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光陰似箭，時光如飛，舅舅王元化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十年了。

2008年5月初，舅舅已經躺在瑞金醫院病床上多日了，聽說他情況不好，許多人都趕來看他。那天等到人們離去，直至傍晚，我才陪著九十多歲、步履艱難的母親來到醫院探望，只見舅舅十分疲憊，但姐弟相見情緒激動，母親強忍住淚水，不愿多打擾他，叮嚀了幾句，流著眼淚就匆匆地移步離開病房，我趕忙前去攙扶，這時突然聽見舅舅大叫了聲：“鄉鄉！”我趕緊跑回舅舅床邊，只見舅舅流著淚水，眼睛緊緊地盯著我，哽咽著說：“照看好媽媽！”我淚水一下涌了出來，使勁點頭，不知道該說什么。我知道他們姐弟情深，這是舅舅對我的臨終囑托。5月9日深夜，接到瑞金醫院病危通知，安頓好母親，我和女兒立刻趕到醫院，在病床旁送走了親愛的舅舅。舅舅走得匆忙而不平靜，他思念一年多前離去的舅媽，要緊追舅媽而去，他又有些不舍，還有許多問題要深思……

說到舅舅，我很遺憾，因為我對他了解很少，六十年代中葉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工作，一晃離開上海近四十年。成長的道路上沒能更多得到他的教誨，直到退休回到上海，這時舅舅也老了，他整天忙于學術研究，對于他高深的課題我全然不懂，更不敢去占用他寶貴的時間。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舅舅是一個既神秘又親切的人。

一

抗戰初期，剛從燕京大學畢業的媽媽（王元美），與大批愛國知識分子一樣不愿當亡國奴，離鄉背井流亡到大后方，她在成都由熊佛西介紹到四川省立戲劇學校教書，遇到了年輕有為的爸爸（楊村彬），他們志同道合，相愛了，但是受到當時唯一在身邊的親人大姐（王元霽）和姐夫（魏光輝）的極力反對，他們認為爸爸沒有留洋學歷，身體瘦弱，沒有錢，又不信奉基督教（外祖母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熱戀中的爸爸急得沒有辦法，他給外祖母寫了一封懇切的信，真誠地訴說自己確實很窮，可以說一無所有，但是有一顆真誠的心……舅舅讀了信，決定支持爸爸，并說服外祖母打破世俗觀念，爸媽終于結合了，后來才會有了我。

說舅舅神秘是因為抗戰勝利了他卻行蹤不定。1947年我跟隨父母回到上海，由于沒有安身之處，我被安排擠住在外祖父、外祖母、三姨、小姨和舅舅居住的古柏公寓不大的房子里。那時不大見得到舅舅，他好像很忙，經常不在家，有時不知道什么時間突然回來了，什么時間又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我也不懂信奉基督教的外祖母為什么經常為他做禱告，請求上帝保佑他平安……長大些才知道舅舅是中共地下黨員，1938年僅十七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6年9月22日晚，上海發生黃包車夫臧大咬子被美國兵毆打致死事件，由于乘車的西班牙水手不付錢，黃包車夫臧大咬子就拽著他不讓走，一個美國海軍上來就把臧大咬子打死了。由于這個案子是由美國軍事法庭審理，最后竟宣判美國海軍無罪釋放，令人發指;而且還有工作人員威脅證人，保護罪犯，舅舅氣憤不已，要打抱不平，在報刊上撰文勇敢地揭露事實真相，竟然遭到國民黨法庭傳喚，家人頗為焦急，我爸爸為保護舅舅，不顧一切地多次陪他出庭。后來舅舅在上海呆不下去了，為躲避政府抓捕，他逃往外地……在我眼里舅舅實在太神秘了。

二

舅舅充滿激情，是個性情中人。他是家中獨子（上有三個姐姐：元霽、元美、碧清，下有一個妹妹：元兆，他排行老四），幼年時生活在清華園，頑皮得無法無天，害得外祖母不得不雇傭一個男工，整天跟著他跑，防止他闖禍。長到十幾歲，舅舅患眼疾，醫生叮囑安靜臥床休息，功課一流的他不能上學，不能讀書，求知欲極強的他就要求找個認字的護工，每天在床頭給他讀書，不做其他任何事情。1937年抗戰爆發，日本兵占領了北平，在鬼子的刺刀下，全家逃難，舅舅被匆忙抬上火車。在擁擠的火車上，遇見漢奸欺負中國人，橫行霸道，為一個日本人占據多個座位，臥床一年多的舅舅竟然站起來，與那人理論，差點打起來。外祖母嚇壞了，連忙把舅舅拉開，推說舅舅生病發燒，腦子糊涂了，才避免了更大的沖突。一路輾轉、幾經周折好不容易才逃到上海，船快靠岸時，看到遠遠岸上有條橫幅“歡迎平津流亡同學！”舅舅看見橫幅痛哭起來，姐妹們也都哭了，好像看見了祖國，看見了親人一樣，沒有祖國的人多痛苦啊！流亡的學生有多苦，我們不能沒有祖國啊。患眼疾是不能哭的，外祖母擔心舅舅的眼睛會哭瞎，但也無法勸阻，她自己也早已哭成淚人。

