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授獎詞——

石一楓是新銳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說面對當下的社會現實特別是普遍的精神難題，尖銳發聲，引人注目并得到了讀者和批評界的廣泛認同。他的《世上已無陳金芳》等作品，以人物的獨特、文風之犀利以及俏皮的言說，使京味小說的傳統煥發出了新的生機與活力，為講述“中國故事”、積累文學的“中國經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魯敏的小說創作，在平白如水的日常生活中耐心地尋找著新的文學元素，重建了關于“底層生活”的知識和價值，呈現了特殊的文學史意義。她的小說既飽滿醇厚，又展示了豐富的可能性：早期專注于人性的幽暗，接續的是啟蒙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傳統；近期執著人間的友善和暖意，更多地顯示出沈從文、孫犁、汪曾祺的情感譜系。

李云雷是守正持重、富有情懷的青年批評家。他對“底層寫作”的持久關注和耐心闡釋，使這一文學現象有了歷史感和知識譜系性。他的《秦兆陽：現實主義的“邊界”》等論文對現實主義內在機理及發展變化的扎實研究和深刻見解，澄清了有關現實主義的理論誤區，以理想主義的姿態重申了現實主義的當代意義。

獲獎感言——

石一楓：以更加廣闊的胸懷和高遠的視野投入到文學實踐中去

石一楓發表獲獎感言

感謝馮牧文學獎評審委員會，感謝諸位評委與文學界的師友，能夠獲得本屆馮牧文學獎，對我而言無疑是莫大的鼓勵，當然也是鞭策。

馮牧先生是我所尊敬和仰望的文學前輩，像很多同代人一樣，他不是一位書齋里的作家，不是一位眼睛只盯著稿紙的文人墨客，而是一位與他所處時代、與中國社會同呼吸共感受的文化行動者。他的寫作、編輯與文學工作生涯，伴隨并見證了一代、數代中國人求解放、求自強、求新生與新知的奮斗歷程。也正是那些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十七年”、“新時期”等各個時代的親歷者和參與者，為我們這些后生晚輩提供了豐富的滋養與追求的方向。馮牧文學獎是一個獎掖青年作家與批評家的文學獎項，而在今天這樣一個互聯網與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社會，似乎存在著一種奇特的精神癥候，就是“媚少”，仿佛年輕就是絕對正確的，就是暢通無阻的，就是可以一邊撒嬌犯渾一邊自以為真理在手的。我這個年紀雖然不敢妄稱青春，但在文學寫作上，仍然把自己當作一個青年，今天這樣一個以“馮牧”命名的獎項也恰恰提醒了我，比起自鳴得意的輕狂和沾沾自喜的賣弄，我更需要的是學習與體會，是實踐與打磨，是以前代人的成績為基礎，找到自己在文學上完成新的探索的可能性。

說來我從事寫作的時間也有十幾年，愛好文學的年頭更長，然而作為一個作家，我似乎——當然只是似乎——明白自己應該寫什么樣的東西，應該怎樣去寫東西，大概也就是在近年以來。這與個人的成長經歷有關，也與我在寫作和閱讀過程中的體悟有關，當然更與當下社會的種種現狀與新變有關。像很多年輕的朋友一樣，我最初開始寫作，也是因為迷戀于自我表達，頂多是迷戀于為和自己相類似的同齡人做出自我表達。那時在寫作的潛意識里，仿佛只有“我”和“我們”才是無比獨特的，才是配得上千言萬語和大書特書的。而現在看來，這種心態又是多么幼稚和矯情，而且本質上是自私和自以為是的。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明白了比起“寫什么”和“怎么寫”，更加重要的問題是“為什么而寫”。關注更加廣泛更加復雜的生活，體會與我貌似不同但又無法割裂的人們的所思所感，進而嘗試著對今天中國人的生活境遇做出具有整體意識的剖析，成為了在我看來更有意義的事情，而這也是一個正在走向成熟的作家所應擔負的責任。比之于自己的故事，別人的故事當然沒那么容易講好，比之于單純的講故事，說出故事背后的世道人心則需要付出更多的艱辛，但與困難和挑戰同在，也正是時代為我們提供了豐厚的寫作資源。也許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國家的人們有幸像今天的中國人一樣睜眼就能看到滄海桑田：政治經濟的發展，科技信息的更新，生活方式的改變，人與人之間情感聯系的潛移默化，這些無不匯聚構成了令人一言難盡的現實。另一方面，與中國人民曾經為民族存亡而斗爭的歷史一樣，幾十年來改革開放也構成了一部波瀾壯闊的歷史。這些歷史與現實，都是值得我們去深入思考并留下文字印記的。而想要完成上述意義的寫作，就需要作家不再以單純的文學眼光去看待文學，不再以職業化的技術心態去應付自己的工作，而是以一種更加廣闊的胸懷和高遠的視野投入到文學實踐中去。然而以這個標準反觀自己，其間的差距令人慚愧。在寫作中，我未免一邊力不能逮，一邊又雜念叢生，所寫過的作品再翻回頭去看，也常常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恰因如此，我也只能繼續把自己的寫作和身邊那些活生生的人們所經歷的時代變遷結合起來，把自己的思考和前輩作家們業已開創并讓我們受益良多的文學脈絡結合起來，在寫作獨屬于這個時代的中國故事的過程中去了解中國，也了解寫作。最后，我還是再次向馮牧先生致敬，向主辦方和給予我方方面面扶助與教誨的師友們致謝，希望我日后的寫作能夠不辜負今天的這個獎項。

