初中。因為年齡小，離家遠，父母不放心我住宿舍大通鋪，讓我寄寓在歡口街北頭仁大娘家。仁大娘家離學校很近，出門向北過豐谷公路就到，相距也就二三百米的樣子。

我讀初中的時候，哥哥已讀了一年高中，也寄宿在仁大娘家。從此，仁大娘家就成了我們兄弟兩個的又一個家。一早，我跟著哥哥從仁大娘家出門上學，晚上下了夜自習再跟著哥哥回到仁大娘家休息，感覺比在自家家門口上學還要方便許多。

父親的義兄，我的仁大爺是個買賣人，當時盡管已是花甲之年卻幾乎每天五更不到就起床，騎著大金鹿到四十里路外的魚臺販豆油回來賣，一年四季風雪無阻，買賣不大卻是相當辛苦。花甲之年的仁大娘也做買賣，仁大娘的買賣更小，逢集上集，只賣些針頭線腦、鉛筆橡皮之類的小玩意兒。所以，仁大娘家的經濟并不寬裕，一個小的不能再小的土墻院落，三間低矮堂屋，兩間窄小西屋，一間更其窄小的東屋，都是土墻屋子。

我和哥哥就住在仁大娘家的小東屋里，屋子實在窄小的可憐，靠后墻一張小木床，靠窗一張小木床，床頭再放一張小木桌，再沒有能夠插腳的地方。但就這么一間小屋子卻住了我們三個人，另一個便是仁大娘家的小兒子，我稱之為四哥。四哥也在讀初中，但我們不在一個學校，他讀的是歡口小學的帶帽初中。

我們兄弟三個都上晚自習，每天都很晚才放學回家，仁大娘就每天都要等到很晚才吃晚飯。仁大娘主要是等四哥，四哥晚自習回家后才吃晚飯，我和哥哥則是每天都在學校吃過了晚飯的。但是，不怎么寬裕的仁大娘總是多燒些稀飯讓我和哥哥再喝一些，特別冬天，仁大娘說喝碗稀飯再上床，身上暖和，能睡得更安穩。

仁大娘知道我和哥哥喜歡什么，要么綠豆稀飯，要么扁豆稀飯，要么豆扁子稀飯。有時候晚自習放學晚了，仁大娘就特意給我們留著，等我們回來了再拿到爐子上溫熱了給我們喝；甚至用碗盛了親自端到小東屋里，看著我們喝完了才滿意地拿了空碗離開。

仁大娘的熱情開始幾次曾令我頗感為難，聽她話把稀飯喝了擔心肚子受不了，直言不餓推拒了又擔心辜負了她，何況稀飯散發出的誘人豆香也實在難以抗拒。所以，我就等待哥哥看他怎么做，他喝我就喝，哥哥呢，總是猶豫一下之后看看我，然后乖乖地接過碗呼呼地把稀飯喝了。我們的“軟弱”肯定助長了仁大娘的氣焰，導致后來仁大娘再要我們喝稀飯我們只能選擇“忍氣吞聲”“逆來順受”。這正應了“馬無夜草不肥”這句老話，原本單薄瘦弱的我到初三畢業時候竟長成了個胖墩兒。

哥哥讀大學后我接著在歡口中學讀高中，繼續住在仁大娘家，仁大娘一如既往地燒稀飯給我喝，不巧家里改善伙食還提前給我打招呼要我到她家里吃飯，我不去吃的話留到晚上也要看著我吃了才作罷。

從初中到高中，我在仁大娘家住了六年。六年時間里我根本記不清到底喝了仁大娘為我燒的多少碗稀飯，仁大娘也從來沒有因為我給她帶來那么多麻煩對我使過臉色，甚至正被自己的子孫惹得心煩看見我到了也立刻換了臉孔，和顏悅色地招呼我“我兒回來了”，令我私下里許多次都心生懷疑仁大娘是不是太偏愛我。

仁大娘有四個兒子，會不會對我這個“仁侄”偏愛有加我說不準確，但有一點我還是能說準確的，那就是仁大娘從來沒有慢待過我，沒有拿我當過外人。仁大娘呼我從來只有兩個字——我兒，這讓我特別感到溫暖，特別感到有歸屬感，從沒產生過寄人籬下之感。

應該是喝得實在太多的緣故，三十多年過去，仁大娘燒的稀飯的濃郁豆香味至今我還能清楚地記得。遺憾的是稀飯豆香味猶在仁大娘人卻已經作古，更遺憾的是自己慘淡大半生雖也很想好好報答仁大娘卻總是做不到，不免遺憾之外又增幾多愧怍了。

“一飯之恩死也知”，這是《紅樓夢》中詠韓信《淮陰懷古》詩的最后一句。漂母的一飯之恩韓信尚且至死不忘，仁大娘的一飯之恩不更值得我永遠銘記、一生感恩嗎？

仁大娘是我的親人，是好人，愿好人仁大娘永駐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