舅舅熱愛生活，關愛家人。他常說自己是荊州人，脾氣壞，我只見過一次他發脾氣，那是我六七歲住在古柏公寓時，舅舅還沒有與舅媽（張可）結婚，一天舅舅突然大發雷霆，氣憤不已，簡直像要爆炸了，三姨拼命地勸阻他，使勁把他壓到沙發上，要他平靜下來，我嚇壞了。我當時只知道，大概是有人說了舅媽的壞話，舅舅十分生氣，他絕對不能容忍無中生有的事情，他要去說理，要去拼命——長大以后我才明白，那是舅舅對舅媽至深的愛，容不得任何人傷害舅媽，哪怕有一絲一毫。舅舅舅媽是志同道合恩愛夫妻的典范，他們相敬如賓，同甘共苦六十年。解放前他們都是地下黨員，在黑暗里并肩為理想奮斗；解放后攜手共度困厄的境遇，埋頭于書卷之中；八十年代舅媽突發腦溢血，昏迷七天七夜，舅舅日夜守護在病床邊，舅媽康復后留下后遺癥，行動不方便，說話不利索，思維也大不如前，即使這樣，舅舅仍然對舅媽呵護有加，精心照料，出行必親自攙扶，吃飯必挑選舅媽愛吃的好菜慢慢送到她口中。舅媽愛吃北方的餃子，我與老伴退休回滬后，常帶些小禮物前去看望，舅舅就坦率地對我們說：“以后不要花錢買這些東西，你們餃子包得好，張可愛吃，以后就帶些自己包的來吧。”舅舅就是這樣坦誠直率的人。

三

后來我還理解到舅舅是個認死理的人，性格剛烈，正如他所撰寫的《向著真實》一樣，他反對虛假，追求真實真理。1955年當他因胡風問題被隔離時，審查人員跟他說，只要他承認胡風是反革命就可以放出來，他想不通，不肯承認，就被關押數年，還戴上帽子。巧的是當時我家住在香山路九號二樓，而舅舅就被關在馬路對面的房子里，一天媽媽從窗口眺望，發現舅舅在對面花園里，原來他就關在這里，每天也有放風的時間，外祖母得知后也趕過來，住在我們家，整天守在那扇窗前，等待舅舅出現。那時爸媽因與舅舅關系密切，受到批判，而上初中二年級的我也受到牽連，差點加入不了共青團。

“文革”中舅舅又被隔離審查送到鄉下，巧的是與爸爸關在同一個地方，一個大雪天，爸爸看到舅舅用冷水洗澡，發現他腦子又不正常了，一定是舅舅又想不通，鉆進了死胡同。1976年10月的一天夜里，舅舅突然來到我們家，爸媽緊張地把他拉到小樓上，舅舅伸出四個手指，小聲地說：“這幾個抓起來了！”大家激動得飽含淚水，“四人幫”被粉碎了，改革的春天來到了。

四

舅舅喜歡思考，善于思考，他研究問題如癡如醉，但他不愿當官，也自認不是當官的料。他曾說：“楚人生性剛烈，我父親脾氣不好，我的脾氣更不好，這樣的性格不宜當官。”八十年代上海市領導多次說服舅舅，要他出來擔任宣傳部長，據說是經胡耀邦挑選，建議上海市委請為人正直的老黨員出山。舅舅勉為其難，但是僅僅干了兩年就辭職不干了，他終于回到心儀的學術領域，沉浸在精神世界的海洋里遨游，他無比歡暢，悠然自得。

雖然我父母是搞戲劇，而舅舅是從事思想理論研究的，但是他們還是有許多共同的語言和愛好。記得在五十年代初期，舅舅、滿濤叔叔（舅媽的哥哥）、陳西禾和我父母經常聚在一起，每當看到一場精彩的演出（我記得有京劇、川劇、昆曲，秦腔等）他們激動萬分，興奮不已地議論，深入探討它的成功之處；當意見有分歧時，他們會毫不留情地爭論，面紅耳赤，額頭的青筋都爆出來了，嬉笑怒罵，無比歡暢，直至深夜，這是他們生活中最愉快的時光……幼年的我，不懂他們為什么要“吵架”，還擔心他們會“打起來”。到了老年，共同觀劇的機會少了，但是舅舅與親友相聚時，還是時常會抑制不住，像票友一樣唱幾句京劇。記得在圣誕節（由于外祖母是虔誠的基督徒，她在世時，每年圣誕節都邀請親友一起歡聚，唱圣誕歌，送圣誕小禮物、表演小節目），經姐妹們的盛情邀請，舅舅就拉開喉嚨，認真地唱京劇，一次他唱的是《空城計》中諸葛亮的唱段：“我正在城樓觀山景，只聽得……”大家聽得認真，有的在幫助打板，有的無聲地默唱，媽媽被勾起戲癮，情不自禁地跟著哼唱起來。此情此景，其樂融融。舅舅與四姐妹感情很深，總是創造家人團聚的機會，我至今保存的兩張全家福照片，都是舅舅召集大家拍的。一張是解放不久在大西路舅舅家門口的合影，那時我還不到十歲，外祖父外祖母都健在，好像是外祖父七十大壽之際，除了缺少小姨爹（還未結婚），是家庭成員最齊全的照片；另一張是2002年舅舅把姐妹和表兄妹都盡可能請到，也可說是最后一次家族大團聚，只有舅舅有這樣的凝聚力。如今照片中的老輩，大多已經離去，舅舅和他所愛的親人們都相聚在另一個世界里，我們這些當年的小字輩，也已白發蒼蒼，邁入老年，然而舅舅的音容笑貌永遠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