魯敏：我們的20年

魯敏發表獲獎感言

最早知道馮牧文學獎，是從幾位師友簡介里看到的，尤其是那些特別精短的簡介，幾十年寫作生涯的眾多獎項中，保留下來的極有限的備注里，馮牧文學獎總是保留其中，并就此傳遞出馮牧文學獎獨有的份量與氣息。記得上一屆（2016年）結果出來后，我還補充搜索了從2002年起的所有得主，那是一串令人尊敬的名字，說得夸張點，可謂是串起了近二十年文學創作與批評史上的一大串珍珠。今天我站在這里，首先是非常高興，也帶點惶恐，并想與另外兩位獲獎者共勉，但愿我們在過去，在現在，在將來的寫作，能無愧于這份寶貴的殊榮。

大部分寫作者，不管在公眾場合表現得如何十足自信、侃侃而談，那可能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與需要，但在內心里，我們實際上都飽受著孤獨和不自信的折磨，漫長的寫作生命里，常常是苦澀、干枯、形單影只的。這個時候，來自同行、前輩、專業領域的注目，真的特別重要，就像有人在拍拍你的背，鼓勵這么一句：干得不錯，繼續加油。所以，不管國外國內，都有著各樣的獎項、排行榜、稱號、推薦、比賽，我覺得都是為了給寫作者以鼓勁，讓各種類型、不同樣貌的寫作者得到一個被接納、被肯定和得以傳播的機會。

就比如像我這樣，我是一個非常典型和傳統的、通過文學期刊一步步成長起來的寫作者。從1998年寫作至今，恰好二十年了。這20年里最主要的寫作行為，就是往全國的大小文學期刊投稿，進行反復的淬煉，先是小刊，然后大刊，先是中短篇，然后長篇，短棒長刀的小手藝就這樣一天天的練，然后才慢慢進入批評家視野，再慢慢進入出版領域，再進入媒體和公眾……當然，最后這個媒體與公眾，慚愧，也只能說是相對程度的進入，因為我們這種寫作模式可以說是平淡無奇的，缺乏“傳播學意義上”的標簽或辨識度，但這又確實是我們這一代（也可能是最后一代）中大多數寫作者的成長路徑，我們仍然在以傳統、以幾乎是保守主義的方式在緩慢地自我鍛煉，我們對文體感或寫作觀總是懷有執念，對流行或市場化有自己的態度與選擇，我們還存有純粹文學意義上的野心并被這種野心所折磨，從而成為了更加孤獨和不自信的寫作者。

而這20年的寫作期，也是整個時代在高速發生著巨大變化的重要時期，我、或者說我們：目睹或參與著文學的忽而喧嘩躁動忽而靜水深流；眼看著網絡興起，數字出版與碎片化閱讀的前潮后浪；與此同時，伴隨著各自肉身的城鄉遷徙，我們的文本場域也自鄉土轉為都市；時間在讓我們變老的同時，也釀造著我們的感受與創造力，我們開始從個體經驗的局限擴展到與外部的呼應；隨著整個家國力量的崛起，我們也開始在世界文學版圖中一點點構造起自己的疆界。我們實踐著也見證著，文學在以貌似弱小和無形的方式，在嘈雜狂飆的世界中耐心傳遞著安靜的力量。

也許從某個角度來說，所有的寫作都是鏡子，映照著自我，映照著他人，也映照著時代的斑斕與激越。因為我們每個寫作者都在以不同樣貌的努力，試圖捕捉和呈現這激蕩時代巨軀上所懸掛著的、如同蒼耳一般的精微個體——隨著時勢的脈動與行進，蒼耳們會有著共同頻率的振動，也有自我意志的申張，并從中折射出人性的委泥與飄逸，其中的愛與夢，以及無限可能。

最后，再次感念為此獎提供不朽命名的馮牧先生、感念以及所有到場和未到場的評委以及幕后的工作人員。也許，我們今天這個獎對社會大眾的意義可能只是一則新聞或一條書單或幾個名字，可能在第二天就被更重要的其它領域的消息所覆蓋，但對文學道中人來說，文學獎總是持久的精神之光，是對所有過去那些“茫茫黑夜漫游”的褒獎與慰藉，也是對未來更漫長跋涉的持續能源供給——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因為有了像馮牧文學獎這樣帶有專業和肯定的目光，才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又公允的文學力量，推動著每一個寫作者不斷向前、走得更遠，同時也帶動整個文學場域的生生不息、蓬勃生長。

李云雷：文學批評要回到初心

李云雷發表獲獎感言

感謝馮牧文學獎的評委將這一重要獎項授予我，在這里，我想談談我對文學批評的理解，以及我做文學批評的初衷。五四以來，中國的文學批評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傳統，那就是通過文學批評與文學作品的互動，以及批評之間的爭鳴、辯論，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思想空間，這一空間既指向具體的審美問題，也指向一個時代的思想問題與社會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與探討，在社會較為廣大的范圍內引起關注，從而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與審美觀念，不斷推動社會進步。不論是在百家爭鳴的五四時代，還是在左翼文學與新月派、“第三種人”的論爭乃至在左翼文學的內部論爭中，文學批評始終走在時代思想的最前沿，不斷地引導著中國社會的前進，充分展現了其先鋒性。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文學批評的視野逐漸轉向，從關心世界轉向關心文學，從關心中國轉向關心“自我”，視野日益狹小。伴隨著1990年代大眾文化的崛起以及新世紀網絡文學的興起，傳統意義上的文學趨于邊緣化，文學批評的處境也漸趨困難。在這種境況下，要提升文學批評的影響力，我們需要回到批評的初心，直面現實問題，逐漸開辟新的批評空間。

當代中國已進入“新時代”，這對文學和文學批評來說是一個契機，我們既面臨著危機，也面臨著挑戰。文學批評應該站在時代的前沿，切入時代發展的核心問題，不斷提出新的思想命題，通過不同觀點的交流、交融與交鋒，引導文學創作朝新的方向展開，也引導作家們以新的眼光看待現實，以新的視野理解歷史，為想象力的飛升奠定堅實的基礎。

“新時代”需要重建文學批評的現實之維。當代文學批評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其當代性，在于對當代問題的揭示與精神上的探索，新的時代必然會帶來新的經驗、新的美學，當代文學批評的作用就在于從新的經驗與美學萌芽中發掘出時代特色，形成自己的價值體系與批評標準。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注重形式、敘述與技巧，這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有助于擺脫僵化的敘述模式，但發展到極端就成為另一種僵化，從而忽略了與現實世界的有機聯系。文學批評只有與現實保持密切的、血肉交融的聯系，才能切中時代的脈搏，并引導文學展開新的方向。

“新時代”需要重建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中國文學的重要性就在于與中國人血脈相通，以文學的方式凝聚中國人的經驗、情感，塑造中國人的心靈，只有這樣的文學才能成為中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受到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惟西方文學馬首是瞻，而較少關注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新世紀以來，伴隨著我們提倡“中國故事”，中國文學在逐漸轉向，近年來不少作家開始注重向傳統中國經典學習，但無論模仿西方經典還是模仿中國經典，都只是模仿，真正的創造在于從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與心靈出發，汲取鮮活的生命體驗，才能熔鑄成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新時代”需要重建文學批評的思想力度。現在不少作品中充斥著大量的細節，但卻鮮見具有思想沖擊力的佳作，究其原因，在于新時期以來我們的文學界過于強調“感覺”，并將“感覺”與“思想”對立起來，這導致作家的思想能力大為下降，不僅很少有作家有完整的對世界的整體看法，有的作家甚至以“沒有思想”為榮。應該說這一狀況的形成有特定的歷史原因，但時過境遷，面對紛紜復雜、日新月異的當今世界，如果作家不能由感覺而思考，由思考而思想，那將是我們民族的悲哀。今天我們需要強調文學批評的思想力度，通過提出新的思想命題，引導作家與讀者面對現實，共同討論，尋找未來的道路。

五四以來，中國文學與文學批評的初心就是塑造現代中國人的靈魂，今天我們仍未走出這一歷史視野，但相對于五四時期，置身于“新時代”的我們，在文化上更加自信，也更加從容，我們正走在新的道路上，我們也必將迎來新的光榮。

再次謝謝大家！